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後，中國民間對外思想發生重大轉變，形成比較一致的懼外、開放主義和文明抵制思想（注：參見拙作《庚子事變與近代中國對外思想的形成》，蘇位智、劉天路主編《義和團運動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同盟會成立前後革命派對外策略的整合，十分典型地體現了這種轉變。同盟會成立前，革命派內部的對外態度雖無原則分歧，但有程度之異；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派對外策略進行了整合，肯定了文明排外思想，並在收回利權運動中有所體現。同改良派相比，二者雖因指導思想不同形成參加愛國運動程度有異，但主要還是方式和程度的區別，而非反帝目標的差異。 

一　同盟會成立前革命派對外策略的分岐 

學者公認，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的革命思想有兩個來源：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主要來源是其反滿思想，而其他大陸赴日留學生的革命思想主要由排外而走向排滿（注：如史扶鄰認為，孫中山除了在興中會章程序言這個有限的範圍外，從未公開表示過反對帝國主義。他還認為，知識份子的反滿主義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副產品，把清統治與帝國主義相提並論，是學生的刊物和小冊子所表現的普遍態度。（〈美〉史扶鄰著，丘權政、符致興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256頁。）吳相湘認為，孫中山自幼接受西洋教育，數次遊歷歐美，對法國、美國獨立運動得到外力援助有所認識，認為中國革命接受外援不僅正當而且應該努力爭取。黃興等人接受國內教育，他們發動革命的導火線是俄軍久據東北，所以其最初的革命動機毋寧為排外。（吳相湘著《宋教仁傳》，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0頁。）周錫瑞同意史扶鄰的觀點，認為孫中山的反滿主義主要或至少部分來自他親西方的態度，而留日學生的反滿思想，則幾乎全部來自他們的反帝思想。（見《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中譯本，第56頁。）。）。這個觀點能夠成立，但尚需完善。兩派對外態度的差異，並非如人們想像的那麼大。孫中山在武昌起義前並不缺乏反帝思想，但因受策略的限制，行動上無暇顧及；而大陸留日革命派的排外態度則顯然是被誇大了。 

從各種跡象看，孫中山對列強侵略中國的危害有相當認識，但庚子前後的態度有很大差別。1900年前，他十分擔心列強瓜分中國。1894年所作興中會章程序言中，他認為當時列強對中國已經是瓜分豆剖，漸露機芽，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機。約在1898年前後在日本與宮崎寅藏的筆談中，仍認為“中國瓜分之機已兆”（注：李吉奎著《孫中山與日本》，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頁。）。1899年“悲憤時局，尤山河之破碎”，作《支那現實地圖》，詳列被列強割占之土地及已分之鐵路，“以便覽者能觸目驚心”（注：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上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96頁。）。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與日本人筆談時，他指出“既恨滿清之無道，又恨列強之逞雄”。八國聯軍侵華時，外國軍隊有很多“野蠻之行”，中國人“目擊心傷，所以不忍聞分割之論，如各國竟出此策，則（中國）四百世之地，禍尚未有涯也。”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時，“有暫分裂者，有不分裂者，而分裂者多，生靈塗炭，民不聊生。而自行分裂者尚如此，況為他國所瓜分者乎？故有識之士，甚畏分割也，且更畏外國之分割也。”但當聽到日本本意不想宣導分割中國時，孫中山略微安定下來（注：日本外務省檔案，引自李吉奎著《孫中山與日本》，第140頁。）。可能受到這次筆談的影響，孫中山的觀點有了根本地改變，此後認定中國不會被瓜分。1901年12月發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中，他認為“義和團民，以惑於莫須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舉，已有視死如歸以求幸者矣”（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第601頁。）。1902年2-3月份在與章太炎、秦力山等人討論土地問題時，仍然認為“外人之干涉不懼”，主要是擔心革命派內部的混亂（注：《孫文之言》，1904年10月28日《大陸報》第二年第9號，引自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第278頁。）。1904年，在應美國人麥克威廉斯要求，向美國人民介紹中國革命宗旨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雖然認為歐洲列強瓜分世界已經完畢，中國是他們爭奪的最後焦點，但認定列強不能瓜分中國。列強何以不能瓜分中國，孫中山將其原因歸之於中國的“民情”，即中國歷史上有統一的傳統。中國“就國勢而論，無可保全之理也；就民情而論，無可分割之理也”。“支那國土統一已數千年矣，中間雖有離析分崩之變，然為時不久複合為一”，“是支那民族有統一之形，無分割之勢”（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由於文章屬於宣傳品，孫中山並未直接點明他分析的列強不能瓜分中國的原因在於列強內部矛盾及中國在義和團運動中展現出來的“民氣”，因而文中對列強不能分割中國原因的分析，稍嫌不能切題。當然，也不可能提到中國反帝問題。 

