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激進變革中的逸軌 

綜觀辛亥劇變的歷史軌跡，軍事近代化的先導地位和軍人集團的政治張力無疑是引人注目的亮點。近代中西文明碰撞既然以軍事為主線，防衛型近代化便是唯一合理的選擇，先是引進堅船利炮，繼而編練西化的新軍，清廷“師夷之長技”的軍事舉措愈益激進，但這種蘊涵近代西方異質文化的新生事物，卻與傳統政治文化殊難契合。近代軍事變革浪潮衝破了千年王國的停滯狀態，也為近代軍人角色的凸現創造了難得的機遇，由此產生的文化墮距和政治離異更是朝廷始料未及的結果。 

近代化常備軍本質上屬於西方工業文明的產物，從早期海軍留學生嚴複成為近代中國人文精神啟蒙大師，到清末大批留日士官生變為革命黨人的事實說明，“一個社會想把軍隊西方化而讓其他方面保持原樣，這是空想；這在彼得式的俄國、十九世紀的土耳其和美赫麥德·阿裏的埃及都得到了證實。因為不僅是一個西方化了的軍隊需要西方化的科學、工業、教育、醫藥，就是軍官本身也接受了一些和專業無關的西方思想——如果他們出去留學學習本行的知識的話那就更是如此。”（注：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下冊，第275-276頁。）軍事近代化從技物層次、制度層次到觀念層次的先導地位，拉大了近代化軍隊與傳統社會之間的文化墮距。在大多數後發展國家政治現代化的啟動階段，先進的軍隊通常表現激進，其主體意識、自為能力與社會影響的明晰和增強，促使激進的近代軍人逐步逾越傳統文化和體制的軌道，充當社會政治變革的馬前卒。 

平心而論，沿襲西法編練新軍堪稱中國近代軍事的一場深刻革命。但是，由於清政府缺乏有效調控激進改革的政治能力和社會資源，致使激進的軍事改革衍生出一系列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例如，近代兵役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千百年來兵與民的社會阻隔，西化的新軍不再是傳統四民社會的另類群體，而是國民仿效的社會楷模。從“好男不當兵”到“國民俱是兵”的轉捩，使“無兵文化”的傳統社會遭遇嚴峻挑戰，近代軍人強勢進取與傳統士人淡出中心更呈強烈反差。近代軍人挾改革之勢入主社會，必然引發社會領導角色的轉換和四民結構解體，進而危及傳統的社會政治架構和政制運作方式。主導改革的清政府理當意識到改變“祖宗成法”、更替社會主幹帶來的“後遺症”，但在防衛型近代化的歷史背景下，由近代軍人擔當社會領導角色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清末軍事改革與軍人政治逸軌成正比，越是激進的改革，越容易誘發政治逸軌。特別是湖廣總督張之洞所施行的開明政策，將湖北新軍變成了知識化、社會化的政治“大學校”，以開放的軍營作為集聚社會精英的場所和反映社情民意的視窗，其社會政治意義遠非封閉落後的舊式軍隊可以比擬。知識化的新軍軍人從幕後走上前臺，亦改變了文盲化的舊式軍人受制于四民社會文化傳統的邊緣角色。知識化的新式軍人不僅要求改善經濟條件，而且要求改善社會政治地位，並對國是享有更大的發言權。儘管清末軍事改革大大提高了新軍軍人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但是，惡劣的軍隊內部關係和殘酷的階級壓迫，仍然使立志參軍報國的激進軍人感到不堪承受。軍營內部的各種不滿情緒由於知識精英和非正式組織的作用而彙集成一股與正式軍事組織離心離德的政治暗流，這種情狀為革命黨人的滲透和策反創造了十分有利的先決條件。 

