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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是如何影響辛亥革命歷史進程和發展方向的，南方革命黨人又是如何把革命勝利果實拱手讓給袁世凱的？目前，史學界對該問題的研究相當不夠，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汪在辛亥革命時已叛變了革命，他是袁世凱在同盟會中代理人和潛伏在革命營壘中的內奸，對北方京津地區的革命活動進行了一系列的破壞，積極為袁效勞，是袁的忠實得力打手（注：劉民山：《汪精衛在辛亥革命前後的叛變活動》，《歷史教學》1985年第4期。）。另一種認為，辛亥革命時期，汪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有其歷史功績，但也表現出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革命積極性、狂熱性和搖擺性特點，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這也許是他後來蛻化變質的一個因素（注：趙矢元、田毅鵬：《辛亥革命時期的孫中山和汪精衛》，《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4期。）。兩者相比，第二種觀點更符合歷史事實，但仍有不足之處。本文的探討或許可以做一點彌補。
一、與袁結合，決定利用和影響袁世凱
汪兆銘(1883-1944)，字精衛，原籍浙江山陰，因父親游幕廣東，遂僑居廣東番禺。19歲考中秀才，由廣東省選派到日本留學，入法政學校速成科，後加入同盟會，充評議會議長及（民報》主筆，宣傳革命思想，頗喜表現。1906年，隨孫中山、胡漢民等遊歷南洋各地，並建同盟會支部。1909年秋他隻身赴北京謀炸攝政王載灃，晚間秘密在什刹海小橋地方埋置炸藥，事泄被捕，被判處死刑，但載灃鑒於當時党人勢力強盛，唯恐引起黨人更大的憤怒，遂對汪精衛減刑處以永遠監禁。此次活動為汪贏得很高聲譽，孫中山也給予較高評價，把他與吳樾、劉思複、熊成基等革命烈士相提並論，認為他們“意氣所激發，不特是敵人為之膽落，亦足使頑夫廉，懦夫有志矣。”（注：甘乃光：《孫中山全集分類索引》，第3-4頁。）汪長期跟隨孫中山，遇事常參機密，他的言行可以影響孫中山的決策。
辛亥革命時期，出於某種政治上的考慮，袁世凱和汪精衛之間存在一定的吸引力，雙方都有利用的價值。汪精衛看中袁世凱在清軍中的影響力，所以出獄後便到河南勸說袁世凱逐清，當時袁未採納。袁世凱出山任事後，他的兒子袁克定在北京等地進行活動，並以太原公子自任，“精衛亦陰結之。事聞于袁，則私見精衛，謂非常之舉，非兒輩所知，而自輸誠於民黨。”（注：邱權政、杜春和編：《辛亥革命史料選集》，第217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同時對汪表示了籠絡之意。袁世凱看中汪精衛在同盟會中的特殊聲譽和影響，看中汪在孫中山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汪精衛尚未出獄時就收到袁世凱通過陸建章轉交的贈款（注：杜春和、林斌生、邱權政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第10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汪與羅世勳、黃複生的出獄，據說是袁世凱、張鳴歧保釋。“當時世凱在彰德，乃電使其子克定告黃複生曰：君等勿他去，宮保來京時，尚欲一見汝等也。複生、世勳聞之大驚，當促兆銘避之他處，曰：此嫌疑地，不可留也。兆銘不聽。於是黃複生兼程往滬，羅世勳則匿居天津，獨兆銘留北京以待世凱之來。世凱到京就職內閣總理大臣後，則使兆銘與楊度、汪大燮輩發起國事共濟會以搜刮諸親貴財貨。”（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78頁，文海出版社印行。）從中亦可知道汪精衛不怕事的個性。
