|
長期以來，史學界在論及1912年袁世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事時，幾乎眾口一詞，說是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的。認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位置本屬孫中山，只是由於各種原因，孫中山才不得不“讓位”給袁世凱。但歷史事實卻並不是這樣。
一 革命黨人和南方獨立各省，從開始醞釀到具體籌組民國臨時政府，自始至終都把臨時大總統一席定給了袁世凱
武昌起義後，隨著越來越多的省份脫離清廷，籌組一個全國性的革命政權就成為必要。但當時的革命党人卻根本沒有意識到掌握這一政權的重要。他們不僅拱手將湖北軍政府的大權交給了黎元洪等舊官僚，而且還把推翻清政府、爭取革命在全國勝利的希望寄託在袁世凱身上，甚至不惜以中華民國大總統的條件吸引和爭取袁世凱“反正來歸”。
第一，以袁氏推翻清廷，舉其為民國第一任大總統是革命党人輿論的基本導向。在國內最早公開報導以袁世凱為民國大總統消息的是革命派的刊物——《民立報》。1911年10月21日，該報在“歐洲關於中國革命之電報”欄內報導：“《每日鏡》（Daily Mirror）、《倫敦晚報》（London Evening News）及其他各報宣言孫逸仙已選袁世凱為第一總統。”之後，該報在陸續報導各省革命活動的同時，又發表了不少短評、社論，表示了希望袁世凱反正來歸和以其“為第一期之大政長，與環球總統、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壇坫之上”［①ａ］的政治意向。革命黨人的又一重要報紙——《神州日報》，也就袁世凱反正問題發表不少文章、社論，希望袁世凱“為中國前途計，為萬民生命計，乃至為公個人計、聲譽計、身家性命計”，“聯合鄂軍，卷旗北向”，“為中國共和國初開幕之第一任大總統，則國人感公，外人慕公”［②ａ］。該報在用短評、社論直接表明革命黨人自己舉袁為總統的政治態度的同時，還報導南方各方面頭面人物的公開表態間接表明自己的舉袁方針。11月12日的《神州日報》報導：“黎元洪以中國共和第一任總統許袁世凱。”第二天又報導：“袁世凱逗留不肯赴北京，聞已受黎元洪言願為共和領袖，以冀被舉為第一總統。”此外，該報還對其他各方面的舉袁態度進行了報導，11月2日的《神州日報》刊登了倫敦華僑、旅美芝加哥華僑的電報，稱“袁世凱資格，適於總統”，“項城宜於漢族總統”云云。上述二報作為當時國內革命黨人的機關報，其言論無疑反映了革命黨人的舉袁政治立場，對當時的政治輿論尤其是民國總統候選人問題起了導向與影響作用。
第二，南方與革命黨人函致袁氏，確表願舉其為大總統，鑄成千鈞承諾。早在1911年10月27日，湖北軍政府的首腦人物就曾以“全鄂士民”名義，寫信給袁世凱，勸袁“率部下健兒，回旗北向，犁掃虜廷”，並稱“漢族之華盛頓，惟閣下之是望”［①ｂ］。繼而黎元洪又與獨立各省都督就新政權及其首腦人選問題進行了緊急電商，結果“有七省都督已經同意成立一個共和國，推舉袁世凱為第一任大總統”［②ｂ］。在此同時，黎元洪曾對袁世凱之代表劉承恩多次表示：“以項城之威望，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③ｂ］11月12日，黎元洪又通過劉承恩帶信給袁世凱，再一次明確表示，只要袁氏“能來歸”，“與吾徒共扶大義，將見四百兆之人，皆皈心於公。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國〕大總統，公固不難從容獵取也”［④ｂ］。黎元洪作為當時獨立各省之總代表，上述表示無疑反映了當時整個南方對臨時大總統人選的取向，並且對當時政局與新政權的人事安排起了重要作用。“這封回信，並不是一句空話，後來進行談判即始終以此相周旋”［⑤ｂ］。
當時在英國倫敦的孫中山得知南方各省關於大總統“非袁莫屬”之意後，曾專門致電給民國軍政府表示同意：“今聞已有上海議會之組織，欣慰。總統自當推定黎君，聞黎有推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固國基。”［⑥ｂ］黃興則早在11月9日就以南方民軍司令名義親自致電袁世凱，說：“興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義斷無先後之別，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誠望袁“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蒼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載一時，祈勿坐失。”［⑦ｂ］宋教仁也多次表示擁護袁做民國首任總統。他說：“現在非新舊勢力合糅不可，正式大總統非袁公不克當選。”［⑧ｂ］
