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歷史是多麼的捉弄人，一個由“暗殺團”改名，“本為暗殺計”而組織起來的革命團體，最後卻以其主張暗殺的領導人（陶成章）被“自己人”暗殺而解體，而那個暗殺了“自己人”的人（陳其美）又以被人暗殺而身亡。這個團體就是光復會，它與當時的暗殺活動結下了不解之緣。辛亥時期一系列暗殺密謀和暗殺活動與光復會有關。 

1905年，徐錫麟、陶成章等在紹興設立大通學校以容納訓練招來的會黨成員並貯藏購到的槍支、子彈。徐錫麟曾想于開學之日，集紹興城大小清吏盡殺之，同時起義，請陶成章通知各府黨人同時回應。陶成章以浙江非沖要地，欲在浙江起事，非先上通安徽，並以暗殺擾亂南京不可，因力勸之而止。[1]（p27）後來徐錫麟將這種乘學堂集會機會槍斃官員而發動起義的謀劃用到了安慶起義中。1907年7月6日（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廿六日）身為安徽巡警學堂會辦的徐錫麟，乘巡警學堂舉行學生畢業典禮之際，槍殺安徽巡撫恩銘，倉促發動起義，失敗後被殺害。[2] 

早在1904年前，陶成章就走魯入燕，密謀在頤和園暗殺慈禧太后，舉行中央革命。後懼謀泄乃退而之東。1908年陶成章等密遣同志王金髮，暗殺了被懷疑出賣秋瑾的胡道南於紹興某寺。[3]（p231）（蔡元培謂胡道南被暗殺屬冤死。）1909年前後，陶成章甚至還擬於北京設妓院，以美人誘惑滿清貴族于席間而鴆之，為一網打盡之計。[4]（P526） 

王金髮在暗殺了胡道南後，又乘間槍斃了叛徒汪公權。還暗殺了吞沒黨人募款之某公司總理。[5]（p470—471） 

尹銳志、尹維俊於1909年（宣統元年）曾率同志十余人由滬赴京，擬謀刺清廷權貴要人。他們在京住了一年時間，密制炸彈，求機伺隙，卒因人地生疏，而清廷防範殊嚴，得手不易，憤然而返。[5]（p487） 

二 

光復會成員為什麼熱衷於暗殺活動呢？ 

第一，光復會起源於暗殺團。 

1903年是中國留日學生從愛國走向革命的關鍵的一年。在那一年發生的拒俄運動中，留日學生出於對俄國不講信義，強佔中國東北的義憤，欲組織拒俄義勇隊（又稱學生軍）開赴東北抗擊俄國侵略軍。但組建軍隊的行動被日本當局禁止，他們便改名軍國民教育會。該會成立之初，繼承了拒俄義勇隊或學生軍的宗旨、手段，即通過向清廷大員請願，表示願赴疆場抗擊侵略。後來，由於派回國內請願的特派員受到冷遇，愛國熱情被當頭澆了一盆冷水，激進的留學生便將鬱積心中多時的排滿情緒通過《發起軍國民教育會意見書》表達出來，並將宗旨由原來的“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愛國主義”改為“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民族主義”。在不贊成激進的學生退出以後，留在軍國民教育會的多為比較堅定的激進分子。他們主張以三種手段進行排滿革命：鼓吹、起義、暗殺。活動逐漸由公開轉入秘密，由海外轉入內地，由言論轉入行動。蘇鵬的回憶證實了我們的分析： 

“清癸卯、甲辰間，予遊學於日本，適日、俄交戰于我滿洲之野，留學同人，組織義勇隊，欲效命疆場，冀以敵俄人，而有以鉗日人之口。主之者，為黃君瑾午（後更名克強），……無何，為清、日兩政府協謀所解散，群情更憤，遂改為秘密結社，效俄虛無黨之所為，實行暗殺。名曰‘軍國民教育會’。本部設東京，由黃瑾午……與予等主之。設支部于上海，由蔡孑民……等主之，以愛國女校為機關。後吳樾之在天津狙擊出洋五大臣（恐其假立憲之名，阻礙種族革命），徐錫麟之在安徽刺殺恩撫，皆軍國民教育會實施之政策也。當此之時，孫總理中山先生，組合南部會黨，謀革命，與留學界為桴鼓之應。”“軍國民教育會之組織，是謀對滿清君臣，實行暗殺之政策……”[6]（p315—316） 

