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是近代中自關係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長達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孫中山先後出入日本16次，在日本駐留時間累計達9年6個月，是他整個革命生涯的近1/3。他與日本的關係時而親近，時而疏遠；他對日本的態度時而友好，時而排拒；他對日本的援助滿懷希望與期待，又對日本的侵華抱有疑慮和警惕；他既羡慕日本的繁榮強盛，又批判日本的侵略擴張；與他交往的日本朝野人士既有肝膽相照的真朋友，也有居心叵測的陰謀家；與他有關的一些中日關係文件真偽難辨，是非難斷。正是由於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的這種廣泛性和複雜性，孫日關係成為中國近代史和中日關係史研究中的重要問題之一。 

就中國大陸地區的情況而言，1949年以後，孫中山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的一個熱點課題，但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卻處於停滯狀態，研究者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和思想方面，專門研究孫日關係的文章幾乎沒有，只是在論述其他問題時偶有涉及。（注：例如，有學者在討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時，曾論及他的“大亞洲主義”。參閱李光燦《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新建設》1956年第12期）；宋質奎、張定榮《孫中山與亞洲民族的解放運動》（《史學月刊》1957年第1期）；張磊《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4期）。日本學者山本四郎在《辛亥革命與日本的動向》（《史林》1966年第1期）一文中，曾談及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外學術交流的日益加強、歷史資料的陸續發掘和研究者視野的不斷拓寬，孫日關係研究逐漸成為孫中山研究和中日關係史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相關研究成果不斷湧現，在若干問題上聚訟紛紜，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據筆者不完全統計，這些年來發表論文約70餘篇，出版專著、資料彙編約10種，成績斐然。對中日關係素有研究的俞辛焞成果最豐，除大量高品質的論文外，還出版了數種專著：《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與王振鎖等編譯，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主要依據日本外務省檔案，對1913年8月至1916年4月孫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動進行了梳理，為研究此一時期的孫日關係奠定了基礎；《孫中山宋慶齡與梅屋莊吉夫婦》（與熊沛彪合著，中華書局1991年版）詳細敍述了孫氏夫婦與梅屋夫婦的交往；《孫中山與日本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是全面論述孫日關係的一部專著，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系統地闡述了1894-1925年孫中山及其革命運動與日本的關係，並以政治、外交為重點，敍述了孫日關係建立和變遷的歷史過程，探討了孫日關係的內在規律。下篇由11篇論文組成，就孫中山及其革命運動與日本關係中的若干重大專題進行了深層次的討論，以國際關係理論及比較法、考證法等歷史研究方法考析孫日關係中的種種矛盾及其原因，並評析了孫日關係對孫中山革命運動產生的雙重性意義；《辛亥革命時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中日關係的大背景下，以較大篇幅深入探討了辛亥革命時期孫日關係的方方面面。 

廣東學者對孫日關係也傾注了不少心血，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不但在關於孫中山生平和思想的相關論著中對孫日關係多有涉及，而且有兩部專著先後出版：段雲章編著的《孫文與日本史事編年》（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取材廣泛，搜集範圍包括日本官方檔案，孫中山本人及有關人土的著作、書信、日記、傳記，當年的報紙雜誌，當時和後來學者們的有關論著等，採擷的圖書報刊達300多種，其中僅中、日文報刊就有約70種。書中凡有所引，皆注明出處，便於研究者進一步追尋和探索。作者把孫日關係的有關史事扼要地按年加以記述，並儘量引述原文或關鍵字句，不僅梳理了眾多零亂的資料，而且挖掘出不少罕見的新史料，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基礎性工作。李吉奎的《孫中山與日本》（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也是全面論述孫日關係的一本專著。作者認為，對孫日關係，應當而且只能從他所處的歷史環境中去加以考察，既不能神化，也不能回護與掩飾，因為孫中山在政治上是理想主義者，但在實踐中卻往往表現為實用主義與機會主義，明乎此，就能理解他在對日關係中為何會留下不少令後人難以理解的事情。此外，值得重視的專著還有李聯海《孫中山與宮崎滔天》（重慶出版社1985年版）、趙金鈺《日本浪人與辛亥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俊彥《浪人與孫中山》（中國華僑出版社1994年）等。 

