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海峽兩岸的孫中山研究，一直存在著把孫中山教條化、符號化，甚至神化的傾向。以對青年孫中山的研究為例，研究者多追隨他自己的說法，以成年孫中山的形象，來投影其青年時代，而對於他的言行中顯露出的青年時期特有的行為、心理特徵，則多所忽視，甚至極力將之掩蓋、神化。於是，在眾多史家筆下，青年孫中山都呈現為大義凜然、目標明確、志向堅決的革命家形象。這種臉譜化而又不無漏洞的形象，在事實和邏輯層面上既存在先天不足，（注：比如，孫中山上書李鴻章這一舉動，究竟意味著什麼？青年孫中山到底是革命家還是改革家？這些問題尚待解決。2001年2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在《近代中國》雜誌第141期發表長文《革反與革進並行：論孫中山先生早年改造思想之形成(1885-1895)》，試圖依據孫中山日後的說法，對青年孫中山思想中的暴力革命與和平改革成分加以調和：“從孫中山一生的事業以觀，革命二字實包括革反與革進兩方面。茲引孫中山對劉成禺的談話一段，作為本文論證的直接依據：‘……今人多謂革命二字，只能代表革反，而不能代表革進，此大誤也。革命本中國語，不能以西語解釋。革命始于湯武，傳曰：湯武革命，反之也，直言之，即造反。天命所歸，故革之。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所謂革去舊染之汙，而自新易舊，命為新命，凡不合應天順人之事，皆宜革而去之，是合革反與革進兩意。”但是，這種論證存在邏輯漏洞。孫中山這一觀點是到後來才明確的，他在1895年前後是否已有此種成熟思想，尚為可疑。）又逢時勢潮流的巨變，連不少職業歷史學家都對它感到索然無味。在普通大眾，尤其是日漸講求獨立、求新精神的青年一代當中，更難產生多少吸引力。新近一些研究雖有所變化，但基本格局仍未改變。（注：例如，在《孫中山生平活動史實補正（1895-1905年）——〈孫中山年譜長編〉編輯劄記》（《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文集》第4集，1986年）一文中，桑兵避開孫中山從1884年便已“決志革命”的神話，堅持認為1895年孫中山即已確立了“共和革命”思想。這一做法，“固然擺脫了孫中山自述的陰影以及臺灣史界的成說，但沒有給孫中山早期思想研究帶來突破”（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7頁）。在沈渭濱筆下，青年孫中山也還是一個純粹的革命家形象：“1892年7月，當孫中山獲得西醫書院授予的醫學學位和領得在香港開業行醫的資格證書，告別母校時，他已經是一個準備投身于現實政治鬥爭，對未來充滿信心的‘醫國手’了。”（沈渭濱：《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27頁））歷史研究貴在求真，尊重歷史實際，研究孫中山這樣的非凡人物亦不能例外。 

有鑒於此，本文以1895年廣州起義（以下簡稱乙未舉事）為中心，具體分析孫中山的言行、心態，試圖把握青年孫中山特有的想像氣質，及其對孫中山革命道路的影響。文章所用資料並不算新鮮，然以往研究者或少留意，或以先入之見視之。現本其客觀之義鉤稽提煉，庶幾恢復一個真實、真切的青年孫中山形象。至於一個真切、完整的孫中山形象的重構，以及孫中山其人其事在當代社會中的意義重建，則有賴於學界的更多努力。 

一、心志強於形勢：乙未舉事的社會基礎 

一場革命的爆發，必有其賴以發生的社會形勢和依託力量，也即社會基礎。那麼，乙未舉事的社會基礎何在？ 

首先，就社會形勢而言，1895年前後的中國雖然面臨重重危機，但還未到一觸即發的革命邊緣。甲午戰爭的失敗，確實加劇了本已緊張的社會矛盾。然而，對外戰爭的失敗、賠款、財政緊張、地方督撫的離心傾向、秘密會黨與政府的對抗，所有這些問題，在十幾年前甚至幾十年前便已出現。最重要的是，作為統治集團中堅的新老洋務派，對這些問題早有領教，自信能憑以往的經驗來應對它們，在變動的時局中維持既存的制度和價值體系。洋務派後期代表張之洞的《勸學篇》，就是這種信心的明確表述。土大夫中的主體，熟誦聖人言論，恪遵傳統典制，汲汲於個人功名事業。只是在少數幾個作為通商口岸的沿海大城市，在一小部分接觸西方文化相對較多的商人和知識份子當中，才出現了一些異於當局的聲音。但其中的代表、最激進的康有為，也只不過倡言君主立憲而已，談不上革命。陳少白自己也承認，當時他和孫中山等人，頭腦中都只有“造反”而沒有“革命”的概念。[1] 

