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性質問題不僅直接關係到歷史評價方面的“蓋棺論定”，而且還將決定辛亥革命研究的指導思想和基本走向。推而論之，它還關係到中國革命史、中華民國史和中國近現代史的學科建構和歷史分期等重大問題。 

當下，人們正忙於紀念接踵而來的“百年”——“北大建校百年”、“廢科舉百年”；“共和革命百年”亦即將不請自到。然而，辛亥革命的面目仍然籠罩著重重迷霧。我們將怎樣聊以紀念？或者紀念一個什麼樣的辛亥革命？面對沉重的世紀拷問，回顧、檢討辛亥革命性質的研究以求改進，進而揭開辛亥革命的“廬山真面目”，史學研究者責無旁貸。筆者不揣淺陋，勉力為之，聊表緬懷百年辛亥之情。 

一、百花齊放：辛亥革命性質的探索與爭鳴 

大陸史學界長期以來“立足於批”，將辛亥革命定性為“剝削階級的革命”。在“左”的政治氛圍下，辛亥革命的研究成為“險學”。因此，有的史學前輩自覺或不自覺的採取某種“迂回戰術”，把革命派圈劃成資產階級中下層的代表來研究，旨在證明資產階級的中下層比起上層來畢竟也是屬於受壓迫、受排擠的階層，也有革命的要求，而且有一定的“人民性”，所以值得研究，代表這一階層的革命黨人的歷史功績也應適當肯定——可謂用心良苦。於是，就有了“資產階級中下層革命說”的出爐。但是，且不說僅僅從來源和經濟地位上來劃分並不科學，就歷史事實而言，斷言中下層容易參加革命是並無根據的邏輯推理，例如“禹之謨並非是因為工廠倒閉後才參加革命”（注：作者證實，禹之謨正是為了便於革命才把“湘利黔”從湘潭遷到長沙，他被捕後相當長時間該企業一直經營得不錯。因此，他並非是因為自己的工廠遭到壓迫，難以為繼才被迫走上革命道路的。）的最新論證[27]，推翻了此論賴以成立的唯一有力論據。章開沅先生也指出，南京臨時政府及地方政府起用的多是資產階級上層名流，如張謇、湯壽潛，中下層鮮有躋身領導層的機會。此說的理論支撐點——“節制資本是為了限制資產階級上層而照顧中下層的利益”也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章開沅、林增平、金沖及、胡繩武等學者以大量的史實證明，“節制資本”並非針對當時的資產階級上層，而是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壟斷資本家。當然，相對于“立足於批”，此論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先導之功是不容抹殺的。 

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曾有過“資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爭，根源在於對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定義理解有異。其實，就性質而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革命必然帶有反帝、反封建的內容，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未嘗不可。此後，大陸史學界一般統一稱為“資產階級革命”，如果稱“民主革命”則必以“舊民主主義”冠之，以便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區分開來。自此，大陸學者對這個問題基本上已達成共識。但是，由於海峽對岸和一些外國學者始終持有否定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的論調，論爭趨向國際化並長期延續下來。 

如何評價“反滿”或“排滿”，是正確認識辛亥革命性質的關鍵之一。克勞斯的《東亞史》和高第主編的《中國革命》持“國內民族革命說”，前蘇聯學者齊赫文斯基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則拋出“具有大漢族沙文主義的反滿民族運動”的論調。上述兩種觀點雖表述有異，其乖謬則一，實質不貳：即把“反滿”貶斥為“種族主義”或“民族復仇主義”，借此抹煞辛亥革命的階級性。這種傾向在前蘇聯一度很有市場，有人不恰當地說“他們（革命黨人）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是毛（澤東）主義的歷史根源之一”，[24]部分學者甚至炮製出“中國人反對非中國人”的奇談怪論，則暴露了前蘇聯少數大國沙文主義者對中國東北的別有用心。針對這些論調，吳玉章、蔡少卿主張一分為二地看待反滿問題，肯定其鼓動革命的作用。[1]（22）劉大年則指出，“反滿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它從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於資產階級利益。”[21]李新認為，“反滿”包含的社會內容遠遠超出了滿漢矛盾的範圍，包含反帝反封建的要求”。[2]章開沅更是充分肯定反滿的進步和革命的實質，認為“排滿就是要掃除民族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就是為了建立最能滿足現代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民族國家”。[28]大陸學者的論述有理有據，澄清了人們在反滿問題上的若干迷思，糾正了某些外國學者“舞反滿之劍，意在性質問題”的不良研究傾向。 