總之，南方獨立各省軍政首腦人物以及革命党領袖的這些函電、言論，實質上等於是向袁世凱發出了請其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邀請，從而鑄成了千鈞政治承諾。
第三，南北會談，初步達成“袁反正則舉為大總統”的協定。由於南方各省及革命派一再表示願以民國臨時大總統一席作為交換條件爭取袁氏歸正討清，列強便以為有機可乘。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致電南方各省都督府代表會，“提出三項條件；一、雙方即日停戰；二、清廷宣佈退位；三、選舉項城為大總統”，並稱：“如能照辦，則共和即可成立”［⑨ｂ］。各省代表聯合會立即對之進行了廣泛討論，並在此基礎上“又徵求黎元洪、程德全、黃興等人意見，均認為可行”［⑩ｂ］。這樣，南北間的各層次議和談判便正式展開。
一是黎元洪或黎之代表孫發緒、曾廣為與劉承恩、蔡廷幹、張春霆的武昌會談。該會談從11月初開始到11月底結束，前後進行多輪。會談中，黎元洪不止一次地表示，只要袁世凱反正，即舉其為“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國大總統”。二是汪精衛等人與袁世凱、袁克定的北京會談。袁世凱“對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汪則表示：“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總統）不可。”［①ｃ］當袁克定向汪精衛提出“舉伊父為臨時總統”、“南北統一”，伊父對蒙藏用“皇帝名義”等解決時局的條件，並要求汪商於南方革命党人時，汪精衛立即電告黃興，且立即得到回電：“若能贊成共和”，“中華民國大統領一位，斷舉項城無疑”［②ｃ］。三是顧忠琛與廖宇春的上海會談。1911年12月20日，受獨立各省聯合會所推舉的大元帥黃興的派遣，江浙聯軍參謀長顧忠琛與袁世凱的私人代表、保定陸軍小學堂總辦廖宇春（又名少遊）在上海開始密談。談判中，廖宇春提出優待皇室、組織共和政體、公舉袁項城為大總統等四項議和條件。顧忠琛保證：“項城傾覆清室，即推為大總統，此當然事也。”［③ｃ］經過商議，最後達成了包括意在舉袁世凱為大總統這一內容在內的五點協定。四是伍廷芳與唐紹儀的上海會談。談判從12月18日到31日，這是南北雙方的正式談判，也是南北間最重要的談判。內容雖然涉及到停戰、國體等多方面的問題，但其核心和關鍵卻在於由誰來掌握行將建立的新政權。談判結果，革命黨人同意“袁世凱反正，即推舉他為共和國總統”。除此而外，黃興還與唐紹儀進行了多次秘密接觸，“雙方約定，只要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即推舉他為共和國大總統”［④ｃ］。
第四，各省代表聯合會，以法律程式正式確定“虛位以待袁君反正來歸”。漢口會議：1911年11月30日到12月7日，各省軍政府代表聯合會會議在漢口召開。此次會議的主要議題與任務在於籌組臨時政府。經商議，與會“全體贊成于臨時政府未成立以前，推舉鄂軍都督為中央軍政府大都督”。“鄂省為暫時民國中央政府。凡與各國交涉，有關民國全體大局者，均由黎都督代表一切”。12月2日，會議又作出兩項決定：一是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21條）；二是決定“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⑤ｃ］。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顯然，作為籌組臨時政府的根本法律，此兩項決議具有臨時憲法的效力。
上海會議：12月2日南京光復。留在上海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于4日召開會議。根據漢口會議“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的精神，大會決定暫緩選舉臨時大總統，由大元帥負責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虛位待袁”。
南京會議：12月12日，14省共39名代表由武漢、上海齊集南京。在14日的全體會議上再次決議：暫緩選舉臨時大總統，“臨時大總統未選定以前，以大元帥暫行其職務”。這實質上是對漢口會議、上海會議形成“虛位待袁”的決定的再次確認和肯定。
二 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是獨立各省與革命黨人的權宜之計，“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的決定並未因此而有實質性改變
