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名字是和中華民國緊緊關聯在一起的。他既是民國的艱辛締造者，又是民國的忠誠捍衛者。孫中山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歷史感召力，因此使不少學者潛心于對他的研究，成為民國時期學者以至政治家所關注的熱門課題。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通過民國時期孫中山研究的系統回顧，對加深孫中山研究的學術史的瞭解，以及使今日研究者從該時期研究中的經驗教訓裏取得借鑒，都是十分有益的。 

一、課題研究的基本狀況 

對一代偉人孫中山的研究，民國建立之前就已啟動，它的起始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反清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而逐漸產生和發展起來，並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孫中山研究著作，對新中國成立後的“孫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早在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出版的蕩虜叢書之一的《大革命家孫逸仙》一書（注：此書1906年易名為《孫文歷史》，由國民書局出版。），開孫中山研究之先河。這本書，是黃中黃（即章士釗）從日人白浪庵滔天（即宮崎寅藏）所著《三十三之夢》一書中（注：此書又譯名《三十三年落花夢》，由金一（金松岑）譯，上海國學社1903年出版。日文本由日本國光書房遠藤榮治印行。），摘錄有關孫中山革命事蹟之內容譯編而成的60頁小冊子。書中簡要介紹孫中山投身革命至惠州起義的歷史，指出“孫逸仙者，近今談革命之初祖，實行革命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認。”（注：《〈大革命家孫逸仙〉自序》，載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0頁。）它出版後，不脛而走，廣為傳誦，使國內不少人讀後有了清楚的認識，“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為”，“談興中國者不可脫離孫逸仙三字”（注：吳相湘：《“倫敦蒙難”真相必須澄清》，載姚漁湘等：《研究孫中山的史料》，臺北文星出版社1965年版，第224頁。），於是推崇、歸心孫中山者日眾，“熱烈之志士時時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盤旋牢結於腦海，幾欲破浪走海外以從之，不能得，則如醉如癡，甚至發狂。”（注：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第103頁。）從而對辛亥革命的思想發動和傳播孫中山的革命主張，產生過頗大的積極影響。有一學者為文，甚至認為該書的“刊行，終於完成了建立民國之大業。”（注：吳相湘：《“倫敦蒙難”真相必須澄清》，載姚漁湘等：《研究孫中山的史料》，第235頁。）這一說法可能有些誇大，但該書有著巨大影響卻是不容置疑的。當時，此書一出即被清政府查禁，與同年出版的鄒容的《革命軍》一起列為禁書。 

武昌起義成功，民國創建，為孫中山的研究開闢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孫中山的生平、思想和革命實踐，從各個方面被加以研究和探討。據不完全統計，在1912-1949年的38年民國史中，出版的孫中山研究著作和資料圖書共1780餘種，其中孫中山的著作（包括全集、文集、選集等）有242種，闡釋孫中山著作的書籍有287種，研究專著（包括生平、事業及經濟、政治、哲學、社會、軍事、法律、文教等思想）1150餘種，傳記、簡史72種，年譜15種，墨蹟、畫冊12種，還有文學作品3種。此外，在報刊發表的論文、文章860多篇（注：此項統計，系根據《孫中山研究總目》（團結出版社1990年出版）和《孫中山著作及研究書目資料索引》（中山大學圖書館等1979年編印）。凡一書數版者，均不重複計算。）。 

當時的孫中山研究，大體可以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段16年為初始階段，後段22年為發展階段。這兩個階段，互有異同，先後相繼。 