曾幾何時，“紳士運動說”在海外大行其道。早在50年代，臺灣學者何炳棣、張仲禮首開紳士問題研究之風氣，關注紳士在近代政治活動中的作用，頗有見地。後來，一大批西方學者涉足于此，開始把紳士問題的研究與辛亥革命性質的討論結合起來。應該說，他們的研究都自有其價值。但是，他們使用的概念如“社會名流”、“地方精英”、“紳商”、“職商”，變化不定，其分類標準又多半限於年齡和學歷，或者加上虛實無定的官銜，因而很難說明其社會屬性的本質。誠如他們所言，紳士是舊中國重要的社會力量，也主要是和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相聯繫。但是，西方學者大多不大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階級關係的錯綜複雜，只要看到企業投資者兼具官僚、地主、買辦身份，就不願意承認其新的階級屬性。再後來，一些外國學者運用哈貝馬斯的“國家與社會”理論，把紳士問題的研究推進到了新的高度，一時熱鬧非凡。針對海外“紳士熱”的衝擊，國內近現代史研究的領頭羊——章開沅先生領銜的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立項“近代官紳商學研究”，以商會和紳商研究為突破口，以豐碩扎實的學術成果遏制了這股熱浪。章先生指出，近代社會裏確有一部分進步開明的所謂新派紳士，樂於投資近代企業從而轉化為資本家，如鄭觀應、張謇、李平書之流，並不在少數。他們由官而紳而資本家，常常集官、紳、商、學於一身。（注：章開沅先生的《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論張謇的矛盾性格》、《辛亥革命與江浙民族資產階級》、《從辛亥革命看民族資產階級的性格》等文有翔實的論述。）馬敏把這種現象稱之為缺乏明晰邊界的粘連性，“所謂粘連性，簡單講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拖泥帶水，分化不充分。”[4]（P113）朱英以商會為中軸探索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馬敏則以紳商為切入點考察群體之間、國家與社會的深層聯繫，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於海內外有關市民社會與公眾領域的熱烈討論做出的回應，但主旨仍然在於透過紛繁複雜的表像考察“官紳商學”與資產階級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一致認為，對“新派紳士”而言，階級屬性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這些人固有的身份，而在於其有無向資產階級轉化的趨向以及轉化到什麼程度。即以在地方上的某些經營活動而言，如張謇創辦“通海懇牧公司”，周廷弼在故鄉建設新集鎮，都不同程度上促進了農村的資本主義化，自不能作為“封建主義的尾巴”來對待。其實，中國資本家往往翎頂輝煌根本不用大驚小怪，西歐早期資本家的臀部同樣也有明顯的封建“胎記”。所以，所謂“不應把地主包括在資產階級之內”的說法是似是而非的，把紳士一律劃在資產階級之外更失妥當，以此出發來鼓吹“紳士運動說”，從立足點來看過於脆弱。因此，近年來該理論漸成絕響，應在情理之中。 