汪精衛在武昌起義後20多天才走出監獄，最初打算運動吳祿貞起兵反清，後因吳被刺身亡而中止。隨後他與其同鄉、袁的幕僚梁士詒建立聯繫，商討聯袁倒清的可能性。汪精衛一度考慮過暗殺袁世凱，1911年11月22日，汪兆銘“忽強外交部主事魏宸組同謁世凱，宸組固留學法國時加盟同志，于謁世凱辭出後讓兆銘曰：汝欲我助世凱以殺革命同志耶？何與之綢繆為也？兆銘曰：吾將畀汝以炸彈殺世凱於外交部，故使汝先識之。宸組曰：暗殺事則非吾之所素習。兆銘曰：不能暗殺，何言革命？宸組曰：吾不革命，吾亦不助世凱殺革命同志也。”（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82-83頁，文海出版社印行。）當時北方多數革命黨人主張暗殺袁世凱。魏宸組告訴張國淦：“黨人秘密集議，令彼值班日懷兩炸彈上樓，伺袁乘轎到宅門經過時，投下炸袁，以去革命障礙，當時不能拂大眾意，但本人不會擲放炸彈，就令勉強投下，決難命中，於事無濟，而生命斷送矣，言下頗悽楚。胡秉柯言此事當審量，不可孟浪，可與精衛謀之，又兩日，魏言此事經大眾討論，先以去袁留袁究竟于革命何者有利，結果袁有實力，在彰德時亦與民黨有往來，如利用袁未始不可促成革命，若去袁則北方實力無統率者，更不易征服，精衛主持尤力，遂決定利用袁，取消上次炸袁之議。”（注：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14-115頁，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汪決定利用袁並影響袁，並不是他個人的意圖，而是大多數辛亥革命領袖們的意見，汪不過是當時“用袁倒清”計畫的積極實行者而已。當時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黎元洪等人一致認為：袁如果站到革命方面來，就以總統職位作為報酬。孫中山在許多電報、函劄裏都表示贊同爭取袁世凱倒戈反清，推袁為民國總統。武昌起義後不久，“袁世凱出統軍政，歐洲同志吳稚暉等，亦知其不易與。時孫先生適至英，乃請先生以電致袁，謂‘能倒戈為漢滅清，當推袁為民國總統’”（注：《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第5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1911年11月16日，孫中山曾致電武昌軍政府：“今聞已有上海議會之組織”，“總統自當推定黎君。聞黎有推袁之說，合宜亦善。”（注：上海《民立報》1911年11月17日。）11月9日，黃興寫信給袁世凱，把袁比作拿破崙、華盛頓，說袁能做到推倒清廷，則“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注：黃興：《致袁世凱書》，《近代史資料》1954年第1期，科學出版社1954年版。）
為了利用袁世凱，實現聯袁倒清的計畫，汪精衛還徵求過南方革命黨人意見，當時汪精衛曾“派人來漢密告南方同志，說袁世凱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黨肯舉他為第一任共和國總統，他是願意同我們一致行動的，汪囑南方同志從速表示態度，以促袁早下決心。武漢革命同志都贊同汪精衛的意見，並囑汪在北方對袁世凱多做工夫，促成其事。”（注：李書城：《辛亥革命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回憶辛亥革命》，第147頁。）可見汪爭取袁世凱反正的計畫得到了南方革命黨人的支持和贊成。
汪精衛既然決定利用袁世凱，並影響袁世凱傾向共和，便頻繁活動。他與袁克定、楊度等人積極為袁世凱謀取民國大總統。這不僅使他暗中成為袁世凱的策士，而且還決定了辛亥革命的發展方向，使這場革命越來越朝著和平的方向發展。
袁世凱最初傾向於君主立憲。袁世凱在接見參預和議的各省代表時，表示要維持君憲，態度明確，好象他要堅定不移地效忠清室，致使懵懵者認為其言可信，無法喻其弦外之音。其實，袁此時還徘徊于君主與共和之間，正視何者發展對己有利才做最後的抉擇。後來袁世凱舍去君主立憲而言民主共和，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汪精衛、魏宸組的影響。汪自被釋放後，即逗留在京，並往來京、津之間，與北方黨人聯繫，且與楊度、汪大燮等於袁內閣成立之前，發起組織國事共濟會，主張南北停戰，由國民會議協議國體。袁派其子克定與汪結交，並經常約汪長談，意在聯絡民黨，消除敵意，並進而運用之，而汪精衛亦邀魏宸組同往，乘機灌輸以共和學說，亦頗具說服力。袁世凱此時表面上仍不肯放棄君主立憲之說，而內心已逐漸傾向于民主共和。
