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我給臺北舉行的第四屆孫中山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提交了一篇論文，題為《50年來中國大陸對孫中山的紀念與評價》，簡要回顧了新中國建立以來，黨和國家最高層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每逢十年一次的重大紀念活動，以及党和國家領導人對孫中山的評價。說到孫中山不可不說到辛亥革命。所以，那篇文章提到，對孫中山的生辰和忌辰的紀念，50年來共舉行了十次，加上對辛亥革命的三次紀念，總共13次。這些紀念活動都是黨和國家最高層舉行的，所以文章討論的範圍不包括各省各地舉行的紀念活動，也不包括學術界舉行的各種形式的學術討論（包括帶有紀念性質的學術討論）。那篇文章是從孫中山的角度立意的，現在想來，意猶未足之處。值此辛亥革命90周年紀念到來之際，有必要對50年來黨和國家最高層紀念辛亥革命的活動情況作一個小結。 

新中國建立以後有關辛亥革命的逢十紀念日，在50年內有五次：1951年10月、1961年10月、1971年10月、1981年10月、1991年10月。但是，1951年10月的紀念活動未能舉行，這是因為新中國建立未久，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百孔千瘡的社會經濟局面，正值百廢待舉之際，預計三年的經濟恢復工作正在緊張進行之中；3.1億人口的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主要在1951年進行；國家政權的鞏固工作，不容輕視，對退居臺灣的蔣介石國民黨殘餘集團的鬥爭仍在弦上。由於1950年秋季美軍在朝鮮仁川登陸，國內各地隱藏的反革命分子氣焰囂張地進行各種破壞活動，國家政權的鞏固受到威脅。1950年10月10日，黨中央向全國發出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1951年全國各地開展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對鞏固新生政權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朝鮮戰爭所代表的美國帝國主義組織的對新中國的半月形包圍圈已經形成，中朝人民軍隊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三八線”以北的鏖戰正酣，雖然已經迫使美國宣佈願意坐到談判桌上來，1951年8-11月，美軍又在“三八線”以北發動了夏秋季攻勢，談判和戰爭同時在緊張進行之中。毛澤東和中央軍委估計到臺灣國民黨軍配合美軍在朝鮮的攻勢反攻大陸的可能性，為此做出了各種必要的部署。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人民共和國的領導者們當然沒有心情和可能來舉行辛亥革命40周年的紀念活動。就當時的海峽兩岸關係的現實來說，10月10日的紀念活動恐怕在政治上也會有相當的敏感性。因此，1951年10月的紀念活動沒有舉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過幾年，國家政權鞏固了，國民經濟恢復了，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狀況都達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最好的時期。這時候，孫中山先生的生辰和忌辰相繼到來。1955年3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30周年。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於當天頭版發表重要社論《紀念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家——孫中山》。前一天下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有1000多人參加的孫中山先生逝世30周年紀念大會，政協主席周恩來主持會議，政協副主席董必武、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以及孫中山的生前友好彭澤民在大會上講話，政協副主席郭沫若、彭真、沈鈞儒、黃炎培、何香凝、陳叔通、章伯鈞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劉少奇、副委員長林伯渠、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等，以及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出席了會議。[1] 

1956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誕辰90周年。為此，北京組成了孫中山先生誕辰90周年紀念大會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會決定，誕辰日那天，全國各大城市和省會、自治區首府所在地要普遍舉行紀念大會；國務院通知，誕辰日，全國各直轄市、省會、自治區首府以及拉薩等地均懸掛國旗，以示紀念。[2]11月11日，北京舉行極其隆重的紀念大會，大會宣佈了毛澤東、衛立煌、鄧小平、葉劍英、龍雲、劉少奇、李書城、沈鈞儒、陳雲、陳叔通、周恩來、張奚若、張難先、程潛、董必武、熊克武等78人組成的大會主席團名單。大會還邀請華僑和港澳同胞40多人、30多個國家的160多位來賓出席大會。政協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主持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林伯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副主席何香凝以及各國來賓先後講話。[3]11月12日，以朱德為團長、李濟深為副團長的中央謁陵代表團晉謁了南京中山陵；[4]同日，周恩來、何香凝等一行600人參謁了香山碧雲寺中山紀念堂。[5]在這一天，毛澤東發表了專文《紀念孫中山先生》。[6] 

應該說，紀念孫中山先生，其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紀念辛亥革命。1955年、1956年對孫中山先生忌辰和生辰的紀念，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對1951年10月未能舉行的辛亥革命40周年紀念的補充。 