日本學者市古宙三認為“辛亥革命完全沒有新意，猶如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替”，[5]可能或多或少受此影響，大陸學者朱宗震提出“有限度的王朝更替論”，[29]但立論更為平實，也更為深刻。兩者都著力考察了辛亥革命與舊傳統的內在聯繫，力圖糾正一種研究誤區：生搬硬套現代化理論，不恰當地誇大辛亥革命促進現代化進程的功績，同時卻漠視辛亥革命對傳統的繼承性。不過，他們同時有矯枉過正之嫌：前者幾乎完全把辛亥革命當作阻礙歷史進步的社會運動，立言太峻，難免偏頗，而後者把王朝更替看成中國的傳統，本無疑義，但以此出發而斷言辛亥革命跳不出這個傳統，帶有幾分歷史宿命論的色彩，至於宣稱“辛亥革命對王朝的衝擊缺乏深度，其實際結果，就是助成了權臣（袁世凱）篡位”，“辛亥革命僅僅是在為建立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原始積累的政治模式開闢道路”，[29]以此證明辛亥革命既不能“布新”，也沒有“除舊”，難免有“忽視其新，重視其舊”之嫌，這是否能令人信服，至少在目前看來恐怕還是大有疑問的。另外，兩者之所以都弱化辛亥革命促進現代化的作用，主要還是以西方的現代化進程作為參照標準，“西方中心主義”的痕跡過於濃烈。 

還有幾位漢學家的觀點頗有代表性。法國歷史學家白吉爾和美國學者芮瑪麗強烈堅持：“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不足以產生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白吉爾還認為“資產階級既未參加，也無法控制；引進的思想意識既不能解決現實問題，也不能平衡各種勢力——僅就1911年的事件，應看成帶有保守性質的運動，”[17]或者說是“看不到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6]（P196）舍瓦裏埃也附和白吉爾，質疑資產階級的領導作用，稱辛亥革命為“很少革命的革命”。[18]（P118）巴斯蒂則認為“1911年的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顯然不是資產階級的問題”。[41]美國學者周錫瑞的看法類似但頗有新意，“在很多方面，1911年的革命，是一個很不革命的革命。革命在政治上的進步方面，被它在社會上的退步方面所抵消”。[7]可見，上述觀點主要是參照西方的標準，質疑資產階級的革命能力和領導作用，從而否定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大陸經濟史專家汪敬虞針鋒相對地指出，就革命爆發前的情況而言，“無論同先進的英國或者落後的俄國相比，中國的資產階級還是略勝一籌的”。[40]劉大年列舉出四條論據，系統地進行了反駁：“一、資產階級力量幼弱，但已成長為未成熟的新興力量；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具有領導能力；三、明確的綱領反映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要求和利益；四、資產階級領導、農民作為主力軍，是世界上資產階級革命的通例。”[8]章開沅則認為，“過低估計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缺乏歷史主義的眼光：法國1814年僅能生產11萬噸生鐵，七月革命後才有31公里鐵路。”[42]應該看到，中外學者的觀點既有針鋒相對的一面，也有相通之處。實際上，國外學者也承認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舞臺上的存在，國內學者也不否認資產階級的相對弱小，只不過資產階級的角色在雙方的理解中有主角與配角之分，由此導演出了不同色彩的歷史話劇。 

外國學者的論點，最“驚世駭俗”的莫過於日本學者橫山英提出的“兩種變革論”，視辛亥革命為“以建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為目標的政治變革”，最後乾脆宣稱“辛亥非革命”。[19]李時嶽則提出“四個階梯說”，質疑“三次革命高潮”的舊革命史框架，全新闡釋了近代史的基本線索和本質內容。雖然其出發點並非針對“兩種變革論”，但他批評某些囿於舊框架的學者“沒有看到近代中國同時存在沉淪與上升的兩個相互排斥的過程，而又把反帝反封建的新舊兩種力量完全對立起來”，[9]同樣一針見血地擊中了“兩種變革論”的要害。但是，橫山英的立論在考察辛亥革命與舊傳統的內在聯繫方面確有獨到之處，不失為一種可資參考的視角。 

臺灣學者蔣永敬曾提出過“英雄革命說”，理由是辛亥革命“只有少數先進分子領導，大部分國民游離于革命之外”，（注：出自蔣永敬的《辛亥革命究竟是什麼革命》，原作無法查到，轉引自朱宗震《關於辛亥革命性質的新探索》（《浙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不為無見。不過，這種觀點僅僅從社會動員的角度出發，論據過於單薄，對革命黨與社會各個階層的關係的考察也還略嫌不夠，因而缺乏應有的理論深度。 