孫中山雖然對列強侵華的危害性頗有認識，但不足是顯然的：首先，他將庚子前列強試圖瓜分中國的原因之一歸結為中國不能自立及清政府腐敗，未免將侵略與被侵略的關係倒置。其次，對反帝問題論述不多。當然，這一點需要聯繫孫中山當時的處境予以分析。其一，他在國內無法活動，和當時一般留日革命派可以隨時回國顯然不同。長期在海外，尤其是在日本、美國和英國及其殖民地中活動，而日、英、美都是侵略中國的主要國家。如孫中山直接呼籲排外，他在海外勢難立足。同時，由於只能在海外活動，獲得列強支持成為必要，況且在一些國家籌款還需要礙到當局批准，他不可能象國內革命派那樣大聲呼籲排外。其二，孫中山沒有專門談論反帝，並不能否認其有反帝思想，否則無法解釋武昌起義後，他一方面宣稱要遵守不平等條約，承認外人在華特權，另一方面又斷然聲明不平等條約期滿為止、領事裁判權要廢除這一顯然具有十分濃厚的反帝色彩的現象。 

同盟會成立前，孫中山的反帝思想的內容是什麼呢？可以歸納出下面幾點：1.反對義和團式的盲目排外，但肯定其中表現出來的“民氣”，主張“秩序之革命”，按照國際法規保護外人在華利益，惠州起義時所為即其典型表現。2.從救國、自立、主權等角度論述反帝問題，但由於其時孫中山重實行不尚空談，在排滿時又需爭取列強支持，故對這些問題只是偶爾提及，沒有深談而已。這種態度，和當時國內輿論並沒有什麼不同。 

其他大陸留日革命派多是因排外失敗而走向反滿，其轉捩點是1903年的拒俄運動。但若以拒俄運動為界標衡量留日革命派的對外態度，則會出現高估問題。1.拒俄運動是在十分特殊的條件下發生的。其時一些留日學生之所以態度激烈，是因為判斷中國即將被瓜分，即“東三省一失，內地十八省外人紛樹國旗，中國人還有立腳之地麼？”；中國“不戰亦亡，戰亦亡”；“雖拼命到兵盡矢窮，一敗塗地，猶不失為亡國之雄鬼。”留學生固知中國並無戰勝俄國的實力（注：楊天石、王學莊編《拒俄運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85-86頁。）。2.在中國局勢趨於緩和可能不會被瓜分的一般情況下，留日革命派的對外態度往往不那麼激進，與國內一般觀點無異。1900年，黃興雖“常存亡國亡種之心”，以為“豆剖瓜分之說，恐見施於今日”，但他反對義和團運動，建議張之洞“聯絡各省督撫，肅清內匪，力保外商，使各國之師不入長江一步”，這樣“時事庶有可為”，不至於亡國。這與策動東南互保督撫的立場並沒有什麼不同（注：蕭致治著《黃興首次赴日時間及其思想轉變小考》，《歷史研究》1999年第一期，第187-189頁。）。楊毓麟（即楊守仁）在1902年所作《新湖南》一文，是一篇宣傳民族主義的重要文章，認為中國“下等社會知覺無幾，一切舉動絕無意識”，反對“今日殺一洋人，明日燒一教堂”之類的排外方式，並認為要有中等社會對其進行“提挈”。在中國對列強的干預“尚有可以支柱之力”的情況下，楊毓麟擬訂的抵禦外侮方式，是民族建國主義及個人權利主義，維護主權爭取自立而已，不具強烈的軍事對抗色彩（注：饒懷民編《楊毓麟集》，嶽麓書社2001年版，第39-40、50-52、65頁。）。陳天華在《警世鐘》中對外國侵略者大呼殺殺，排外可謂無比激進，但全面理解，他其實是說當列強瓜分中國時才可如此，並不是在通常情況下都這樣：“於今的人，都說中國此時貧弱極了，槍炮也少得很，怎麼能和外國開戰呢？這話我也曉得，但是各國不來瓜分我中國，斷不能無故自己挑釁，學那義和團的舉動。於今各國不由我分說，硬要瓜分我了，橫也是瓜分，豎也是瓜分，與其不知不覺被他瓜分了，不如殺他幾個，就是瓜分了也值得些兒。”（注：陳天華著《警世鐘》，《辛亥革命》第二冊，第121頁。）可見，只有當中國被瓜分時才可擺出拼命架勢，平時則大可不必。那麼平時怎樣對待外國人呢？陳天華說：“須知必定用文明排外，不可用野蠻排外。文明排外的辦法，平日待各國的人，外面極其平和，所有教堂教士商人，盡要保護，內裏卻刻刻提防他。如果要占我的權利，一絲兒不能。”（注：陳天華著《警世鐘》，《辛亥革命》第二冊，第134頁。）這種態度，和拒俄運動中的上海紳商的態度並無不同。上海紳商也認為，如俄國佔領東三省，“中國必亡”，堅拒俄國要脅，“究其終極，不過出於戰而已”。但拒俄必須“一依文明所為”，“凡系中國國民，皆當存保全中國國土之心，即皆當存保全中國主權之心”，“我輩系籌中國存立之策，不欲以非理待外人，如去歲北方野蠻之事。至外人欲以非理待中國，亦不肯受”（注：楊天石、王學莊編《拒俄運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5頁。）。 