但在青年孫中山看來，這種形勢卻正是舉事的有利時機：“同志之人所在而是，其上等社會多不滿意於軍界，……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遠，愈積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圖所以傾覆而變更之者。”[2]這幾句話寫於乙未舉事的第二年，時隔未久，頭一年的樂觀心態，仍然流露於字裏行間。由於心理狀態和掌握資訊的差異，對於社會形勢的判斷，剛從學校畢業沒幾年的青年人，與身預國事、久曆滄桑的當朝權臣，自然很不一樣。從上述話中，明顯能看出青年孫中山的樂觀情緒，其中不無想像的成分。 

其次，就乙未舉事的依託力量而言，一個足以為革命運動提供強大支持的階級、集團或群體，此時也還未形成。乙未舉事所依託的，主要是海外華僑。據統計，1894-1895年參加興中會有名可考者共178人，其中79%為華僑。[3]但是，參加興中會的華僑只是少數。檀香山大部分華僑都認為孫中山是在“作亂謀反”，害怕因此破家滅族，少有人回應，“雖親戚故舊亦多掩耳卻走”。[4]美洲各地也差不多。1896年，孫中山首次赴美宣傳革命，豈料一跟華僑談起武力排滿，絕大多數人都“以中山為謀反大逆，視同蛇蠍”，“莫不掩耳驚走”。[5]1904年，孫中山再次赴美宣傳革命，並特地加入了在華僑中影響最大的洪門致公堂，但回應者依然很少。[6]而此前康有為一派組織保皇會，在南洋、美洲等地卻大有響應者，籌款也很順利。這表明，華僑還未成為一支反清力量，更談不上作為民主革命的階級基礎。 

當然，正如史扶鄰指出的：“即便是海外華僑社會中的一小部分在政治上被激發起來，也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新氣象。”[7]因為，東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香港、澳門，以及海外華僑社會，地處中西社會交往的前鋒，對世界潮流的感知和反應，也較中國內陸更敏銳、更迅速。經過幾十年與西方社會面對面的接觸，已經形成了異于傳統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環境，新的變動趨勢正在那裏萌生。只不過到1895年前後，這一趨勢尚不明顯而已。 

再次，孫中山本人對於革命依託力量的認識也值得審視。在青年孫中山心目中，雖然有對於下層農民艱難境遇的同情，以及改變他們這種境遇的期望，但這種期望，是與改變個人地位、改變國家的整體面貌這些宏大而模糊不清的期望交織在一起的。他在這一時期的文章《擬創立農學會書》中說：“某也，農家子也，生於畎畝，早知稼穡之艱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範文正抱此志于未達之時，千載下猶令人神往。今值國家多難，受侮強鄰，有志之士正當惟力是視，以分君上之憂，……某竊師此義，將躬操耒耜，以農桑新法啟吾民矣。”[8]類似的期望在《致鄭藻如書》和《上李鴻章書》中也有表露。他當時並未形成為某個階級的利益而革命的想法。之所以最先尋求華僑的支持，不是因為他清楚地認識到後者具備革命精神，而是因為他的基本關係網絡就位於華僑社會當中。他組織這些人的目的，主要也是籌集資金，而不是喚起一個強大的階級（階層）作為革命的堅實基礎。當興中會並不能為他提供多少資金時，孫中山便任由它長期處於渙散狀態，自己則僕僕奔走於別的籌款途徑。有學者指出，“他還沒有認識到一個堅強統一的組織是進行民主革命艱苦複雜鬥爭的重要保證。”[9]豈不知，青年孫中山當時根本就未形成一種為先進階級的利益而奮鬥的民主革命思想，又談何組織建設思想。 

從個人的人生道路來看，武裝起事的決斷，是青年孫中山長期的革命想像與社會現實的衝突所累積的結果。種種跡象表明，青年時代的孫中山，對於未來的設想，與現實社會之間頗有差距。由於特殊的家庭背景，他接觸了海外的另一個世界，對於新的時代趨勢有所感知，對中國的現實感到不滿。求學香港期間相對寬鬆、開放的環境，則為他提供了展開想像的可能。所謂“四大寇”的說法，即為青年孫中山的“革命”想像的絕佳描述。當他結束學生生活、正式步入社會之後，理想、抱負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反差，便愈形強烈。他嘗試過職業生涯，但路途多阻；他也嘗試過傳統的進身之術，即上書權要，並為此傾盡了全力。當上書李鴻章未能如願之後，他清楚地感到，自己的革新理想和人生抱負，是難以通過常規途徑在既有的中國社會中實現了。於是，他便只有非常規的途徑可走，那就是暴力革命。[10] 