對此，張國淦曾有生動的追憶：“袁到京，主張擁護君主，絕口不言共和，繼于外間盛傳共和時，偶爾談及尚無表示，至各處通電到京，則言：‘本人地位，但知擁護君主到底，絕口不能贊同共和，不過世界既有共和學說，亦不妨研究。’此時汪兆銘已開釋，乃約汪到錫拉胡同談論，汪每晚飯後七、八時謁袁，十一、二時辭出，初隻言共和學理，談至三夜，漸近事實。汪言：‘如須繼續談去，請求再約一人。’袁問何人？汪以魏宸組對，袁許可。次夜，汪、魏同謁袁。於是討論中國于君主、共和何者適宜？魏善於詞令，每以甘言餌之，袁初尚搭君主官話，連談數夜，袁漸漸不堅持君主，最後不言君主，但言中國辦到共和頗不易。汪、魏言：‘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不可。’袁初推讓，後亦半推半就矣（以上系汪、魏當日告我者）。”（注：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15頁。）
可見，汪、魏等人對袁世凱的爭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汪精衛對袁世凱的思想確實有一定的影響力。汪精衛想利用袁世凱來實現其倒清計畫，但最後反為袁所利用，這不僅反映了當時政治局勢的複雜性和多變性，而且說明了袁世凱權謀的高超性。
二、力圖控制京津等地革命活動
長期以來，史學界一直認為，汪精衛犯了不少破壞京、津、保地區武裝起義及殺害革命同志的罪行，為袁世凱瓦解和消滅北方京、津、保等地的革命力量而奔走效勞。這種觀點並不符合事實。
辛亥革命的最高目的是推翻滿清專制政權，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汪精衛等精英人物鑒於當時革命實力的不足，制定了“聯袁倒清實現共和”的策略方針。既然要利用擁有實力的袁世凱，則與他建立暗中聯繫是很正常之事，不可以視為革命的內奸。為了實現他的既定方略，汪精衛對當時京津等地的革命活動進行了引導和控制，企圖使北方的革命事業朝著有利於他所設定的方向發展。
第一，他在天津結合同志，成立了京津同盟會分會，這對於北方的革命活動有一定的推動和促進作用。
汪精衛在出獄後，聞吳祿貞將起兵，即起追從，中途得知吳祿貞遇刺於石家莊，便折回天津。他最初活動于天津奧租界，為清朝直隸總督陳夔龍探悉，派兵會同奧捕搜查新豐棧，黨人快速逃避才得免。當晚又秘密在租界新址開會，與會者有13人，計有汪精衛、黃複生、李煜瀛、杜黃、袁羽儀等人，決定即日成立京津同盟會分會，眾人舉汪精衛為會長，李煜瀛為副會長，由汪氏草擬會章，並決議會內分黨務、總務、參謀、軍事、財政、文牘、交通、婦女、諜查、暗殺十部，會刊為《民意報》、《國光新聞》，田桐、李蔚芬、曾季友分任編輯，趙鐵橋負責發行。此後參加的同志越來越多，各部便分設于天津法租界貴和、仁、吉祥、余慶諸裏以及舊織布廠等地，北方革命活動乃有所歸屬。
第二，企圖發動11月29日（農曆十月初九）北京起義。這一流產的起義充分暴露了汪精衛領導武裝起義的幻想性和不成熟性。
據胡鄂公所記，這次北京起義最初的計畫是由袁世凱和汪精衛策劃，由袁暗中運籌和指揮並資助革命党發動費5200元，另由津、京革命同盟會出2800元。具體計畫是“約以九日晚十時由吾黨鳴炮為號。炮響，吾党同志即發難于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諸處。世凱則命禁衛軍第四標由西直門進攻西華門，並命其長公子克定率兵三千攻東華門以應之。”（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79頁，文海出版社印行。）11月29日，陳濤、鄺摩漢、王振漢、易宣等由武昌、瀋陽先後到津。鄺摩漢、王振漢很快轉赴北京。“是晚，北京同志踐兆銘與袁世凱之約，發難于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各任一路以進攻天安門、東華門、西華門，而宣武門發難同志之至西華門者則又分三路前進。