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50年來的黃興研究，學術界對辛亥革命前黃興的表現，一致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他在組織革命政黨、領導武裝起義、開展革命宣傳，以及籌集革命經費等方面，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為推進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發揮了巨大作用。研究者的分歧，集中在民國初年。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對黃興的言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從而在評價上也就產生了不同的觀點。有的說黃興“日以右傾”，有的說在他身上妥協性“已占了主導地位”，“隨著他革命意志的衰退，在組織上也走上了分裂的道路。”影響所及，在人們眼裏，黃興就成為當時右傾路線或稱妥協派的代表人物。之所以提出這些觀點，有理論問題，也有實際問題，還有歷史因素。這是涉及對黃興一生評價的一個根本問題。正確解決這些問題，首先需要提高理論認識，其次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力求按當時的本來面目，全面進行評論。為了推進黃興研究，下面擬就民國初年涉及黃興評價的幾個主要問題作一述評。 

一、民國初年孫黃之間有無路線分歧 

辛亥革命後資產階級革命派迅速分化，這也是無庸置疑的。問題是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和黃興這兩位當時公認的領袖之間，是否發生路線分歧？一種意見認為：“國民黨內部的政見分歧這時更加深化，已經有所謂孫派、黃派之分；孫中山代表堅決反抗一派，黃興代表妥協動搖一派，而多數黨員則顯然是跟著右翼領袖走的。”（注：章開沅：《辛亥革命後的黃興和江浙立憲派》，《文匯報》1963年5月30日。）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孫黃都沒有放棄在中國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的理想，他們既然都是反袁，客觀上當然也就反對了支持袁世凱的帝國主義。這是孫黃的主要共同點。他們的分歧和這個共同點比起來畢竟是次要的。所以他們雖然在組織上分離，但在政治上卻沒有分手，並且依舊保持著一定程度的聯繫。”“孫黃的分歧就是如何總結失敗教訓，如何維護共和國方案的分歧。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內部的分歧。這種分歧並無實質上的區別。”（注：方志欽：《論孫中山和黃興的關係》，《辛亥革命史叢書》第1輯，中華書局，1980年。第37～38頁。）兩種意見孰是孰非，亟待進一步研究。 

所謂路線，包括思想路線、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組織路線等等。從民國初年孫黃的所作所為來考察，孫黃在思想理論方面，並無重大分歧。他們都反對專制獨裁，堅持和維護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則，因此在總的思想路線上不存在分歧。政治方面，最關鍵的是對袁世凱的態度。民國元年南北議和期間，孫黃一方面竭力爭取袁世凱贊成共和，並以讓袁當共和國總統作為條件；另一方面對他也有一定戒心，擔心他掌權後實行專制獨裁。所以才提出必須遵從臨時約法、定都南京、袁須南下就職等條件。後來，孫黃北上與袁商談政見，結果都解除了防袁的思想戒備，孫中山表示極盼袁當總統十年，練兵百萬；黃興則說“大總統實為今日第一人物”，並勸他加入國民黨，請袁來作國民黨的領袖。宋案發生後，孫黃如夢初醒，對袁世凱都有一定認識，但在反袁方式方法上出現了分歧，但不是反袁和不反袁的分歧，談不上是路線分歧。可以說，民國初年，孫黃在對袁態度上，儘管一度發生分歧，但還夠不上是路線分歧。軍事上，建設一支忠於共和民軍，作為維護共和的軍事保障，應是當時最關鍵的軍事舉措。黃興作為軍事主帥，雖然曾因財政困難，在被迫大力裁軍的形勢下，竭力保留第八師，藉以保存革命骨幹，但並沒有採取切實的措施加強訓練。不久，八師的大部分即分調湘贛。這應是一個大失誤。黃興對此負有責任。可孫中山身為主要領導人，在這方面同樣沒有什麼建樹。至於二次革命中武裝反袁問題，將在後面談到，這裏就不多說了。最後，在組織路線方面，主要是二次革命後，孫中山要另建中華革命党，黃興不同意，也拒絕加入，造成組織上一度分手。但責任似不在黃興。黃興儘管未加入中華革命黨，但也沒有另立組織，而且主張對國民黨認真整頓。到了護法運動時，孫中山也意識重建中華革命黨不妥，決定“整頓黨務”，重訂黨綱及章程，把中華革命黨改稱中國國民黨。因此，如果認為是組織路線上的分歧，責任也不在黃興，而在孫中山。根據上述分析，筆者認為，民國初年，孫中山和黃興之間，確實產生過分歧，但基本上屬於政見上的分歧，不屬路線分歧。把黃興說成是右傾路線的代表人物，是不合適的。 