由上可見，乙未舉事的社會基礎並不成熟。當時的社會形勢，還未發展到為一場革命提供充分條件的地步，只是顯露了一些隱約可見的新動向。孫中山以其特殊的社會背景，敏銳地捕捉到了這種新動向，並憑藉他那獨特的熱情想像，欲將此新動向提前引爆。這決定了此次舉事難以成功，但也更見其前瞻性。這一點，對於孫中山後來革命聲望的造就，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理想勝於思想：乙未舉事的政治綱領 

革命之有別於一般的暴動，即在於前者有著明確的政治綱領，包括“革舊”與“立新”兩方面。那麼，乙未舉事的政治綱領是什麼呢？ 

“革舊”方面的目標比較明確，那就是用暴力鬥爭的方式推翻清政府，改變現存的政治秩序。早在1893年冬，孫中山就在廣州提議成立秘密團體，並提出“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的宗旨。[11]次年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以及1895年成立的香港興中會，都繼承了這一宗旨。學者們對於興中會誓詞多有懷疑，不過，其章程直指現政府的弊端，尤其是香港興中會章程，更是言辭激烈：“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12]這些頗見抱負的話，展現的正是一批青年人匡時救世的責任、熱情和信心。一邊是昏庸腐朽、無可救藥的滿人政府，另一邊是胸懷天下、銳意革新的青年志士，稍有政治敏感的人，都能領會這些話中的鋒芒之所向。
但在“立新”方面，無論是孫中山個人，還是乙未舉事本身，都還不能說已經形成了鮮明的民主革命目標。 

首先，《上李鴻章書》是最能反映青年孫中山經濟、社會變革思想的文字，但其中並沒有提出什麼明確的政綱。在這篇長文裏，孫中山所描繪的新社會圖景還比較散亂。他提出了人盡其才、地盡其力、物盡其用、貨暢其流4條原則，但這與其說是一種政綱，還不如說是一種理想境界，一套關於社會應該如何的準則。其具體主張，一是廣辦學校，開設新的科目，國家廣設學官，人人學而優則仕；二是設農官以勸農，興修水利，提倡農學研究，改良農業，推廣機器之用，修築鐵路，進一步發展輪船航運業，裁減關卡，保護商業。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這些內容與早期改良派馮桂芬、鄭觀應等人的設想非常相似，並且還不如他們講得全面、系統。[13]在這份上書中，他幾次提及自己“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則能洞其閫奧”。“于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14]。同時，青年人的偏激也偶有流露。比如，他本來是提倡禁絕鴉片的，4年前還曾向本地鄉賢鄭藻如上書申明此志，[15]但因為“憤于英人禁煙之議難成，遂勸農人栽鴉片”，試圖以本土的鴉片擊敗外國的鴉片，然後再圖禁煙。[16]這雖然只是一個細節，但卻真實、形象地反映了青年孫中山散亂、矛盾的思想狀況。綜觀全文，與其說它是孫中山治國綱領的闡述，還不如說主要表達了一位青年人的不凡抱負，和他對新社會的展望。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興中會章程與此頗有相似：“本會擬辦之事，務須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材，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等事，皆當惟力是視，逐漸舉行。以期上匡國家以臻隆治，下維黎庶以絕苛殘，必使吾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為滿志。”[17]這表明，不僅孫中山一人，乙未舉事時的眾青年志士，對於新社會的想像，都只能達到此種程度。 

