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十年間，上海報刊輿論中出現了許多反映新情況的新話語，這些新話語推助了傳媒間的話語革新和話語轉換，促使上海乃至全國言論氛圍和政治氣候的轉變，推動了武昌起義和共和革命高潮的到來。本文謹就清季上海報刊輿論、話語轉換與辛亥革命的關係作一述論，祈識者評正。 

一、上海：清季國內輿論傳播中心 

上海是近代中國最大的對外口岸和經濟中心，是中國最大的“商場”（商埠），又有當時中國最大的“洋場”（租界），其獨特的地位和環境使它長期成為近代中國新文化的首要發源地和許多變革潮流的重要策源地。洋務運動期間，西學首先從這裏初興。戊戌維新運動中，上海《時務報》一時成為維新派的主要輿論陣地。義和團運動後，中國人“假途於日”，“通過日本學西洋文化”，形成了留學日本和翻譯日本西學書籍的熱潮。上海一時成了留日學生行前的主要出發地和回國後的重要居住地，成為國內翻譯和出版日本書籍的主要地區和革命派在國內的最大宣傳中心。據顧燮光《譯書經眼錄》，1901至1904年間，中國譯書533種，其中321種即約60%是“從日本重譯過來的”。而其中大多是在上海出版和發行的（注：張靜廬輯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群聯出版社1954年版，第283頁。）。再之，馮自由在清末《海內外革命書報一覽》中收列115種圖書，其中40種在日本出版，11種在香港出版，5種在歐美出版，4種在南洋出版，4種在漢口出版，而其餘51種都是在上海出版（注：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6～156頁。）。另據《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所列，武昌起義前海內所出刊物103種，上海65種，外地38種；其中革命刊物33種，上海24種，外地9種，有近四分之三集中在上海（注：見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一至第五集，人民出版社，1982～1987年出版。）。可以說，上海是清季國內輿論傳播中心，它對清末共和革命思潮的興起和發展，厥功甚偉。 

二、上海庚子時論：話語轉換由此起始 

報刊輿論是一種大眾傳媒。從傳播學的視角去觀察，一種新思想的傳播過程，實際上是一種話語轉換和話語革新過程。歷史表明，共和革命思潮從甲午戰後的一種潛流，到二十世紀初發展成為一種顯流，是與話語轉換和話語革新相聯繫的。而這種話語轉換和話語革新，實際上在庚子年間上海時論中已初見端倪。 

1900年1月24日（農曆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廷“立儲”上諭發佈後，“滬上人心沸騰”。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聯絡寓滬紳商計1231人，聯名電陳總署代奏：“請皇上力疾監禦，勿存退位之思”。《蘇報》發表這份電文並開列簽名者中的50人名單（注：虞和平編：《經元善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頁。），影響很大。《新聞報》的社說責問：“不廢之廢，何以告海內？”（注：《嗣統踈言》《新聞報》1900年1月26日。）《中外日報》則說此詔為“上迫於母后，下挾于權奸”所下，抨擊“太后此舉”是一種“日暮途窮，不為久常之計”的表現。並借西人之口，稱讚“經某”“忠勇”，“雖已避匿，但已為皇上辦一件大事”，並警告，若逼皇上退位，“恐南省難免大亂”（注：《恭讀二十四上諭恭注》、《北京　西人言近事》，《中外日報》1900年1月26日、2月25日。）。這些言論中只是用了些“權奸”、“大亂”等比較刺眼的辭彙，雖尚未出現新話語，但表現出了一種鮮明的對向思維和強烈的批判意識，卻成為話語轉換的一種言論前提。 

