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東京同盟會成立於1905年8月，但作為同盟會總理的孫中山卻追述說：“乙巳（1905年）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于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于東京，加盟者數百人……此為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1]（《建國方略》，p.237）“及乎乙巳，予重至歐洲……而中國同盟會于以成立；及重至日本東京，則留學生之加盟者，除甘肅一省未有留學生外，十七省之人皆與焉。”[2]（《中國革命史》，p.64）顯然孫中山是把旅歐革命團體作為同盟會成立之始，而將東京同盟會認作“第四會”，稱作“加盟”，並未視其為獨立政黨，而是等同於在比、德、法等國組織的革命團體。 

為了解釋和彌和這一歧異，有學者指出，同盟會成立時間應為1905年春[3](pp.54～56)。本文則認為，同盟會成立於何時並不是問題的關鍵，重要的是同盟會的組成形式。孫中山最初並沒有明確的組黨方向和依靠力量，只是不斷地尋找和聯絡一切反清力量，準備組建共同的反清革命大同盟。東京同盟會就是這種“大同盟”思想的直接體現，也是孫中山長期以來聯絡和組織反清力量的行動的一部分。早在創建興中會之初，孫中山就萌發了集結各方力量以推翻滿清王朝統治的想法；百日維新失敗後他曾謀求與康、梁合作組建新型聯合政黨而未成功；1904年旅居檀香山及其後赴美，他又與美洲華僑會黨組織“致公堂”發生聯繫，想依靠會黨力量進行革命[4]（《複麥克威廉斯函》，p.258）；1905年春他到比利時，“始知知識界中亦有同調”[5](p.127)，遂制定“雙方並進”方針[6](p.6)，即在聯合會黨的同時“發展革命勢力于留學界”，讓學生加入會黨，“領袖若輩”；其後他得知留日的中國學生也很多，於是經賀之才、朱和中等人介紹，“直往日本，先查探東方機局，以定方針”[5](p.127)；抵日後通過宮崎寅藏結識了黃興、張繼等人，開始“商組革命大同盟事”[7](p.340)，東京同盟會遂得成立。由此可見，東京同盟會並不是孫中山建黨的最初目標，而是他不斷努力組建“大同盟”過程中水到渠成的自然結果。 

國內史學界一般認為，孫中山在歐洲創立的革命團體只是東京同盟會的先期組織，孫中山這一階段的組黨活動也只是籌建東京同盟會的先期準備。這種觀點忽略了孫中山的建黨思想和行動與東京同盟會具體組織間的重要差別，將“大同盟”等同于東京同盟會，似有生硬、牽強之嫌。 

首先，這不符合孫中山的本意。孫中山一直認為旅歐革命團體的創立就是同盟會成立的標誌，前引《建國方略》和《中國革命史》二文中所言即可說明。二文均成於辛亥革命後，且為孫中山的代表作，我們不能忽視或曲解他的原意。況且，當時旅歐革命團體的成員也都認為，他們的組織才是“同盟會之起源”[6](p.1)。 

其次，孫中山的“大同盟”與東京同盟會的階級基礎也有明顯差別。1904、1905年間孫中山致力於組党時，所依靠的不僅有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還包括更為廣泛的社會階層，如會黨勢力等，“凡學界、工界、商界、軍人、政客、會黨有同無不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各致其力”[2](p.64)。很顯然，成立時僅僅是“學界中一精彩團體”的東京同盟會根本不可能涵蓋如此廣泛的社會階層。直到1906年5月以後，同盟會成員紛紛回國，聯絡吸收會黨、新軍和各階層人士入會，其成員成分才開始變得複雜起來。 