關於這項研究，一些學術綜述文章已有所涉及（注：吳乾兌：《孫中山與歐美日關係研究述評》，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63-473頁；王傑：《孫中山研究》，曾業英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4-529頁；李玉、夏應元、湯重南主編：《中國的中日關係史研究》，世界知識出版杜2000年版。這些成果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一些參考資訊，謹此說明，並向諸位作者表示感謝。），但相關內容在文中所占篇幅都較小，涵蓋的面比較有限。本文擬選擇幾個比較重大的問題加以全面和詳細介紹，希望有助於海內外學者瞭解學術資訊，掌握研究動態，把這一課題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進而對中日關係史的總體把握有所助益。不當之處，敬請識者指正。 

一、孫中山的對日觀 

關於孫中山的對日觀（即他對日本的認識和態度），學者們發表的相關論著比較多，看法頗見分歧。 

早期對日觀。論者多認為，孫中山早期對日本抱有幻想。有學者以孫中山與明治維新的關係為題探討孫中山早期的對日觀，指出，明治維新使日本走上了富強之路，孫中山對此非常嚮往，認為中國要強盛，日本便是一個好模範，所以他不但自己注意學習日本的“富國強兵之道”，而且鼓勵留學生“吸取日本之文明”，積極學習先進科學。他把日本視為“天然同盟者”，對日本抱有幻想，希望在日本的援助下，完成中國革命。（注：王弋：《孫中山與日本明治維新》，東北地區中日關係研究會編：《中日關係史論文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112頁。）有論者謂，1897年以後，孫中山把“尋求援助的眼光”主要“集注於日本”，期待著“日支提攜”，共同振興亞洲，曾多次提出“聯日”主張，“對日本抱有莫大的幻想”。（注：尚明軒：《孫中山與日本的幾個問題》，《貴州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 

有論者分析了孫中山形成這種日本觀的思想背景：(1)模式論——主張學習日本，仿效日本維新建設中國；(2)同文同種論——提倡在同文同種基礎上的中日聯合，與他反清革命的目標相輔相成；(3)命運共同體論——為對抗帝國主義在亞洲的侵略，孫中山寄望于亞洲各民族的聯合，特別是寄望於中日兩國的聯合；(4)對日本的期待——孫中山長時間裏一直認為，日本人為了其自身的利益，定會實現中日聯合，支援中國革命。（注：李廷江：《日本財界與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159頁。） 

孫中山為什麼對日本抱有特別的期待呢？有學者認為有如下原因：(1)日本為中國近鄰，且多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可就近謀劃中國的革命；(2)中日兩國關係源遠流長，歷史文化一脈相承，有許多共同的文化基因，易於相互瞭解；(3)孫中山十分嚮往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視其為中國爭取獨立和解放的典範。（注：尚明軒：《孫中山與日本的幾個問題》，《貴州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日本學者藤井升三也提出了三點看法，一是中日在地理上接近，使日本成為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絕好的根據地；二是日本一部分政治家和民間人士支援中國革命的動向和孫中山對他們的親近感、信賴感；三是孫中山基於黃白人種鬥爭觀的“亞洲主義”思想。（注：［日］藤井升三：《孫中山的對日態度》，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525-2526頁。） 

關於對日觀“飛躍”說的爭論。國內外都有學者認為，孫中山對日本的認識和態度，以1919年為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出現了“飛躍”：在此之前，由於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缺乏認識，孫中山期待日本政府及軍部的支持和援助，對日本沒有進行深刻的批判；在此之後，他認清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拋棄了對日幻想，抨擊日本的對華政策，其對日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有學者明確指出：“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孫中山對日本侵華政策的本質，認識愈來愈深刻，思想上出現了飛躍。”（注：尚明軒：《孫中山與日本的幾個問題》，《貴州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另外參閱趙矢元《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與日本的“大亞洲主義”》，《中日關係史論文集》，第190頁。）另有學者指出，五四前後，孫中山公開批判和尖銳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行為，對日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次轉變和飛躍的實現，則為他接受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並最終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方針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認識和實踐基礎。”（注：孫邦華：《“五四”前後：孫中山對日觀的轉捩點——兼與俞辛焞先生商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自五四運動以後，孫中山對日本政府已經失去了信心，認識到日本為謀求其在中國的特權，不可能平等對待中國，更不會支持他領導的反對軍閥的民主革命，因而“認為日本不必聯，也不可聯”（注：林家有：《試論孫中山聯俄的主要原因和目的》，《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叢》第1集（1983年），第33頁。），開始“對日本政府的政策持毫不妥協的批判態度”（注：陳錫祺：《孫中山與日本》，《中山大學學報》1986年第4期。）。 