在初期階段，通過1912年民國建立，特別是1925年孫中山逝世這兩次重大歷史事件，促使孫中山研究和出版有了較快發展，初步形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在此期間，所出版的一批孫中山、三民主義，以及有關孫中山的各種文集、資料之類的書籍，如高爾柏、高爾松的《孫中山先生與中國》（上海民智書局1926年出版）、陳安仁的《三民主義的連環作用》（中國國民黨西澳普扶分部1922年出版）、甘乃光的《職文主義發凡》（國民書局1925年出版）、範體仁的《中山先生之生與死》（上海光明書局1927年出版）和伍達光的《孫中山先生評論集》（廣州中國國民書局1925年出版），以及多種版本的孫中山傳記等等，都是一些孫中山本人的著作和有關孫中山的小冊子，整體研究呈現粗線條、輪廓式的特色。書中論述比較簡單，多為節錄報刊摘編而成，往往流於資料羅列，比較粗疏淺薄，並且基本上還是從政治上紀念和評價孫中山，屬於介紹性的通俗簡易讀物，僅有個別著作漸有學術性。也有少量由於作者政見不同，出現黨同伐異，甚至歪曲歷史，如《孫文小史》（1913年環筒頁版）和《孫逸仙及國民黨之來歷》（新中國社1938年出版）的字裏行間充滿對孫中山的攻訐和詆傷，明顯地帶有敵意和偏見。儘管如此，但這階段的工作卻具有開拓的性質，為以後的繼續深入研究開闢了航道，奠定了基礎。 

到第二階段，隨著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與此後194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孫中山為國父活動的推動，孫中山研究走上快速的發展。在這一階段中，主要顯示出三個特點：其一，除有更多的個人寫書外，一些機關團體和官員也加入這一行列，從民修書發展到官修書。如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于1941年編寫了《孫中山先生年譜》，教育部教科用書編委會於1941年編寫了《三民主義問題》等。這些官修著作編寫內容一般，品質不如民修著作。此外，還先後創辦一些有關孫中山的學術刊物，如孫科于1934年創辦《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用很厚篇幅刊登研究孫中山的文章；陳佈雷於1940年創辦《三民主義半月刊》（1942-1948年間由楊玉清接任主編），刊載李宗黃、鄧慕韓、馮自由、鄒魯、戴季陶、梁寒操、張其昀、張繼、錢穆、朱學范、錢端升、賀麟、譚平山等人許多論文，其中有不少是與孫中山研究相關的論著，都直接、間接地對孫中山進行了研究。其二，在徵集、整理和出版孫中山著述的文獻資料方面，取得了頗大的成績。在先後出版的近200種有重要文獻價值的孫中山全集、文集和選集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吳拯寰的《孫中山全集》四冊（三民公司1929年出版）、胡漢民的《總理全集》五冊（上海民智書局1930年出版）和黃季陸的《總理全集》三卷（成都近芬書屋1944年出版）等。這一工作為研究孫中山思想和革命活動提供了依據，奠定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其三，研究領域的明顯拓展，各種形式的孫中山研究著作紛紛印行，較前一階段有大幅度的增長，並陸續呈現出若干較有分量、具有學術價值的巨幅專著。諸如羅香林的《國父之大學時代》（重慶獨立出版社1945年出版）、陳安仁的《孫先生之思想及其主義》（廣州中山大學1927年出版）、許師慎編著的《國父〈革命緣起〉詳注》（正中書局1947年出版）和美國人林百克(Paul Linebarger)著、徐植仁譯的《孫逸仙傳記》（上海三民公司1927年出版）等書，均有重要參考價值，為當時以至今日歷史學者所重視。這些研究成果表明，孫中山研究已有了比較完整意義上的課題研究體系。後來，由於南京國民政府的哀敗，孫中山的研究和出版日趨於寥落。 

在民國時期為數達千餘種的眾多論著中，參差不齊，其中寫得比較認真，內容較為充實，具有較多參考價值者，簡述若干種如次： 

(1)林百克的《孫逸仙傳記》是較好的著作之一。全書把孫中山歷史分為10個部分，共34節。作者曾追隨孫中山左右多年，他為撰寫該書還和孫中山在上海等地“同居一室”，共同“費了許多日子搜集資料”（注：［美］林百克：《〈孫逸仙傳記〉序》，載《孫逸仙傳記》，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第2-3頁。）。由於得到孫中山及其家屬和其他革命黨人的幫助，使用大量的口碑資料，引述許多“中山先生口述的童年時代的故事和所經過的重大政治事件”（注：［美］林百克：《〈孫逸仙傳記〉序》，載《孫逸仙傳記》，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第2-3頁。），尤其是對孫中山少年時代的生活和家庭情況敍述頗詳，很有價值；並且文字生動，描寫細膩，引人入勝。特別是對孫中山聯俄、容共一事，議論亦尚平允。所以，該書1926年出版後曾不斷再版。它的最大缺點是，在分析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時，往往荒謬地歸之於宗教神學的啟示，力圖把孫中山塑造成一個天生的革命家，充滿唯心史觀。 

