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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成章是光復會傑出的領導人，在他的革命事業中，聯絡會黨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毫不誇張地說，離開了陶的會黨工作，光復會就不可能有現在這樣的作為、這樣引起辛亥革命研究者們的重視。本文旨在討論陶成章聯絡會黨的物件、政治趨向以及特色，以期加深對陶成章及其光復會的認識。
一
在光復會成立之前，陶成章最早想要聯絡的會黨是台州寧海附生王錫桐1900年創立的“以排外為宗旨”的伏虎會（又稱“伏虎山”）。伏虎會在20世紀初屢鬧教案。1903年，伏虎會再次起義，焚毀寧海天主教總堂，處死神父和教民，黃壇、海門，新昌一帶的民眾群起響應，釀成了寧海教案。浙江巡撫派兵由水陸兩路前來鎮壓，王錫桐倉促抵抗失利。當時甯海留日學生祁文豹等建議陶成章去聯繫，並為之介紹，不過等到陶趕到甯海時，王已經失敗逃匿，陶未遇而回。[1](P231)
陶成章實際最早與之取得聯絡的會黨是以濮振聲為首的嚴州白布會，“其軍制與洪門各會黨有異”。義和團運動期間，自任白布會總帥的濮振聲以保護鄉里的名義，借會眾創辦團練，“遇民教爭執，亦居間理處”。不料一些教民猜疑濮振聲與教為難，“訛傳四起”，會眾於是借濮名望，發動反教起事。[2](P362-363)濮為眾所迫，只得嚴令會眾不要輕毀教堂，殺害教民，“僅取其家中糧食充軍需，以示薄懲”。起義軍進佔桐廬、分水，“軍行所至，鹹皆歡迎”。浙江官方急派援軍前往，在分水、於潛境內擊敗了向嚴州府城進軍的會眾。脫險逃進山中的濮振聲見清軍四處擄掠，便以不得妄樂無辜為條件，前往清營自首。清政府害怕“殺之恐激民變”，遂將濮拘押在杭州。[3](P52-53)
1904年初，陶成章與魏蘭一道從日本回國，在上海與蔡元培會談後於2月11日回到杭州，14日，經杭州《白話報》主筆，前《浙江潮》負責人孫翼中介紹，到仁和監獄探望了被囚禁的白布會首領濮振聲。濮振聲給他們出介紹信數通、名片幾張，便於他們進行聯絡會黨的活動，浙江籍革命黨人聯繫浙江會黨的工作就此實際啟動。
2月17日，陶成章、魏蘭兩人就前往浙東。他們先一起由富陽到桐廬，“曆探各秘密會之內狀”。然後，魏蘭從水道經蘭溪、龍遊回到他的家鄉雲和；陶成章從陸路經桐廬、分水，遍訪白布會會員，再經建德、壽昌、湯溪、龍遊、遂昌、松陽等地抵達雲和。他在魏蘭倡辦的先志學校擔任了兩個月的教員，然後經溫州回上海。魏蘭在陶成章走後又去處州府城和麗水縣，訪問雙龍會（注：雙龍會本名萬雲山，又稱萬雲會，因票布上畫有雙龍，故稱雙龍會。本部在處州，屬於終南會系統。）首領吳應龍、王金寶，到縉雲、永康結交龍華會首領呂嘉益、呂熊祥（東升、逢樵）、沈榮卿（注：沈在入龍華會之前結有百子會，入龍華會後升為新副。見陶成章《漸案紀略》，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三）第23頁。）。又在沈介紹下，到金華會見龍華會首領張恭。張恭“其始結有千入會，其後入終南會”[3](P24)，1900年春他在杭州紫陽書院就讀時接受了唐才常之弟唐才中交付的富有票，準備回金華家多散發。“而漢口之變聞，遂置富有票不發，仍理終南舊業。”不久該會正副會主或死或走，於是張恭與沈榮卿等人自立一山堂，定名龍華會，沈榮卿、張恭為正副會主，在金華府屬八縣均有分部，擁眾二萬餘人。該會另在台州、處州、紹興等府也有分部，擁眾數千人。因此可以說，1903年春陶成章、魏蘭的浙東之行奠定了聯絡各府縣主要秘密會黨之基礎。
浙江會黨的組織和力量不像湖南那樣集中，除了前述的幾大支外還有王金髮的烏帶黨、竺紹康的平陽党（本名平洋黨，本部在嵊縣）以及余孟庭、夏竹林等人的私販黨即青幫，同時也缺乏像馬福益那樣有巨大號召力量的首領。浙江會黨的特點是山堂林立，名目繁多，各據一隅，互不相屬，宗旨各異，各行其是。很明顯，龍華會與庚子勤王之役有關，伏虎會以排外為宗旨鬧教，它們的政治目標都不可能是反清複明。只有白布會攻城奪地，反清色彩突出。上述情況給在當地開展革命活動的光復會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二