再次，就組織形式和革命綱領這兩個藉以確定政黨性質的主要因素來看，東京同盟會成立之初同樣明顯帶有孫中山“大同盟”思想的印記。設若作為一個領導全國革命運動的新立政黨，東京同盟會的宗旨和綱領應明顯區別于、並且高於原有各革命小團體，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但事實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三民主義”綱領早在東京同盟會成立之前就已被多個革命團體所遵奉。尤為值得注意的是，1905年2月孫中山曾刊佈《致公堂重訂新章要義》，為改組這一美洲華僑會黨並使其納入革命陣營，也將上述口號定為該組織的宗旨和綱領[4]（《致公堂重訂新章要義》，p.262）。倘若仔細比較“致公堂”新章和以後仍帶有許多會黨盟書色彩的《中國同盟會總章》，便可發現兩者有許多相似之處，如總理的設置與許可權，議事、行事、判事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等等，而這些正是學者們斷定同盟會的性質為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重要依據。同時，《致公堂重訂新章要義》申明：“凡國人所立各會黨，其宗旨與本堂相同者，本堂當認作益友，互相提攜。”這與《中國同盟會總章》所稱“凡國人所立各會黨，其宗旨與本會相同、願聯為一體者，概認為同盟會員”頗為一致，反映出二者都具有極強的包容性。在革命組織尚未廣泛建立之前，兩個約章所體現的強烈包容性為在海內外各階層人士中組建共同的反清革命陣營提供了可能的組織保證，明顯體現出“大同盟”的傾向。同盟會成立後不久孫中山抵達越南組建同盟會分會時，詳細指示與當地洪門聯合[7](p.362)；1911年他又將美洲同盟會與“致公堂”合併，“組織一大團體與滿洲對敵”，這些同樣都體現了“大同盟”的思想。 

最後，據章開沅先生研究，同盟會當時的英譯名稱乃為"CHINA FEDERALASSOCIATION"。章先生認為，"FEDERAL"一詞既有“聯盟”之義，又有“聯邦”含義，“孫中山把自己團體名稱中的‘同盟會’一詞譯為''FEDERAL''，確實有各省區之間聯合的用意”[8](p.423、p.424)。本文筆者則進一步認為，若將"FEDERAL"解作“大同盟”，即同盟會之“同盟”不僅是當時各省留日學生之間的聯盟，而且還是包括海內外各革命團體、甚至一切反清革命力量的大聯盟，似更符合孫中山組党主張的本意，也更符合眾多革命團體後來統統改稱“同盟會”的事實。 

總之，1903年以後孫中山一方面注意組織和發展會黨力量，另一方面逐漸認識到留學生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參加反清革命的重要性，認識到革命團體互相聯合的必要性。“現今大勢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聯絡人才一義”；“現今之主義，總以互相聯絡為要。”[4]（《與陳天華的談話》，p.276）“招集同志，合成大團”[4]（《致陳楚楠函》，p.275）成為他組黨的既定方針。東京同盟會只是其“合成大團”思想指導下的一個重要行動。既是“加盟”，東京同盟會就不是組黨的開始，也不是組黨的結束。同樣，既是“加盟”，東京同盟會就不是孫中山一系列組黨活動的原定目標，而是百川歸海中的浩蕩一支。對此，孫中山本人說得很明確：“近日吾黨在學界中已聯絡成就一極有精彩之團體，以實力行革命之事。”[4]（《複陳楚楠函》，p.287） 

二 

必須強調指出，承認孫中山“大同盟”思想並不等於否定東京同盟會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性質，也不等於否定“大同盟”與同盟會之間的密切聯繫，更不等於否定東京同盟會在辛亥革命期間的中堅作用。在20世紀初，推動中國革命事業不斷前進的決定力量是資產階級革命派，這是不爭的事實。本文之所以強調孫中山“大同盟”思想與東京同盟會的差異，目的在於更客觀、更真實地分析反滿革命過程的複雜性，揭示革命派內部矛盾的深層原因。 