(2)羅香林著的《國父之大學時代》，以博引繁征，資料搜羅豐富取勝。書中使用了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的許多原始資料，如西醫書院學生註冊簿、學生成績簿，同法醫學、公共衛生學、婦產學、外科學、醫學等門考試成績單與第一學年各科分數表，以及當時香港《德臣西報》、《南華郵報》等的報導，並經過認真地排比、考證。它寫得相當扎實，對研究孫中山的早期活動、醫術和反清革命思想，有著重要參考價值。但該書在某些史事的敍述上，如對孫中山的學位說法不一等，不夠縝密；某些問題如對孫中山入香港西醫書院的時間及修業年限等，論證失當；並存在有像當時其他孫中山著作一樣的無限拔高孫中山思想的通病。 

(3)高良佐所著《孫中山先生傳》，注重整體，敍事比較確切扼要，剪裁適當，條理明晰。作者不專宥於局部的材料，廣事搜集中外大量的資料，並經過認真考訂，在完成孫中山世系、興中會等專題研究後成書，基礎較為深厚。不足之處是，引用資料多未加標注，難以稽考；下限寫至1912年，未能續完全書。 

(4)胡去非編的《總理事略》（南京中央文化教育館1937年出版）和許師慎編著的《國父〈革命緣起〉詳注》，也寫得比較嚴謹。作者長期致力於史事的考訂，用力頗勤。它們的特點，都是以孫中山《建國方略》中的《有志竟成》（即《革命緣起》）一書為綱，以史事為緯編織成書。這兩本書，是民國時期我國史學者寫孫中山傳時共同奉行的注經式傳記寫法的代表作。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40年代以後，還出現了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孫中山的著作。當時，延安和大後方的一些認真嚴肅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儘管為當時種種客觀條件和不良環境的限制，還是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從各個角度對孫中山進行專題研究，並作出了一定成績。如胡繩的《孫中山革命奮鬥小史》（香港海洋書屋1948年出版）、何干之的《三民主義研究》（新中出版社1940年出版）和侯外廬的《三民主義與民主主義》（長風書屋1946年出版）等書，都曾程度不等的對後來（包括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孫中山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特別是篇幅僅72頁的小書《孫中山革命奮鬥小史》，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著眼於中國革命的整體，把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放在當時國際、國內的政治環境中分析考察。指出其一生各個階段的特點及其中所包含著的弱點，寫出了孫中山在中國民主革命新舊轉變階段不斷奮鬥前進的可貴精神。該書是運用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寫作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最初嘗試，屬於開創性成果，曾對新中國建立後的孫中山研究起了啟發作用。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綜觀民國時期孫中山研究者的著述，數量不可謂不多，但在指導思想、研究方法及學術品質方面存在的問題亦可謂不少。主要表現在下述諸方面： 

首先，由於國民黨正統史觀的指導，把孫中山神化為至高無上的偶像，似乎孫中山的偉大氣質和革命思想與生俱來，且一直沒有發展變化。 

在一些學者、特別是官方或帶有官方色彩的研究者的論著中，幾乎都把孫中山個人作為中心，充滿英雄史觀和國民黨正統史觀的氣息，不能從孫中山活動中看到歷史的要求，看到一個時代，體察不出時代跳動的脈搏，缺乏歷史感和時代感。造成了孫中山的活動與時代脫節，同政黨、群眾分離，其思想發展也毫無規律可尋。 