從陶成章後來制訂的《龍華會章程》來看，光復會聯絡會黨時遷就了傳統的“反清複明”的政治理念。《龍華會章程》雖然起草於1904年春陶成章浙東之行之前，但其中涉及對消末立憲的批判。其中第二章第二條“命名”明確宣佈：“我們兄弟家所做趕去皇家的事件，並非一個人可以做得去的，還要眾位兄弟同心協力呢？所以我們的會，就叫做革命協會，山名就叫做一統龍華山，堂名呢？就叫做漢族同登普渡堂。”[4](P135)因此可以認為它就是1908年的《革命協會章程》。
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稱：“於是，有陶成章、沈英、張恭等，倡議於杭州，集浙江、福建、江蘇、江西、安徽五省之頭目，開一大會，打成一團，名龍華會。”陶成章自己寫的《浙案紀略》也說：“戊申春，夏間，浙江革命黨人另訂一新章，將合江、浙、皖、贛、閩五省之秘密黨會熔鑄而一之，定其名曰革命協會。”
《龍華會章程》即《革命協會章程》首先解釋了“革命就是造反”，並且援引了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話來論證。《章程》在論及歷史上逐鹿中原的少數民族時充滿了傳統的華夷之辨，因此它當然反對任何形式的保清朝光緒帝復位的努力。
《龍華會章程》論及對外關係時說：“至於我們動手革命的時代，外國人不來幫扶滿洲，我們一概客禮相待，兵力所到的地方，無論他是傳教的，做商人的，來中國遊歷的，都要好好保護。或是不願在我們交戰的地方久居，我們就送他出境。……若是有人幫助滿洲，不要說是外國人，越是漢人的奸細，越要殺他盡絕。外國是不用說了。但我們所殺的，是令我們打仗的外國人。……所以就是革命的時節，就立定了兩個主意：滿洲是我仇人，各國是我朋友，萬萬不會誤會的。”[4](p134)因此，它與以排外為宗旨的伏虎會是根本不同的。
《龍華會章程》宣佈：革命的宗旨是“報我們兄弟家祖上的大仇，並現在種種暴虐待我們的新仇，趕走了滿洲韃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並且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財產，也不准富豪們霸佔，使得我們四萬萬同胞，並四萬萬同胞的子孫，不生出貧富的階級，大家安安穩穩享福有飯吃”[4](P135)。而且“我們今日就是同種人來立憲，還要再起革命。雖然，成功以後，或是因為萬不得已，暫時設立一總統，由大家公舉，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雖不定，然而不能傳子傳孫呢！或者用市民政體，或者競定為無政府，不設總統，也未可知。然而必須看那時候我國國民程度了。但無論如何，皇位是永遠不能霸佔的”[4](P133)。講到這裏似乎《章程》對未來的政體尚無定見，但當我們認真讀到第六條，第七條時就會發現情況並非如此。第六條“黜陟”稱：“大都督又有功勞，便在樞密府功勞簿上註定他的姓名，將來等新朝廷成立……若犯了十條戒約，無論大都督及正副介士，一體治罪。十條戒約附載在憑票上面，不載在此。”第七條“追恤”稱：“我們眾兄弟中有為了會中的公事出力死了，或無故受累死了，他的妻子孤苦，他的子女幼弱，家內又非凡的窮，妻子不能存活的時候，本會都有撫恤的費用……但是要切實查明，不要濫領濫給的。查明了他的出力功勞，樞密府簿上記了他的名，等到新朝廷立定以後，論他功勞的大小，還要封他的祖宗，蔭他的妻子，使他的子孫世世代代食祿做官呢？並且還要鑄了他一個銅像，宣揚他忠義的名譽呢，另外若超度等時件，一切照洪家潘家的舊規。”[4](P136-137)這裏接連提到的新朝廷成立、新朝廷立定，顯然不是民主共和國的政體。