儘管孫中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長期從事革命活動，成為革命派的公認領袖，但是革命派與南方獨立各省在醞釀組織新政權時，著實沒有考慮自己的這位領袖。從前揭內容可知，獨立各省與革命党人在中華民國大總統人選問題上，自一開始就選擇了袁世凱，並且就是在袁世凱尚未來歸，“虛大總統以待袁君”，漢口會議決定設中央軍政府大都督，上海會議、南京會議設大元帥暫行臨時政府總統職務情況下，確定的中央軍政府大都督，臨時政府大元帥、副元帥也是黎元洪、黃興，而不是孫中山。可以說，“如果不是黃興和黎元洪之間在大元帥職位問題上形成了僵局，那麼，臨時政府早就組成了”［⑥ｃ］，即便其後孫中山歸國也不可能形成由他來主持臨時政府的歷史事實。孫中山歸國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則恰恰是臨時政府成立確實迫在眉睫，袁又遲遲不予來歸，黃興、黎元洪又在大元帥之職上形成僵局，臨時政府陷於難產這一特殊情況的產物。眾所周知，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武昌起義以來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確實迫切需要一個頭面人物出來主持政府，但“袁世凱並不急於把大總統的寶座作為南方的禮物接受下來”［①ｄ］。為著革命大局，12月4日的上海會議，在一面決定暫緩選舉總統，“虛位待袁”的同時，決定以大元帥暫行大總統職權、組織政府，並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黃興雖允“暫時勉任”，但因黎元洪的反對、江浙集團的異議而告吹。南京會議雖承認上海會議精神，但因黃興“力辭”不就，被迫重新改選黎元洪為大元帥，由黃興副之。因黎時在武漢，不便到寧主持工作，遂以黃興代其大元帥職權，並令“即速來甯組織臨時政府”，然而黃興依然不肯就職，臨時政府的組織陷於難產。而正值此時，孫中山卻自海外歸來，堅持北上，且自告奮勇要求出面主持大局。他認為，“我若不至滬寧，則此一切對內對外大計主持，決非他人所能任”［②ｄ］。一方需要一個頭面人物出來暫時代表袁世凱行使大總統職權，另一方願意出面“暫時承乏”，兩相需要，才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
但是，孫中山的當選，並不意味著孫中山在南方革命黨人的心目中就真正取代了袁世凱，也不意味著“虛位待袁”的思維定勢與先前的決定就得到了實質改變。由於在大總統人選問題上，人們心系袁世凱，非袁莫屬，因而當黃興向各省代表聯合會提議選舉孫中山為臨時總統時，各省代表聯合會便感不安，認為這樣有違“虛位待袁”的初衷，要違背漢口會議以來的決議。黎元洪之意，“就是因為有協議在前，恐怕和議破裂”［③ｄ］。在革命陣營內部對此也有諸多異議。章太炎就認為“總統之選，非能自庸妄陵獵得之，必其嘗任方面與為國務官者，功伐既明，大略既著，然後得有被選資格”［④ｄ］，主張“虛大總統以待北方之精英，樹大元帥以順南軍之志”［⑤ｄ］，甚至公開“倡言，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⑥ｄ］。最終經黃興等人“施加影響”，各省代表聯合會同意：“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再由被選者電告袁內閣，如和議成立，即當避席”［⑦ｄ］。29日，孫中山被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後，黃興即以漢口會議決議和顧忠琛與廖宇春協議，要求孫中山立即“致電袁世凱，宣佈此意”以“毋使我輩負諾”。孫中山不得不當即“聲明暫時就職”［⑧ｄ］。隨即，孫中山據各省代表聯合會之決議精神致電袁世凱，表明“暫時承乏”態度：“文既審艱虞，義不容辭，只得暫時擔任，……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⑨ｄ］在其後臨時總統的就職問題上，南方也“經過了一番考慮”，並在其就職誓詞中特地表明，“至專制政府既倒，……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⑩ｄ］，事實已十分明顯，孫中山就任的臨時大總統從一開始就只是一個“虛位待袁”、有名無實的臨時大總統，先前的“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的情況並沒有因孫中山當選而改變。
三 孫中山就任期間，徒有臨時大總統之名，而無臨時大總統之實，在事實上不過是替尚未來歸的袁世凱行使主持政府的大元帥
孫中山是一個具有強烈自尊心、自信心的民主革命家。在政體問題上，他堅決反對責任內閣制，表示“吾人不能對於惟一置信推舉之人，而複設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諸人之意見，自居於神聖贅疣，以誤革命之大計”［①①ｄ］。並認為袁氏來歸前的中華民國大總統非己莫屬，“一切對內對外大計主持，決非他人所能任”［①ｅ］。對於“臨時”總統名義他曾提出過異議，可是，不但他的主張沒有被接受，而且就連所任的臨時政府大總統在事實上也不過是徒有空名。這著重反映在如下兩個方面。