民國政府成立之後，一些學者出於辛亥後政潮迭起、派系紛爭的變化，以及政治鬥爭的需要，有意抬高孫中山的地位，於是不顧歷史真相給以許多溢美、拔高之詞。如把孫中山描述為從小就是一個具有偉人氣質的神童，指出孫中山“幼時，體欣貌端，氣度溫和，有若書生。而魁梧英武，使人見之生畏。”（注：胡去非：《孫中山先生傳》，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第1-2頁。）認為：孫中山“先生之生也，體欣貌端，絕似楊太夫人；氣度溫和崇厚，對人慈悅若親，勇於作事，無不良嗜好，又極類道川公。”因此，他“貌像娘，貴極品；性如爺，位極頂”，是位天生的偉人（注：胡去非：《總理事略》，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叢書1937年版，第3頁。）。並明確指出：孫中山“幼時所為，多令父老咋舌，蓋具革命性早已顯露矣。”（注：甘乃光：《孫文主義發凡》，國民書局1925年版，第45頁。）還有從翠亨村周圍的地理環境和“風水”，來解釋孫中山這一歷史偉大人物的所以能夠產生等，刻意把孫中山神化起來，樹為偶像。無怪乎多年之後還有人為文慨歎地說：在國民黨統治下，對於孫中山那“多姿多彩的一生都不甚了了。我們所知道的多只是止於宣傳的一些神化，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讀到一本生動的完整的而百讀不厭的”孫中山傳記著作（注：臺灣傳記文學社：《擴大研究國父生平運動》，《傳記文學》第七卷第五期。）。 

孫中山確是開創了新的歷史時代的一代偉人，但他也和任何傑出的歷史人物一樣，都是現實社會和時代的產兒。因為孫中山的偉大功績，就把他神化，甚至奉為神聖的偶像，加以膜拜謳歌，這和離開歷史實際和時代條件，貶低乃至忽視、否認他在歷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對中國人民所作的偉大貢獻一樣，都是非科學的，也是遠離歷史實際的表現。史學的生命和力量所在是翔實可靠，遠離真實的研究成果是不可能有價值的。 

其次，出於反動的政治需要，掩蓋或歪曲孫中山晚年的思想發展，曲解三民主義學說，無限誇大“革命程式論”和“權能區分論”。 

從國民黨“一大”到孫中山逝世，是孫中山一生中最光輝的時期之一。在此期間，孫中山革命思想有重大發展，他主張“聯俄、容共、扶助農工”，首創國共合作，嘔心瀝血於國家的統一大業，偉績烜赫，利國利民。然而，由於孫中山逝世後國共兩黨的分裂和對立，以及國民黨建立的政權在意識形態方面對蘇俄、中共抱敵視態度，使孫中山晚年的思想、理論與革命實踐，成為了孫中山和國民黨黨史研究中的一個忌諱的話題，成為“禁區”。在很長時期內，在孫中山研究的大量論著中，對孫中山晚年的輝煌史不僅罕有專門的論著，而且對這段歷史或語焉不詳，或隻字不提，甚至肆意歪曲事實。如提出孫中山認為共產黨人“能積極活動，若使之遊閑黨外，恐有礙於國民黨之工作，乃允許而容納之。”（注：胡去非：《總理事略》，第260頁。）又說孫中山因為共產黨人“聲明服膺國民黨的主義，所以很寬大的容納了他們”（注：蔣星德：《國父的一生》，軍事委員會政治部1940年印，第348-349頁。），等等。並且，對於與此有關的資料，如孫中山的宣言、函電等亦極少披露，在頗有分量和影響的胡漢民編的《總理全集》中，連《孫文·越飛聯合宣言》這樣重要的文件都沒有收錄。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揭櫫的政治理論基礎和行動綱領，比較完整地反映了孫中山的思想體系，並且它在中國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也就很自然地成為研究孫中山的一個備受關注的課題。在民國時期，很多學人紛紛從不同角度對它進行研究，出版了一大批有關的論著。其中最突出的有：胡漢民的《三民主義與中國革命》（中興學會1935年出版）、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廣州民智書局1925年出版）、周佛海的《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上海新生命月刊1928年出版）、葉青的《三民主義與民主政治》（重慶青年出版社1945年出版）、崔書琴的《三民主義新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45年出版）、劉炳藜的《三民主義與中國革命》（重慶中央週刊社1940年出版）和楊幻炯的《三民主義概論》（上海民智書局1928年出版）等等。這些著述，各人研討的角度雖有不同，作出的解釋和說明也各異，見仁見智，互有分歧，但幾乎都把孫中山打扮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的繼承者，其為反共、反馬克思主義服務的意圖則是一致的，因而在中國思想界曾產生過消極的不良影響。學術研究旨在探求真理，為了政治目的而不面對現實，面對真理，所作的解釋和說明只能是歪曲和謬誤，這是為識者所不取的。 