在《章程》中，陶成章一方面為處於社會下層的幫會弟兄精心描繪了一幅趕走皇帝後的美好未來圖景：“到那時候，土地沒有，也沒有大財主，也沒有苦百姓，稅也輕了，厘捐稅關也都廢了，兵也少了。從此大家有飯吃了，不愁冷了，於是乎可以太太平平，永遠不用造反革命了。”[4](P133)另一方面又按照哥老會內外八堂的模式（注：參見朱琳《洪門志》第132-141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為革命協會設計了一整套的職官，以調動會黨的積極性。根據陶的設計，“新中國軍政省”為最高行政機關，“分作內外二府”。外府的職官從上到下為都督、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還有正副介士。《章程》特別說明：“以上新設立的官職，乃是取法於大明、大唐的，並不是杜撰出來的。現在所授的什麼官、什麼職，將來就是什麼官、什麼職了。”這裏要說明的是，1907年1月陶成章已經在日本東京加入了同盟會，並擔任留日會員中浙江分會長。打天下時封官許願，奪取天下後彈冠相慶，權力大家分享，利益共同維護，是典型的封建“會黨政治”，而不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黨的政黨政治。光復會與同盟會的政治差距在這方面也是很明顯的。
陶成章還惟恐會黨弟兄對這套東西不夠熟悉，特意把它與洪家、潘家的舊官職作了對照，指出：“現在所設的官職，同洪家、潘家的舊官職是一式一樣的。現在五大都督府呢，就是以前的五堂。左右都督呢，就是以前的新副。統制使呢，就是以前的當家”；明眼人一看就知它是哥老會內八堂模式的翻版。
在入會的儀式方面，陶成章搬來了洪門天地會歃血結盟的一套，特別規定要有“盟證人（執香的人做盟證者，即是香堂）、執法行刑人（就是周洪家中紅旗一樣的人）”，並要求新入會者仿照洪門36誓（注：參見李子峰《海底》第195-205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走到神位前跪下發誓。“第一誓誠心入會，不敢反悔，如有反悔，天誅地滅。第二誓入會以後，協力同心，不敢畏避，如有畏避，雷殛火燒。第三誓會中秘密，不敢漏泄，如有漏泄，身受千刀。第四誓祭旗起義，聞命必到，如有不到，命盡五殤。第五誓兄弟同心，如同手足，如生外心，身死五刑。”[4](P141)第九條“入會”規定：“凡我們這個革命協會的時候……至於各五個都督府招兄弟入會的禮式呢，各家教各會一切都照舊，如本來不是會友、教友，則從以下所載新定的禮式。”[4](P138)新定的禮式是：“第一先寫入會願書一張，交于介紹人。第二願書寫後，擇一吉日行入會禮式。第三行過入會禮式後隔一日，或二日、三日後發委任狀。第四發下委任狀後，知會軍政省本部或支部。第五軍政省得介紹人知會後，發下圖章及銅牌。”但是《章程》隨即說明：“本會入會的會式種種，內府的人均照此規矩，外府的人止及于大都督及左右都督，大都督、左右都督招兄弟入自己部下時，各照各省各教各黨的老規矩，如若大都督、左右都督本不是會黨或教黨中的人呢，招兄弟入自己部下時，也照本會的新規。如介士以上統制使以下的兄弟，本非會黨教黨中的人呢，來入的時候也照本會清規。”[4](P142)
在同盟會成立後的1908年，陶成章在組織革命協會時向會黨讓步，遷就他們的一些消極因素，絕不是偶然的。第一，這與光復會本身的政治綱領不夠明確有關。1904年10月光復會在上海誕生，其誓詞是：“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並沒有規定推翻清朝統治後究竟採取何種政體，反映了它在政治上的保守性。
其次，在一些革命黨人看來，鼓吹興漢“排滿”的民族主義，是迅速爭取“反清複明”的會黨認同的最佳方法，不僅在國內浙江，而且在境外也是如此。1908年8月在日本東京部分長江流域的同盟會員照綠林開立堂辦法成立共進會就是明證。共進會成立時發表的兩個宣言雖然大體上沒有離開同盟會的宗旨，但更著重于反滿的宣傳。文言的宣言中說：“嗚呼！吾同胞苦於祖國淪亡，呻吟於異族專制之下，垂三百年矣。以四萬萬黃帝子孫神明華胄之多，而屈辱于區區五百萬腥膻之韃虜，其可恥可哀為古今天下笑，孰有過於此者，凡有血氣皆為奮起，以雪此累世之深仇。此共進會今日成立之原因及其宗旨意義之所在也。共進者，合各黨派共進於革命之途，以推翻滿清政權光復舊物為目的，其事甚光榮，其功甚偉大，其責任亦甚艱巨也。”