1900年中國北方爆發義和團運動，嚴重攪亂了清朝封建統治秩序，在“南和北戰開奇局”的情勢下，上海思想輿論界異常活躍。7月下旬，在唐才常等人策動下，“海上同志八十余人大會於愚園”，“確定不認通匪矯詔之偽政府”、“聯絡外交”、“平內亂”、“保全中國自主”、“推廣支那未來之文明進化”等五項“聯會之意”，定名曰“中國議會”（注：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頁。），又稱“中國國會”。曾有英文宣言，後漢口自立軍起事時譯文以《漢口自立會宣言》名義發佈，說：“變舊中國為新中國，我輩之責任也，我輩宜亟謀皇帝復辟，而創立憲帝國”（注：見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止冊，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480頁。）。這種“中國議會”、“中國國會”以及“變舊中國為新中國”，無疑是很新鮮的話題。其時，上海報紙連篇累牘地發表社說性文字，尤其是反映上海和東南維新人士和紳商意見的《中外日報》，發表了不少從中國“內政”方面思索時局本源的言論，使用了不少以往所未見或少見的新話題和新話語，開闊了人們的思想空間。譬如說，“北方雖亂，然祗二、三滿賊主之”（注：《論滬上興辦商團之有益》，《中外日報》1900年7月9日。）；“滿黨”敵政，“不能不使南北分疆而離立”（注：《固南援北策》，《中外日報》1900年7月12日。）；“合諸省為聯邦是第一要著”（注：《籌南十策》，《中外日報》1900年7月14日。）；“推翻滿政府之言，猶秦季時之言亡秦”（注：《論西遷後之變局》，《中外日報》1900年11月5日。）；譴責“北京賊政府”、“無知滿員”（注：《東南變局憂言》，《中外日報》1900年7月7日。）；“八股靈長之胙，與滿洲國運相終始”（注：《砭俗》，《中外日報》1900年9月25日。）；“撓亂吾國家者，不在漢人而在旗人”（注：《憤言一》，《中報》1900年7月1日。），“今日中國之大勢，蓋在南而不在北”，“南方不宜受北方指授”（注：《國地制宜說》，《新聞報》1900年7月3日。）；“考之大局，其當遷都南京”，“收舊邦新命之效”（注：《回鑾私議》，《中外日報》1900年10月18日。），等等。從而顯現出清朝統治格局中的“滿漢”、“帝后”、“新舊”以及“南北”等界限的擴大和深化。這些雖還不是革命輿論，但它們作為一種涵有革新和批判意識的言詞，在傳播中被演繹、複製和引伸，變成了一種變革的種子，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模式，影響著上海、東南乃至全國的言論氛圍和政治氣候。自立軍失敗後，革命和改良的界線漸明，人們對孫中山的觀瞻大不一樣，這固然是時局的推動，但也與時論中的話語革新與輻射推動思潮發展有關。就此而言，上海庚子時論以及當時維新派報刊和書籍所發揮的傳播學上的作用，也應予以必要而切實的估計。 

“自由花發春何處，革命風潮卷地來”（注：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說》，《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當然，最後導致話語轉換形式“共和革命”輿論氛圍的，還是清末革命書刊。 

三、“《蘇報》案”：“上海風氣言論也因之一變” 

庚子以後，“人心進化，孟晉不己”，許多抱負“變舊中國為新中國”之志的青年，目擊時艱，慷慨悲辛，紛紛從愛國走向革命。在這種潮流轉折中，上海的《蘇報》和“《蘇報》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蘇報》原是1896年創辦的以日本人為背景的一份不起眼的報紙，自1898年陳範購得後，隨著陳範思想的變化，它日趨進步。大體上它從1902年11月報導南洋公學退學風潮起，便轉向“革命排滿”。它堅持“鼓鑄國民”、“助長風潮”的宗旨，導之以走革命救國的道路。在1903年4月下旬興起的“拒俄運動”中，《蘇報》及時報導上海和各地的運動情況，支援組織軍國民教育會和成立學生軍的創議，認為“學生軍之說”是“新中國之起點”（注：《倡學生軍說》，《蘇報》1903年6月24日。），鼓勵學生加入革命排滿的行列。 

當時中國教育會及其幫助下成立的愛國學社，在東南地區卓有影響。愛國學社內，“師生高談革命，放言無忌”（注：馮自由：《中國教育會與愛國學社》，《革命逸史》初集，1981年版，第118頁。）。1903年初，陳範與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合作，會社負責人蔡元培等七人逐日為報社輪流撰寫社說，《蘇報》實際上成了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會的機關報。6月1日，愛國學社章士釗受聘任《蘇報》主筆，對《蘇報》大改良，更突出革命言論的地位。其時，《蘇報》同站在清廷和東南督撫方面的《申報》和《新聞報》相對立，並連續發表《駁〈革命駁議〉》等文，批判《中外日報》所散佈的主張保皇的言論。1903年5月，鄒容《革命軍》一書由上海大同書局出版，影響巨大。《蘇報》於6月9日發表章士釗（署名‘愛讀革命軍者’）寫的書評《讀革命軍》，推崇這本高呼“中華共和國萬歲”的革命讀物是“以國民主義為幹，以仇滿為用”，為“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在“新書介紹”中說，“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該報於6月10日又發表章太炎所作《革命軍序》，將該書比之為震憾人心的“雷霆之聲”。其時，章太炎著有《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蘇報》於6月29日將之在《庚有為與覺羅君關係》的標題下節錄發表。駁斥了康有為所謂“滿漢不分，君民同治”的觀點，強調“在今之世，則合眾共和為不可已”，“革命是補瀉兼備的良藥”，“民智未開，但恃革命以開之”，並直斥光緒皇帝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充滿民主革命精神。顯然，章太炎、鄒容被清廷勾結租界當局投入獄中，《蘇報》於7月7日遭封禁。但《蘇報》和“《蘇報》案”“助長民憤為力不少”，有力地推動了二十世紀初共和革命潮流的發展，並實際上揭開了革命派與改良派論戰的序幕。 

