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與黎元洪同為民初重要政治人物，瞭解他們之間的交往情況，對於深入認識章、黎各自的思想與品格，及民初社會、政治狀況，或不無裨益。 

一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章太炎時在日本，閱報“知鄂軍都督為黎元洪”〔1〕。這是章太炎第一次提及黎元洪的名字。本年11月， 章返國抵滬。12月1日，章在上海《民國日報》刊登《宣言》九則， 認為宜承認湖北軍政府為臨時中央政府，其首領應稱元帥，而此職惟“初起倡義者黎公”可擔任〔2〕，對黎表示了極高的贊許與信任。 

1912年7月24日，章太炎由京南下抵漢，轉天即去謁見黎元洪。 這是章、黎的第一次會面，黎的儀錶與言行均給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後章描述道：“黎公年四十九，體幹肥碩，言詞簡明。……其所著西裝制服，以粗夏布為之。自大都督以至州縣科員，皆用支薪二十元。……以項城（按：指袁世凱）之雄略，黃陂（按：指黎元洪）之果毅，左提右挈，中國宜無滅亡之道”〔3〕。字裏行間流露出對黎元洪的嘉許， 末句則譽揚有加。基於對黎如此良好的印象，章在武昌期間請黎任統一黨名譽總理，黎則回報之以共和黨理事。 

1913年3月，宋案發生，章對袁世凱的幻想開始破滅，5月，章赴武昌，再謁黎元洪。此時，章太炎天真地認為，袁因宋案和善後借款已“大失民望”，在本年將舉行的正式總統選舉中已不可能當選，“今時有聲望者，首推黎氏，……可作共和國總統”〔4〕， 對黎元洪抱有過高的不切實際的期望。 

在章太炎盤桓武昌期間，黎元洪為表示對其學術和人品的敬重，特書“東南樸學”橫軸一幅贈章〔5〕。此後， 這幅橫軸長期懸掛于章宅牆上，這既反映出章對自身學術的躊躇滿志，更表現了對黎知遇之恩的感念。 

二 

1913年8月，章入京，旋被袁世凱軟禁於共和黨總部；同年12月， 黎亦在袁的脅迫下進京，困居於中南海瀛台。 

黎入京後，雖亦如袁世凱籠中之鳥，但對章的處境始終關注，並盡力給予幫助。黎進京後不久，即召經常隨侍章左右的吳宗慈到瀛台，商議安慰章太炎的辦法。黎表示，章如欲“在京為何事，經費可負責”。當得知章太炎想建一“考文苑”，進行編輯字典等工作時，黎即去向袁世凱疏通。袁答應撥15萬元作為開辦經費，章則“堅持非七十五萬元不可”，並堅持“必須設機關辦實事”。袁不允，此事遂罷，黎“徒為扼腕”。〔6〕 

1914年1月，章太炎大鬧總統府後，被袁世凱軟禁起來，至5月，章絕食，以死與袁抗爭。黎時此頗為關切，極力向袁“調解”〔7〕。 袁亦恐章真的病餓而死，在其授意下，京師總監吳炳湘將章從龍泉寺接至其親信醫官徐某家中“療養”〔8〕。後又經黎元洪從中疏通， 袁允章自行租房居住。7月24日，章遷新居，當日即致書其婿， 告之此次變動，從向袁疏通到籌畫款項，遣人奔走，均為黎從中“主張”、“調護”，各事“皆由黎公處間接成之”〔9〕，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1916年6月初，袁亡，黎繼任總統。12日，黎在甫任總統。 政事紛繁的情況下，親訪章太炎，晤談達兩個多小時〔10〕。黎恭敬地向章詢以“大計”，章告以“去小人”、“大開黨禁以廣言路”二策，又“泛論國勢人材及去取聽宜者”。對章之所見，黎均表“深服”〔11〕。此外，章還向黎表示了“鄉思甚切”，準備歸隱家鄉的意願，黎當即表示“將以蒲輪送回”〔12〕，當月25日，章離京南歸，黎“遣一衛官護行”〔13〕。 

三 

1917年春，府院矛盾由於對德絕交和參戰問題變得日益尖銳起來。3月4日，黎拒絕在國務總理段祺瑞致國會的對德絕交諮文上蓋印，段即以辭職相要脅，當天離京赴津，府院衝突驟然激化。身居上海，但心系北京政局，心系黎元洪一身的章太炎，即於3月5日與譚人鳳聯名致電西南各省督軍，為黎爭取支持，電稱：“內閣以去就相要，元首孤危，禍機迫近。……諸公藩翰西南，幹城是職，惟願戮力一心，嘉猷入告，使黃陂外得援助，則爭去者不能要脅，而黷武之禍自紓”〔14〕。3月6日，章又與譚聯名致電段祺瑞，曉以加入協約之弊，勸導段“屏絕莠言，光輔元首”〔15〕。同日，章還與譚致電黎元洪，鼓勵其要“始終堅定”〔16〕。但黎並沒有因此而增加多少硬度，還是先作了讓步，段遂回京複職。 