其白話的宣言中，也是首先強調：中國自從盤古以來就是漢種人居住，漢種人做皇帝，後來才被滿人進來，做了中國的皇帝。“所以我們才要這共進二字，增進我們哥弟知識，共拚死力，有進無退的去殺滿人韃子，取回中國，仍舊漢人作主，才算是英雄。”它又進一步宣稱：到了今天，那滿人只顧請洋人來保護它做皇帝，那管得漢人的死活，把中國的各種權益都送給洋人。“我們若不早點把這滿人打開，再過幾年，就會把我們的中國和盤送給洋人”，到了那時，“難道不把漢人斬盡殺絕嗎？”“所以我們革命，一來是要替祖宗報仇，二來是要早點預備，免得子孫絕種，這豈不是光明正大的道理嗎？”[5](P499-501)
為了聯絡會黨，共進會的內部也用開堂、燒香、結盟、入夥的辦法，並有山水堂香等名目。山叫中華山，水叫興漢水，堂叫光復堂，香叫報國香。而且各配有一首詩歌。
三
1904年春以後，由於陶成章等人的聯絡，浙江會黨的鬥爭方向發生了重大變化：教案“自此之後，遂乃絕無僅有，清吏……實不知易其排外之心，盡化而為排滿也”[3](P25)。
在此基礎上，陶成章曾經計畫發動浙江會黨回應華興會起義，待長沙起義發動後三天，襲取金、衙、嚴三府，然後平定浙江，出兵皖贛，以應長沙。長沙起義失敗後，陶成章下令停止計畫，但處州雙龍會首領王金寶已先行發出檄文，暴露了行動計畫。王金寶被叛徒出賣犧牲後，會眾由吳應龍代領。
同年10月光復會在上海正式成立後，仍堅持抓緊聯絡幫會的工作。陶成章與光復會主要發起人之一龔寶銓為了推進革命事業“終身在野，數歲之間，提皮包，躡草履，行浙東諸縣，一日或八九十裏，交其豪俊，數瀕危難……相與維持，故光復會勢日盛”。陶成章在浙東聯絡會黨時，運發了《革命軍》《猛回頭》《警世鐘》《新湖南》以及敖嘉熊編的《新山歌》、魏蘭編的《孔夫子之心肝》等書籍，購買贈送《國民日報》《警鐘日報》等報紙，努力在浙東會黨中傳播革命思想。
陶成章聯絡會黨的工作是光復會革命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有些創造具有鮮明的特色。一個特色是與非光復會同志合作進行。光復會成立後，原愛國學社社員敖嘉熊（浙江平湖人，寄居嘉興）在《蘇報》案後，也回到浙江，在溫州、台州、寧波等地遊歷，結交當地會黨。敖嘉熊後來回到嘉興就倡建溫台處會館，作為江、浙、皖三省交界處會黨的聯絡中心。魏蘭和陶成章先後前往，分別擔任會館的總理和執事員。敖嘉熊還準備創立“祖宗教”，作為聯繫會黨的手段。蔡元培曾邀約敷嘉熊加入光復會，敖嘉熊表示可以“有事相助”，但不願參加光復會。溫台處會館一直搞到1905年5月，因敖嘉熊家遭變故，經費無從維持，才無形解散。敖嘉熊回到家鄉，魏蘭遠走爪哇。陶成章、龔寶銓從嘉興到紹興，協助徐錫麟籌辦大通學堂。“於是，紹興不僅成為光復會本部的活動中心，並且也成為浙東會黨的聯絡中心。”[6](P356)
陶成章聯絡會黨的另一個特色是利用學校作為基地。1904年陶成章曾經在雲和先志學堂任教習，以校為基地，開展聯絡會黨的活動。1905年初陶成章向剛加入光復會的徐錫麟介紹了浙江會黨的情況及運動會黨的重要性。在陶的影響下，徐于同年二三月間前往嵊縣、諸暨、義烏、東陽、縉雲等地，訪問並結識了一些幫會首領，在聯絡幫會的過程中徐錫麟看到了浙江哥老會的一些弱點。他認為“浙省會黨知識淺暗，非加以教練，以兵法部勤，不能為用”，打算在家鄉紹興東浦附近大通橋畔籌建學校。陶成章、龔寶銓積極參與此事，陶成章本人親自去杭州學務處遞稟立案，還邀集呂熊祥等人前來協助。1905年9月大通學堂在紹興創辦，成為浙東幫會的聯絡、訓練中心。大通學堂規約規定：“凡本學堂卒業者，即受本學校辦事人之節制，本學校學生，咸為光復會會友。”按照這一規定，先後進校學習的幫會骨幹和其他有志青年600余人全部成了光復會會員。現在名單中有確切姓名可查的就有63名，在大通學堂任教的老師參加光復會的也有17名，另有總理、庶務、監學等辦學人員7人入會。（注：參見《光復會黨人錄》，載《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錄續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這是“國內第一所訓練會黨頭目、培養革命幹部的學校。”