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同盟會創建100周年，不免引發我們許多回憶。年老筆滯，只有略書掌故數則以示紀念。 

一、同盟會以前的同盟會 

同盟會的名稱雖是出於孫中山的建議，但並非出於中國革命党人的原創，或多或少受到外國（特別是日本）的影響。 

早在1892年，菲律賓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愛國志士建立一個名為“卡的普南”（Katipunan）的革命團體。卡的普南的會名是“人民子弟的最高虔敬協會”，但過去中文譯名亦有採用“同盟會”者。孫中山1898年與菲律賓革命領袖彭西（M.Ponce）結識，曾以代購軍火等方式支援“卡的普南”的正義鬥爭，想必會理解其會名的含義。在此以前，“卡的普南”於1896年在巴林塔瓦山區舉行起義時，曾採用紅色旗幟，中間為一個太陽，放射8條光芒，代表最初起義的8個省。而1911年10月武昌起義以後，革命軍政府18星旗的造型與寓意與此頗有相近之處，這也可以作為中菲之間革命互動關係的佐證。 

當然，以同盟會三個漢字作為社團名稱，對中國革命黨人影響更為直接且大的則是日本的國民同盟會。 

1898年，日本在野黨為反對第二次山縣內閣擴張軍備、增征租賦，曾發起創建“反對增租同盟會”，積極支持者有神鞭知常、平岡浩太郎等。平岡是九州礦業資本家，宮崎滔天曾在他主持的《九州日報》任記者，孫中山1898年到東京後的住處和生活費用亦由他提供。因此中國革命黨人對“反對增租同盟會”不會全無所知。 

兩年以後（1900），為推動日本與沙俄爭奪中國東北，日本一些政界人士如近衛篤麿、犬養毅、頭山滿、柏原文太郎、根津一、中村彌六、神鞭知常等，發起成立“國民同盟會”，其中不少人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關係非常密切。該會以“倡為保全支那之說”相標榜，譴責“露（俄）兵尚聚于滿洲”，因此頗能引起一些中國留學生的幻想乃至好感。緊接著，松本正純等在東京神田錦輝館成立“青年同盟會”。同年12月，“國民同盟會”又在東京新富座舉行中央大會（相對於地方大會而言），到會者有5000人之多，頗有一點聲勢。1901年《辛丑合約》簽訂以後，由於俄軍繼續佔領滿洲，“國民同盟會”活動更為頻繁，直至1902年俄國被迫簽訂滿洲撤兵條約以後，該會才宣告解散。該會曾編纂《國民同盟會始末》，上海通志學社很快就在1903年5月出版了袁毓麟的中文譯本，因而在國內進步知識界亦有一定影響。 

1903年春，由中國留學生宣導的拒俄運動，迅速在全國範圍蓬勃興起。以同盟會命名的愛國團體日漸增多，最為引人注目的是鄒容在上海倡議成立的“中國學生同盟會”。《蘇報》在5月30、31兩天連續發表評論說：“蜀鄒容者，東京退學生也。憤中國學生團體之不堅，毅然創一中國學生同盟會。海內外全體學生皆要求入會，各省各設總部，各府、縣設分部，權利義務，分條揭載（會章另登）。其目的在於學界成一絕大合法團體，以鏖戰於中國前途競爭逼拶之中者也。”在此前後，4月4日，《蘇報》還刊載過《中國教學同盟會總章》及《分會聯合擬章》，並附注語：“再同人擬公舉會員與上海教育會訂立分會專章，以期推廣教育，俟有成效，再行宣佈。”4月6日，《蘇報》又刊載該會常熟分會章程，且詳列會址、會期。常熟分會由愛國學社的學生領導人之一殷次伊創設，可知上面提到的“上海教育會”，很有可能就是蔡元培與南洋公學退學生組建的。由此可知，“中國教學同盟會”雖然宣稱“以期推廣教育”為宗旨，但其革命傾向則是明顯的。 

此外，還有《湖北學生界》1903年第5期，曾刊載“大湖南北同盟會”的書刊廣告。雖然至今還未發現該會其他活動的記述，但與《湖北學生界》刊物的政治傾向接近，則是可以斷言的。同年5月25日《蘇報》刊載：陳仲甫（獨秀）等發起成立“安徽愛國會”，並且宣稱：“如辦有基礎，擬與上海愛國學社通成一氣，並連絡東南各省志士，創一國民同盟會，庶南方可望獨立，不受民族之侵淩。”可見以上這些同盟會至少在團體命名方面，顯然或多或少受到日本“國民同盟會”影響，儘管彼此的團體性質與政治取向並不相同。 

二、《民報》以前的《民報》 

人所共知，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以後，隨即出版革命喉舌《民報》，但是卻較少有人知道，在這個《民報》之前，早已有日本人創辦過同名報刊。 

日本著名政治活動家犬養毅於1890年年底脫離《朝野新聞》，隨即於1891年1月11日創辦《民報》。這個《民報》的發刊詞由犬養毅自撰，其中有“黨派縱橫離合，政權受授移動”，“論難百出，紛紜雜糅”等語。同時還利用廣告，標榜“直言直筆”、“倡正排邪”，並且猛烈抨擊專為“小人私黨之利欲”服務的“羊頭狗肉之新聞”。這些語言與其後中國同盟會創辦的《民報》發刊詞相比較，兩者頗有相近乃至相通之處。因為後者開頭也是如此提出問題：“近時雜誌之作者亦夥矣。絝詞以為美，囂聽而無所終，摘埴索塗，不獲則反覆其詞而自惑。求其斟時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謂對症發藥者，已不可見，而況夫孤懷宏識，遠矚將來者乎？” 