在所有否定辛亥革命資產階級性質的觀點中，臺灣學者張玉法提出的“全民革命論”（或“國民革命”）無疑影響最大，成果最豐，與大陸的“資產階級革命論”長期對壘，針鋒相對，在台島蔚然自成一派，值得我們特別注意。此論除了引述西方學者的論述外，進一步質疑資產階級的地位和作用，並列舉出以下主要理由：“一、資產階級力量小，所占人口比例少，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尚未形成；二、革命不由資產階級發起，直接參加者很少；三、革命者來自各個社會階層，許多領導者來自貧寒之家；四、同盟會的綱領沒有一項有利於資產階級；五、革命派以全體國民自居。”[25]言之鑿鑿，確有洞見。 

章開沅先生于1982年4月在芝加哥北美亞洲學會第34屆年會上，堅持“資產階級革命說”，與臺灣學者展開了有益的辯論，指出“與臺灣學者的原則分歧有二：其一、對當時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程度估計不同；二、探究性質的方法論有異。”[43]據此，章先生旁徵博引，逐條反駁了“全民革命論”，筆者簡概如下：一、資產階級弱小，但有了新發展（漢冶萍公司），活動中心（張園），活動組織（商會），並形成獨立力量（拒俄運動—收回礦權—國會請願—保路風潮），因此，資產階級具備了領導革命的能力。同時，其弱點又影響著辛亥革命的進程與歸宿；二、參加者少多為各國早期資產階級革命之通病。資產階級為利己主義者，需要借助其他社會力量作為前驅；三、參加者來自各個階級，但革命隊伍各種成分有主次之分。革命志士對革命隊伍的設計是：“下層社會者，革命事業之中堅也；中等社會者，革命事業之前列也。”[26]至於中等社會的界定，楊毓麟、胡漢民等人的解釋略有差異，但都明白的指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作為“中等社會”的代表，扮演了先驅者的作用；四、革命派以全民自居，並不能否定辛亥革命的階級性質。正如法國革命志士提出了“民主、平等、博愛”的口號，以全人類的代表自居，而我們卻不能否認法國大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一樣；五、“同盟會的綱領沒有一項有利於資產階級”的說法明顯于史不符。以民生主義而言，“平均地權”表面看是照顧農民，實質是廢除絕對地租而保留級差地租，是在資本主義範圍內對封建制度的剷除，最終目的是發展資本主義；以民權主義而言，以法、美為模式建立起來的只可能是資產階級共和國，而不會是什麼超階級的“人民主權”國家；以民族主義而言，排滿是近代民族運動，而民族主義是與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歷史進程聯繫在一起的。排滿最終目的是掃除資本主義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六、至於辛亥革命沒有取得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就，章先生主張“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不能過分強調共性而忽略個性。”[43]章先生條分縷析，立論有張有弛，辯駁有理有節，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強烈反響。 

有意思的是，張玉法先生花了很大力氣研究孫中山對社會主義的追求，如“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以國家的力量從事實業建設”的主張，並把其改造社會的種種做法比附於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如此看來，革命的發起者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是資產階級的“敵人”，說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豈不是笑話！他還抱怨“中共史家一面說孫中山是社會主義的先導，卻又把他領導的革命稱為資產階級的革命”，[23]從而批評大陸學者自相矛盾。章開沅先生解釋道，“孫中山的政治思想中確有主觀社會主義成分，但它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範疇，只是想避免資本主義發展後的弊病罷了，而且並沒有取代民主主義思想的主導地位，因此這與無產階級信奉的科學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回事”，“至於社會主義革命先導之說，恐怕是一種訛傳，我們從來都認為孫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驅”。[43]可見，張玉法先生的誤會，恐怕是因為對近代以來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缺乏應有的鑒別，對大陸還有一些歷史的成見。從總體上看，大陸注重階級性，臺灣強調社會性，好像水火不容。其實，雙方共通之處很多，實質上的分歧遠遠不如表面看到的那樣大。更重要的是，雙方的學術成果互補性很強，如果兩岸能加強學術交流，取長補短，將會不斷縮小認識距離。 