二、如何評價民國元年南北議和 

民國元年南北議和，是辛亥革命成敗的一個關鍵。中華民國得以成立，民主共和制在中國得以取代君主專制統治，是南北議和的直接成果。辛亥革命以失敗告終，同樣也與南北議和密不可分。對於這次南北議和，從革命黨人方面來說，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歸國前，主要由黃興主持；孫中山歸國特別是就任臨時大總統以後，主要是由孫中山主持。如何評價南北議和以及黃興應負何種責任？一種意見認為：“在南北議和與南京臨時政府時期，革命和反革命鬥爭的焦點是政權問題，……黃興正是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力主和袁世凱妥協。……在南京，孫中山曾經主張繼續戰鬥，依靠全國人心傾向革命的時候，多費一些力氣掃除障礙，在新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國家；黃興和一些人還是力主和袁世凱妥協。”（注：金沖及等：《論黃興》，《歷史研究》1963年第3期，第23頁。）另一種意見則提出，黃興“沒有識破袁世凱以竊奪全國政權為目的的和談陰謀，滿足于袁世凱贊成清帝退位和成立‘民國’的口頭許諾，與之達成妥協，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但“孫中山和黃興在對袁世凱妥協的問題上並無根本分歧，只不過因所處的境況不同而稍有差異。”（注：方志欽：《論孫中山和黃興的關係》，《辛亥革命史叢書》第1輯，中華書局，1980年。第29～30頁。）3期，第25頁。）如何評價南北議和與對袁妥協，筆者認為有幾個問題必須弄清。 

首先，對“妥協”要根據實際予以區別，不宜一概否定。筆者在《黃興評傳》中即指出，妥協有兩種：“有無原則的妥協，也有不放棄原則的妥協。一味妥協求和，不講原則，甚至於犧牲根本利益去謀求妥協。這類妥協，當然是必須反對的。但是，為了保存革命的根本利益，不得不犧牲局部利益，暫時對敵人進行妥協。這種妥協則是允許的。因為這不是無原則妥協，而是有原則的妥協。”（注：蕭致治：《黃興評傳》第224～225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還舉了俄國十月革命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對德奧集團妥協，與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達成妥協，聯合抗日為證。說明這類妥協是必要的，不宜否定。 

民國元年的南北議和與對袁妥協，究竟是什麼性質的妥協呢？衡情論理，應該是一種有原則的妥協，不是無原則的投降。因為在南北議和時，黃興等人始終堅持民主共和原則，“非共和政體不可”。（注：南北代表會議問答速記錄》，《辛亥革命》資料叢刊（八），第8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願將大總統位置讓與袁世凱，同樣始終是以袁能否接受共和原則為轉移。只有袁接受共和原則，才舉他為大總統，否則就要堅決打倒他。黃興等人明知袁氏有野心，為什麼還是竭力爭取他反正？實在是形勢所逼。黃興本想領軍北伐，直搗黃龍，一舉把清朝反動勢力消滅。無奈當時革命力量有限，無論軍力與財力都不可能一舉把反動勢力消滅。何況，袁世凱與清廷還有深刻矛盾。如能爭取他反正，清朝專制統治就可推翻，民主共和制就可順利建成。否則勝負是很難預測的，弄得不好，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喪失。誠如當時黃興私下對人說的，“袁世凱是一個奸黠狡詐、敢作敢為的人，如能滿足其欲望，他對清室是無所顧惜的；否則，他也可以象曾國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國搞垮一樣來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復的半壁河山奉還漢族，我們給他一個民選的總統，任期不過數年，可使戰爭早停，人民早過太平日子，豈不甚好。如果不然，他會是我們的敵人，如不能戰勝他，我們不僅得不到整個中國，連現在光復的土地還會失去也未可知。”（注：李書城：《辛亥革命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00頁，中華書局1961年。）類似的話孫中山也說過。他說：“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之滿州，則賢於用兵十萬”。（注：孫中山：《與胡漢民廖仲凱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頁。）有鑒於此，革命黨人既無力單獨使革命取得最後勝利，那麼，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包括江浙立憲派以至袁世凱，組成最廣泛的反清統一陣線，最大限度地孤立清室勢力，就是一種當時切實可行的戰略。正是革命黨人採取了這種方略，才使清朝統治得以推翻，民主共和得以實現。否則，後果如何，是很難逆料的。也正如孫中山後來說過的：“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讓。然弟不退讓，則求今日之假共和，猶未可得也。”（注：孫中山：《致鄧澤如函》二件，《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126頁，中華書局，1984年。） 