第一次正式舉行大規模辛亥革命紀念活動是在1961年，這一年10月是辛亥革命50周年。1961年9月1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21次會議決定隆重紀念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辛亥革命50周年，決定成立辛亥革命50周年紀念籌備委員會，由國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辛亥革命元老董必武任主任委員，宋慶齡、吳玉章、何香凝、沈鈞儒、李維漢、程潛、黃炎培、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包爾漢、郭沫若、陳叔通、張奚若、馬敘倫任副主任委員，邵力子任秘書長。[7]我們看這個名單，可以發現絕大多數都是親身參與過辛亥革命的人士。10月9日，北京各界一萬多人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紀念大會，首都各界人士、海外華僑、各地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人以及在北京訪問的各國外賓和駐華使節參加會議。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各方面領導人出席了會議，政協主席周恩來主持會議。大會執行主席21人，他們是：周恩來、宋慶齡、董必武、朱德、何香凝、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彭真、陳毅、李維漢、程潛、陳叔通、賽福鼎、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林楓、包爾漢、帕巴拉·格列朗傑、阿沛·阿旺晉美、吳玉章、張奚若。周恩來致了開會詞，董必武、何香凝發表了長篇講話。[8]會後，董必武副主席宴請了各地來京的辛亥革命老人，政協主席周恩來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沈鈞儒、何香凝、黃炎培、李維漢、陳叔通、程潛、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包爾漢，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張治中等領導人出席了宴會。[9]此前的10月7日，辛亥革命50周年紀念籌委會邀請各地來京的辛亥革命老人座談，籌委會主任董必武、副主任吳玉章、張奚若，籌委會秘書長邵力子出席了座談會，表示了對辛亥革命老人的熱情關懷和禮敬。出席會議的老人共48位，其中有擔任武昌工程八營共進會總代表、在武昌首義中打響第一槍的熊秉坤，辛亥革命時擔任秦隴複漢軍炮兵司令的朱敘五，參加過黃花崗等戰役曾任滬軍司令的黃一歐（黃興的兒子），擔任過廣州護國軍旅長和廣州西路軍軍長的伍毓瑞等。[10]10月8日，民革中央約請辛亥革命老人舉行了談話會，稱頌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11]此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都成立了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籌備委員會，10月10日各地首府也都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會。[12] 

辛亥革命60周年正是1971年10月，這是“文化大革命”的緊張歲月。9月13日，當時的副統帥林彪發現自己的反黨陰謀敗露，倉皇乘飛機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溫都爾汗。這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對全黨全國人民的政治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政情高度緊張，當然沒有可能舉行一次與當前政治沒有直接關係的歷史事件的紀念。 

第二次舉行大規模辛亥革命紀念活動是1981年，這是辛亥革命70周年。“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全國進入改革開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新時期。1981年10月9日，北京各界一萬多人在人民大會堂集會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會籌委會主任委員葉劍英，籌委會副主任委員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鄧穎超、韋國清、彭沖、廖承志、許德珩、胡厥文、史良、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劉瀾濤、康克清、周建人、莊希泉、鬍子昂、王昆侖以及籌委會秘書長屈武作為大會執行主席在主席臺就座，党和國家領導人華國鋒、彭真、王震、方毅、餘秋裏、耿飆、倪志福、陳慕華、賽福鼎、萬里、習仲勳、王任重、谷牧、宋任窮、楊得志、姚依林、李井泉、蕭勁光、楊尚昆、康世恩、薄一波、張愛萍、黃華等，全國政協的各位副主席陸定一、李維漢、王首道、榮毅仁、胡愈之、何長工、蕭克、程子華、楊秀峰、包爾漢、周培源、錢昌照等出席了會議，大會還邀請了參加過辛亥革命和在孫中山先生身邊工作過的人、孫中山和黃興的親屬、華僑和港澳同胞、外國友人等出席會議。葉劍英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大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了會議，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在會上作了主題報告，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胡厥文、從美國專程來京出席紀念大會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李默庵、政協常務委員繆雲台先後講話。[13]10月9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社論《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鄧穎超，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會見了孫中山、黃興、蔡元培的親屬。[14]10月1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在武漢出席了湖北各界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會，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首府也都舉行了紀念大會。[15] 

第三次舉行大規模辛亥革命紀念活動是1991年。10月9日，北京各界5000人在奧林匹克中心體育館隆重集會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國家主席楊尚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國務院總理李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宋平、李瑞環，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顧問委員會、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各民主黨派中央、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辛亥革命老人、華僑和台港澳同胞、孫中山和黃興的親屬等出席了會議。全國政協副主席王任重主持大會。國家主席楊尚昆發表了主題報告，民革中央名譽主席屈武講話。[16]同日，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萬里等領導人會見了出席辛亥革命80周年的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人士（其中有孫中山和黃興的親屬）。[17]10月10日的《人民日報》在第1版發表社論《繼往開來振興中華——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此前，在10月8日，全國政協還舉行了紀念辛亥革命的茶話會，党和國家領導人、全國政協各位副主席、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辛亥革命的老人、台港澳同胞和國際友人400多人出席了會議。[18] 