十時，炮響，而世凱子克定與禁衛軍第四標均不應。會軍警探諜分途至，捕去同志李漢傑等十餘人。高新華、陳雄以此憤而自殺，漢傑亦以不屈死。十月初十日，天未曙，白毓昆過老西開吉祥裏十四號，扣予扉而乎曰：世凱、兆銘果相濟為奸，以殺我北京革命同志矣。”（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81-82頁，文海出版社印行。）從這次起義的簡單策劃和過程來看，這不僅是汪精衛的錯誤，而且說明了北方革命同志做事的魯莽和可笑，依靠這些人在北方進行革命，其勝敗之數當可預知。
當時北方革命黨人內部意見不統一，相互聯絡不多，吳若龍因有憤於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開會時汪精衛壟斷自專，乃主張成立共和會總部于天津，舉胡鄂公為會長，並以此相號召，“到會者鹹同意其說”（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84頁，文海出版社印行。）。雖然最後沒有成立共和會以別於同盟會，但已說明了北方革命問題的嚴重性。組織煥散，人心不定，各自為政，是普通存在的問題。
第三，汪精衛始終堅持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廷，並以停戰議和為理由對北方革命党人策劃的一些武裝起義進行干預和阻擋，唯恐起義會破壞他的政治策劃。
京津保同盟會支部負責“庫藏”的女同志杜黃在一次報告中道出了汪精衛的痛處，她說：“本支部部長，固主張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帝者，彼于同志之活動，軍警之聯絡，槍彈之購置，向不措意。”庫存手槍、子彈因年代久遠，子彈大多不合手槍口徑，所以不能用。支部軍務部長呂超和汪精衛也有過爭論，呂反對“政治手段”，指出：如果“役於清帝之臣僕”（指袁世凱）接替清帝的軍政大權，那就和父死子傳、兄終弟繼無異，根本不是革命。呂超還曾制定京畿革命計畫，準備聯絡近畿各軍中他的陸軍同學，發動起義，以傾覆袁世凱。由於汪精衛的干預和反對，呂超的京畿革命計畫無法實現（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121頁。）。
汪精衛與袁世凱結成政治聯盟後，汪曾將革命黨在京、津、保的情況告訴袁世凱，袁對汪說：“汝能持之，則團體之發展，暗殺之組織，恣汝為之可也。”（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82頁。）袁世凱極希望通過汪來控制和壓制北方的革命活動。12月3日，汪精衛由天津趕赴北京，“說者謂兆銘之赴京，系奉世凱之召，與處決王熙普有關者；又有謂世凱之召兆銘，於議和進行事有所諮詢者。”汪走之前，曾對胡鄂公說：“清我兩軍漢口談判，現已停戰議和，吾党同志，在此停戰期內，幸勿有所行動，致啟背約之責。”（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86頁。）汪在北方的所作所為無疑引起黨人的懷疑，誠如葉季高所言：“兆銘已受袁世凱之撫。”（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87頁。）
汪精衛始終堅持政治運動，他認為南北議和期間，北方革命黨人應該遵守諾言，停止革命活動，協助南北和議的順利進行。12月6日，胡鄂公到北京，驅車往唔汪精衛、李煜瀛于鎮江胡同李煜瀛寓所。他問汪：“此間政情變化如何？天津謠言多，謂清室內閣自相殘，得無有利於革命乎？”汪說：“今晨監國攝政王引咎辭職，大憝已去，此後軍政大權應集中內閣，和議談判當較易進行。停戰時期，或可繼續延長，此則于革命有利耳。”胡說：“武昌起義五十餘日，而回應獨立者十有餘省，是不啻我拒絕未獨立各省之回應也。此則有利於世凱，于革命何有？”汪說：“世凱今已傾向共和，世凱之利，亦即革命之利。”（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89頁。）12月21日，胡鄂公偕張先培由津赴京。在鎮江胡同會見汪精衛，曰：“現當停戰議和之時，吾黨京、津、保一帶同志，自宜遵守諾言，不可有所行動。