有學者認為孫中山對日觀的轉變始於護法戰爭。孫中山第一次護法戰爭（1917年7月至1918年5月）失敗，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奉行援助段祺瑞的政策。經此失敗，孫中山對日本當局有了新的認識，在五四時期“不斷抨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並愈來愈猛烈”，最終“將外交重心轉向蘇俄，逐漸形成聯俄政策”。（注：李吉奎：《護法戰爭時期孫中山與日本》，《中日關係史論文集》，第169-182頁。） 

有日本學者也認為孫中山對日依存態度的基本的改變，“是一九一九年六月以後孫中山對日本帝國主義從正面批判開始的，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從這個時期開始轉變為反對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注：藤井升三：《二十一條交涉時期的孫中山與〈中日盟約〉》，李吉奎譯，馬寧校，華南師範大學辛亥革命史研究室、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編：《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動態》第5輯，1986年8月，第139頁。）。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孫中山“根本改變了對日態度呢”？一是孫中山對日本政府及軍界依舊支援北方軍閥政權的方針感到失望；二是五四運動及俄國十月革命帶來的影響。（注：藤井升三：《孫中山的對日態度》，《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第2525-2528頁。） 

對學界的這一主流觀點，部分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有學者認為，孫中山對日本的態度從親日到反日的演變，經歷了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00-1914年，從求援日本朝野到幻想聯合日本政府；第二階段是1915-1919年，從對日本的局部的感性批判到全面的理性批判；第三階段是1920-1924年，從對日本的公開抵制到堅決反對。孫中山對日態度的轉變是由他20多年同日本交往的實踐和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實際所決定的。“我們不應簡單地歸結為從聯日到批日，也不應該籠統地將1919年作為劃分孫中山從聯日到批日的分界線。”（注：劉恩格：《孫中山的對日態度及演變》，《貴州社會科學》1987年第3期。） 

有論者對1922年華盛頓會議之前孫中山的對日觀進行剖析，認為此時期孫的對日觀既不能用對日本從依靠到批判來概括，也不是直線的、簡單的反侵略進行曲，而是常常表現為幻想與策略運用交織、正確與失誤並呈、前後相互矛盾的情形。總的行進方向，則是逐步朝著聯合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世界被壓迫人民，共同反對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帝國主義的目標前進。（注：段雲章：《孫中山與山東問題——兼探孫中山的對日觀》，《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叢》第7集（1990年），第135-152頁。）有學者更指出，孫中山思想中聯日是主線，“直到1924年新三民主義思想形成以後，才真正認清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完成了他一生根本性的轉變”（注：王立榮：《談孫中山對日外交思想的轉變》，《遼寧師專學報》2001年第1期。）。 

有學者不但不同意以1919年劃界，而且認為孫中山始終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有清醒認識，籠統地把孫中山是否對日本抱有希望和期待當作判斷他對日本帝國主義本質是否有明確認識的標準，並不妥當，因為這有兩種情況：“一是對日本帝國主義沒有認識或認識不清，盲目地寄希望於日本，二是有清楚認識，從策略上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爭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前者是認識問題，後者是策略問題，不應混為一談。”孫中山1919年使用“帝國主義”一詞對日本進行批判，雖有對日認識提高的因素，但更為主要的是日本對北京軍閥政權和孫中山及廣東政府的政策轉變所致，而不是他“對日認識的飛躍，更不是對日態度的根本轉變”。實際上，1919年前後孫中山對日本的認識和態度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只是一種策略性的變化。（注：俞辛焞：《孫中山對日態度再認識》，《歷史研究》1990年第3期。）運用國際關係研究方法，把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放到國際關係層面進行考察，下面的問題就容易找到答案了：為什麼孫中山明確認識到了日本的侵華本質，還對日本抱有幻想和期待呢？一般來說，認識與行動應當是一致的，但在國際關係上，認識與行動往往並不一致，有時甚至完全相反，“正是由於孫中山對日本侵略中國有明確的認識，所以才利用圍繞侵華而產生的日本、歐美列強與中國三者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來達到革命的目的”（注：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第304、309頁。）。 