此後，府院衝突再次加劇，黎免段職，段則赴津策動督軍團驅黎，勢成僵局。於是，黎請張勳北上“調停”，又在張誘迫下解散國會，大錯鑄成。7月1日，復辟鬧劇開演，黎避入日本使館。消息傳到上海，孫中山立即召集章太炎、唐紹儀、程璧光等在寓所會商。孫中山提出在南方組織護法臨時政府，章立即表示，可請海軍總長程璧光派軍艦迎黎南下，“不然，南方無主，何以自立？”〔17〕在章的心目中，黎元洪遠比孫中山高明和重要，黎不南來，南方就“無主”，就不能“自立”。章且認為，孫中山“初以失位觖望，聞中央有變，輒喜，故與餘輩異情”〔18〕，以深懷成見之心，度孫中山“天下為公”之腹，暴露出其思想的偏狹。當程璧光告之，秦皇島泊有兩艦可以迎黎後，章即擬電稿致日本駐華公使，請其護送黎元洪至軍艦。第二天日公使回電，“辭以難”〔19〕。章見迎黎無望，只得隨孫中山南下廣州護法。 

章雖身隨孫中山南下護法，心卻仍系在北方的黎元洪身上。同年9月，廣州護法軍政府成立，孫中山為大元帥，章為秘書長。章勸告孫中山應“遙戴黎公，以存國統”〔20〕，並在其代擬的《大元帥就職宣言》中，借孫中山之口，不時對黎加以美化、抬高〔21〕。而且，章在該年11月7日的一則通電中，竟稱護法運動是“以黎公複職為宗旨”， 如此則“名義至順”〔22〕。在章太炎那裏，“護法”無異為“護黎”了，擁黎之心，實也太篤。 

四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獲勝。曹錕、吳佩孚趕走現任總統徐世昌，欲拉出已辭職隱居天津近5年的黎元洪複任總統， 以作為直系直接掌握北京政權的過渡。一時間，黎宅前車水馬龍，勸駕者絡繹不絕。 

此時章太炎的內心是矛盾的：他當然熱切希望黎能複任總統，但又擔心黎複任後受直系軍閥的擺佈，重蹈1917年的覆轍。於是，章於6 月初為黎獻上“擇地複職”一策，稱“宜於金陵、武昌擇地複職，切勿罣系北京，自同囚錮”〔23〕。此電發出後，章仍不放心，當日又有一密函致黎，除詳陳其策外，又殷殷囑黎切不可“遽於北京復位”，否則，“將來禍患，不可勝言”〔24〕。 

其實，黎元洪又何嘗不想乘機提某些條件，以確保自己複任後的地位。經過左右幕僚的一番策劃，黎于6月6日發出通電，提出以“廢督裁兵”為複職條件。就複職後避免或減輕軍閥的箝制而言，這與章“擇地複職”的策略本質上是相同的。但黎終是複職心切，在並未得到曹、吳等軍閥“切實表示”的情況下，即於6月10日發出接受複職的通電， 並於11日上午入京複職〔25〕，“廢督裁兵”、“擇地複職”均成空言。 

章太炎所獻之策，不能不說確有見地，而不能實行，首先是因為看錯了獻策的物件。他的“黎公”優柔暗弱，雖不願受直系軍閥箝制，但又不甘心失去這個複任總統的機會，這就註定了其不能實行章的策略。而曹、吳擁黎複職，不過是要把黎元洪作為其直接上臺，獨攬北京政權的一個過渡階梯，此外還企圖以此打出“恢復法統”的旗幟，使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失去存在的依據，實現直系軍閥對全國的統治。曹錕、吳佩孚絕不允許黎元洪掙脫其設計的這個圈套，去實行自己的什麼主張，這也決定了章獻黎之策不可能實現。但話說回來，章太炎本人的思想中就是要那麼堅決地、不妥協地實行其所獻之策嗎？回答很難是肯定的。章在6月3日致黎的電報和密函中，就已迫不及待地稱黎為“大總統”、“總統執事”了，而黎如堅持章所獻之策，違背直系軍閥的意志，這個總統之職是絕複任不成的，對於這一點，章太炎應該是知道的。 