應該注意的是，部分大陸學者在“資產階級革命說”的框架內，提出了一些頗有價值的新觀點。如龔書鐸認為，辛亥革命不僅是政治革命，同時也是文化革命，一次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舊文化的革命。[30]劉慧宇認為，辛亥革命是經受了西方文化的猛烈撞擊與傳統文化的激烈震盪而產生的、是中西文化衝突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必然出現的一次激複。[31]朱榕指出，辛亥革命實質是由國內被排擠的漢族統治階級和在其領導下的人民群眾所進行的以推翻居統治地位的滿族統治階級為主要目標的一次國民民族革命運動。[32]劉學照認為，辛亥革命的根本性質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就其主要內容和主要特徵來說，是一次實踐“民主共和國方案”的“共和革命”。把“共和革命”作為辛亥革命的別稱，是完全符合歷史的本義和革命党人的原意的[35]。王貴忠則從兩個層面來界定其性質，從廣義上說是革命派與立憲派共同推翻清朝統治的政治運動，從狹義上說是革命派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34]李細珠認為，辛亥革命是20世紀初中國城市社會（主要是長江流域的城市社會）變動過程中的一次飛躍，是首先發生在城市的、以城市為主要基地的、由城市革命黨人群體和新式學生群體宣導的、以新軍士兵群體為革命主力軍的、以一般市民大眾為群眾基礎的、由革命黨群體和紳商群體出於偶然而暫時聯合領導的城市社會革命，但這並不否認其作為政治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33]這些認識，從不同側面對“資產階級革命說”作了有益的補充與深化，豐富了其理論內涵。綜觀辛亥革命性質的研究，雖然研究者觀點各異，方法不一，但基本上都能自成一家之言，從而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可喜局面。 

二、求同存異：辛亥革命性質的體認 

辛亥革命性質的研究作為一個學術問題，目前這種百花齊放的局面無疑是一件好事。但與此同時，無疑也有必要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遵守學術規範，確立共同的標準，並相互切磋，加強交流，以求大同而存小異。 

在辛亥革命性質的研究方面，國外一些漢學家作為“局外人”，有旁觀者清的優勢。他們的一些見解和理論方法也值得中國學者考察和借鑒。但是，這一問題牽涉眾多領域，需要明瞭中國複雜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特殊的國情，而西方學者作為“他者”，對中國社會全貌的瞭解多少有些隔膜。因此他們的有些結論難免流於武斷和粗疏，值得商榷之處不少。對此，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和鑒別，切忌唯洋是舉。 

辛亥革命的偉大事業是海峽兩岸的一個共同話題，也有很多共識，性質問題的爭論既有學術標準的不同，也有政治因素的干擾和歷史的成見。站在維護整個中華民族利益的高度，還辛亥革命以本來面目，海峽兩岸都責無旁貸。在現階段，雙方若要就性質問題達成基本一致的體認，當務之急是就以下幾個方面展開對話，統一認識。 