二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派對外策略的整合 

同盟會的成立，不但是分散的革命團體組織的整合，也是革命派思想的整合。三民主義成為革命派的旗幟。在民族主義方面的整合值得注意：1.摒棄極端的反滿主義，強調只排斥滿洲政府，不排斥其一般人民；2.肯定了文明排外。《胡漢民自傳》中記之甚詳：“《民報》序文，為先生（指孫中山）口授而餘筆之。是時先生恒使余與精衛為之執筆。精衛第一次為文，於《民報》題為《民族的國民》，從政治觀點指出滿族不能同化于漢人，而為專制宰割漢人之特殊貴族，陷中國于滅亡，國民對之，決無調和之可言。革命排滿，非仇殺報復之事，乃民族根本解決之事，宗旨嚴正，而根據歷史事實，以證其所主張者，至為翔確。師出以律，不為叫囂跳踉之語，異于鄒容之《革命軍》，遂受學界之大歡迎。餘為《排外與國際法》一文，歷數中國在國際上所受之種種不平等，言國已不國，中國人為求獨立自存，排外不得認為野蠻；而滿洲政府喪權媚外，鈐制漢人，故吾人非排滿無以自救。文凡數萬言。蓋其時義和團變後，中國創巨痛深，清廷既一心事大，社會亦隱忍於列強之壓制，而不敢有言，欲申訴不平者，列強即指為義和團之變相復活。余故為此文，以矯正社會心理而促進之，亦民族革命之本意也。爾時列強間瓜分中國之聲不絕，保皇立憲派人常挾此以為恫嚇，謂革命即召瓜分，其言足以惑眾。先生乃口授精衛為文駁之，題為《革命不致召瓜分說》，言列強惟不能瓜分中國，故維持均勢，滿政府之媚外的外交，任所取攜，如割棄膠州灣、旅順、大連、威海衛之故事，轉足以惹起瓜分中國；中國自治己事，外人不能干涉，其革命獨立結果，乃以弭止瓜分云云。皆當時之重要問題也。”（注：胡漢民著《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總45號，第16頁。） 

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同胡漢民、汪精衛等一起擬訂了同盟會的對外政策，並將其體現在同盟會對外聲明、胡漢民在《民報》發表的《“民報”之六大主義》、《排外與國際法》及汪精衛在《民報》發表的《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等文章中。這些檔中表明瞭下列對外態度： 