惟於暗殺一事，在必要時仍須執行耳。……吾等京、津、保各處同志，亦猶各省之革命軍，現各省革命軍既已停戰，吾京、津、保同志自宜停止行動。但有阻撓和議於此停戰議和時者，是即破壞革命之人。故于必要時，暗殺仍須執行也。”胡鄂公反駁說：“破壞革命之人，應與以暗殺者是也。然和議非革命，不能謂阻撓和議即為破壞革命之人。且伍、唐所議停戰範圍僅及於湖北、山西、陝西、山東、安徽、江蘇、奉天諸省，而無京、津、保等地，我雖停止行動，彼仍逮捕槍殺奈何？”汪說：“此過慮也，望為我轉告諸同志曰：項城期望於和議者甚殷，且治軍嚴，當無如此軌外行動。”（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99頁。）
在這種理念的支配下，汪精衛在南北議和期間，對京津保地區的武裝起義進行了干預和阻撓，但其效果並不明顯。由於汪與袁來往密切，北方革命黨人的活動，很多沒有讓汪知道或參與。如12月9日上午，京、津、保、灤、通、石家莊、任邱同志開會于保定西關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到會者有20餘人（無汪），會議議決28日舉義于任邱，京、津、保、灤、通、石家莊各地響應，藉以牽制袁世凱進攻山西之師。到會同志張先培、薛成華等提議，組織暗殺團刺殺袁世凱和張懷芝，以除革命障礙而作報復。刺袁暗殺團由張先培負責組織，刺張暗殺團由薛成華負責組織（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92頁。）。由於汪對北方黨人的影響不大好，“以汪任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部長故，咸不欲參加同盟會，然又不可不使之以盡其用也。”胡鄂公、白逾桓等人擬聯絡各革命團體以組織北方革命協會。12月14日，遂成立北方革命協會于天津英國租界小白樓。參加者有同盟會、鐵血會、振武社、急進會、克復堂、北方革命總團、鞭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團代表、女子北伐隊、女子革命同盟，推胡為北方革命協會會長。“先是，予等之議商任邱起義於保定也，事為汪兆銘所悉，迨予與諫聲至灤州南青坨，兆銘遂使人四出阻止。並語于諸同志曰：背約寒盟，自我實為不祥。以此之故，任邱起義，京、津、保、通、石家莊無一回應。”（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97頁。）
胡鄂公等人並沒有照汪精衛的要求去做，他於12月24日召集通州軍隊代表于通州張家灣王丕承宅，意在加緊灤、通同時舉義，然後分路進攻北京。因為經費缺乏而遲遲不敢發動。次年3月1日，汪精衛曾派余臨江調查革命機關，“傳諭停戰議和時，不得妄動”，蔡德辰與之抗論，兩不相協而散。2日晨，余臨江遂指揮毅軍12營、管帶馬松圖統領毅軍兩百餘騎，包圍張家灣，捕去蔡德辰、王丕承、楊兆林、王冶增、雷竹村、張雅堂、王斌等7人。袁世凱得報，便電上海汪精衛告以通州機關破獲經過。第二天即發生北方党人炸袁未成之事。袁被炸的當日晚接得汪精衛覆電，稱北方同志，在此議和時，所有一切行動，鹹已停止，通州機關，當為匪類之結合，請依法辦理。袁自得此覆電後，對此後北方革命事變的發生，也不再事電詢汪了。蔡德辰等7位黨人遂被袁殺害（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116-117頁。）。
作為北方革命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汪精衛，由於始終堅持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廷，而淡化了暴力革命手段，過於看重和推崇袁世凱，在某種程度上阻礙和限制了北方暴力革命的進行，成為北方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胡鄂公把汪精衛描繪為出賣革命的罪魁禍首，這多少帶有一些感情因素。其實，這不光是汪精衛個人的錯誤，也是當時多數辛亥革命領導人的失誤。
三、以雙重角色參與南北議和