其一，關於階級分析法。一些臺灣學者抱怨大陸學者“總是不能放棄階級鬥爭的思維”，似乎只要大陸學者放棄階級分析法，海峽兩岸研究辛亥革命的分歧都將迎刃而解。他們在研究中也總是有意避開“階級”和“階層”這樣的表述，這恐怕是出於一種誤解，正如湯普森所說：“沒有任何其他歷史概念比社會階級這一概念受到更多的誤解、扭曲、僵化和非歷史性對待了。”[10]（P46）其實，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並非是專屬於馬克思主義的“發明創造”，它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最先將之用於說明歷史的，反而是資產階級史學家梯葉裏、基佐和米涅等人，（注：他們在研究法國大革命時，這個傾向十分明顯。參見米涅的《法國革命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他們都曾把階級鬥爭作為理解中世紀以來法國歷史的鑰匙。大多數西方學者或許不會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歷史觀，但卻服膺于馬克思利用階級對經濟結構、社會集團的精闢解析。臺灣學者動輒引用西方的某些觀點為自己所用，卻對這一點刻意回避，如張玉法先生很重視社會集團成分的研究，卻絕口不提“階級”與“階層”，力求用數量統計來加以說明，結果顯得過於瑣碎，有堆砌數字之嫌，說服力自然大受影響。可見，刻意回避的態度不足為取。但是，張先生用社會學和計量史學的方法分析社會團體的嘗試非常成功，可以說是另闢蹊徑，值得大陸學者借鑒。同時，大陸學者近年來也拋棄了簡單化的階級鬥爭史觀，對階級分析法既堅持又創新，在階級、階層、社團及人物的身份、角色、地位的研究方面成果斐然。（注：馬敏、朱英教授在資產階級團體（商會、同業公會、會館、公所等）與資產階級（包括商人、紳商、職商）的研究方面堪稱典範，參見章開沅，馬敏，朱英主編的《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研究》，馬敏所著《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商人精神的嬗變——近代中國商人精神研究》；朱英所著《轉型時期的國家與社會》、《傳統與近代的雙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的個案研究》、《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的研究》。）可見，階級分析法作為一種有效的方法，既不能漠然置之，也不能奉其為教條，對海峽兩岸而言，相互借鑒猶為必要，而不宜畫地為牢。 

其二，關於對資產階級的理解和階級基礎問題。“資產階級”一詞有廣義與狹義之分，這似乎成了雙方討論性質問題的主要障礙。 

如果做相對廣義的理解，服膺與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革命黨人早已從思想上轉為資產階級隊伍，他們也是以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形象站在了革命前列，據此可證明整個資產階級是革命的階級基礎，不為無見。如果對“資產階級”作相對狹義的界定，只包括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或如有些學者稱謂的“資本家階級”，那麼，相對於同時期的君主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在較大程度上還缺乏這樣的階級基礎。[36]即令如此，我們也不能據此否定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放眼世界各國早期資產階級革命，其階級基礎（資本家）無一不是薄弱的，在工廠手工業時代，哪有那麼多“血統”純之又純的資本家？說到底，階級基礎的強弱並非決定革命性質的決定性因素，更非劃分標準。在這個問題上做過多的糾纏，有偏離主題之嫌。 

其三，關於革命黨人的階級屬性。臺灣學者以“資產階級不應該包括知識份子”這一似是而非的論法，質疑資產階級的領導角色和地位，進而否定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 

知識份子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群體，從來就未形成一個獨立的階級。他們主要是通過不同的信念和趨向，反映某個階級、階層的利益的願望，並用自己的才智為其服務。一般說來，各個社會的知識份子，主要是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服務，因為任何一種階級統治都不能缺少知識和文化，同時也由於知識份子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更易受到統治階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規範的薰陶。清季以來的知識份子在洋務運動和“新政”期間開辦的新式學堂接觸到了“西學”，更有部分留學生直接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薰陶。我們稱這部分精英為“新式知識份子”，就是因為他們接受了新式的資產階級思想和文化。他們在反戈一擊與舊營壘作拼死搏鬥時，所代表的新興階級營壘必然是資產階級。這是說他們的知識賦予了他們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自覺為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利益服務，並非說他們本人或其家庭一定是資本家。 

就知識份子的世界觀和政治信仰的形成而言，教育因素有時比家庭經濟狀況更為重要。作為新式知識份子的革命党人，是他們的思想意識和信念決定了他們擔負的階級使命。（注：章開沅先生曾引用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一段話，來說明在確定知識界代表人物的階級屬性時，應採取特殊的分析方法，而不能沿用按照經濟狀況來劃分階級的一般做法。引文見[43]。）同時，正如經濟地位並非決定他們階級屬性的關鍵因素一樣，革命党人的言行雖然具有資產階級的階級屬性，但相對於他們救國救民的思想境界而言，經濟利益的誘惑並不重要。“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他們主觀上並不是為資產階級的狹隘利益去拋頭顱灑熱血的，但是客觀上卻不自覺地充當了資產階級的旗手和工具。歷史的殘酷性在於：儘管革命者的綱領和實踐從根本上說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資產階級卻似乎長時間不曾感覺和領受這番情意，而且連革命者自己也未意識到這一點。代表者與被代表者之間的這種隔膜，是否昭示了“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的悲壯結局呢？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深入研究。 