1.同盟會的對外聲明表明，同盟會承認列強在華特殊權益。在軍政府宣言中，同盟會表示承認清政府和外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承認清政府對外各種借款，承認外國在中國的各項特殊權益。這種態度，一般認為是同盟會對外態度軟弱的表現。客觀地看，當是同盟會為了避免列強干涉中國革命採取的權宜之計。汪精衛在《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中雲：“至於謂滿洲政府，外交醜劣，與各國結種種不平等之條約，宜籌改者，則固新政府之責任。”（注：《辛亥革命》第二冊，第401頁。）其意甚明。同盟會雖然暫時承認列強在華特權，但並非長期容忍這種特權的存在。革命時如果列強強行干涉，估計“我國民”“其必痛心疾首，人人致死，無所疑也”，列強要想把中國人變為“洋奴”，中國人“自非肝腦塗地，誰能忍此者。我國之種滅之時，即亦各國民窮財盡之時也”（注：《辛亥革命》第二冊，第404-405頁。）。如此重要的態度，同盟會不敢詳盡闡述，未始不是策略所致。 

2.爭取列強承認和支持，這和孫中山的思想一脈相承。 

3.將排外分為“文明排外”和“野蠻排外”兩種，反對野蠻排外，肯定文明排外，對國內收回利權運動予以回應，彌補了孫中山此前的不足。胡漢民在《“民報”之六大主義》中說，排外“為鎖國時代之思想，今無所用”（注：胡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上冊，第380頁。）。當然，這裏所說的排外，主要指類似義和團運動那樣的盲目排外。汪精衛在《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中有明確界定。針對“革命家固以排滿為目的，又兼有排外之目的”的說法，甚至否認革命派進行的革命有排外的目的，認為因排外而招致外國干涉，可以義和團為代表，但革命的目的，與義和團不同。“吾人所主張之革命，則反乎是。革命之目的，排滿也，非排外也。”（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上冊，第466頁。）他將義和團等反帝活動，稱之為“自然的暴動”，並認為這些“自然的暴動”“無益於國家”（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上冊，第466頁。）。革命的重要任務在於將“自然的暴動而加以改良，使之進化，……為秩序之革命，然後救國之目的乃可以終達”（注：《辛亥革命》第二冊，第407頁。）。 

胡漢民在《排外與國際法》中的闡述略同。他將排外分為兩種類型，一為狹義的盲目的排外，如義和團運動及一系列教案；一為廣義的正當的排外，如中國國內的收回利權運動，認為符合國際慣例。當然，他也提醒運動中出現的一些“過激”行為，認為運動中“尚為口實於列邦者，則以其手段有時反于文明，而其結果不善也”（注：胡漢民著《排外與國際法》，《民報》第四號，第58-59頁。）。對防範“過激”行為，參與收回利權的紳商也是如此，革命派的觀點並非特例。 

雖然同盟會對收回利權運動予以肯定，但由於專力于反滿，從整體上看對運動並未全力支持。同盟會成立之初，正是抵制美貨運動開始的時候。由於專注于排滿，革命派對這次運動很少關心。抵貨運動開始前後，改良派康有為、梁啟超和革命派孫中山都曾在美國。康、梁活動積極，對抵制美貨運動大力支持，引起美國華人的強烈反響（注：參見Delber L.Mckee,The Chinese Boycott of 1905-1906 Reconsidered:The Role of CHinese Americans,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86.）。孫中山則反應冷淡，“充其量也只是漠不關心”。他甚至認為抵貨運動分散了反清的注意力（注：（美）韓德著、項立齡等譯《中美特殊關係的形成》，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頁。）。《孫中山全集》中關於抵制美貨運動的文字很少。孫中山號稱讀書破萬卷，藏書甚富，但對有關抵制美貨的書籍卻不瞭解（注：《孫中山全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34頁。《孫中山全集》中關於抵制美貨的文字不多。1905年8月，在日本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中，孫中山提到“現在中國與米（美）國禁約風潮起，不獨米國人心惶恐，歐西各國亦莫不震驚”，作為中國人民不懼列強的例證，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9頁，是少有的例子之一。）。這種情況固然可能與孫中山和康、梁的惡劣關係有關，但孫專注于排滿，對此類活動多不熱心，當無疑問。其真實態度，大約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對，聽其自然發展而已。此外，也很少看到黃興、宋教仁等積極支援抵貨運動的資料。收回路權礦權運動中，同盟會雖然同情，但沒有積極支持。運動中，國內報刊的介紹和宣傳連篇累牘，但《民報》介紹與聲援文章則寥寥無幾。《民報》雖然也有文章對當時國內收回粵漢鐵路建築權、山西收回礦權運動、抵制美貨運動及廣東收回路權運動持贊成態度，並認為要“力爭之，毋遽絕望”（注：疊仇《清政府決意賣送漢人礦產》，載《民報》第四號，第85號。）。但這類文字不多。 