袁世凱派革命党人汪精衛、魏宸組出任議和代表參贊，其用意是運用汪精衛、魏宸組與革命黨人的關係為橋樑，其內幕極其微妙，其部署更是巧妙。關於汪精衛離開北京前往南京的時間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說汪精衛是與魏宸組、楊度、唐紹儀一起到上海的。張國淦在《辛亥革命史料》中記道：12月9日，“我等隨同唐代表同行，汪兆銘、魏宸組、楊度等三人，日與唐代表在一起，我等僅餐時見面。”（注：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89-290頁，文海出版社印行。）另一種說汪精衛不是與唐紹儀一起到上海的，而是在12月27日才由北京經天津津浦車至上海的。胡鄂公在《辛亥革命北方實錄》中記道：12月25日，孫中山由美經歐洲歸國抵上海，26日下午5時，袁世凱在內閣總署召見汪，“使兆銘之滬，以革命黨人立場，幹旋于伍、唐兩代表間，以免和議之局，因孫先生歸國而中變。於是授兆銘以議和代表參贊之名，俾得盡力協助紹儀，但對外秘不發表。”同日下午7時，袁世凱複見汪精衛，並要其子克定與汪結拜為兄弟。12月27日，汪遂由北京經天津乘津浦車至上海（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91、98、103-104頁。）。到底誰是誰非，很難考證。
汪精衛以雙重角色參加南北議和，主要作用有：
第一，他與楊度、魏宸組為南北雙方的協商議和起到了牽線搭橋、居間說合的作用，沒有他們從中居間說合，南北協商恐怕更加困難。
袁世凱對議和的策劃，以楊度、汪精衛、魏宸組與革命黨人的關係為橋樑。汪是最堪玩味者，清、民兩方均任他為議和參贊，可知其關係之重要，有人因此稱他為隱蔽的政治兩栖者。汪原籍浙江山陰，寄籍廣東番禺，而南北兩方總代表伍廷芳與唐紹儀，又同為粵人，因而有同鄉之誼，溝通較為容易。他與袁的聯繫也較密切，汪下榻于伍廷芳的住宅“觀渡廬”，幾乎每天均有密電向袁彙報。袁“用楊皙子與汪精衛通款，藉以威脅清廷；雙管齊下，以遂其推倒清室取而自代之野心。南北協商，由精衛居間說合。凡參預辛亥秘密者，皆甚瞭解。即精衛本人，雖為中山心腹，亦視此為收拾時局合理解決之最好方案。”（注：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82頁，文海出版社印行。）可據張國淦所記上海內幕：“伍、唐同鄉老友，共和主張，又同在一條路線。有趙鳳昌（竹君）者，曾在張文襄（之洞）幕，與伍、唐舊識，有策略，此次革命，活動甚力。趙住上海南洋路，伍、唐遂假其寓所，每夜同往聚談。在議場時，板其面孔，十足官話，及到趙處，即共同研究如何對付北方，以達到目的，趙參與密議，且在滬久，革命党人及江浙知名人士，尤其張、湯等，皆能聯絡。據魏宸組告餘：‘所有和議中主張及致北方電，俱是夜間在趙寓雙方商洽，精衛與本人常到彼處，皙子（楊度）則未參加，而袁內閣與唐，亦先有秘密私電往還，均從促成共和著手’云云。”（注：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92頁，文海出版社印行。）
第二，汪精衛和楊度等人在上海廣泛製造對袁世凱妥協氣氛，極意幹旋于伍廷芳、唐紹儀之間，並影響孫中山對袁妥協讓步，這既加速了共和制度在中國的初建過程，又使革命黨人過快地失去了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為袁世凱奪權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
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對袁世凱的權力爭奪造成了一種威脅，袁因此對南方採取了強硬態度，一面召回唐紹儀，中斷談判，一面唆使北洋將領通電反對共和，主張君主制度，其目的是想讓南方作出讓步。如何對待袁世凱的挑釁，南方黨人內部意見有分歧。孫中山開始曾極力反對和議，認為“革命之目的不達到，無和議之可言也。”（注：《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上卷，第185頁。）主張採取強硬態度用武力北伐討袁。汪精衛、胡漢民、黃興等人主張對袁讓步。