黎元洪不納其策，遽然入京複職，章太炎心中不免生出一些對黎的不滿來。6月17日，黎致電章太炎及李烈鈞、伍廷芳等人，請其來京， “共謀統一”，而章卻於19日複電稱：“大統已複，時局尚艱，凡百施為，非在野所能論列”，謝絕了黎的邀請〔26〕。本來一貫樂於向黎進言獻策，而這次當黎主動求教時，卻以“非在野所能論列”消極起來，分明是對黎不納其策的一種報復，但章太炎還是很快調整了自己的情緒，因為他雖感到“時局尚艱”，但畢竟對黎還是抱著莫大的希望，期冀黎複職後能有一番作為。就在聲言“非在野所能論列”之後不久，章即有一函致黎。這是一篇如何應付各方局勢、內容全面的意見書，對借款問題、對西南各省、對孫中山、對曹錕、吳佩孚，黎應各持何種態度，章情勢細縷，諄諄告誡。函中還稱：“炳麟睽隔清塵，已歷年所，久思一瞻顏色，得慰素懷，然輕易入都，又攖權門之忌，故屬川人曾君通一面謁，……所有詳情，不可筆罄者，請隨時面詢可也”〔27〕。這是在力圖對前幾天拒絕入京邀請進行轉圜。此後，章太炎對黎元洪仍間或有所進言，黎則報之以“勳一位”〔28〕。 

五 

黎元洪在直系軍閥的箝制、擠壓下做了一年的傀儡總統，終又在直系軍閥的百般逼迫下負氣出京，此時到了1923年6月。 章對黎的處境至為關切，6月11日曾有電致黎，為其獻策，待聞黎已被逼出京到津， 章再於6月17日致函獻策：聯合段祺瑞，外借奉系及西南軍閥之力， 與曹、吳等對抗到底，同時籌鉅款策動國會議員赴滬集會。章唯恐黎隱忍吞聲，無所作為，最後竟激起將來：“今曹、馮之當仇，甚于往日之段派也，公豈得不發憤為雄耶！”〔29〕從黎元洪其後採取的幾項行動看，這次他基本上採納了章的意見，如：對出京到津的國會議員，每人致送五百元“旅費”，鼓動其南下上海集會〔30〕；6月20日，任命段祺瑞為討逆軍總司令兼第一路軍司令；6月25日， 派人赴奉與張作霖“接洽”〔31〕。但這些行動並未產生預期的效果，段與黎畢竟芥蒂太深，對黎的任命不予置理，張作霖則採取敷衍態度，“討逆”一事遂作罷，而來津的國會議員中，也有相當多的人認為“時機尚未成熟，暫取鎮靜態度”，遲遲不肯南下。〔32〕 

在這種情況下，章認為黎元洪應“速行到滬”，以爭取更多的國會議員到滬集會，並截留關余，組織臨時政府，與直系軍閥對抗到底〔33〕。但此時黎元洪的思想狀態與章太炎的期望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距離，在複任總統的一年中，黎嘗夠了被擁兵跋扈的軍閥們擠來壓去的滋味，這次被逼出京後，“頗抱消極主義”〔34〕，雖有前述一些舉措，但本意蓋在與直系軍閥搗亂，並無決心與其對抗到底。特別是浙督盧永祥對黎1922年複任總統就持反對態度，這次政變後，盧只表示歡迎國會議員到滬集會，仍認黎為非法總統，稱“尚無迎黎南下之必要”〔35〕。有鑒於此，黎當然更不肯貿然南下。 

而章太炎聞黎南下之期“猶滯”，不禁有些惱火〔36〕。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黎元洪的考慮要比章太炎實際得多，他從兩任總統的經歷中深知，南下以後如得不到握有實力的軍閥支持，將一籌莫展。 

經過兩個多月的盤桓、猶移，在章及左右親信的一再勸說下，黎元洪終於9月8日秘密離津，11日抵滬。但黎欲在滬組織政府的計畫遭到各省代表、江浙紳商及盧永祥等地方軍閥的一致反對，根本無可能實現。為擺脫這些尷尬的處境和可能發生的危險〔37〕，黎不得不決定暫東渡日本。 

11月8日，黎以休養、治病的名義離滬赴日。此後， 章多次致黎書信，對其表示問候、安慰，盼黎有朝一日複出之心隱然未泯。但此時的黎元洪，經過幾番政治沉浮，加之身體的衰病，已完全失去了東山再起的念頭。 