軍國民教育會內根據其宗旨將機構分為鼓吹、暗殺、起兵三部。會中一部分人秘密組織了暗殺團，欲先狙擊二三重要滿大臣，以為軍事進行之聲援。黃興、陳天華、龔寶銓等都是當時暗殺團的團員。 

1904年，龔寶銓回到上海，立即行動，組織暗殺團，與陶成章、敖嘉熊、黃興暗中配合。暗殺團成立後，人數極少，力量單薄。龔寶銓想擴大組織，與陶成章、蔡元培等人商討，決定擴大暗殺團，吸收更多的人參加，於是光復會遂在上海正式成立。除他們三人外，章太炎、秋瑾、徐錫麟、王金髮、尹氏姐妹等都是會中著名人物。所以馮自由稱：“光復會的成立與軍國民教育會有直接關連。龔寶銓是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成員，回國後即於1904年冬在上海建立暗殺部，‘所行規章，頗為嚴密’。這時，原中國教育會會長蔡元培已經從青島回到上海，並且曾與黃興、陶成章等有所策劃。蔡元培知道有暗殺團的組織，便請求參加。暗殺團隨即改名為光復會，又稱復古會。”“推舉元培為會長，壁壘為之一新。”[7]（P62） 

第二，光復會主要領導人和骨幹多主張暗殺。 

不僅龔寶銓，當時光復會的主要領導人和骨幹也多是主張暗殺的。 

蔡元培當時“覺得革命只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他辭卸《警鐘日報》編輯之任後，在上海創辦愛國女校，自任校長。那時辦女校，一般是以培養賢妻良母為宗旨，但愛國女校在蔡元培主持下，並不取賢妻良母主義，而是要造就像俄國虛無黨一派之女子。除年幼者照通例授普通知識外，年長一班則為學生講授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主義等，尤其注意理化，在各門功課中學習時間最長，學分最多，作為訓練製造炸彈的準備。當他知道龔寶銓的暗殺團要擴大時，積極參與進來，作為暗殺團的一分子。 

陶成章一貫贊成暗殺。他在其起草的《龍華會章程》（據楊天石、王學莊和李時嶽等考證，該章程實際是1908年江浙皖閩贛五省革命協會章程，應正名為《革命協會章程》）中就盛讚張良謀刺秦始皇。宣統二年正月（1910年2月），從同盟會中分離出去的光復會于東京成立總部，以章太炎為正會長，陶成章為副會長。陶成章在《致石哥書》中稱：光復會“必不汲汲擴張，以教育為進取，察學生之有志者聯絡之，如是而已，又一面經營商業雲”。“且先講持久策，其策無他，先集數千金，或萬金之款，辦暗殺事宜，以振助華僑始可。”[8]（p321） 

章太炎雖未明確表示支持暗殺，但他在講解佛教教義時，暗示贊成對敵人採用自殺式攻擊手段。章太炎在當時革命青年中，以其博采群學的文章和傳統的文化思想大受歡迎，他所宣揚的佛學教義和虛無主義哲學思想正好適合個人恐怖主義者們的口味。章太炎自己深受影響，又來影響他人。1906年出獄後，他來到東京，在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演說，大張旗鼓地號召“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之道德”，竭力推崇佛學中的法相宗與華嚴宗，認為佛學中禪宗以外，法相、華嚴最為可用。因為“這華嚴宗所說，要普渡眾生，頸目腦髓，都可施捨與人，而道德上最為有益；這法相宗所說，就是萬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無形的法塵，總是幻見幻想，並非實在真有”。又說：“殺了一人，能救眾人，這就是菩薩行。”[9]他後來解釋他主張佛教的原因是“特欲發揚芳烈，使好之者輕去就而齊死生”。[10]他還宣揚“自戕之風，當開之，不當戒之”。[9]（p236）他所說的“殺了一人，能救眾人”實際是對暗殺活動的肯定。 