除《蘇報》外，其時上海還有兩份革命刊物，一是《大陸》，一是《童子世界》。原來，1901年5月，秦力山、沈翔雲、戢元丞等在東京創辦第一份中國留日學生革命報刊——《國民報》，“每期輸入上海逾兩千份，影響東南各省青年，為力至巨”。後以“款絀停辦”。1902年12月，戢元丞等於上海創辦《大陸》月刊（兩年後改為半月刊，1906年1月停刊），“以繼承國民報之統緒。是報主張改革，雖不如國民報之激烈，而排斥康梁之保皇邪說，尤有過之”（注：馮自由：《國民報及大陸報》，《革命逸史》第2集，1981年版，第70頁。）。它在《發刊詞》中說，在清廷統治下，“今之大陸”是“黑暗最甚之大陸”，“老朽腐敗之大陸”，主張“以歐洲大陸為師，以非洲大陸為戒”（注：《發刊詞》，《大陸》第1期，1902年12月9日。）。《童子世界》為愛國學社主辦，創刊於1903年4月，6月隨愛國學社解散而停刊。它宣傳“外拒白種，內覆滿洲”（注：《為外人之奴隸與為滿洲之奴隸無別》，《童子世界》第24號。）、“革專制之命”（注：吳憶琴：《論希望》，《童子世界》第9號。），稱頌“法國大革命”為“人類新紀元的一個紀念物”，美國獨立戰爭“血戰八年”，“為後世共和國之圭臬”。鼓勵中國青年“抱定宗旨”，不惜“革命”、“流血”，“脫奴隸之厄，建自由之邦”（注：錢瑞香：《論童子為二十世紀中國之主人翁》，《童子世界》第5號。）。 

“《蘇報》案”後上海革命力量雖遭挫折，據記載，“然革命風潮風起雲湧，長江沿岸各省之志士及已解散的愛國公學學生仍多散發宣傳小冊子及日本出版各種書報，為《蘇報》之代。1903年8月7日，有《國民日日報》創刊，約略出至12月被查封。其主張與《蘇報》同，而篇幅及取材則較《蘇報》新穎，發行不久，風行一時，時人咸稱為《蘇報》第二”（注：馮自由：《上海國民日日報和警鐘日報》，《革命逸史》初集，1981年版，第135頁。）。《國民日日報》宣傳國民主義思想，認為“不為國民，即為奴隸”，揭露封建專制下的“種種罪惡，唯君所造”。（注：《說君》，《國民日日報彙編》第1冊。）它稱清朝統治集團為“獨夫民賊”、“北敵”，摒棄清朝皇帝年號，改用西元和黃帝紀元並列紀年。它鼓吹“破壞”，提出實行“強盜主義”（注：《箴奴隸》，《國民日日報彙編》第1集。），即武裝反抗的主張。 

其時，上海的《政藝通報》也一度傾向革命。該刊物有一個特色，即注重研究世界形勢，較早地闡發了帝國主義、民族主義雙重內涵的時代論。說：“十八世紀為歐洲君民競爭之歷史，十九世紀為歐洲民族競爭之歷史，此兩世紀系帝國主義由胚胎而膨脹之時代也”。認為帝國主義向外擴張在十九世紀已開始，而二十世紀“最兇惡”。因而又提出了發揚民族主義，建立民族國家的問題。認為，歐美列強立國之本是民族主義，其帝國主義即民族帝國主義，呼籲，中國處於“競爭世界”，“非以我民族主義之雄風盛潮，必不能抗其民族帝國主義之橫風逆潮”（注：鄧實：《通論四·帝國主義》，《政藝通報》壬寅年第5期。）。該報還鼓吹說，“無革命則無以存中國，不存中國則無以存黃種”（注：馬敘倫：《救中國必先自治論》，《政藝叢書》癸卯年政學文編。）。該報也是當時介紹社會主義學說較早的刊物之一。認為“社會主義”“其目的欲打破今日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階級，舉社會皆變為共和資本、共和營業，以造成一切平等之世界”。至於“如何進入社會主義”，又提出了“生計革命”問題。說：“而生計革命，也就是要解決人口增長與生產的矛盾，只有在實行了社會主義以後，才能予以解決”（注：鄧實：《論社會主義》，《政藝叢書》癸卯年政學文編。）。這種“生計革命”的提法，與後來孫中山所倡言的“社會革命”頗為近似。 