其四，關於確定辛亥革命性質的標準。有些大陸學者著重以論證資產階級已經成熟來說明辛亥革命的階級性質，而臺北學者則以資產階級幼弱，作為整體的資產階級尚未形成加以反駁。實際上中外學者普遍採用的標準是根據革命者的階級使命、鬥爭綱領及其實際效果來判斷，而並非以資產階級成熟與否為指歸。因此，雙方都不能令對方信服。其實，若按通行的標準，即使中國資產階級還沒有正式形成，力量也很弱小，只要它的政治代言人自覺或不自覺地為其利益奔走呼號，發動革命運動，那麼這些運動的性質就不難確定。英國資產階級出現在工業革命之後，法國的資產階級也是在大革命後才形成，在革命前，兩國的資產階級力量也很弱小，但人們很難由此否認這兩次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因為僅從革命綱領來看，《權利法案》和《人權宣言》不啻於反封建、發展資本主義的宣揚書，它們也發揮了埋葬舊制度，催生新社會的功效。同理，無論是同盟會十六字綱領，還是“三民主義”，不管革命黨人主觀上的意圖分歧有多大，但都客觀上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要求。從實踐上看，雖然遠遠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但誰也無法否認其實實在在的歷史功績，如推翻帝制、肇建民國、促進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的來臨，這些已經足以證明這場革命的性質了。 

其五，在“特定的歷史範圍內”（注：章開沅先生主張把辛亥革命與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內比較，“不能過分強調共性而忽略個性”。原文見參考文獻[43]。）把握其性質。孫中山有句眾所周知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所謂歷史潮流就是歷史發展的趨勢。當時特定的“歷史範圍”是：西方列強已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代，中國已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毋庸置疑，在這個“歷史範圍”中，順應“世界潮流”的必然要求，就是掙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枷鎖，謀求中國的獨立和富強。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志士承認並且尊重客觀歷史規律，他們設計出的最佳方案就是——也只能是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立憲派最終被迫放棄他們的立憲道路而紛紛加入革命陣營，背後折射出的正是這種“世界潮流”的威力。以歷史主義的態度和眼光去考察當時的世界局勢與中國的具體情況，辛亥革命的性質是昭然若揭的。 

總而言之，就中外學者通行的標準而言，如果說辛亥革命尚不足以和法國大革命相提並論的話，那麼比之于尼德蘭革命、英國1640年革命，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色彩和革命性可能還要略勝一籌，至少是毫不遜色。若以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的旁落和改造社會的不成功而否定其革命性質，則屬於典型的後見之明，而不是歷史主義的態度。如果把確定階級基礎和革命黨人階級屬性的標準與確定革命性質的標準混為一談，也難免一葉障目，這是大多數否定辛亥革命資產階級性質的觀點產生的共因。因此，談辛亥革命性質問題的關鍵是要把遵循的標準問題弄清楚。但是即令如此，我們就可以為辛亥革命蓋棺論定了嗎？恐怕還是不要妄下斷語的好。我們只能說，就目前的研究水準而言，“資產階級革命說”從總體上說更合理一些而已。正是基於此，筆者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雖然我同時認為“國民革命論”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的解釋更有說服力。筆者相信，只要我們的研究達到了應有的水準與深度，辛亥革命的性質問題自然會有歷史的解答。因此，在目前的具體研究中，我們應該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允許百家爭鳴，大可不必先忙於定性，糾纏於無謂的意氣之爭。 

三、餘論：展望辛亥革命的性質研究 

毫無疑問的是，辛亥革命性質問題的研究要獲得突破，必須有賴於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整體發展。因此，我們必須關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學術前沿和最新動態，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改進我們的研究： 