第三，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 

從以上諸人的言論可以看到，當時光復會的暗殺活動主要受到清末幾種流行的社會思潮的影響： 

1.外國無政府主義、個人恐怖主義的影響 

無政府主義起源於19世紀40年代的西歐，他們鼓吹絕對自由，反對一切權威，否認任何政府，為實現其無種族、無國界的理想社會，主張以暗殺、破壞及暴動為手段。19世紀後期，對俄國革命影響較大的民意黨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崇尚暗殺，但是他們並不反對建立國家和政權。到19世紀末無政府主義開始傳入中國，而隨後俄國民意黨的一系列政治暗殺活動對中國產生了相當的衝擊，到20世紀初年，無政府主義學說漸漸在中國盛行起來。急於尋求救國之途的革命黨人將其作為推動中國進步的思想武器而大加宣傳，其中留日浙江學生創辦的《浙江潮》就是其宣傳陣地之一。 

蔡元培早期也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在其創辦的《俄事警聞》上，他積極介紹無政府主義，提倡暴力和暗殺。在追溯其革命經歷時，蔡元培在上海創辦愛國女學從事革命活動時，即為學生講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的歷史。[11]（p330—331）此外，在20世紀初，章太炎、劉師培等對光復會有著重要影響的人也紛紛鼓吹無政府主義，認為“無政府主義，于學理最為圓滿”，“今日欲行無政府革命，必以暗殺為首務也”。[12]受光復會影響的吳樾其轟動一時的革命檄文《暗殺時代》中寫道：“而號召革命者，夫亦曰：人類不齊，人心不一，一言革命，則畏首畏尾，顧身命而不前，未足與有為也。予於是西驗歐洲，東觀日本，而見其革命之先，未有不由暗殺以布其種子者。俄之虛無黨，其近事矣。今日大地之上，轟轟烈烈，傾人耳目者，莫若虛無黨之名。夫亦知虛無党之於今日，為何時代乎？於昔日又為何時代乎？吾敢斷言曰：‘十九世紀下半期，為虛無黨之暗殺時代；二十世紀上半期，則為虛無黨之革命時代。’不有昔日之因，焉得今日之果？我漢族何為乎？我同志諸君何為乎？吾又敢斷言：‘今日為我通知諸君之暗殺時代，他年則為我漢族之革命時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種今日之因”。[13]（p718） 

2.對中國古代遊俠、刺客精神的頌揚 

中國的知識份子向來注重名分，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為使暗殺不致背上“弑君”、“殺官”等違背中國封建倫理道德之罪名，從而招致人民對其革命活動的反感，革命黨人將政治暗殺活動渲染為頗富有古代遊俠不惜身死，為國請命、為民伸義的悲壯色彩。陶成章就讚揚張良刺殺秦始皇：“（秦始皇）他恐怕人家造反，便收聚著天下的兵器，都拿來一把火銷毀掉了。這個心思，狠不狠呢？哪曉得他還沒有死，韓國就有個張良，拿著一個千斤重的鐵錘，在博浪沙中等他出來的時候，要打死他。雖然打他不著，到處搜了十日，連影兒也搜不著半個。後來百姓曉得皇帝的本領，不過如此。”[4]（p536）秋瑾更是自號“鑒湖女俠”，在其《寶刀歌》中詩以詠志：“主人贈我金錯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鐵主義當今日，百萬頭顱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寶光，輕生七尺何昂藏。誓將死裏求生路，世界和平賴武裝。不觀荊軻作秦客，圖窮匕首見盈尺，殿前一擊雖不中，已奪專制魔王魄。”[14]此外還有“搏沙有願興亡楚，博浪無椎擊暴秦”[15]（p79），“何人慷慨說同仇？誰識當年郭解流？時局如斯危已甚，閨裝願爾換吳鉤”[15]（p88）等等詩句中稱頌古代遊俠、刺客捨生取義的精神。 