[1](P237)秋瑾接任大通學堂督辦後，更是招金、處、紹三府幫會首領數十人進校學兵，動員了百余名會黨青年骨幹到紹興大通學堂的體育專修科訓練。後又將各路幫會編為“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八軍，總稱光復軍，由竺紹康、張恭、王金髮等人分任分統。《光復會黨人錄》中明確列入了龍華會首領和骨幹沈榮卿、張恭等8人、白布會首領濮振聲、雙龍會首領和骨幹王金寶、闕麟書等4人、伏虎會首領王錫桐、平陽党首領竺紹康、王金髮、青幫首領余孟庭、夏竹林、杭辛齋等25人、洪幫頭目張伯岐、釋月空以及清洪幫首領劉福彪。這樣大通學堂成了聯絡浙江各地會黨的中心，“遂為草澤英雄聚會之淵藪矣”[3](P28)。
陶成章聯絡會黨的第三個特色是不僅聯絡洪幫，而且還聯絡青幫。在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從洪秀全到孫中山，他們都曾經注意吸納洪幫人士參加他們的事業，為己所用。這是因為洪幫有反清複明的宗旨和反清起事的傳統。但陶成章的高明之處是同樣重視在歷史上沒有什麼反清傳統，倒是曾經為清朝運送漕糧效力的青幫。在他的影響下，青幫首領余孟庭、夏竹林成了辛亥革命期間直接對抗清朝軍隊的一支武裝力量（注：參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檔案史料》上冊第373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這在全國範圍內如果不是絕無僅有的話，也是極為罕見的。陶成章在為余孟庭、夏竹林等人立傳時稱讚“余孟庭軍行所過，除殘去暴，固一仁義之師也”，而夏竹林等人也是“世之英雄”。[3](P74)他們在青幫原先並不光彩的歷史上寫下了珍貴的一頁。至於聯絡各教，尚未見具體材料，只有章乃轂、鞠僧甫《民國浙江參謀陶公煥卿傳》提及陶成章“內地與三合會、哥老會、大刀會頭目內相接納，一見傾心”[7](P352)，無具體時間、地點，且為孤證，故不討論。
四
浙江自1907年光復會皖浙起義失敗後，光復會活動進入低潮。陶成章後來的工作重點已經不在浙江甚至不在中國本土了，同盟會在浙江會黨中的影響逐漸增強。但是陶成章在浙江會黨中的巨大影響依然存在。這集中表現在1912年初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浙江都督湯壽潛調任交通總長後，浙江全黨積極擁戴陶成章繼任。會黨首領沈榮卿宣稱，陶成章“先生十餘年苦心，才得今日之收果。吾浙倚先生如長城，經理浙事，非先生其誰任？況和議決裂，戰事方殷，榮等已號召舊部，聽先生指揮。先生為大局計，萬祈早日回浙籌備一切，若不諒榮等之苦衷，一再退讓，將來糜爛之慘不可逆料”（注：《民立報》1912年1月14日。）。章太炎在為陶成章活動時強調：“此次下江光復，微李燮和上海不舉，微朱介入南京不下，而我浙之力，得於敢死隊者甚多，是皆煥卿平日經營聯合之力。且浙中會黨潛勢，尤非煥卿不能撫助。鄙意若令代理浙事，得諸公全力以慰，必為吾浙之福。”[8](P545)所有這些並非無根之談，過譽之詞。不料，浙江方面擁陶的輿論引起了同盟會上海負責人、滬軍都督陳其美的忌恨。陳其美對陶成章在浙江各界包括幫會的威望極為不悅，1月14日他派蔣介石、王竹卿在上海將陶刺死，以至陶成章壯志未酬，抱恨終身，他怎麼也不會想到他與會黨的聯絡竟然會以這樣一種方式結束的。他的死激化了革命陣營內部（包括部分會黨）光復會與同盟會的矛盾，引起了人們不安、困惑與混亂。這一整個革命陣營的重大損失，在日後的政治鬥爭中一再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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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2004年第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