北方新軍的政治逸軌雖不像南方新軍那麼嚴重，但是影響軍隊穩定的因素同樣存在，效忠袁世凱的北洋軍和傳統“以文制武”政制範型的崩潰，使清廷對北洋新軍的控制大打折扣。從形式上看，編練新軍實現了國家軍事制度的統一，然而，清政府卻缺乏駕馭一支西化軍隊的理念和能力。當年曾國藩開創的“半私軍”之路，在袁世凱控制的北洋新軍中進一步延伸。宗法社會的互動方式與私軍性質的首屬群體關係，因北洋軍事統帥“朝廷命官”的合法身份而得到加強。袁氏以“小站班底”為基礎，扶植黨羽，拉幫結派，借用正式軍事科層制的軀殼，形成“私誼至上”的北洋軍系網，“蓋北人對長官之忠，非發生於公的意識，全基於私的感情，服從之外，更有‘報恩’的觀念，牢不可破，只要是‘恩上’，或是‘恩憲”，無論是否‘亂命’亦須服從”，北洋軍人的行為準則，足以說明“它是私的結合”（注：吳虯：《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潰》，《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輯，第223頁。）。這種被私屬化非正式群體關係所掏空的“國軍”與朝廷的離異不過是遲早的問題。 

梁啟超撰《中國歷史研究法》指出：“新政之最積極進行者為練兵。而所謂新軍者，遂為革命派所利用，為袁世凱所利用，卒以覆清祚。”循此思路觀照清末十年之情形，近代化新軍與其說是強國禦侮的軍事機器，不如說是變革社會的重要載體，許多中國人與革命運動的唯一接觸就是通過新軍進行的。激進變革中的近代軍人為自身地位的重要性感到自豪，迫切希望在民族振興和社會政治革命中扮演先鋒，投身新軍的政治性經歷，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背棄了體制內的中堅角色。雖然新軍軍人也有革命、中立和反動之分，其價值取向和政治表現決非整齊劃一，倘若有共同之點，則是近代軍事變革的政治性經歷使他們逐步疏離傳統政制規範，最終充當了滿清帝制的掘墓人。 

二、內鑠革命中的主角 

從戊戌至辛亥，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潮交相激蕩，尚武愛國的新軍軍人亦被推到了政治革命的風口浪尖。伴隨重鑄國魂和近代軍人意識之覺醒而來的，是民族國家與軍人（國民）關係的明確界定。新軍軍人忠於國家，還是效忠滿清朝廷？無疑是檢驗軍心的“試金石”。傳統社會的兵“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而體現國民與國家關係的新式軍人理當“只知有國家，不知有朝廷”（注：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建立，從根本上改變了舊式軍人的“愚忠”觀念。“以前是對皇帝個人盡忠，現在要對國民全體盡忠，對個人盡忠是軍人之恥，對國民盡忠是軍人之榮”（注：賀覺非：《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中華書局1982年版，下冊，第365頁。），這種反映近代國民意識的軍人觀念，對新式軍人的政治逸軌意義深遠。近代中國的民族危機與腐敗無能的清王朝關係密切，激進的軍人有充分理由相信造成國家孱弱落後的根源就是清廷的專制統治。因此，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排滿革命”的主張，很容易在激進的新軍官兵中引起共鳴。 

近代著名軍事家蔣方震在《中國五十年軍事變遷史》中曾經就辛亥革命的特點和新軍的作用評論道：“歷次革命皆自外鑠，其勢不堅，而武昌革命則其勢由內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新軍從體制內的重要支柱，轉變為辛亥革命的主角，個中原因相當複雜。要而論之，“沒有一個大革命是不‘瓦解’軍隊的，而且不這樣也不行”（注：《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659頁。）。具體到新軍發難辛亥所產生的內鑠型革命，則可看成是自19世紀末實行激進軍事改革以來一系列社會變革的必然結果。從純技術的觀點看，近代“軍事藝術”的迅速發展和科舉制的廢除，使傳統文官的政制張力急劇萎縮，處在一個需要軍事權威的激進動盪時代，“陛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難以為繼，結果只能是“陛下與軍人休戚相依”。一旦傳統兵制由於近代化新軍而發生質變，則新軍與專制王朝的關係也將隨之調整，加上政治化社會的互動影響，這種同床異夢的“休戚相依”關係，剪不斷、理則亂，反倒成為清王朝難以消除的心腹之患。就清末政局而言，新軍是唯一準備並能夠向現存政制提出挑戰的社會集團。革命黨人運動軍隊，實行策反軍隊的“抬營主義”，正是抓住了這柄置清廷於死地的“撒手鐧”，通過激進軍人的反戈，演繹了一幕內鑠革命的歷史活劇。 