以上可見，新中國建立50年來，除了1951年、1971年特殊的歷史背景以外，凡是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生辰、忌辰的逢十紀念，黨和國家都是以最高規格舉行紀念大會。這樣的大會總共進行了13次。所謂最高規格，是指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或者全部出席，或者大部分出席；党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發表專題社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主要領導人都要在當地的紀念大會上講話。這就是說，每逢十年一次舉行的紀念辛亥革命或者孫中山的活動，成為全國重要的政治活動，是全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像這樣50年一貫進行的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中國共產黨生日可以與之相比擬。 

為什麼党和國家這樣重視紀念辛亥革命呢？這是由共產黨人的歷史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共產黨人觀察歷史發展進程的指導思想。正是依據這一思想，確認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歷史前進的代表性事件。毛澤東說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19]辛亥革命則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20]。毛澤東多次論述過辛亥革命推動中國歷史進步的意義。1949年9月他在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一百多年以來，我們的先人以不屈不撓的鬥爭反對內外壓迫者，從來沒有停止過，其中包括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在內。”[21]毛澤東在195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時發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特別指出孫中山值得紀念之處在於三方面：他在中國民主革命的準備時期，以鮮明的中國革命民主派立場，同中國改良派作了尖銳的鬥爭，他在這一場鬥爭中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他在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的豐功偉績；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的豐功偉績。[22]這裏說的前兩方面，就與辛亥革命直接相關。周恩來在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會上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我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人們在精神上獲得了空前的大解放，為以後革命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他說：“辛亥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一次舊式的民主革命。這次革命是不徹底的，它沒有完成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革命任務……我們感到高興的是，我們不僅完成了辛亥革命的英雄們未完成的事業，實現了一百多年以來中國許多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偉大理想，而且已經使我們這樣一個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偉大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發展的康莊大道。”[23]董必武在這次紀念大會上也指出：“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長期歷史中，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辛亥革命雖然沒有取得真正的勝利，但它提供了十分寶貴的經驗，使得中國人民有可能找到徹底解放的正確道路。”[24] 

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關於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的評價，把中國共產黨人紀念辛亥革命的歷史的和現實的原由都講清楚了。這基本上成為此後紀念辛亥革命的基調。1981年10月，胡耀邦在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會上講話，進一步指出：“辛亥革命違反帝國主義列強的意願，推翻了他們所支持的清朝政府，這就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證明了中國的命運畢竟不是帝國主義所能任意支配的”，“我們共產黨人和全國各族人民，都把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勝利看作辛亥革命的繼續和發展，對於領導辛亥革命的孫中山先生和他的同志們抱著崇高的敬意。”[25]《人民日報》10月9日發表社論指出：“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真正的繼承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辛亥革命發展的碩果。”[26]1991年10月，楊尚昆在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大會上講話，特別指出雖然辛亥革命沒有使中國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但是，“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偉大的里程碑，是在比較完全的意義上開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為以後的一系列歷史發展開闢了道路。在中華民族振興和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辛亥革命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27] 

肯定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是紀念辛亥革命的一個理由，但不是惟一的理由。如果是惟一的理由，那就把辛亥革命當做歷史上一般的起過進步作用的事件了。辛亥革命的英雄們為了推翻清朝反動、腐朽的統治，而不屈不撓奮鬥的革命精神，孫中山為了振興中華，推進中國現代化的努力，正是新中國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需要借鑒的精神。楊尚昆在講話中指出：“在中華民族振興和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辛亥革命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今天，生活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共和國中的每一個公民，都不應該忘記八十年前資產階級革命家在推翻封建帝制的鬥爭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27]《人民日報》1991年的社論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發展。投身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人們，不能忘記歷史，尤其不能忘記祖國的近代史、現代史，要善於從近代現代史上燦若群星的民族英雄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孫中山先生救國救民，‘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於將傾’的高尚品德，‘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的堅強意志，追求真理、不斷進取的赤子之心，放眼世界、‘迎頭趕上’的雄心壯志，以及‘天下為公’的博大胸懷，可謂萬世楷模。孫中山先生這種戰鬥不息的愛國主義熱誠，自強不息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永遠值得弘揚和光大。”[26] 