六 

1924年5月黎自日本返國，寓居天津，脫離政界從事實業； 而章太炎則繼續從事他的政治和學術活動，兩人的關係漸趨疏隔。 

雖如此，章擁黎複出的念頭卻始終不死，政局一有風吹草動，章即鼓吹“法統重光”，總統複任。1925年10月，浙奉戰爭爆發，奉軍敗北，章認為這是擁黎複出的難得之機，於11月18日致電時任“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和任“討賊聯軍”總司令的吳佩孚，請其奉迎黎“南來正位，建置合法政府”，如此則“名正言順”〔38〕。此議為孫、吳所拒絕。爾後不久，奉軍郭松齡倒戈，一時間張作霖的地位岌岌可危。章等擁黎派認為“奉系既倒，段祺瑞失其根據，政府理當改組”，決定趁此機會“擁黎出山，以正法統”〔39〕。章太炎並準備赴甯“與孫傳芳氏接洽”〔40〕。但孫傳芳與其他軍閥均各有自己的打算，對此不予支持，章等擁黎活動很快歸於“沉寂”。〔41〕 

1926年4月，北京發生政變，鹿鐘麟派兵包圍執政府， 段祺瑞等安福系要人逃入東交民巷，一時有釋放曹錕，恢復國會之說。章表示堅決反對，稱解決時局“除請黎黃陂復位外，無更好之辦法”，但章心裏也明白，“此意似又不為各實力方面所贊同，故目下暫取靜默”〔42〕。雖口稱“靜默”，但章實際上並未停止擁黎活動。4月末， 顏惠慶在直系軍閥的支持下，準備出任國務總理，組建攝政內閣，章聞訊，立即電顏，稱：“如欲建置中央，則黃陂猶在，依法可以複任”，勸告顏“弗攝閣”〔43〕。後顏惠慶攝政內閣成立，打出的旗號是“維持法統”，但在章太炎的心目中，“法統”只系于黎元洪一身，5月9日，章以“辛亥同志俱樂部”的名義通電全國，反對成立顏惠慶攝政內閣，稱“非黃陂補滿任期，何以使法統不斷！”〔44〕 

此時，奉系軍閥張作霖對直系軍閥支持下的攝政內閣持反對態度。於是，章又欲利用直奉之間的矛盾，達到其擁黎複出的目的。4 月下旬，章先發密函探商于奉系要人楊宇霆，楊復函表示：“中央政局，奉方但期主持得人……黃陂地處超然，較為相宜。誠如尊見，即希極力主張，早日觀成”〔45〕。章聞此欣喜不已，即將個中情況函告李根源，並請李以與楊宇霆士官同學的身分，亦向楊進言，推動此事的進行〔46〕。此後，章還準備親赴津、奉，面謁黎、張，以促成此事的實現〔47〕，後改派黃大偉〔48〕為其私人代表到津，分別謁見黎元洪、張作霖〔49〕，面陳章太炎“對解決時局所持態度”〔50〕。但此時的黎元洪已完全無複出之意，張作霖對黎也不感興趣，章的這番策劃、奔走遂悄然結束。 

七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于天津，章聞訊，頓感“地坼天崩”，即去電致吊，並在滬為其設奠〔51〕。不久後，章有一聯挽黎：“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佞冠豈能幹正統；與五色國旗俱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勳”，下署“中華民國遺民章炳麟哀挽”〔52〕。將黎元洪視為明太祖式的人物，清楚地表達了章對黎的一貫認識：黎“首倡大義”，是中華民國的創建者；謂黎一去，中華民國隨之“俱盡”，己亦成為“遺民”，則是章以民國“法統”系于黎元洪一身思想的延伸。 

在黎死去五年後的1933年，章太炎為其作了一篇碑銘——《大總統黎公碑》。碑文備述黎一生經歷，多所阿諛之辭，尤其是對黎在武昌起義中的表現，更是不顧事實，極盡美化之能事：“兵起，有數卒突入公門，公錯愕，手刃之。無幾，又數人至，促公赴軍械局，請受都督印，公見化龍在，知士大夫有謀，宣言無略財，無妄殺，如是則可，皆踴躍稱聽命，即詣諮議局就選”云云〔53〕。碑文刊出後，當年親自參加領導武昌起義，並用槍逼迫黎元洪答應任都督和在軍政府佈告上簽字的李翊東（西屏）〔54〕，兩次致信章太炎，責其碑文之謬。章雖復信申辯，聲稱“無一句臆造”〔55〕，但後也不得不將碑文中“兵起”下，至“皆踴躍稱聽命，即”60字刪去，並對其他4 處作了小的修改與刪略〔56〕。公開採納他人的指摘，刪改自己的文章，這在章太炎的文字生涯中實不多見，這充分表現了章太炎對黎元洪、對於黎元洪之碑文及其會產生的影響的極端重視。 