由新軍發動的武昌起義，既是資產階級革命党人潛心運動的結果，也是近代軍人與“新政”逸軌的必然。清政府嘗試以武立國、步日本後塵崛起的新政舉措，終因激進新軍與停滯社會的矛盾難以調和，在漸進改良無法滿足激進軍人要求的情況下，以暴力革命剷除障礙便成為合理選擇。當時的形勢，是軍學紳商各界均對昏庸遲鈍的專制朝廷失去信心和耐心，專制王權作為有道與無道、合法與違法的最高裁判所的地位發生根本動搖，這種體制內的政治失序為爆發內鑠型的軍隊革命創造了條件。1911年4月的廣州黃花崗之役和遍及全川的保路風潮，促成了辛亥革命。無藥可救的清王朝在憲政改革和鐵路國有化等問題上顢頇專橫，把包括立憲派在內的學紳商各界推到自己的對立面。不過，學生、士紳和商人的文明抗議，終究不如軍界內鑠來得迅猛徹底。此時，革命黨人對“新軍之運動，已普及于雲南、廣西、三江、兩湖，機局已算成熟。”（注：《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卷，第486頁。） 

由於革命團體在湖北新軍內部的深入發展，已將党人和軍人合而為一，党人即軍人，軍人即党人，盤根錯節的非正式組織取代正式軍事科層組織而在事實上控制了體制內的新軍。軍營社團活動的興盛與軍營的政治異動相得益彰，到辛亥革命爆發前夕，在15000人的湖北新軍中，有組織的革命軍人約為5000人，真正與革命為敵的不到2000人，其餘都是搖擺不定的。在工程第八營，革命黨人竟占全營官兵的3/4，堪稱名副其實的“黨軍”。 

1911年10月10日，由工程第八營革命黨人打響的起義第一槍，揭開了新軍發難辛亥的序幕。繼武昌起義之後，各省紛紛響應。其中，湖南、江西、陝西、山西和雲南的起義，均由新軍領導；而在貴州、浙江、廣西、安徽、福建、廣東、四川和江蘇等省的革命中，也得到了新軍的有力支持。事實上，即使革命各省的諮議局和學紳商界不率先行動，新軍也會主動發難。在狂飆激進的軍事時代，新軍當然處於主角地位，“逢人稱首義，無兵不元勳”，軍人地位空前提高，主體意識和政治張力急劇放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大清帝國軍事系統中地位、待遇和改革力度遠不如新軍的防營，倒是表現出對清廷的效忠。顯然，兩種軍隊不同的政治性經歷，決定了新軍與舊軍兩種不同的政治傾向。 

新軍發難辛亥，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在新舊交替需要權威的情況下，以倒戈內鑠而建奇勳的新軍無疑居於政治角逐的顯赫地位，非均衡的社會力矩結構，改變了傳統社會政治的遊戲規則，形成了一個以軍事權威為主導的政治博弈場，掌握新軍的軍界強人自然成為左右乾坤的風雲人物。與此相對應的是，名流士紳奉迎強梁，明哲保身；革命黨人傾力“運動軍隊”而忽略“運動群眾”，指望體制內的鐵序革命能夠儘快“畢其功於一役”，亦有功成身退之打算。正是這種非均衡社會力矩態勢下軍紳耦合的政治博弈，打造出“軍焰熏天”（注：沃邱仲子（費行簡）：《民國十年官僚腐敗史》，《近代稗海》第8輯，第17頁。）的民初政局。 

