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曾經順應歷史潮流而動，發動了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但是資產階級民主派僅僅是推翻了一個皇帝，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最後歸於失敗。資產階級民主派領導的民主革命之所以失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民主革命動力的錯誤認識是根本原因之一。 

一 

在早期，從興中會成立到辛亥革命前的反清武裝鬥爭中，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尋找革命同盟軍的問題上，就犯了嚴重錯誤。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將會黨當作排滿的動力、主力軍。1894年11月興中會成立，標誌著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誕生並走上革命道路。興中會成立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華夏，創立合眾政府”的政治綱領，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革命派發動了一系列的武裝起義。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依靠誰來開展這些武裝起義？資產階級革命派認為，會黨“富有強國的團結力，會黨之勢力足以左右中國之社會”，〔1〕因此把革命的希望寄託在會黨身上。“種族革命，固非運動軍學界不為功，而欲收發難速效，則宜採取用哥老會，以彼輩本為反滿清而早有團結，且其執法好義，……其不肯枉法，與視死如歸，足為吾輩所取法。”〔2〕會黨宗旨是排滿，且“久已蔓延團結，惟相顧而莫先發，正如炸藥既實，待吾輩導火線而後燃。”〔3〕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主要領導孫中山認為，“秀才不能造反，軍隊不能革命”，“利用會黨暴動最為可靠”。〔4〕 

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辛亥革命前期，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一系列革命活動及舉行的武裝起義，都主要是發動和聯絡會黨。如長沙華興會成立後，黃興就積極聯絡湖南會黨馬福益；武昌科學補習班聯絡江西會黨，上海光復會聯絡白布會、龍華會等東南六府的會黨。南方的廣州起義、惠州起義、萍瀏醴起義、潮洲七女湖起義、欽廉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雲南河口起義都是以會黨為主力軍。這些起義最後都以失敗而告終。失敗的原因，固然與清政府的殘酷鎮壓分不開，但與資產階級革命派不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單純依靠會黨力量也是分不開的。 

會黨一般是由失地的農民，破產的城鄉手工業者及小商小販、遊民、游勇所組成，是一個被壓迫在社會最低層的龐雜群體。20世紀初，各地會黨反滿活動空前活躍。他們有兩個特點：一是窮困潦倒：二是流動性極強。會黨的特點使他們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他們很窮，是一幫浪跡江湖，衣食無著，慘遭統治者的壓迫欺淩和社會的冷落歧視的社會棄兒。這種境遇，造就了他們憤世嫉俗、追求平等、見義勇為的思想品格。因此，他們在資產階級領導的一系列武裝鬥爭中，往往能勇敢殺敵，視死如歸，為推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發展，為資產階級革命派反對清王朝立下汗馬功勞。但另一方面，流氓無產者的特性，又使他們將謀生作為第一要素，把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作為奮鬥的終極目標。因此，他們的性格特徵中又嚴重存在著自私自利，貪圖富貴，寡廉鮮恥乃至賣身求榮的劣根。這一劣根一遇適宜氣候，就會逐漸發展，甚至不可收拾。如貴州宣佈獨立不久，哥老會“佔據民房衙署 ，以立公口，儀式陳設，比於官廳”。〔5〕在陝西，哥老會遍及碼頭，“兼辦糧台，派款項，有的還理訟事，設私刑，其權居然在縣官以上”。〔6〕為了爭權奪利，會黨之間更是互相攻擊，以致發展到內訌和火拼。“有奶便是娘”是會黨的惡習。一些會黨在清政府的誘惑下，投靠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大肆屠殺革命黨人，從而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深入發展的阻力。 

會黨流氓無產者的習氣，不可避免地給資產階級革命帶來極為嚴重的消極影響，甚至可以說是加速辛亥革命失敗的催化劑。在歷次以會黨作主力軍的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悲傷歎曰：會黨“皆知識薄弱，團體散漫，憑籍全無，只能望之為回應，不能用為原動力”。〔7〕 

二 

孫中山等資產階級革命派在依靠會黨發動的一系列反清起義失敗後，便把希望寄託於新軍中建立秘密團體，宣傳反滿革命思想。經過艱苦細緻的組織宣傳、分化瓦解、 爭取動員之後，革命派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新軍，並領導了一系列武裝起義。1910年2月組織發動了廣州新軍起義，這次起義失敗後，翌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又以新軍為骨幹，發動了廣州黃花崗起義、武昌起義。這兩次起義震動了全國，鼓舞了更多的人繼起鬥爭，促進了革命高潮的到來。特別是武昌起義，成立了第一個革命政權——湖北軍政府。在它的影響下，各省新軍起而回應，反正易幟。湖南、陝西、江西、山西、上海等15年省的新軍宣佈脫離清政府的統治，建立了革命軍政府。可是，革命派領導的這場遍及全國的辛亥革命，最後還是失敗了。包括以後孫中山等革命派領導的“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兩次護法戰爭都失敗了。這一系列武裝起義失敗的共同原因，仍然是對革命動力的錯誤認識。 