當然，革命派中對收回利權運動持積極態度並給予大力支持的也不在少數。秦力山曾經概括地說：“蓋至義勇隊事寢後，學生以團體而與政府交涉者亦繁。電爭路權、電爭工約、……電爭礦權，……亦所在多有。”（注：己酉六月三一日“中興報”一版“說革命”，引自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273頁。）這類活動中，當然也有革命派參加。不過，革命派在此類活動中，多是依託各省同鄉會等組織進行，而非主要依託同盟會參加。如山西福公司案過程中，山西紳商給山西留日學生一封急信，“一時惹起大家愛鄉心”，山西留日同鄉會召開會議，決定派代表回國參加。山西留日同鄉會會長便是同盟會員（注：景梅九《罪案》，《辛亥革命》第二冊，第244-245頁。）。1907年蘇杭甬鐵路風潮中，留日浙江籍同鄉會在東京開會，決定發電聲援及派代表回國參加運動。同盟會員章太炎提議在江浙發動罷市、抗稅，爭取獨立，以反對清政府借外債修蘇杭甬鐵路（注：《近代史資料》第71號，第242-246頁。）。當然，僅憑發電聲援及選派代表回國，雖能壯大聲勢，但很難取得實際效果，同時，由於清政府及發動收回利權運動的士紳竭力防範運動為革命派利用，使革命派的這類個人活動很難取得理想效果。到1911年拒英、拒法、拒俄運動中，同盟會開始積極支持國內的運動。不過，同盟會之所以大規模地捲入運動，從其思想分析，主要還是這時的邊境危機被看作是瓜分的預兆，象數年前的拒俄運動一樣，重新激起了革命派的民族存亡意識。 

1911年1月，英國出兵侵佔雲南西北要地片馬。2月，英法合辦的隆興公司強索雲南礦產開採權，法國藉口保護鐵路，陳兵雲南邊境。同月，俄國借修訂《伊犁條約》及《改訂陸路通商章程》之機，企圖在新疆、蒙古、張家口等地獲得自由貿易權、免稅權、土地所有權和中國全境的治外法權。於是，全國掀起拒英、拒法和拒俄運動。留日學生組織國民會，予以聲援，其中有很多同盟會員參加。同盟會雲南分會會長楊大鑄及會員王九齡參加運動。上海資產階級組成全國商團事務所，發動愛國運動，其中頗多同盟會員。同盟會重要成員宋教仁還在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說，認為片馬事件及《伊犁條約》等問題“小至關乎一地，大之關乎全國，亡滅瓜分之禍，悉系此焉”（注：《記全國商團聯合會》，《神州日報》1911年3月13日。以上關於這次運動的情況，參見楊天石著《一九一一年的拒英、拒法、拒餓運動》，《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中華書局版；又參見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全集》上冊，第527頁。）。可見，同盟會在檔中所說，當亡國滅種之時，他們也會奮起死戰，並非虛語。 

三  革命派和改良派對外觀念的比較 

為瞭解革命派的對外觀點，有必要以改良派的思想為參照。 

改良派自始就對甲午戰爭後中國面臨的民族危機反應敏感。以梁啟超為例，1897年德國佔領膠州灣事件後，他感到“國事危機”，認為“瓜分之事已見，為奴之局已成”，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機（注：梁啟超著《保國會演說詞》，《飲冰室文集》之三，中華書局1996年影印本，第28頁。）。到1899年，他看到列強瓜分中國的局面終未出現，對此作了分析，提出了有形瓜分和無形瓜分的思想。列強雖未對中國進行領土之“有形之瓜分”，但奪取中國主權之“無形之瓜分”早已進行。“中國瓜分之禍在將來者，指有形之瓜分”（注：以上引自粱啟超《瓜分危言》，《飲冰室文集》之四。）。這種觀點很快得到廣泛認同。 