三、政治博弈中的權威 

武昌起義爆發伊始，新軍士兵便把他們心目中的權威人物黎元洪抬出來做了軍政府的都督。黎並不是革命黨，而是被革命黨用手槍逼上都督寶座的新軍協統。但他出任都督的舉動，對瓦解清軍、穩定湖北、推動各省新軍革命，客觀上具有積極作用。湯化龍等社會名流參加軍政府，以實際行動充當了軍政府合法有道的裁判人。地方名流與新軍鐵腕攜手的“湖北模式”，亦為革命各省樹立了榜樣。令人遺憾的是，真正立下汗馬功勞的革命黨人未能掌握軍政大權，這顯然是嚴重的失著。但是出現這種局面，恐怕不僅僅是革命黨人軟弱妥協的緣故。非正式組織在未獲得體制認同的前提下，其角色通常是破壞性而非建設性的，因此，革命黨人遭到體制內名流士紳和軍界精英聯手排拒打壓，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所謂“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主張，便是體制內鑠型秩序的革命要求。 

武昌起義爆發後，企圖“定亂”於俄頃之際的清政府調集重兵，以驚人的速度為鎮壓革命作了一次徒然的努力。由於新軍潛移默化的政治性逸軌早已破壞了傳統政制的運行機制，衰朽帝國動用軍事權威的最後一搏，無異於引火焚身。清廷苦心孤詣編練的新軍此時紛紛倒向革命，手中僅存的北洋數鎮又不肯用命，萬般無奈之下，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凱。當年袁世凱與清皇室形同冰炭的兵權之爭，其實質在北洋新軍是“私軍”還是“國軍”，結果清皇室贏得面子上的勝利卻製造了一個可怕的敵人。老謀深算的袁世凱依靠“北洋袍澤”牢牢地控制北洋新軍，極盡軍事權威之能事，在失範的政治博弈場中縱橫捭闔，最終篡奪了辛亥革命的果實。 

袁世凱走馬上任之初，還擺開一副大打的架勢，在攻陷漢口和漢陽之後，卻通過英國公使朱爾典向湖北軍政府提出了停戰議和的建議，以便利用南北對峙的局面達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其時，體制內鑠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不僅使南方各省新軍紛紛反戈，而且在清廷倚仗的北洋新軍中，也是“亂像”橫生。1911年10月30日，張紹曾、藍天蔚、盧永祥、伍祥禎等高級軍官聯名提出實行君主立憲的12條政綱，以此作為第二十鎮開赴南方的條件，但在清廷被迫下“罪己詔”，接受大部分條件之後，該鎮官兵仍不從命南下。與此同時，吳祿貞積極謀劃組織晉燕聯軍回應武昌起義，第六鎮之不穩令清廷“惶急萬分”，雖然後來吳遭暗算，舉事未成，但其對北洋軍心的動搖不可低估。1912年1月3日灤州新軍起義，宣佈成立北方革命軍政府，便是一證。 

海軍的狀況同樣令清廷悲觀，“是時海軍各艦多表同情於革命軍，故漢口交綏，海軍軍艦絕少開炮助清軍轟擊；即不得已而發炮，亦有意不使之命中，各兵艦旋且紛紛逃往歸附革命軍”（注：《清末海軍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696-699頁。）。1911年11月3日至12日，“策電”、“海琛”、“鏡清”等31艘軍艦相繼起義，同情革命的海軍提督薩鎮冰稱病出走滬上，餘下絕大多數海軍官兵則投奔革命。此情此景真乃“一夫發難軍皆鎬”，“承平舊制都傾倒”。新軍和海軍的反叛，砸碎了“大清帝國萬世一系”的迷夢。在其他未受革命黨影響的北洋部隊，官兵們服從“袁大人”而不效忠“大清朝”，少數忠於朝廷的巡防營和旗籍軍人無法與“叛軍”抗衡，清王朝崩潰已成定局。 