其次，政體、政治方面的綱領也未成型。無論是孫中山個人，還是興中會章程，都沒有這方面的明確闡述。興中會當時是否有過“創立合眾政府”這一誓詞，到現在還無法確定。即便有此誓詞，光有一個“合眾政府”或“共和國”的名詞，也不足以說明孫中山當時的政治綱領。必須立足於具體的語境，去追蹤其具體言行，才能明瞭青年孫中山的真實思想。早年孫中山對“共和國”的認識，得自於1894年夏威夷的政治變革。當年7月，夏威夷實施了一部新的憲法，從君主制變成了共和國。[18]但孫中山在那裏停留未久。且忙於組織興中會，縱然對這一新事物有所共鳴，對於“共和國”的認識也不可能深刻。與香港興中會其他成員一樣，孫中山關於政治、法律制度的知識和體驗，更主要還是通過在香港的學習、工作和生活體驗而獲得的。正因為此，這批青年志士的政治知識，恐怕還不如久預香港政界的何啟豐富。何啟是一名資深律師，擔任香港議政局議員，對洋務派的改革路線，以及政制建設，都提出過批評性的改良意見。[19]已有研究表明，深受何啟影響而出臺的君主立憲政體構想，成了乙未舉事的主要政治綱領：中央政府由皇帝、總理和內閣組成，全國劃分為4個行政區，地方議會實行地方自治，最基層議會實行直接選舉，所有議員和官吏都必須經過新式專業化考試。[20]這其實是一個雜燴，其中既可見3年後康有為維新夢想中的成分，也可見孫中山後來所倡地方自治的影子。說到底，它只是從英國、美國和香港的政治體制中雜取若干要點組合而成，理論上既失澄明、系統，實踐起來更無從下手。這與其說是一種政治綱領，還不如說是當時先進知識份子對新的政治制度的設想。 

再者，興中會對會眾的動員方式，亦可反映青年孫中山政治思想的發展程度。組織檀香山興中會時，他指望通過利益的驅動力來動員會眾，“另設銀會集股舉辦公家事業，每股科銀十元，成功後收回本利百元”。但這一方法效果不大，檀香山華僑認股並不積極。到1895年初孫中山回國時為止，所籌得的款項中，會員會底銀和股份銀只占一小部分，個別熱心於革命事業者的捐款，反而占了主要部分。[21]這顯示了一個新的趨向，即政治動員已經開始在群眾（儘管還只是少數）中產生影響。可是，孫中山對此趨向反應遲鈍。1895年初制定的香港興中會章程，依然採納了上述動員方式：“本會……特設銀會以資巨集。用濟公家之急，兼為股友生財捷徑，……每股科銀十元，……開會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於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愛國之誠，當踴躍從事，比之捐頂子、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22]“生財捷徑”、“十可報百”、“萬可圖億”等等詞語，甚至將之與清廷的捐納相比較，發起人以利益刺激會眾的意圖，表現得非常明顯。這表明，孫中山此時的群眾動員意識，還未完全超越舊式造反者的程度。一個全新的社會圖景、一種明確的政治綱領，以及它們在政治上的強大動員作用，對於青年孫中山來說，都還比較遙遠。指出這一點，不是要貶低孫中山的形象，而是為了實事求是地分析他此時的思想發展程度。 

因此，從政治綱領來看，孫中山此時對革命前景的設想尚不夠明確，更談不上具體。縈繞於他頭腦中的主要還是一種理想，而不是成熟的革命思想。但是，這一強烈的革命理想，在1895年前後便已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動員力量。這預示著一個新的趨向，當他逐步對此作出積極反應、進一步完善其政治綱領的時候，也就是革命從理想轉向思想之時。 

三、臆斷大於謀略：乙未舉事的組織策劃 

孫中山等人雖然為乙未舉事做了許多準備，但客觀地說，他們的組織策劃工作，確實存在著多方面的不足。對此，學術界多從政治思想和鬥爭經驗方面去尋找原因。[23]此處需要注意的，是青年孫中山獨特的心態傾向，及其對起事策劃的影響。 

從種種材料看，孫中山顯然把革命想像得太簡單了。他認為，只要攻陷廣州的幾個主要軍政機關，便能引起綠林和會黨的自發起義，這樣就可望成立一個獨立的兩廣政府，作為進一步行動的基地。[24]而攻取廣州，在他看來是易如反掌的事，因為廣州承平日久，幾個重要機關雖有防守，但“有名無實，決不防衛”。因而他最初的設想是“內起外應”，“以五人為一隊，配足長短槍械及炸彈，進攻一署，直入署後官眷之房，將其長官或誅或執，如是全城已無發號施令之人。尚恐有城外兵隊聞變入援，則擇最重要之街道，如雙門底、惠愛街二處，伏於店鋪兩旁，以寶壟掩護，伺其來突發槍擲彈擊之，援兵不知虛實，突遭迎頭痛擊，必不敢前。猶慮其由橫街小巷經過，則預先將此道路轟炸，則兩旁鋪屋傾塌，粵垣街道闊僅數尺，鋪砌白石，投以炸彈即易爆炸，磚瓦堆塞，援兵必不能過。擔任據守重要街道之敢死隊須二三十人便足，西門、歸德門二處城樓則以二三十人佔領，以延城外回應者入。圍攻旗界又以一二十人，與進攻衙署任務已完之隊分頭放火為號，且壯聲勢，如此則大事成矣”[25]。 