一是言論方面，孫中山一再被迫表態，暫時承乏虛位待袁。如前所述，孫中山還在當選為臨時大總統的當天就被迫聲明是“暫時就職”，爾後又親自對袁表明自己只是“暫時擔任”、“暫時承乏”。1912年元旦又以誓詞昭告天下，“專制政府既倒”，他就“解臨時大總統之職”。由於孫中山所就任的大總統一開始就被定性為“臨時”的，“虛位”的，因而才使孫中山在這一問題上非但不能理直氣壯地駁斥各種謬論，尤其是袁世凱的野心，反而唯恐各方疑慮，不得不一再發誓表明自己的虛位待袁、不會戀棧的心跡。臨時大總統一職就任不久，孫中山就一再聲明，“但求達共和之目的，無所私執”，一旦共和確立，即“退居林泉，長為自由國民”［②ｅ］。在《勸告北軍將士文》中，孫中山也說：“暫就臨時之任，藉以維秩序而圖進行；一俟國民會議舉行之後，政體解決，大局略定，敬當遜位，以待賢明。區區此心，天日共鑒”［③ｅ］。對於袁世凱，孫中山被迫一再剖白。1月2日，他親自致電袁世凱：“文不忍南北戰爭，生靈塗炭，故於議和之舉，並不反對。雖民主、君主不待再計，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諒之。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保民族之調和，清室亦得安樂，一舉數善，推功讓能，自是公論。文承各省推舉，誓詞具在，區區此心，天日鑒之。”［④ｅ］1月15日，孫中山又通過伍廷芳電告袁世凱：“如清室實行退位，宣佈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立即可正式宣佈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⑤ｅ］。後來當清帝退位，袁世凱通電贊成共和後，孫中山果于13日向臨時參議院表示：“本總統當踐前言，辭職引退”。孫上述的這些言論和最後的辭職行動，既是革命黨人與南方以暫時承乏，虛位以待袁君的錯誤方針的必然結果，又是孫中山之臨時大總統有名無實的絕好說明。
二是事實方面，從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虛位”的臨時大總統起，到同年2月14日臨時參議院接受辭去“虛位待袁”之臨時大總統一職止，前後共40餘天。在此40多天裏，整個南京臨時政府皆是“名”“實”不符。就政府而言是總長取名，次長取實，而史有“次長內閣”之稱。作為總統之席在實質上則是孫中山取其名，“虛位待袁”取其實。以致孫中山在行使臨時總統權力時總有些躡手躡腳，力難從心。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重要骨幹張繼就說：“總理在臨時總統期內，諸事由克強作主，……群眾開會時，總理偶參加，僅坐會場前列，並未特置臺上坐位。而諸同志仍呼為‘先生’，甚少呼大總統者”。［⑥ｅ］胡漢民也說：“時戰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於各省，各部亦備員而已；獨克強兼參謀總長，軍事全權，集於一身，雖無內閣之名，實各部之領袖也。”［⑦ｅ］在此期間，極富革命精神的孫中山確曾有過誓師北伐、直搗黃龍，以取消南北議和，衝破“虛位待袁”藩籬的打算。但是，由於黃興主張“化敵為友”，給袁世凱“一個民選的總統”［⑧ｅ］，汪精衛則“攻擊孫先生本人有權利思想”［⑨ｅ］，“捨不得丟掉大總統的位置”［⑩ｅ］，其他諸人也心向袁世凱而不得不轉而同意繼續南北議和和虛位待袁。爾後，孫中山盡力克守“臨時”總統之本份，把工作的重點主要放在臨時政府日常工作的主持和如何在捍衛共和國成果前提下把位置還給袁世凱方面，即便是對具有立法性質與最高權力機關的各省代表聯合會通過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改總統制為責任內閣制，作為其有實施責任之總統的他，也因其虛位性質且終將歸位於袁而沒有實施。2月12日，清帝退位，袁世凱通電贊成共和。13日，孫中山提出辭職諮文，並于次日得到南京臨時參議院批准。15日，南京臨時參議院又以全票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氏最終反正歸位。“南京各地各色人物彈冠相慶，連袂北上，其擁袁之熱烈可見一斑”。［①ｆ］南京臨時參議院則在通電中稱讚袁氏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②ｆ］，而把曾作為臨時政府首位大總統的孫中山排斥在列位之外。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正式宣誓就職，同時任命唐紹儀組閣，以接管由孫中山看守的臨時政府。4月1日，孫中山交出臨時總統大印，正式解職，至此，孫中山還位袁世凱的手續最後完成。