東京同盟會與孫中山的“大同盟”之間有一個從“聯屬”到“異化”的過程。作為一個綱領明確的政治團體，1907年以前的同盟會無論在思想上、組織上還是行動中都表現出精誠團結的精神和旺盛的戰鬥力。東就同盟會成立之初就不同於一般革命團體，由海內外公認的革命領袖孫中山擔任其總理，這使東京同盟會具有強大的向心力，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切反清革命力量的集結中心，並由此奠定了它作為反清革命統一戰線“本部”的地位，真正成為“中國革命之中樞”[2](p.64)。以後隨著旅歐革命團體“一體通用同盟會名號”以及南洋、美洲愛國華僑組織先後編入同盟會分會或支部，東京同盟會與孫中山的“大同盟”漸趨一致，“同盟會”成為一切革命團體的通稱。各地仁人志士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聯合起來，擁有共同的組織名稱和奮鬥綱領，同心協力擔負起領導反清革命的歷史重任，積極籌畫革命方略，制訂革命檔，設立“製造彈藥機關”，海外籌款與國內武裝起義互相配合、互相聲援，最終推動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孫中山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為之開一新紀元……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1](p.237)“出人意表”的革命業績與東京同盟會向“大同盟”擴展有著直接關係。 

為什麼“同盟”之名能有如此廣泛和強大的吸引力呢？問題的關鍵在於孫中山，在於他受壤納流的建黨思想。孫中山既是東京同盟會總理，又是反清革命事業的領袖，還是眾多反清團體的締造者，同盟會成立後吸納的許多海外組織都與他有密切關係。作為同盟會總理，他擁有極高的權力和威望，並且利用這種權力和威望將階級基礎與政治抱負差異極大的各種革命力量在“三民主義”旗幟下凝聚起來，改變了過去革命黨人“各自分立，不相系屬，其勢弱微”的局面，以加速革命目標的實現。1907年前東京同盟會之所以成為群龍之首，正是由於有孫中山親自坐鎮和運籌帷幄，“本部”的地位、民主的機構與明確的人事許可權實際都處於附屬和服從地位。說得更明確一點，“中國革命之中樞”是孫中山而不是東京“本部”，只是1907年以前兩者達到了較為完美的統一而已。 

但是1907年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該年2月，日本政府驅逐孫中山出境，使同盟會“總理”與“本部”強行分離，東京同盟會與“大同盟”領導人之間久已存在的裂痕便日益顯露出來。由“大同盟”而形成的政黨具有明顯的鬆散性，彙聚在“大同盟”旗幟下的各個團體只統一了名稱，實現了“聯合”，而並未真正“融合”成為一體。同盟會內部實際存在著許多宗派，隱含著相當多的歧異與矛盾。東京同盟會成立時，華興會是以個人名義加入的[9](p.546)，僅半年以後，宋教仁就感到“會員多疑心疑德”，萌發了“不如另外早自為計，以免燒炭黨人之譏”的想法。光復會同樣未以團體名義入會，這也是導致他們最終重張旗幟，與同盟會公開決裂的重要原因。而香港、澳門、越南、新加坡等地的同盟會分會都是孫中山1905、1906年短暫赴歐時在馮自由等人幫助下由興中會改組而來，或由當地華僑組織轉化而來，與東京革命黨人少有聯繫。同盟會綱領也如其名稱一樣，只是在形式上統一了革命目標，而未能成為大多數人的一致理想。同盟會內部真正形成統一意志的只有“反滿革命”和“創立民國”。孫中山所堅持的“三民主義”雖然志存高遠，但是曲高和寡，難以起到固結人心的作用。以後新分出的革命團體，無論光復會、共進會還是同盟會中部總會，其宗旨中都取消了“民生主義”的內容。 