“革命程式論”，是孫中山為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所設計的方法和步驟，將程式劃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循序以進。“權能區分論”，是孫中山把人類區分為先知先覺、後知後學、不知不覺三種人，“權”與“能”因人的不同而“區分”，是對待人民群眾的偏見。它在理論上的主要錯誤是天才論和英雄史觀，把權與能機械地加以分割（所謂有權無能和有能無權），在人民和政府之間挖掘了一條鴻溝。林桂園的《國父政治思想體系》（重慶現實出版社1945年出版）、何會源的《孫憲精義》（原名《論孫中山先生關於中央政治制度之設計》，出版年份不詳）、黃旭初的《民權主義概要》（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出版）、張鐵君的《民權主義與新民主主義》（國民圖書出版社1942年出版）等書，以及相當多的論文中，在此“兩論”問題上使學術研究過多地受現實政治的影響，存在著從某些政治原則出發作簡單的邏輯推理的毛病。它們甚至利用和誇大“兩論”中消極因素及理論弊病，為蔣介石強化專制獨裁的法西斯政權尋找理論根據，使之能打著“萬能政府”的旗幟，將全國人民置於“阿斗”的無權地位，藉以剝奪人民應享有的權利。這種研究方法，全在迎合政治形勢，論述畸輕畸重，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並對孫中山研究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第三，缺乏深入研究和理論探求。 

幾乎所有的論著，特別是在孫中山的傳記和生平著述中，多屬於史事的概述，以傳錄孫中山的事蹟為主，很少涉及當時國際、國內的重大事件，沒有把孫中山同他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結合起來進行考察；體例也幾乎是各家一致，採取平鋪直敍的方式，僅擺出一大堆歷史現象，流於資料羅列，類如長編記事，缺乏進一步的研究，未能進行深入的理論分析。其中，更有不少是國民黨人出於某種政治需要和歷史偏見的應景、應時之作，其內容乃至文字頗多雷同，缺少創見和新意。就是在具有較多參考價值的著作中，也由於作者仍不免囿於黨派見解，甚至帶有某種官方色彩，從而局限了他們的學術成就。還有，絕大多數著作都沒有注明史料來源，已注明者也明顯地看出史源不足。所以，它們雖保存和整理了某些方面多少有用的史料，卻很難說是科學和嚴謹的學術著作。 

回顧民國時期對孫中山的探索和研究，38年間出版的有關孫中山的出版物中，種類最多的還是介紹孫中山事業、思想和活動的各種傳記、生平，以及三民主義等類書籍。從學術內容而言，基本上還是處於初階，較為單薄，並且存在著一些問題。但是，也應該看到，它為時人與今人乃至後人提供了某些借鑒和參考。例如在處理現實性與科學性的問題上，就有頗大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我們從當時的研究者和研究物件的時代範疇來說，孫中山研究是屬於當代革命領袖人物的研究。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全國統治後，孫中山研究基本上又被納入國民黨黨史的範疇，為蔣介石集團宣揚其正統觀念服務。不少史書削足適履，掩飾塗改，以致往事面目皆非，背離歷史真實。在研究目的上，較多的從政治的需要出發。在研究內容上，與現實問題密切結合，甚至把歷史與現實熔為一爐，以歷史論證現實，為現實政治鬥爭服務；更有甚者，為著現實政治的需要，突出現實性，只注意適合需要的材料，不是全面地佔有和研究材料，卻忽略乃至違背科學性。正由於孫中山的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性與政治性的特點，它在一定程度上為蔣介石集團的鞏固起了作用。毫無疑義，學術研究當然要關注現實，服務現實，努力發揮學術研究為現實服務的功能，這一取向是沒有問題的，值得肯定的。但如何把現實性與科學性正確的統一起來，從民國時期的孫中山研究的現象觀察，確實存在著不小的問題，很值得從凸顯出的經驗教訓中引以為鑒。 

新中國成立後，孫中山研究有了正確的指導思想和科學方法，它與整個歷史學科一起進入了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新時代。目前的孫中山研究，已有雄厚的基礎與很高的起點，在研究範式、研究方法上也有新的突破，正在向進一步深化拓展的方面發展。回顧民國時期的孫中山研究，給予重新審視和思考，對今天的孫中山研究者來說，“溫故而知新”，也是不無意義的。 

（資料來源：《學術月刊》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