晚年對日觀。有學者認為，從孫中山1922-1923年的言論看，他在華盛頓會議後的一段時間，“雖對日本侵華行徑猶懷憤慨，深表疑慮，但抱有聯合日本以對抗歐美列強的明顯意向”。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後，孫中山雖然採取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但由於蘇俄對他的援助有限，他對外仍力圖爭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他在高呼反帝、不斷譴責和反對日本軍閥侵華行徑的同時，對日本仍寄予希望。1924年11月他在北上途中往訪日本，宣講“大亞洲主義”，爭取日本朝野的支持，就是這種對日觀的具體體現。直到臨終時，他“仍對日本朝野人士尤其是對日本人民寄予厚望”。（注：段雲章：《1923年後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 

二、“滿洲租借”問題 

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曾同意將“滿洲”租借給日本，“滿洲租借”問題遂成為此一時期孫日關係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注：相關資料可參閱藤井升三《辛亥革命時期有關孫文的資料——森恪關於“滿洲問題”的書信》，《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叢》第7集（1990年），第118-126頁。）較早對此加以研究的是日本學者山本四郎、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等人。（注：參閱楊天石《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第61頁注①。）在此基礎上，國內有學者將當事者之一的森恪留下的函電和相關人士的回憶材料結合起來加以考察後指出，這些材料“所反映出來的基本事實應該是毋庸置疑的”，即孫中山確曾同意把“滿洲”租借給日本。（注：楊天石：《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的長函，是“三井派出人員向其最高幹部的工作彙報，從史料價值說，它是無可懷疑的真品”（注：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第326頁。）。 

論者指出，早在1898年，孫中山就曾對內田良平說過，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於滅滿興漢，“革命成功之時，即使以諸如滿、蒙、西伯利亞之地悉與日本，當亦無不可”。此後，他一直有以出讓“滿洲”爭取日本支持的想法，直到1924年國共合作實行聯俄政策之後。（注：楊天石：《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1912年2月3日，財力處於枯竭邊緣的孫中山在南京與三井物產社員森恪就日本“租借滿洲”一事進行了商談，其主要內容為：“滿洲保全”對於日本的安全和東洋的和平是必要的，中國政府不能單獨實現“滿洲保全”，所以將“滿洲”委託給日本，日本則給予革命政府以“特殊援助”。孫中山對此表示贊成，並希望日本及早用現款支付1000萬日元借款。（注：藤井升三：《孫文與“滿洲”問題——在反對帝國主義和“亞洲主義”之間》，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以下簡稱《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上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61-663頁。）會談之後，孫中山於2月5日和6日致電森恪催促日本方面對此做出答復。在2月6日的電報中說，與袁世凱的媾和協議延至2月9日，懇請日方在2月9日前給予答復。（注：藤井升三：《孫中山的對日態度——從對日依靠到對日批判》，《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第2535頁。）孫中山的這一舉措“與當時國內鬥爭的形勢有關”。由於南京臨時政府財政極其困難，“使孫中山幻想從日本獲得鉅款，以鞏固南京政府，停止與袁世凱的和談”。（注：賀躍夫：《試論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期的對外活動》，《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叢》第1集（1983年），第163-164頁。） 

此事何以未成？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主要原因在日本方面。有學者說這個計畫因遭到日本內閣和元老山縣有朋的反對而未實行。（注：藤井升三：《孫中山與“滿蒙”問題》，朴成昊、丁賢俊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部編：《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3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頁。）另有學者指出，日本方面最終沒有貸款，主要還是“高層意見不一致”（注：李吉奎：《孫中山的生平及其事業》，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頁。），“日本政府沒有支持”（注：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第325頁。）。 

有學者則認為，此事未成，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孫中山的態度：(1)從表面上看，2月8日森恪致益田函似乎表明孫中山同意租借和割讓“滿洲”，“可是再仔細分析一下此函的內容，便知孫的態度前後矛盾，含糊不清”，並沒有明確表態；(2)“滿洲”租借和割讓的要求是益田孝、井上馨等人提出的，“是想借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財政窮乏之際，趁火打劫，以提供貸款為名，圖謀租借和迫使中國割讓東三省”；(3)孫中山和森恪在會談中的主張是對立的。孫始終強調優先提供貸款，力圖先得資金，然後再談“滿洲問題”。這“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他在‘滿洲問題’上的抵抗心理。如果沒有此種抵抗心理，若孫同意先赴日締結‘滿洲契約’的話，‘滿洲租借和割讓問題，也許變成現實了”；(4)孫中山對當時的形勢判斷有誤。他把獲得貸款的日期限於2月9日，其原因與舊曆年有直接關係，是為了在節前給幹部和軍人發賞金，以免“軍隊離散、政府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