孫中山個人權力過於集中，也容易造成與同盟會“三權分立”、“民主議事”的政治體制發生衝突。他與黃興之間關於國旗圖式的爭執即是如此。孫中山堅持用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旗作未來中華民國的國旗，黃興等持異議，孫中山即說：“僕在南洋，托命於是旗者數萬人。欲毀之，先擯僕可也。”黃興認為孫中山做事近於“專制跋扈”，遂生退出同盟會之想[9](p.718)。此事孫中山是站在“大同盟”立場，著眼於團結南洋數萬人；黃興則站在同盟會“民主議事”原則的立場，不滿於孫中山的行事專斷。再如孫中山離日前接受日方贈款以充實革命經費，但未與其他党人詳商，結果引起猜忌，章太炎認為孫中山受日方賄賂而一去不返，為以後孫、章決裂埋下禍根；譚人鳳亦認為：“東京為全國志士萃薈之區，《民報》又為同志總機關，最重要之處所。中山身為總理，橐貯多金，僅以五百金予之，以後遂聽其自生自滅，異哉！”此事同樣是孫中山只從革命整體運籌考慮，而未顧及同盟會本部和其他黨人的意見，因而引起不滿。這些糾紛雖經調停解釋，表面得以曲全，“惟同志之精神，則由此稍形渙散矣”[10](p.343)。
孫中山離開日本後新建的革命團體與東京“本部”更少聯繫，雙方實際處於各自為政狀態。至1908年秋，南洋各地陸續建成同盟會分會及通信處“百數十埠”，統歸南洋支部管轄，另訂《中國同盟會分會總章》，重新規定了選舉、經費、發展成員、記功辦法及組織形式等事宜。南洋支部與東京“本部”實際已無隸屬關係。1907年6月和1909年9、10月間，陶成章、章太炎先後兩次發動“倒孫風潮”，要求“開除孫文總理之名”，廢除南洋支部章程，使南洋各分會直屬東京總部。而孫中山對東京“本部”也深感失望，甚至對張繼說：“弟已不承認為彼等之總理者久矣”；“南洋之組織與東京同盟會不為同物”；“前去兩年，兩廣、雲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部之名義，並未一用同盟會名義也”[4]（《複張繼函》，p.426）。“倒孫風潮”的結果是兩派矛盾日深，“從外人觀之，吾党已成內亂之勢”[4]（《致王子匡函》，p.418）。蔡元培對此感歎道：“吾族終不免有專制性質，以政府萬能之信仰，稱而用之于黨魁，始而責望，終而怨懟，真令人短氣。”[11](p.579) 

1910年6月，為聯絡和統一國內各省革命團體行動，孫中山再次萌發“從新組織團體”的想法並抵達日本，“欲即行設立秘密機關于東京”[4]（《致檀香山同盟會函》，pp.462～464）。顯然，這一機關不是名存實亡的東京同盟會，因為“本部在東京，總理西南無定蹤，從未過問”[10](pp.359～360)。在追隨孫中山的胡漢民看來，此時的東京同盟會只是“勤學舍”。當留守日本的宋教仁、譚人鳳等要求孫中山“改良黨務”時，孫中山亦回答說：“同盟會已取消矣，有力者盡可獨樹一幟。”於是雙方不可避免地展開攤牌式的辯論。譚人鳳等質問：“同盟會由全國志士結合組織，何得一人言取消？”孫中山則反駁：“黨員攻擊總理，無總理安有同盟會？”孫中山認為：“經費由我籌集，黨員無過問之權。”譚人鳳等則反駁：“款項即系直接運動，然用公家名義籌來，有所開銷，應使全體與知，何雲不得過問？”雙方矛盾難以彌合。孫中山遂放棄在日重建團體的打算，“置黨務於不議不論”，數日後暗中離去，到南洋繼續建黨活動。而“本部”黨人認為，孫中山“放棄責任，而又不自請辭職”，“不得已商議改組”，後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奉東京本部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為友邦”。 

1910年夏，孫中山抵達新加坡並致函南洋各埠，“欲以從新整頓團體”，“重新整頓黨務，新訂分會總章”，將以前盟書中的“中國同盟會會員”字樣改作“中華革命党黨員”，“以得名實相符”[4]（《致鄧澤如函》，p.476、p.477）。此前他已將同盟會三藩市分會名稱改作“中華革命黨”；1911年4月發行“中華民國金幣”債票時開始使用“中華革命党本部總理孫文”字樣；同樣6月又將美洲同盟會與“致公黨”聯合。改組後的中華革命黨及致公堂的誓詞變為“廢滅（驅除）韃虜清朝，創立（建立）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或民生主義）”，這與東京同盟會誓詞並無實質不同，組織名稱及其誓書語句的改變只能說明他新建的反清革命團體有別于過去成立的革命黨派。至此同盟會已經完全“異化”為“大同盟”了。當然，這一時期中華革命黨實際上並未徹底拒絕同盟會稱謂，有時對外仍沿用同盟會名義，“團體與團體之往還，兩者俱可並用，隨人擇之”[4](p.476、p.477)。1910年3月孫中山委任查理斯·布思為駐外財務代表時，仍用“中國同盟會本部”名義。這樣作同樣是基於“大同盟”的考慮。畢竟革命黨人的政治目標是共同一致的，“同盟會”之名的號召力更為巨大，在同盟會旗幟下從事組黨、籌款等活動也更加有利。 