清末新軍官兵，許多是來自將弁武備學堂和日本士官學校，他們的文化水準及經歷很容易接受新知識、新思想；有的是在廢除“學而優則仕”以後的讀書人，還有的是貧苦農家子弟，他們對清王朝統治不滿而投身新軍，其目的是以求新的出路和升遷之道，只要革命黨人有意識地在新軍中進行反滿宣傳和策反工作，新軍官兵是容易從“反滿”的心態發展為反滿行動的，且他們已成為各大城市中一股非常活躍的政治勢力。武昌起義的勝利及全國其他城市的獨立，清王朝的滅亡，充分顯示了他們的作用。但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新軍也只是利用其反滿的民族情緒，對他們只是物質上的支援和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宣傳，沒有從組織上和思想上對其進行改造，收編組成自己的軍隊。在達到預定的目標後，資產階級革命派就拋棄他們，而新軍隨著一些革命黨人的蛻變，衍化成割據一方的地方軍閥武裝。由於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對革命的動力模糊認識及廉價勝利的願望，最後，將革命政權拱手送給了袁世凱，導致了辛亥革命失敗。 

辛亥革命失敗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走上反對袁世凱獨裁及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的鬥爭，但在革命動力問題上仍脫離人民群眾，消極利用新軍閥與舊軍閥，南方軍閥與北方軍閥的矛盾，聯合南方小軍閥反對北方大軍閥。孫中山的護法運動，就是以粵、桂、湘聯軍作為主力軍。這些軍閥是一些具有強烈地方性的封建軍事集團，他們為了各自的地盤，才打起“護法”旗幟，並企圖利用孫中山作幌子，藉以增大其“自主”的聲勢，以向北京政府討價還價，達到割據一方的目的。因此，護法運動一開始就離心離德，多方掣肘，而孫中山卻一再讓步，委屈求全，封官許願。但其結果是，桂系軍閥陸榮廷與北方直系軍閥勾結，丁南軍閥與北京政府妥協，歷時兩年的護法運動終歸失敗。護法運動失敗的事實，使孫中山認識到地方軍閥與北洋軍閥一樣，都是護法運動的大敵。“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8〕所有大小封建軍閥全是代表帝國主義和大地主的利益的，都是革命的敵人，絕不可能幫助孫中山實現共和國的理想的。 

三 

武裝起義的屢次失敗，沒有減弱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救國救民、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的決心。那麼到底依靠誰，聯合什麼力量才能完成此大業？孫中山等人“孑然無易”，“一籌莫展”，完全陷入苦悶和絕望的困境。就在孫中山等資產階級革命派走投無路，找不到正確答案時，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孫中山帶來了新的希望和信心。在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影響下，1919年爆發了“五四”運動，中國無產階級作為一個覺悟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並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孫中山從俄國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中，看到了廣大群眾的力量，改變了過去對人民群眾不信任的態度，開始覺察到過去的革命方式，已不適應當前的革命形勢，並感到過去依靠軍閥之不當，認識到“大多數人起來革少數人的命的世界潮流‘不可抑遏’，將來必至政權歸於平民而後已”。〔9〕 

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後，有組織地領導了工農革命運動。工農運動的蓬勃興起，給孫中山以巨大震動和深刻影響。但至此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仍沒有想到要依靠共產黨和工農群眾力量，只是對革命動力的認識發生了變化。1921年至1922年孫中山領導的第二次護法戰爭的失敗，使孫中山對革命動力問題的認識發生了根本的轉變。第二次護法運動，孫中山把實現自己計畫的全部希望都寄託在他全力培植起來的“援閩”粵軍，任命陳炯明為總司令，認為陳是“可資依靠”的“革命將領”。但陳炯明的叛變，導致了第二次護法運動的失敗。這次失敗，使孫中山對革命動力的認識發生了根本轉變。他過去歷次的失敗，是失敗於敵人，而這次失敗，是失敗于他完全想不到“禍患生於肘腋，干戈起於肺腑”，〔10〕相從十餘年“可資依靠”的“革命將領”。這次失敗，使孫中山徹底清醒：單靠現成的軍閥去打倒另一個軍閥，而不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人民群眾，是必然要失敗的，與軍閥合作無異是與虎謀皮，要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必須尋找新的革命力量，走新的革命道路。 