黃興認為：“南方實力不如北方，和議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動員令，惟有剖腹謝天下。”（注：《胡漢民自傳》，《辛亥革命史料選輯》上冊，第223頁。）汪精衛則堅持其聯袁倒清實現共和的計畫，並生怕袁世凱變卦，使其苦心經營的計畫化為泡影，因此對孫中山的強硬態度表示不滿。據張國淦回憶：“十二月三十日深夜，汪、魏倉皇來言：‘中山先生擬日內去南京就職，北方果用武力，倘有危險，如何下臺？’我言‘外間盛傳中山先生有若干兵，若干餉’。汪言‘純是空氣，但帶有革命精神耳。’”（注：《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4期，第128頁。）據居正回憶，汪精衛有一次到南京，“孫公留與談竟夕，力主和議，我等不以為然，尋汪說話，汪已走上海矣。”（注：居正：《辛亥劄記·梅川日記》合刊，第105頁。）汪精衛還向孫中山施加壓力，有時竟然說：“你不贊成和議，難道是捨不得總統嗎？”（注：吳玉章：《武昌起義前後到第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0冊，第118-119頁。）他還與吳稚暉等組織所謂“進德會”，力避廣東都督不就，以不當官自表清高，力主向袁世凱妥協。實際上，孫中山當時亦不能不委曲以從眾議，他不能改變與袁妥協的局面。
孫中山雖說反對議和、妥協，對以曾出賣過“戊戌六君子”的袁世凱來接替自己擔任大總統職，放心不下，可他也不願人們把他堅持原則的舉動看作是戀權不放，因此處於矛盾之中，猶豫不決。在勸說孫中山改變態度上，胡漢民也起了重要作用。事後他專門談過此事，檢討所為。他說：“先生始終不願妥協，而內外負重要責任之同志，則悉傾於和議，大抵分為三派之說。其持中國固有宗法倫理思想者，則曰：‘名為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其持歐西無政府主義者，則曰：‘權力為天下之罪惡，不放權而延長戰爭，更無可以自恕。’其僅識日本倒幕維新、而不覺修正改良派社會主義之毒者，則曰：‘武裝革命之時期已過，當注意全力以爭國會與憲法，即為鞏固共和，實現民治之正軌。’余集諸人意見，以陳于先生。故汪精衛極力斡旋于伍廷芳、唐紹儀之間，而餘則力挽先生之意于內。餘與精衛二人，可雲功之首而又罪之魁，然其內容事實，有迫使不得不爾者，則非局外人所能喻矣！”（注：《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第60頁。）
綜上所述，對於辛亥革命時期的汪精衛，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辛亥革命時期，汪精衛既不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也沒有叛變革命，更談不上什麼內奸，而是一個出色的政治演員，一個有一定政治頭腦、有膽識、勇於表現自我、執著自負、不成熟的政治活動家。
第二，由於汪精衛等精英人物對辛亥革命的幕後策劃和積極干預，使辛亥革命最終走上了政治和平解決的道路，汪精衛聯袁倒清方案實施的結果，不僅使袁世凱輕而易舉地奪得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也使辛亥革命黨人過快地失去了中國革命的領導權並退出中國的政治舞臺，為日後中國的分裂和內亂埋下了伏筆。
第三，汪精衛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政治活動既顯示了他非凡的政治能力，也充分地暴露了他人性的某些弱點。他出色而有魅力的外表和口才，過於浪漫和無拘無束的性格特徵，聰明而靈活多變的頭腦，不僅使他容易得到中國政治領袖的賞識和重用，也使他能在中國政治舞臺上馳騁縱橫，衝鋒陷陣，浪蕩不羈。他在政治活動中順利時會春風得意，滿腔熱情，一旦在政治爭鬥中失敗，便有可能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他的同父異母兄弟曾說過“亂中國者必是人也”，這為他的人生敲響了警鐘，為他後來的投亂叛國埋下了伏筆。
（資料來源：《安徽史學》2003年第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