其實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已遠遠超越了古代遊俠“士為知己者死”的狹隘效忠觀念，他們在賦予政治暗殺這一西方舶來之革命手段以古代遊俠精神的同時，又賦予了古代任俠思想以新的革命的時代內涵。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是為了“種族之思，祖國之念，為民請命，而宏大漢之聲”。[16]徐錫麟刺殺了對他頗為器重的巡撫恩銘之後在公堂上大聲宣告：“新甫待我私惠也，我殺新甫，為漢族出氣，乃公憤耳！”此種胸懷、此中氣概，比之聶政、荊柯何啻雲泥！ 

3.某些宗教教義和虛無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 

光復會的暗殺活動除了受到無政府主義和古代刺客精神的影響外，還與某些宗教教義以及虛無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有關。 

一方面，有些革命党人或愛國人士，從宗教教義中汲取養分為其所用，宣揚虛無主義的思想，使革命者輕於“捨身就死”。章太炎因“蘇報案”入獄的幾年中潛心研習佛學，認為佛學中除禪宗外，法相、華嚴最為可用。他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說：“照佛教說，逐滿複漢，正是分內的事。又且佛教最恨君權，大乘戒律，都說：‘國王暴虐，菩薩有權，應當廢黜。’又說：‘殺了一人，能救眾人，這就是菩薩行。’……所以提倡佛教，為社會道德上起見，固是最要；為我們革命軍的道德上起見，亦是最要。總望諸君同發大願，勇猛無畏。我們所熱心的事，就可以幹得起來了”。必須“要有這種信仰，才能勇猛無畏，眾志成城，方可幹得事來”。[9]章太炎在獄中潛研佛學顯然並非是消極遁世，而是“企圖把佛學‘改造’成為革命鬥爭和個人意志鍛煉的‘思想武器’。”[8]（p198—199） 

另一方面，小資產階級對於殘酷的現實感到厭惡、絕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裏無以為生，而西歐、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又使他們感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仍無前途，於是‘以宇宙為囹圄，以境遇為桎梏’，‘俯困仰苦不可終日’”[17]（P204），因而悲觀、厭世。革命党人陳天華、楊篤生都曾積極要求參加暗殺，最終蹈海而死，結束了他們年輕的生命。因炸五大臣而身亡的吳樾，在《暗殺時代》一書中寫道：“死於非命與否，可不必權其輕重”，與其“奴隸而生”，不如“不奴隸而死”等等，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其對現世的絕望。 

第四，小資產階級革命性與狂熱性的表現。 

上文都是暗殺思潮由以出發的思想材料，而它的根源卻深藏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之中。清王朝封建專制主義的殘暴統治激起了反抗，資產階級爭取資產階級社會的誕生需要暴力，而把暗殺與武裝起義一起作為這種反抗和暴力的手段，則是由革命黨人那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階級地位和世界觀決定的。暗殺思潮既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革命性的體現，又是他們狂熱性動搖性的體現。 

一方面，採用暗殺手段進行“排滿”、革命是光復會的革命黨人考慮到敵我雙方力量對比懸殊，而採取的較為可行的方法。雖然採用武力革命是革命黨人的既定方針，但在當時條件下，內有封建統治者頑固抵抗與瘋狂鎮壓，外有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干涉內政，如果不採取實際行動就會使革命士氣低落，而輕言暴動只會給革命造成更大的損失，而暗殺適宜行動，花費既少，萬一失敗損失也不大，因而成為他們的首選方式。1910年2月，光復會在東京成立總部，陶成章提出：“否則會既成立，於一二年內，竟乃影響全無，其可乎哉？如不用暗殺，轉用地方起兵，喪民費財，禍莫大焉，一有不慎，必引外國人之干涉，後事蓋難著手矣。”[8]（p321） 