在政制失序的狀況下，軍事權威是唯一有效的博弈手段。深諳此道的袁世凱在帝國主義列強和立憲派的支持下，一方面對南京臨時政府連打帶拉，另一方面對清政府步步緊逼，先是指使段祺瑞、馮國璋等北洋新軍將領聯名通電反對共和，聲稱“若國民會議竟議決採用共和政體，吾人惟當奮力戰鬥，至死不承認此政體”（注：《盛京時報》，1912年1月9日。）。段芝貴等人更是赤裸裸地表示“不惜以干戈相見”，“以鐵血解決政體”（注：《民立報》，1912年1月11日。）。“軍界一呼，政界俱倒”（注：《黎副總統政書》卷9，第12頁。），在北洋“軍事強人”和各方壓力下，孫中山被迫妥協，表示“大總統”一職只是“暫時承之，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只要“清帝實行退位，宣佈共和”，則“文即可正式宣佈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注：觀渡廬：《共和關鍵錄》，著易堂書局1912年版，第1編，第71頁。）。在得到南京臨時政府的保證之後，袁世凱又授意段祺瑞率前線北洋將領246人聯名電奏清廷，要求“共和”，這份號稱代表40萬將士的通電不啻成了清廷的“催命符”。段祺瑞等在通電中張揚：若不答應“共和”，則“揮淚登車，昧死上達”，“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在“南北軍人之公意”的強大壓力下，清帝被迫下詔退位，清王朝260餘年的統治就此結束。1912年2月15日，參議院選舉“望重中外，才貫天人”的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稱袁世凱是“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名流士紳彈冠相慶，各國使節登門道賀，“北洋新軍之父”袁世凱博得一片喝彩。 

清王朝的覆滅和中華民國的建立，改變了近代中國的歷史走向，其社會政治意義不可低估。平心而論，晚清以來的軍事近代化始終受制於政治化社會的影響，從1895年清廷仿照西法編制新軍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軍事近代化與社會政治化的互動尤為突出。此前30年軍事化的洋務成就由於甲午慘敗而灰飛煙滅，吾國四千年大夢亦由此喚醒。面對咄咄逼人的現代性挑戰和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朝野上下要求改弦更張、整軍經武的呼聲空前高漲，集政制基石、社會中堅和民族精神於一體的軍隊自然成為劇變社會的聚焦點。軍事近代化之所以成為政治化社會關注的主題，皆因近代化的軍事集中反映了政治化社會的內在要求和基本特徵，因此，軍事近代化的社會政治意義較之軍事意義更為突出。從政治秩序論的角度看問題，新軍發難辛亥所產生的歷史巨變，不只是打倒了一個大清皇帝，也“不只是傳統朝代迴圈中一個段落的終結，而是與偉大而古老的過去一次意義重大的決裂”（注：《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1895-1912)》，第302頁。）。晚清以來軍事近代化所導致的激進變革，在辛亥革命中得到集中體現：近代軍人的先導角色與其在轉型社會的中心地位相映成趣，軍事權威與政治博弈如影隨形，政治軍事化的無序社會則導致了軍紳政權的耦合。但是，處於中間社會和政制內層的新軍發難辛亥，並未根本改變中國的社會性質，而是近代軍人與傳統士紳的角色調整和社會政治權勢的大轉移，影響和制約中國社會近代化的因素依舊存在。“革命之結果，僅為舊政府之潰爛解體而非其消滅”（注：錢穆：《國史大綱·引論》，《釋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三卷，第1468頁。），其後38年的軍閥政治和軍事化社會的轉型挫折，特別是政治軍事化對近代社會經濟的嚴重摧殘，便十分清醒地說明了這一點。 

（資料來源：《湖北社會科學》200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