這一設想雖然顯示了孫中山大無畏的鬥爭勇氣，但如同他平素的言談一樣，也表現出青年人的臆斷和衝動心態，如果真的這樣去行事，就跟盲動差不多了。因此，興中會諸人大多不贊同這一設想。而另一名重要會員謝纘泰，則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孫逸仙看起來是一個輕率的莽漢……他認為自己沒有幹不了的——事事一帆風順——‘大炮’！”[26]也正因為孫中山這種臆斷和衝動心態，日本人對於這次行動的前景非常懷疑。[27]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為舉事而確定的“分道攻城”之策，基本上是“內起外應”設想的翻版，同樣顯示了主觀臆斷和盲目樂觀的色彩。新的方案大致如下：以香港方面募集來的3000會黨作為主力，負責進攻廣州城內各重要機關，而以廣州附近的人手及汕頭方向的客軍作為支援，各路人馬以農曆重陽節掃墓的名義，九月初八日夜向廣州進發，初九日晨齊集後分頭行動：“早晨各城門既啟，各部衝鋒直進，如入無人之境，自無難事”；“更由陳清帶領炸彈隊在各要區施放炸彈，以壯聲勢”；同時運動清軍，“海陸軍既有附叢，即有反抗亦無能為”。[28] 

與先前的“內起外應”設想相比，新方案似乎有不少改進：一是攻城主力的人數從100多人增加為3000人；二是增加了廣州附近及汕頭方向客軍作為支援；三是策動了軍人回應。但是，這三點改進之處，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所謂海陸軍預備響應云云，實則附從者只有一名在兩廣總督署衛隊中充任低級軍官的會黨成員，以及幾名擔任水師中級軍官的孫中山的同鄉。[29]在當時風氣未開、形勢未具的情況下，這幾個人起而回應，只會被視為造反分子，難以對清軍產生多大的號召和影響。再看廣州附近及汕頭方向的客軍，當真幾千人從四方雲集廣州城外，豈有不走漏風聲？特別是從汕頭遠道而來的客軍，一路上哪能那麼一帆風順？清政府又如何會讓他們“如入無人之境”地進入廣州城內？連兩廣總督都覺得，這種想法無法實現，根本不用為之擔憂。[30]果然，事實證明，這一步棋只是紙上談兵，孫中山自己事後也承認，這是導致乙未舉事失敗的主要原因：“詎意會員部署既定，忽有密電馳至，謂西南、東北兩軍中途被阻。兩軍既不得進，則應援之勢已孤，即起事之謀已敗。”[31]至於攻城主力增加至3000人，亦大有疑問。且不說在英國人治理下的香港募集3000敢死隊員是否可能，即使募齊了3000死士，他們多是會黨成員，那麼，是否能夠有效地將他們組織起來？就算能夠的話，又是否能夠順利地從香港進入廣州？這些問題都缺乏細緻的考慮。事實上，楊衢雲等人在香港只募集到了400人，他們剛從香港出發不久，消息便由港英當局告知了廣州清政府。[32]因此，這個方案表面上看很完美，實則臆度多於籌畫，只是紙上談兵。事後反思這次舉事，孫中山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人謀未臧，勢偶不利。”[33] 

如前所述，孫中山對於整體形勢的把握，其中實已摻雜了情緒化的因素。如果僅就認知層面而論，對於一位青年人來說，這算不了什麼。然而，在考慮具體的行動時，對於局面的把握，當然應該力求準確、踏實，對於方案的設計，更應該力求細緻。情緒化的樂觀和衝動，將導致粗疏、大意和主觀臆斷，與革命的謀略背道而馳。 

四、想像讓於行動：乙未舉事與孫中山的身份轉變 

以上分析表明，乙未舉事與其說是一場真刀實槍的民主革命的操演，還不如說是一次紙上談兵的頭腦內部的革命。它雖然顯示了行動的努力，但更多地體現了青年孫中山等人並不周詳的主觀設計。它主要還停留在想像的層次上，未來得及充分展開，便匆匆收束了。 