另一方面，光復會主要成員雖然從家庭出身來看，有官僚、地主、士紳之家，但他們本人均正在由傳統士子向新式知識份子轉化，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狂熱性在他們身上都有明顯的體現。他們想革命，又害怕艱苦，希望革命速成，於是企圖用暗殺滿洲大員的方法達到革命的勝利。吳樾認為，暗殺“不過頃刻之苦，此日尚可盡樂於餘生”，而進行革命則“艱險為備，責任為钜，一日不達目的，卻一日不得辭其難”[13]（p393）。他的想法無疑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三 

我們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光復會採取暗殺手段進行排滿革命有著積極的和消極的雙重作用。 

首先，積極的方面主要表現在： 

1、有力地打擊了敵人的氣焰。光復會的暗殺活動曾陷清廷於恐怖之境，使大小官員談虎色變，不敢悍然與革命党人為敵。“自恩銘被刺後，封疆大吏，背不貼席。有設軍隊以自衛者，有深居簡出，有諭道府以下免迎送者。”[18]肅親王善耆與鐵良、端方等“鑒於徐錫麟之暗殺，鹹有戒心，各自設法向党人施展金錢政策，使為己用”，[19]（p232）有的甚至派人“到東京求和於黨人，願出萬金以買其命”。[1]（p48）劉思複在粵謀炸李准，徐錫麟在皖刺死恩銘，清廷之巨頭，群震懼而不敢妄逞淫威，變其高壓手段，而為軟化方法。若肅王之尊禮黨人，端方之牢籠學生，其明證也。党人亦即借此機會，措置裕如，所以群治學社成立，經一年又九月之長久時間，未受風浪，得安心從事於組織、宣傳、訓練諸工作，儼成節制之師。[20] 

2、激發了革命黨人的士氣，鼓舞了民眾。光復會的暗殺活動或為起義之先聲，為起義製造聲勢、掃清障礙，如1907年徐錫麟槍擊安徽巡撫恩銘，1911年李燮和、陳方度謀刺廣州巡警道王秉恩等，均是為了配合武裝起義而採取的先期行動；或者在革命低潮時，鼓舞士氣，同時削弱封建統治勢力，如1909年，尹銳志、尹維俊姐妹曾率十余同志赴京，謀刺清廷權貴要人。以此作為革命高潮之間的過渡手段，也未嘗不可。魏蘭評價徐錫麟：“當此二十世紀，亞東大陸，轟轟烈烈，驚天動地，喚醒無老無少無男無女，其事傳佈于五洲萬國者，非吾浙徐君錫麟之槍殺恩銘乎。……然而徐之能成如此之事功者，非徐一人能自成之，以有無數之英雄豪傑，有以致之也。”[1]（p4） 

3、懲處了內奸、叛徒，消除了革命隊伍內部的隱患。1906年，徐錫麟在山陰縣令的宴席上聽見輔佐縣令辦教育的舉人胡鐘聲對人說大通學堂“是亂黨，想造反”，當晚大通學堂党人張伯歧就將胡刺死；1908年，陶成章派人暗殺了出賣秋瑾的紹興府學務處總辦胡道南；1909年，王金髮擊斃叛徒、奸細汪公權等，既消除了革命隊伍內部隱患，為革命保存了實力，同時又給予叛徒、奸細以警戒。 

其次，消極方面也是顯而易見的： 

1、在令清廷權貴震驚之餘，促使他們提高了警惕，在加強了自身防禦設施的同時，加強了對革命黨人的搜捕、鎮壓，不利於革命力量的發展。在吳樾謀炸五大臣未遂後，清政府“急設警部，將大整頓員警之政，以防輦轂之安全。近日則又有議推行各省，每省巡道除鹽糧外皆改為巡警道，以廣興所屬地方之員警。噫，清政府伺察漢人之手段乃愈出愈工矣。”[21] 