三 

孫中山“大同盟”的組黨主張及與東京同盟會的離合有其歷史必然性。20世紀初，反清革命已成為當時大多數國人和海外華僑共同奮鬥的目標，這是革命“大同盟”所以形成的主要原因。資產階級革命派及其知識份子作為新興的社會力量更具時代眼光和革命精神，必然在反滿鬥爭中居於領導地位，決定革命的性質。孫中山“發展革命勢力于留學界”的組黨方針體現出他作為資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卓越膽識與魄力，東京同盟會的成立則為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產生提供了必要條件和組織保證。然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實力並不強大，以康有為、梁啟超、張謇等人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中上層又未能與革命派攜手合作，孫中山因清廷追捕長期漂泊海外，難以在國內獲得廣泛而堅定的支持力量。這些因素加大了革命黨人的舉事難度。因此，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吸收會黨與華僑，最大限度地擴充海內外革命陣營，就成為孫中山無奈而可行的正確選擇了。因為在擴大革命影響和籌集革命經費方面，華僑與會黨比留學生更有優勢。但是，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如何協調革命中堅力量與廣泛統一戰線之間的利益矛盾，是用舊式會黨方式還是用新型民主政治方式整合革命力量等等新的問題。平心而論，無論孫中山、黃興，還是章太炎、陶成章，抑或宋教仁、譚人鳳，在彼此的矛盾與衝突中都摻雜了不同程度的個人感情色彩，但他們的政治目標無疑是一致的。同盟會渙散後形成了眾多的反清組織，說明黨人所運用的革命手段彼此有差異，但是寬泛的反清“大同盟”旗幟卻能使各派力量同仇敵愾，遙相呼應。武昌起義的成功與清王朝的崩潰不是哪一個革命團體的功勞，而是各派力量共同鬥爭的結果，是反清革命“大同盟”的不朽勳業。也正因為如此，孫中山作為“大同盟”領袖的地位才牢不可破，其功績得到黨人廣泛承認。 

武昌起義成功後，作為“大同盟”共同敵人的清王朝行將瓦解，中華民國即將建立，革命黨人因而失去了一致的奮鬥目標。於是同盟會內部宗派與黨派間的矛盾再度加深，“同盟”的旗幟也無法再帶動中國革命向前發展了。章太炎所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是對這一現實的十分形象的寫照。孫中山對同盟會成員駁雜、難以領導的狀況早就心存不滿，雖於1911年主持召開了中國同盟會本部臨時會議，試圖解決“吾黨氣息隔閡，不能自為聯繫”的痼疾，但是終無成效。1912年，同盟會這個鬆散的革命政黨終於宣告解體。 

【參考文獻】 

[1]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6卷）[C].北京：中華書局，1985. 

[2]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7卷）[C].北京：中華書局，1985. 

[3]吳雁南.孫中山與辛亥革命[M].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 

[4]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1卷）[C].北京：中華書局，1981. 

[5]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C].北京：中華書局，1981. 

[6]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A].辛亥革命回憶錄（第6冊）[C].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 

[7]張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91. 

[8]章開沅.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9]宋教仁.宋教仁集[C].北京：中華書局，1981. 

[10]譚人鳳.譚人鳳集[C].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11]蔡元培.蔡元培全集[C].北京：中華書局，1984. 

（資料來源：《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