上海《蘇報》被禁後，除《國民日日報》繼起外，《覺民》、《中國白話報》、《俄事警聞》、《警鐘日報》、《女子世界》等一批革命報刊接踵而起。《覺民》在金山縣（今上海金山區）出版。該報也堅持“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雙重內涵的時代觀。說：“強權世界，東西強國，各守其民族帝國主義”，“施行殖民政策”“不遺餘力”。它贊同“近今志士”，“以民族主義為全國倡，曰中國者，中國民族之中國”，強調“蓋今日救國存種之策，舍民族主義，竟無從下手”。但它強調：“惟今日宜守文明國之民族主義，而不宜守吾舊日之攘夷主義”（注：《鄧秋枚書》，《覺民》第9、10期合訂本，1904年8月。）。《中國白話報》稱“爭政治的事業”，“叫做革命的事業”，提出“把我們漢族中國，建個獨立共和政府”。警示人們“千萬不要被清廷”的定憲法“欺住”，呼籲：“快點兒把北京的政府倒去罷”（注：白話道人：《再告當後的兄弟們》附後，《中國白話報》第20期，1904年8月30日。）。《警鐘日報》及其前身《俄事警聞》是《蘇報》案之後革命派在上海的最重要的革命報刊。除注意揭露俄國侵略和日俄戰爭外，抨擊清廷官場腐敗，揭露1904年5月各省督撫奏請立憲的虛偽性，說：“今之立憲，專制之變相也，君主專制之變相也，貴族專制之變相也”（注：星桓：《中國立憲之可危》，《警鐘日報》第106號。）。該報的另一特色是宣揚反清革命思想。其第六十一號在“投函”的欄目下，披露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華革命軍的情況，透露“驅除建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誓詞。總之，這些革命報刊大量傳播“共和之革命”的言論，認定“天下事情，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中國人民不實行革命斷不能立國”（注：激烈派第一人（劉師培）：《論激烈的好處》，《中國白話報》第6期。1904年3月1日。），號召：“推倒舊政府，建設新中國”（注：《哀女界》，《女子世界》第9期，1904年4月。）。這些新話語和新觀念起了震憾人心的作用。 

四、同盟會成立後：上海輿論隱然與《民報》呼應 

1905年3月25日，《警鐘日報》被禁，其時上海其他宣傳革命的報刊也先後歇刊。至此，上海革命輿論“為緘口結舌者將及二年”。1907年4月2日，于右任和楊篤生等“發刊《神州日報》，以為東京留學界所刊《民報》、《複報》、《洞庭波》、《鵑聲》各報之呼應”（注：馮自由：《上海神州日報小史》，《革命逸史》第2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42、243頁。）。《神州日報》的創辦得到過孫中山的關助，他曾指示于右任要把該報辦成聯繫“東南八省”黨務的革命機關報。該報創刊後用力較多的是進行反清革命宣傳，先後報導欽廉、黃崗、惠州七女湖以及萍、瀏、醴等起義，宣傳自由、平等、獨立等政治口號，有時引述革命黨人的主張，號召：“顛覆現政府，謀求共和政體，分配土地，使國民親愛自由平等”；“脫口口羈軛，掃除數千年專制政治，建設一完全新共和國”。（注：《革命之恐慌》、《東京近信》，《神州日報》1907年6月18、19日。）該報還著力揭示清朝統治腐敗無能、貪賄成風和種種兇殘暴政。此外，則進行抵制“預備立憲”的宣傳。《神州日報》創辦一月多，遭受火災。恢復出刊後，社長于右任於6月20日辭任。改組後的《神州日報》在政治傾向上有過搖擺，但直至清廷倒臺，它大體上仍是宣傳革命的報紙。它強調報紙“實為救亡第一利器”，“外人將以路礦亡我中國”，“我同胞日言救中國必先保路權”（注：《論安徽路礦之危機》，《神州日報》1907年9月28日。），於是它大力聲援各地收回利權的群眾鬥爭，怒斥清廷“以江山贈朋友，決不以全力救國民”的賣國咀臉，聲言：“大清政府之為外人傀儡者久矣”（注：《嗚呼滬杭甬》，《神州日報》1907年10月17日。），“是我同胞之公敵也”（注：《為蘇杭甬問題敬告諸同胞》，《神州日報》1907年11月3日。）。1908年春以前，該報是反對預備立憲的。此後，一度出現要求清政府速開國會的文字。但1910年11月，它在評論中指出：“吾民今而後，決無再以和平請願之理”（注：《時事小言》，《神州日報》1910年11月5日。）。1911年5月，更怒斥皇族內閣為“寡婦內閣”、“私生內閣”、“探囊胠篋之內閣”、“傾家蕩產之內閣”，呼籲“排斥今日之惡劣政府而求改造一良政府”（注：《論今日國民當捐私意而事大謀》，《神州日報》，1911年6月8日。）。抨擊上層立憲派分子“降伏政府之宇下”（注：《編輯陽秋》，《神州日報》1911年7月6日。）。並繼續報導各地反清起義，介紹革命烈士生平及思想，自稱該報是志士的“毛瑟槍”，是清廷的“眼中釘”（注：“插畫”，《神州日報》1911年3月18日。）。 