其一，是研究時空的延展。章開沅先生在80年代初期提出“上下延伸”與“橫向會通”問題，希望加強長時段研究和擴展國際視野。[20]這種宏觀的“大歷史”視角，是在歷史的連續性中厘清辛亥革命的來龍去脈，並彰顯其對後世的影響和歷史意義，同時在縱橫比較審視下，把辛亥革命為人們忽略的部分更鮮明地揭示出來，從而讓歷史事實和歷史變遷的規律代替我們去充當裁定辛亥革命性質的“判官”。 

其二，是研究層面的下移。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研究確實存在簡單化的籠統傾向，大而化之的東西很多，而具體問題的微觀化研究則很不夠。當下，區域、團體、部門研究方興未艾，逐步走向具體、細緻、深入，反映在辛亥革命史方面以經濟史的研究成果最為典型。同時，又有不少有識之士開始關注社會基層與下層民眾的研究。法國年鑒學派的布羅代爾早已把政治比喻為“海面的泡沫”，而蘊集於海底的則是社會日常生活。以此論之，辛亥革命雖然是政治事件，但理解它的最好方式不是從政治，而是應從其前後的社會生活變遷入手。故而，我們應把辛亥革命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發展、變遷的全貌中加以整體考察，才可能深入辛亥革命的“海底”，從而挖掘出全新的詮釋與解讀。總而言之，上述趨勢可簡單地概括為“四化”：具體化、細化、深化和社會化。這裏實際上強調的是微觀研究，而第一方面則是從宏觀研究出發，兩者應有機結合起來，不可偏廢。 

其三，是研究視角的轉換。當代的史學研究者已經突破了單一的革命史視角，開始借鑒其他人文學科的研究視野、角度，引入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從辛亥革命史與其他史學分支及人文學科的交叉地帶、邊緣地帶開闢新的學術園地。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者傑佛瑞·巴勒克拉夫在論及社會科學對歷史學的影響時，曾說過下述一段話：“總的說來，歷史學家在社會科學中發現了一系列概念和各種類型的新研究方法，他們是願意接受這些概念和方法的，因為他們對自己傳統研究方法已經深感不安，至於這些概念是來自社會學、人類學，還是來自經濟學，那是無關緊要的。重要的是，探索這些概念使歷史學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增加新內涵的可能性有多大。”[11]（P75）他認為，二戰後“新歷史學”的動力主要來自社會科學，當然歷史學家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應用有自己的特點。社會科學方法的採用能為歷史學家導出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研究專題也要求採用新的研究工具。在過去20年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進程中，我們已經看到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社會心理學、文化傳播學、現代化研究等學科與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交融與互滲，派生出許多新的研究領域及課題。我們有理由相信，經過學科之間的砥礪和科際整合，引入其他史學分支及人文學科的視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必將迎來新的春天。 

其四，是研究框架的整合。當我們大量借鑒其他社會學科的理論與范式時，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尋找辛亥革命史與其他學科的契合點？在採用、變通、改造其他學科概念、方法的時候，如何賦予他們以歷史學的特定內涵，從而保證歷史學的主體性？如果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就會出現所謂“範式危機”，所以，引入的理論和範式必須經過恰當的整合，才能成為有效的研究框架。嚴昌洪、馬敏闡發過這樣的真知灼見：“辛亥革命固然是一政治事件，但它涉及廣泛、複雜的社會變動。因此，完全可以從社會史的角度，運用社會史的研究範式對之進行“整體”、“綜合”的研究，使之形成“總體史”、“綜合史”的格局。這樣做的結果，並不是將辛亥革命史從政治史的範疇中剝離出來，而是進行研究範式的改造，突破僅僅從政治局面去解釋歷史的局限，使之在眼界、方法、材料上統統發生革命性的變革，大大豐富研究者的思想和研究的內容。”[37]以社會史為代表的新研究範式，就是在廣泛吸納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概論、方法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