在日俄戰爭開始不久，改良派對形勢的估計和一般觀點相同，認為不管誰勝，中國都面臨被瓜分危機。《新民叢報》刊文認為，若俄勝，東三省將為俄國吞併，列強將隨之對中國實行瓜分；若日勝，也必然佔領東三省，對中國實行開放主義（注：主父《日俄戰爭之將來》，《癸卯心新民叢報彙編》，第72頁。）。《新民叢報》刊文認為，根據日本和俄國簽訂的條約，兩國實際已經瓜分了東三省（注：飲冰《日俄和議紀事本末》，《新民叢報》第三年第21號，第94頁。）。 

日俄戰爭結束後，改良派的看法發生變化。主張對中國瓜分的列強失勢，主張採取溫和手段的列強獲勝，但用溫和手段侵略中國，更有欺騙力，其潛移默化的侵略方式，對中國仍有很大的危害性。中國仍然處於“危乎殆哉”的局面（注：主父《日俄戰爭之結局》，《新民叢報》第三年第22號，第26-27頁。）。由於看到列強推行無形瓜分侵奪中國主權的危害性，改良派對國內以收回利權為目的的反帝愛國運動予以積極支援。 

抵制美貨運動時期，改良派資助的上海《時報》把抵制美貨奉為一大發明，宣傳抵制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在抵制美貨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新民叢報》發表梁啟超長文《記華工禁約》，詳載各地抵制美貨情況及其觀點，極具影響力。抵制美貨時期，各地相當程度上是通過此文瞭解到華人在美國受迫害情形，進而支持抵制美貨運動的。有人還把此文和《擬抵制禁例策》及上海總商會發動抵制美貨，看作抵制美貨運動形成的3個關鍵因素（注：甯學界抵制禁約會同人代表上元竇勻田萊甫，載伊熙績鑒定，蘇紹柄編輯《山鐘集》，1906年刊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第551頁：“抵制美約，發端於禁約記之縷述情形，根據於某報之籌議辦法，而成就於貴（上海）總商會之一力維持。”）。1905年5月21日，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勞治師和上海紳商討論華工事，曾鑄出示《華工禁約記》，作為美國苛待華工的證據，可見它在當時的權威性（注：曾鑄對勞治師雲：“僕於書肆購有貴國《華工禁約記》特專呈閱，所有歷屆約章以及種種苛待情形言之極詳，竊望貴公使一為流覽。”見“記滬埠商董在美領事署會議並與美使問答語”，《山鐘集》，第493頁。）。《新民叢報》對國內發生的振興實業以挽回利權活動，也多有介紹，且持讚譽之詞。對於收回利權運動的評價，改良派也較革命派高。如1905年的一期《新民叢報》雲：“故以數年來經過之時日而論，若無義和團，若無爭廢俄約，若無收回鐵路，若無抵制美約諸事之舉動，則維新之事，前途益沉於渺茫。”該文進而認為，除義和團為“蠻動之排外”外，其他活動都可稱作“合理之排外”，是“一大進步”。對於這些“合理之排外”，該文極為讚賞，認為“此其事之合理，與夫首事者之熱心勇氣，故吾之所表贊成，而一無異詞”（注：觀雲《對外之舉動對內之舉動》，《新民叢報》第三年第11號，第76頁。）。 

改良派對收回利權運動比較重視，也與其指導思想有關。面對民族危機，改良派特別強調應首先進行內政的改革，如立憲、新民、自治等。收回利權運動多採用和平方式，民眾有很高的參與度，這與改良派素來的主張相同。改良派把這些活動，看成是鼓動民氣、開發民智、培育新民的重要手段，故予以大力支持。 

革命、改良的終極目的，都是使中國能自立于世界強國之林，擺脫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其最終目的都是反帝。同盟會集中目標于反滿，也是為反帝作準備。反滿是手段，反帝才是終極目的。正如改良派進行立憲是手段，達到國家自立、擺脫列強的侵略才是終極目的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對外思想，是大同而小異。所謂大同，是指反帝的目標相同；所謂小異，是指兩派在反帝的方式和程度上，往往表現出差異。 

（資料來源：《歷史檔案》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