2、對暗殺手段的過渡依賴，使得部分革命党人醉心於“一擊見成敗”完成革命的“速成法子”，而不願意去從事長期、艱苦的發動人民群眾的工作。都為其“易者”，則何人為其“難者”？實際上無論在什麼時候，暗殺都只能是革命工作的輔助手段，正如吳玉章所說：“我們懷著滿腔的熱情，不惜犧牲個人的性命去懲罰那些昏庸殘暴的清朝官吏，哪里知道殺了統治階級的個別人物並不能推翻反動的階級統治，尤其是不能動搖它的社會基礎呢？”[22] 

3、暗殺手段引入近代中國政治鬥爭後即被濫用，不僅成為革命黨人進行革命鬥爭的武器，同時也被部分黨人用作內部鬥爭、消除異己的方法，而清政府及北洋軍閥更是將其用作剷除革命黨人的利器。為光復會出力最多、貢獻最大的陶成章因為內部爭權而被陳其美派人暗殺，而陳其美又被北洋軍閥暗殺，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歷史捉弄人啊！ 

四 

那麼，對於光復會的暗殺活動我們應當怎樣評價呢？其實我們不僅僅要評價光復會的暗殺活動，還有後來頗具因果迴圈色彩的，主張暗殺的光復會領導人陶成章被陳其美暗殺，以及陳其美其人又被人暗殺，我們都應當有個清楚的認識。暗殺其為器，利耶？弊耶？ 

時人認為，對暗殺活動，“先審其敵，次觀其志，而後是非乃略定。”[23]今天我們比之近人又多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方法，筆者以為，對於暗殺活動，當先觀其時，即分析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再觀其敵，即考察暗殺活動的物件；三觀其志，即審察暗殺活動的目的，而後是非乃定。 

首先，看看光復會一系列暗殺活動發生的時代背景。這一點可以說是眾所周知，近代中國腐朽的封建王朝已經走到了末路，但卻搖而不墜，危而不傾，更加變本加厲地剝削壓迫廣大勞動人民；面對帝國主義的蠶食鯨吞自身毫無辦法，卻又束縛國人手腳，積極扼殺任何使中國走向進步的努力；不惜以其一家一族眼前之利，而損全國各族長遠之利。當此亂世，仁人志士報國無門，求變無途，既沒有健全之法制可循，又沒有合法的方式可用，非常之法，難以成事。因而，暗殺可用。 

其次，考察光復會暗殺活動謀刺的物件，非滿清權貴，即叛徒漢奸。前者吸取民脂民膏，為維護清政府封建統治而羈縛民之身心，他們都是中國進行革命、社會走向進步的障礙，除之則有利於革命之成功、社會之發展，因而，暗殺可用。但反觀陳其美之殺陶成章、袁世凱之殺宋教仁、乃至後來國民黨特務之槍殺李公僕、聞一多，其所暗殺者或為革命奔走之志士，或為民主呐喊之仁人，對此暗殺手段，我們只能斥之為卑鄙、無恥。 

第三，分析光復會暗殺活動的目的。光復會暗殺活動之目的，一為剷除封建統治者，為革命掃清障礙；一為喚醒民眾，進行徹底革命，如吳樾之殺五大臣，使民眾不為清廷之假立憲所矇騙；一為懲治叛徒、奸細，保存革命實力；此外還有一點，即吳樾所說，暗殺清政府官吏，清政府“必起而大行壓制之手段，將不盡滅我漢族而不甘心”，根據“原動力大者，其反動力必大”的原理，殘酷的鎮壓，必然引起人民強烈的反抗，促成革命的爆發。[13]（p726—727）上述之目的，簡而言之，就是要推進中國革命，推翻滿清政府，促進社會進步。其出發點是好的，並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目的，因而我們說，光復會的暗殺活動是革命活動的一部分，是應當給予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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