上海宣傳愛國革命的女子報刊除1902年的《女學報》和1904年的《女子世界》外，到1907年1月，有《中國女報》創刊，該報主編兼發行人是女革命家秋瑾，陳伯平任編輯，出了三期，因秋瑾死難，停刊。1907年11月，為紀念秋瑾殉難，遂有《神州女報》的創辦，主撰有陳伯平、吳芝瑛、徐寄塵等，義務贊成員有陳以益等。出了三期。1908年1月因經費原因停刊。1909年1月，陳以益等人又創辦《女報》，月刊，現僅見三期和臨時增刊《女論》、《越恨》。《中國女報》、《神州女報》和《女報》雖以提倡女權為主要宗旨，但也洋溢著反清革命思想。如說：“爭已失之主權於四千年，造已死之國魂于萬萬世……還以助男子，共爭主權於異族”。（注：黃公：《大魂篇》，《中國女報》第2期。）所發表的秋瑾的彈詞《精衛石》的一段話：“立漢幟胡人齊喪膽，複土地華國大揚眉”、“拍手凱歌中共欣光復，同心革弊政大建共和”（注：見《秋瑾集》，第130、131頁。），更充滿著共和革命情懷。《神州女報》則重點報導了“秋案”和秋瑾事蹟。稱秋瑾為“神州女界新偉人”、“女豪傑”、“女楷模”。對支持殺害秋瑾的浙江官紳表示強烈的憤慨。《女報》提倡“女學、女權、同時並進”（注：陳以益：《女論》，第4頁。），憧憬：“女子慈心未有涯，共和祖國早萌芽”（注：王紹嶔：《題詞》，《女報》第3號卷首。）。 

清末上海有份《國粹學報》很有特色。它是一份國學刊物，但表現出鮮明的反清革命色彩。它創刊於1905年2月23日，約1912年初停刊，月刊，共出82期。它是國學保存會的機關刊物，由鄧實總纂。主要撰稿人還有黃節（晦聞）、劉師培、章炳麟。鄧實在1902年曾創辦《政藝通報》，其大旨欲扶植民權，以排斥專制，為變政之根本。這種宗旨在《國粹學報》上也有所體現。“國粹”，日本之名詞。用之“名從主人，物從中國”，表達“保種、愛國、存學之志”。它“雖重舊學，而實寓種族革命思想，是其特色”（注：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131頁。）。它提出了“國學”有別於“君學”的思想，強調“國學與君學不兩立”，國學為“真儒學”，君學為“偽儒學”，“真儒之學，只知有國；偽儒之學，只知有君”，“君學無用”（注：見《國學講習記》、《國學真論》、《國學無用辨》、《國粹學報》，第19、27、30期。）。它鑒於西方有過文藝復興，提出“古學復興”的口號，認為“國粹無阻於歐化”（注：《古學復興論》、《國粹無阻於歐化》，《國粹學報》第9、7期。）。它十分重視《春秋》“夷夏之防”的思想，通過對宋、明反對“夷”族統治志士和遺民的表彰和介紹，宣傳革命排滿思想。
同盟會成立不久，《民報》與《新民叢報》展開大論戰。大海《神州日報》等革命派報紙沒有系統地闡述同盟會的政治綱領，也沒有正面參加這場革命派與改良派的論戰。由於環境的關係，當時“所得言者，不及十之三四”（注：《神州日報第一周年紀念辭》，《神州日報》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