但是，這次想像大於行動的舉事，卻促成了孫中山個人身份的巨大轉變，使他從醉心於革命的想像者，轉變為真實的革命者。 

某種身份的轉換，不僅取決於當事者本人的主觀選擇、定位和認同，還受制於他人的辨認、判斷和認可。對於孫中山的身份轉換來說，起重要作用的，便是清政府的態度和境外輿論。此前，孫中山的外在形象，是一名出身低微、但有著海外聯繫和教會背景的新式醫生，雖“高談時政，放言無忌”，但在時人看來，這只是青年人的偏激與張狂而已。[34]在兩廣總督譚鐘麟的眼裏，孫中山只不過是一名職業人士，至多也只能算是一介狂生。[35]但是，舉事的確切消息為清政府所獲悉那一刻，青年孫中山的外在形象便發生了突變，成了一個真實的反叛者。朝廷發佈諭令，務必將孫中山等“首犯”迅速捕獲；廣東當局將孫中山列於懸賞緝捕的名單之首，[36]並派人前往香港，要求港英當局引渡孫中山等人。[37]隨著孫中山的行蹤轉移，清政府在日本、美洲、東南亞、歐洲展開了長達一年的追蹤，必欲將孫中山逮捕而後快，最終導致了“倫敦蒙難”事件，反而使孫中山因禍得福，其反叛者的形象和聲名超越了廣東、中國，走向了世界。[38] 

如果說清政府的努力抬升了孫中山的反叛者形象，那麼，香港和外國輿論的反應，則開始將其反叛行為與更廣闊的世界格局，以及新的時代潮流結合起來，從而，一個革命者的新形象呼之欲出。 

在舉事的籌備階段，香港的英文報紙《德臣西報》，就多次發表文章，將這次舉事與傳統的造反區別開來，並將它與新的潮流連在一起。例如，1895年3月12日，該報的社論說：“他們所期望的……是一個結構上的激變，使他們的國家擺脫暴政的邪惡制度，正是這種制度把中國排除於西方的影響、西方的貿易和西方的文明之外。”3月16日，該報又載文稱這次舉事將摧毀專制制度，開放中國的對外貿易。就連一直小心翼翼、對於這次舉事持保守態度的英國外交官，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所有同這個流產了的革命有聯繫的人，都是同西方混在一起、吸收了改革和進步思想的人。”[39] 

這一新形象的塑造，在1895年11月10日《神戶又新日報》刊登的《廣東暴徒巨魁之履歷及計畫》一文[40]中，更能得到體現。這份報導所述細節，與事實多有出入，且不乏傳聞的成分，連這次舉事的首領的姓名也沒有弄清楚，而只是稱之為“範某”。但這些細節上的出入，恰好可以證明該報的中立性。更重要的是，這份報導刻劃了一個截然兩分的結構性格局：一邊是代表著腐敗落後之淵藪的滿清王朝；另一邊，則是代表著文明和先進的新一代海外歸來者，和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東南沿海地區新一代青年。這從文中的言語敍述中可以得到反映。大量的隱喻性語詞，如“留學美國”、“在英、德兩國滯留”、“頗有學識”、“美國、濠州、新嘉坡等地歸國者”、“俱樂部”、“海外歸來者”、“文明空氣”、“足履歐美之地”、“自幼不信迷信”、“西式兵勇”、“香港、澳門”、“新式武器”等等，在文中散亂地出現，在不自覺中將讀者帶進了一個充滿想像空間的新語境。文中雖然沒有明確使用“革命”一詞，但它所描繪的，正是一種蓄勢欲發的革命新潮流，和一幅行將展開的革命新圖景。孫中山（雖然文中沒有確指其名）被放置於這一新潮流的尖峰、新圖景的正中，他的革命者形象自然已經繪就，剩下的只是一個正式頭銜而已。 

另一方面，乙未舉事本身，便是孫中山人生軌跡的一個轉捩點。對於青年孫中山來說，這次行動的展開，好比是從空中到地面的“沉降”。這次舉事的失敗，給他留下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具體問題，比如革命的目標、綱領、策略、時勢、個人意志等等。儘管青年時代形成的想像氣質，很難因為一次行動便完全改變，但通過這一“沉降”，這些問題逐漸納入孫中山的思考範圍。此後10餘年裏，正是在尋求對這些問題的解答過程中，一位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革命的想像者，才開始浮現於中國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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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沈渭濱，孫中山與辛亥革命[M].71,73-78；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M].72-74. 

[24][30][36]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1冊[Z].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225-226,233,231-232. 

[25]辛亥革命史料選輯：上[Z].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2-13. 

[38]黃宇和.孫逸仙倫敦蒙難真相——從未披露的史實[M].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資料來源：《社會科學研究》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