至此，章太炎對黎元洪算是盡了最後的忠心與情誼。 

八 

對於民國的政治人物，章甚少可許，但唯獨在與黎元洪十幾年的交往中，始終對黎持非常尊崇的態度，殷勤進言獻策，忠心擁戴維護，有時甚至達到了迷信的程度。對黎政治上的暗弱優柔、醜言惡行，或視而不見，或為其辯護開脫。這在章太炎與民國政治人物的交往中實屬絕無僅有。 

黎元洪對章雖非言聽計從，卻優禮有加，特別是在章被袁世凱羈禁北京期間，黎利用其副總統的地位，為章在袁世凱面前疏通調解，為改善章的處境策劃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章氏處境的危困。 

在章與黎的交往中，章是主動者，從趨鄂謁見，到每遇緊要關頭進言獻策，無不是章主動輸誠，竭忠盡智。 

章太炎對黎元洪如此，根本原因是章將黎引為自己政治上的知己。章參加反清革命，數遭清廷追捕，並曾入獄三年，而始終不渝。但如所周知，章參加反清革命，懷有強烈的反滿複漢的民族思想，而黎以清軍協統加入武昌起義，成為首義之省軍政府的都督，章於是將黎視為“首倡大義”，推翻滿清，光復中華的“元勳”，認為黎“功業格天，……世無其人，則中國終於左衽矣”〔57〕，這是章太炎之所以對黎元洪百般尊崇、忠心擁戴的根本思想原因。民國建立之後，在民初有關政治問題的立場上，他們之間也存在著相當多的一致。 

再者，黎元洪所表現出來的“廉正”，也深得章氏景仰。章在首次得見“黎公之丰采”時，黎即為其留下了“廉正”的深刻印象，博得章的嘉許，以至1933年為黎撰寫碑文時，仍念念不忘其“性廉”：“初倡義時，約自都督及錄事皆月取銀二十版。事定，將吏皆增奉，身取二十版如故。再起蒞政，雖常奉不入，減公府經費三分之二”〔58〕，可見章對黎“廉正”景仰之深。 

此外，黎元洪待人每每表現出“寬厚”之風，對章氏的人品及學問尤表欽慕，在其處於困境時大力救助，這都使章深感其知遇之恩。 

注釋： 

〔1〕《太炎先生自定年譜》，《近代史資料》總12號。 

〔2〕《章太炎政論選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526、527頁。 

〔3〕見謝櫻寧：《章太炎年譜摭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版，第70頁。 

〔4〕《在國民黨湖北支部之演說》，1913年5月30日《順天時報》，轉見於《章太炎年譜摭遺》，第79頁。 

〔5〕薛民見：《黎元洪年譜》，載《民國大總統黎元洪》， 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頁。 

〔6〕吳宗慈：《癸丙之間太炎言行軼錄》， 見《洪憲紀事詩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頁。 

〔7〕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見《洪憲紀事詩三種》，第179頁。 

〔8〕〔9〕〔21〕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475、477、570頁。 

〔10〕〔12〕《京師短信》，1916年6月18日《時報》。 

〔11〕汪太沖：《章太炎外紀》，轉見《章太炎年譜長編》，第5-28頁。 

〔13〕《太炎先生自定年譜》，《近代史資料》總12號。 

〔14〕〔15〕〔16〕《章太炎年譜摭遺》第90—91頁。 

〔17〕〔18〕〔19〕〔20〕《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22〕《章太炎最近之通電》，1917年12月6日《時報》。 

〔23〕《章炳麟勸黎黃陂擇地複職》，1922年6月4日《申報》。 

〔24〕《上黎元洪書》書稿，轉見《章太炎年譜長編》第630頁。 

〔25〕張梓生：《黎元洪複職記》，《東方雜誌》第19卷，第12號；《黎黃陂來京就職之詳情》，1922年6月12日《大公報》。 

〔26〕《章太炎之兩皓電》，1922年6月21日《申報》。 

〔27〕從內容看，此信當寫於6月下旬， 見《章太炎年譜長編》第642頁。 

〔28〕黎1922年8月29日發佈“大總統令”：“晉授章炳麟以勳一位”，見1922年8月31日《申報》“命令欄”。 

〔29〕章太炎1923年6月17日致黎元洪函。天津歷史博物館藏。 

〔30〕兩旬間，國會議員在津簽名領取南下旅費者達397 人之多（見《國會議員南下之題名》，1923年7月13日《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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