1922年1月至1923年初，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農民運動也蓬勃發展，這使孫中山產生了聯合農民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想法。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宣言》中提出了“由民眾發之，亦由民眾成之”。這標誌著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不但在對革命動力的認識上發生了根本轉變，而且在政策上也有重大轉變。資產階級革命終於在迂迥曲折的歷程中走出了“死胡同”。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孫中山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接受共產黨和共青團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歡迎工農分子參加國民黨。他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說：“只有國民黨和廣大民眾的密切結合，中國民族才能夠獲得真正的自由和獨立”。〔11〕“國民革命之運動，心恃全國農民、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12〕後來，他在總結革命失敗教訓時深刻地認識到“中國革命所以遲遲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沒有自己的革命武裝，沒有廣大人民為基礎”。〔13〕1924年7月，廣東省召開第一次農民大會，孫中山看到許多赤著腳，穿著破爛的衣衫，有的帶著籮筐和扁擔的農民來廣州開會，深受感動，他說“這是革命成功的起點”。〔14〕8月他號召廣州農民參加國民革命鬥爭，指出“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來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15〕1924年9月，孫中山甚至提出了“產業工人階級應當發揮領導作用”的論斷，這一認識是很可貴的，其政治意義是不可低估的。1925年3月11日，孫中山在臨終前一天的《國事遺囑》中，表現出他一生對依靠民眾力量認識的最高峰。遺囑中寫道：“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革命成功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16〕這是孫中山一生革命的經驗總結，是孫中山對革命動力的認識最高概括。 

可惜的是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右派和以蔣介石為首的新右派徹底背叛了孫中山，公開反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浪潮。然而，以宋慶齡、廖仲凱、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在中國共產黨人的支持下，繼續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並與西山會議派、戴季陶主義及蔣介石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們一方面在刊物發表文章，批判國民黨右派的分裂活動，另一方面，在國民黨“二大”及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議決繼續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當蔣介石徹底背叛孫中山，進行鎮壓工農群眾的反革命政變，對國民黨及國民黨左派的一系列組織進行解散、封閉時，國民黨左派始終與中國共產黨聯合，領導廣大人民對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及陰謀進行深刻的揭露和堅決的鬥爭。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宋慶齡、何香凝、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與毛澤東、董必武等聯名發表了“討蔣通電”。在左派的影響下，武漢國民黨政府發表聲明，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繼續進行國民革命。汪精衛等控制了武漢國民黨政府後，悍然“分共”，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被徹底背叛，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至此徹底失敗。 

四 

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進行了長達三十餘年的革命鬥爭，為什麼就沒有認識到工農這支革命的主力軍？究其原因： 

第一，資產階級革命的綱領所致。資產階級的三民主主義中，平均地權雖然觸及了廣大農民最為關切的土地問題，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卻不願把土地分給農民。同盟會的分支組織地共進會為了利用會黨和會黨中的地主豪紳從事反清活動，顧及豪紳地主的利益，在擬定政綱時，竟把“平均地權”改變為“平均人權”。這說明資產階級革命派人根本就無意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因此，他們也就無法喚起農民革命的熱情，從而引導廣大農民投身于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去。 

其二，資產階級自視甚高，使他們脫離農民，輕視農民的地位及反抗鬥爭。清末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主要成份是新式學堂的教員、學生和海外學生，他們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利益，因此他們在社會政治活動中輕視甚至敵視農民。他們把社會成員分為上、中、下三大類，把農民劃歸“不知不覺者”的下等社會之列，不相信農民的力量。在他們看來，農民于革命大業是無足輕重的。 

其三，資產階級革命派急於求成的心理及力量薄弱，使他們忽視工農力量。革命黨人普遍存在急於求成的心理，認為“革命之範圍，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17〕因此，他們在革命中十分倚重現成的反清力量：會黨、新軍、地方軍閥、地主紳士等。加上革命派組織渙散，人員複雜，經費單薄，無力組織工農組成革命武裝，只好利用現成的力量，需要時下去聯絡、組織，不需要時就拋棄之。 

其四，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決定了他們不敢真正地發動工農，甚至害怕工農參加革命。中國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積極性。但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又不同程度的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就決定他們既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但又害怕工農和其他勞動人民起來革命，害怕工農和其他勞動人民的革命，會使他們失去既得的利益。 

注釋： 

〔1〕《中國近代史》複印報刊資料1992年3期第99頁 

〔2〕〔3〕〔4〕《中華民國史》第一篇全一卷李新編第275頁、308頁 

〔5〕《雲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第165頁 

〔6〕《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錄》第52頁 

〔7〕《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一）第3頁 

〔8〕〔9〕〔10〕〔11〕〔14〕〔15〕〔16〕《孫中山傳》尚明軒著第211頁、227頁、238頁、273頁、294頁、312頁、313頁 

〔12〕《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孫中山傳》第九卷 

〔13〕《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卷1961年版第602頁 

〔17〕《中國近代史》複印報刊資料94年第7期第93頁 

（資料來源：《廣東教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