綜上所述，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席的人選問題上，南方獨立各省與革命黨人自始至終都是選定的袁世凱而不是孫中山。孫中山1911年底的當選只是他們在臨時政府組建迫在眉睫而袁世凱尚未反正來歸的特殊情況下採取的一個權宜之計，並且，孫中山所任的始終不過是一個有臨時總統之名，而無臨時總統之實的“虛位待袁”的總統，純系“暫時承乏”。爾後孫中山卸任交印實屬還位於袁世凱而非“讓位”給袁世凱。孫中山作為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家、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偉大領袖，他的民元“還位”的確是一大憾事，也確令我們無限惋惜，抑或無法接受。但是，這畢竟是真實的歷史事實。對此，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應該予以勇敢的正視，以還歷史事實的本來面目。至於造成這一歷史悲劇的原因，自然不是孫中山個人的主觀願望使然，而應當從當時中國的國情，尤其是整個資產階級局限性中去尋找。
①ａ《民立報》，1911年10月28日。
②ａ《神州報》，1911年11月6日。
①ｂ楊敦頤：《滿夷獵夏始末紀》第八篇。
②ｂ《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十三編），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26頁。
③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6頁。
④ｂ⑤ｂ《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4期，第125頁。
⑥ｂ《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2年，第547頁。
⑦ｂ《近代史資料》1954年第1期，第71頁。
⑧ｂ李劍農：《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167頁。
⑨ｂ《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4期，第126頁。
①ｃ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第115頁。
②ｃ《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94頁。
③ｃ《辛亥革命》（八），第106頁。
④ｃ李宗一：《袁世凱傳》第187頁。
⑤ｃ轉引自李侃等《中國近代史》（第四版），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391頁。
⑥ｃ薛君度：《黃興與中國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頁。
①ｄ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8頁。
②ｄ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三輯，臺灣中央文物供應社1958年版，總第426頁。
③ｄ⑦ｄ《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4期，第127頁。
④ｄ⑤ｄ《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第843頁；上冊，第463頁。
⑥ｄ①①ｄ《革命文獻》第三輯，總第427、428頁。
⑧ｄ⑩ｄ《辛亥革命》（八），第107、8頁。
⑨ｄ《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頁。
①ｅ⑦ｅ《革命文獻》第三輯，總第426、430頁。
②ｅ《辛亥革命資料》，第29頁。
③ｅ《辛亥革命》（八），第18頁。
④ｅ《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頁。
⑤ｅ黃季陸編：《總理全集》下冊，《文電》，第8頁。
⑥ｅ轉引自薛君度：《黃興與中國革命》，第131頁。
⑧ｅ⑨ｅ《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文史資料出版1981年版，第200頁。
⑩ｅ吳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57頁。
①ｆ柏文蔚：《五十年經歷》，轉引自徐梁伯《應該重新評價孫中山“讓位”》，見《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4期。
②ｆ《辛壬春秋》第一冊，第3頁，轉引自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下冊，第1118頁。
（資料來源：《史學月刊》1997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