紀念辛亥革命還有一個現實的理由，也許是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最廣泛的大團結，完成祖國統一，建設統一、民主、富強的社會主義祖國。1949年以來，國家統一問題一直是一個有待完成的大問題。因此，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歷次紀念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祖國統一問題都是紀念活動的主題。在20世紀50-60年代，在講到國家統一問題的時候，都要首先聯繫到反對帝國主義。如1956年11月，周恩來在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是這樣表述的：“中國的領土臺灣還受著美國的侵略。一切愛國者，一切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應當共同努力，實現臺灣的和平解放。”[28]董必武在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現在整個中國大陸上的帝國主義勢力已經不存在了，但是美帝國主義仍然霸佔著我國領土臺灣，美國的武裝力量不斷地侵犯我國的領海、領空。臺灣、澎湖、金門、馬祖還沒有解放，祖國統一的神聖事業還沒有完成。在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時候，我們相信，這些地方的愛國同胞，緬懷先烈，一定也和我們一樣，對於妨礙祖國統一的美帝國主義感到深切的痛恨。”[24] 

到了20世紀80-90年代，紀念辛亥革命的最重要、最明確的主題就是祖國統一問題了。胡耀邦在1981年的講話中，開宗明義，一開頭就把問題提了出來。他說，辛亥革命“是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次革命。在今天的形勢下，我國大陸的九億八千萬同胞和臺灣的一千八百萬同胞，共同紀念這個光榮的節日，尤其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他在講話中評價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特別指出，“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崇敬和懷念，至今仍然是把中國大陸和臺灣聯繫在一起的強大的精神紐帶。”他強調，“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發展壯大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同心同德地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鬥”，在目前要實現三大任務：實現四化建設、保衛世界和平、完成統一大業。在分別敍述了實現四化建設與保衛世界和平的任務後，特別以中共中央負責人的身份說明了完成統一大業的任務，呼籲在臺灣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為建設統一的國家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他說，我們如果不解決祖國統一這個難題，讓彼此的力量在對峙中互相抵消，“我們將何以上對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以來的先烈，下對海峽兩岸的各界同胞和子孫後代呢？”他告訴臺灣同胞，不但孫中山先生的陵墓經過一再修葺，而且奉化塋墓修復一新，廬山美廬保養如故，其他國民黨高級官員的老家和親屬都得到妥善安置。他表示邀請蔣經國等臺灣當局負責人和臺灣各界人士到大陸和故鄉看一看。[25]這次講話，像9天前葉劍英委員長發表的解決臺灣問題的九條方針一樣，坦率地、真誠地、深情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促成祖國統一的誠意，同時也說明了紀念辛亥革命這樣的歷史事件對於解決現實問題的巨大意義。10年以後，當辛亥革命80周年紀念日到來的時候，國家主席楊尚昆的講話仍然突出了祖國統一問題，他說：“在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時候，我們為祖國的統一事業未能實現而深感不安。實現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國人民包括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共同願望，也是孫中山先生的遺願。”楊尚昆在說明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是解決祖國統一問題的根本大計以後，對臺灣當局堅持“反共拒和”，推行“彈性外交”，實際上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以及分裂國家、分裂民族的活動的“台獨”勢力進行了嚴厲譴責，指出主張分裂的人是為列強侵略中國服務。楊尚昆說：“我再一次嚴正申明：臺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實現祖國統一是中國內政，決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干涉。對任何把臺灣分裂出去的行徑，我們決不坐視。”[27]《人民日報》社論指出：“共產黨和國民黨作為對二十世紀中國的命運影響最大的兩個政黨，理應再度攜手，團結一切有志於國家統一的黨派、團體和仁人志士，實現祖國的統一大業。辛亥革命是我們共同紀念的日子，孫中山先生是我們共同敬仰的偉人，統一祖國是我們共同盼望的目標，中華強盛是我們共同奮鬥的理想，有什麼理由不合作、不統一呢？”[26] 

把紀念辛亥革命和祖國統一的現實任務緊密結合起來，和建立中華民族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聯繫起來，這是現實的政治需要，這就是現實的政治。這樣我們就理解了為什麼紀念辛亥革命、紀念孫中山是全國重要的政治活動，是全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我們也就可以理解50年一貫進行的紀念辛亥革命和孫中山這樣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足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中國共產黨生日相比擬了。同時，我們更加理解了，辛亥革命不僅僅是20世紀初期中國的一次革命運動，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這樣的一次革命運動，這樣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以其本身的魅力影響了整個20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積澱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革命傳統和文化傳統，成為團結和凝聚中華民族力量的一個重要源泉。現在看來，在21世紀，紀念辛亥革命，紀念孫中山的活動還要照常舉行。即使臺灣回到了祖國懷抱，祖國統一實現了，這樣的紀念活動也要舉行。因為，由辛亥革命所凝固起來的這樣的民族精神是永遠需要發揚的！ 

從這個角度看，對辛亥革命歷史意義的認識，還要進一步加深。那種否定辛亥革命必要性的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是不值一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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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