《民報》發刊詞雖然以孫文名義發表，並且極為精煉地勾畫出三民主義的輪廓，但執筆者則顯然是中國留日學生，因為《民報》本來就脫胎于田桐、宋教仁、陳天華等經營的《二十世紀之支那》。同盟會的《民報》的名稱既然可以模仿犬養毅的《民報》，其《發刊詞》也未嘗沒有可能從犬養毅話語中得到某些啟發。 

當然，同盟會的《民報》從性質來說，與犬養毅的《民報》有很大的區別，因為它是同盟會鼓吹革命的喉舌，也是20世紀中國的時代號角。《民報》發刊以後，高舉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革命旗幟，並且與此前影響極大的《新民叢報》展開全面的激烈論戰，使眾多搖擺於革命與保皇之間的留日學生與君主立憲派明確了自己的政治方向。1906年12月，《民報》舉辦創刊一周年紀念大會，留日學生界參加者竟達6000人以上，可見其宣傳功效之大。連梁啟超都不能不承認保皇黨已處於劣勢，他在同年給康有為的信中說：“革命党現在東京占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東京各省人皆有，彼插種於此間，而蔓延於內地，真心腹之大患，萬不能輕視者。” 

三、同盟會的英文譯名 

同盟會的英文譯名不甚統一。今之西方學者（包括若干華裔學者）或以音譯為T'' ung Meng Hui，或以意譯為China Alliance Society，其實都不符合同盟會成立之初的英譯原貌。1981年秋，我曾見過東京宮崎滔天故居收藏的1907年9月13日授予的全權委任狀，其上蓋有圓形會印，內圈為中文篆書“中國同盟會印章”，週邊則為當時的英文譯名"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 。Federal一詞既有聯盟亦有聯邦之含意，如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即有，凡隸屬於此組織之各州即可簡稱為Federal。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把自己團體名稱中的同盟一詞譯為" Federal" ，決非是詞不達意的誤譯，因為同盟會本身確有中國各省區之間聯合的用意。
在同盟會成立以前，東京中國留學生已有各省同鄉會的組織，並有以各自地區名稱命名的刊物，如《浙江潮》、《江蘇》、《湖北學生界》、《洞庭波》等。此外，原有的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小團體，仍然保持各自的組織系統獨立活動，彼此不相聯絡。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有識之士已經多次發出破除省界的呼籲，希望把各省區與各個團體的革命志士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全國性的革命團體以統率整個革命運動。孫中山到達東京以後，首先與黃興達成“集留學生為大會盟”的共識。接著又在《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與宋教仁、陳天華、宮崎滔天等會晤，強調指出：“中國現在不必憂各國之瓜分，但憂自己之內訌，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聯絡，各自號台，必成秦末二十餘國之爭，元末朱、陳、張、明之亂，此時各國乘而干涉之，則中國必亡無疑矣。故現今之主義，總以互相連絡為要……若現在有數十百人者，出而連絡之，主張之，一切破壞前之建設，破壞後之建設，種種方面，件件事情，均有人分任。一旦發難，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即可從此安定矣。”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把同盟譯作Federal的深遠寓義。 

同盟會成立以後，有各省分會的設立，凡遇本部重大會議，往往需要各省分會代表協商才能做出決定。以後同盟會中部總會宣言稱：“奉東京本會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為友邦，而以中部別之。”可以看作是省區聯合理念的延續。當時革命尚在初始階段，對於未來新中國的國體、政體尚無明確共識，聯邦制也未嘗不在計議之中。在同盟會成立以前，孫中山曾對宮崎滔天說：“建都，僕常持一都四京之說：武漢（都）；西京（重慶），東京（江寧）；廣州（南京），順天（北京）。”（《與宮崎寅藏等筆談》）似亦有聯邦制的模糊構想。 

有關同盟會的英文譯名，還有一件史事可以追述。1907年4月，部分中印革命志士在東京發起成立“亞洲和親會”，據以後當事人回憶，亦可稱為“東亞亡國同盟會”。由章太炎執筆的《亞洲和親會約章》，在日本尚有收藏者。其封裏印有英文" The Asiatic Humanitation Brotherhood" 。Humanitation可能系Humanitarian之誤植，則“亞洲亡國同盟會”亦有博愛兄弟會的含義。約章宣稱：“先以印度、支那二國組織成會，亦謂東方舊邦，二國為大，幸得獨立，則足以為亞洲遮罩……一切亞洲民族，有抱獨立主義者，願步玉趾，共結盟誓，則馨香禱祝以迎之也。”又規定：“亞洲諸國，若一國有革命事，餘國同會者應互相協助，不論直接間接，總以功能所及為限。”可見，“同盟”一詞還包括民族之間和國家之間友好合作乃至結盟的含意，可供我們對同盟會命名史事做更為深入的探索與詮釋。 

四、同盟會與孫中山 

同盟會的成立與孫中山成為各地革命志士公認的領袖，可以說是水到渠成，眾望所歸。同盟會的成立說明，歷史不僅選擇了孫中山，而且給孫中山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同時也使孫中山大大增添了革命勝利的信心。 

所以，多年以後，孫中山回憶這段往事說：“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以後，予之希望則為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沖，為舉世非笑唾駡，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以崛起既死之心，昭蘇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及至乙巳之秋，集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于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我認為，這就是對於同盟會歷史地位與深遠意義的最好表述。 

（資料來源：《文史知識》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