應該說，當時通過南北議和與對袁世凱妥協，結束清朝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家，不失為一種較佳選擇。革命黨人的錯誤不在於應不應該南北議和，而在於爭取袁世凱的同時，沒有努力擴充實力，把維護共和放在不斷擴充自身的實力上，而是錯誤地以為，只要袁世凱口頭宣誓效忠共和，就萬事大吉。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 

最後要澄清的是：對袁妥協問題，孫黃之間是否存在分歧？孫中山是否反對南北議和與對袁妥協。關於南北議和，孫中山在回國前就曾表示過，“以和平手段促中國進步，實為吾黨本願。”（注：孫中山：《與巴黎〈巴黎日報〉記者的談話》（1911年11月21-23日間），《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62頁。）表明孫中山自始就不反對和談。後來回國當了大總統的第二天，就電告南方議和代表伍廷芳，“請每日將議和事詳細電知。”（注：孫中山：《致伍廷芳電》（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6頁。）以後，南北議和中通過協商所達成的各項協定，都是孫中山親自審定的。由此可見，斷言孫中山反對議和，反對與袁妥協，主張用武力解決是不符事實真相的。用武力解決的願望，不但孫中山有，黃興同樣有。但沒有實力，願望無法實現，最後不得不走現實的道路。有些人常以“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一語為依據，來說明孫中山反對和議。其實，這句話是孫中山在六七年後寫的回憶錄《有志竟成》中說的，不足為據。核查當時刊諸報端的記載，孫中山說的是：“革命不在金錢，而全在熱心。吾此次回國，未帶金錢，所帶者精神而已。”（注：孫中山：《與上海〈大陸報〉主筆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73頁。）並沒有後來說的那兩句話。因此，在南北議和與袁妥協上，在孫中山與黃興之間強行劃線，聲言孫堅持革命，黃興主張妥協，是缺乏歷史根據的。 

三、如何評價黃興與“二次革命” 

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凱派人刺殺，袁世凱的反革命面貌大白於世。如何對付已經竊奪大權的袁世凱，成為當時人們關注的焦點。當時革命黨人內部議論紛紛：有的主張以暗殺對暗殺，有的主張訴諸法律，有的提出武力討伐，還有的傾向多管齊下，並行不悖。一時未能形成統一意見，本屬正常現象。但若干年後，逐漸形成頗具影響的觀點，即：孫中山主張武力討袁，黃興堅持法律解決，以致時機坐失，導致二次革命失敗。這種觀點，在一段時期內幾乎成為定論。關於孫中山是否一開始就主張武力討袁，俞辛焞根據日本的檔案資料作了細緻考證，有力地表明宋案後孫中山的反袁策略，經歷了6次轉變，並非一貫主張武力討袁。（注：俞辛焞：《二次革命時期孫中山的反袁策略與日本關係》，《歷史研究》1988年第1期。）石彥陶也曾著文，論證了宋案後孫中山並非一貫主張武力討袁。因此，形成傳統的孫中山一貫主張武力討袁的說法是不確切的。 

同樣，宋案後黃興在反袁策略上也作過多種考慮，並非一貫堅持法律解決。首先是鑒於袁世凱刺殺宋教仁，用的乃暗殺手段，因此主張以暗殺對暗殺，“以其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注：黃興：《複孫中山書》（1914年6月2日），《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357～358頁。）其次，曾就武力討袁，與孫中山分電湖南、廣東都督徵求意見，並派遣李書城、李根源、張孝准、石陶鈞赴南京發動第八師準備出兵討袁，還派譚心休赴滇，約蔡鍔同時起兵，派田桐赴湖北部署討袁軍事。但得到的回復都是不同意立劾興師討袁，表明黃興對武力討袁是作過多種努力的；第三，孫中山冀圖聯日倒袁，黃興也曾與日本軍部及財界聯繫，爭取日本軍界的支持，希望日本財界給討袁提供貸款。還準備親自赴日，與軍部、財界接洽，力爭得到日方支持；第四，通過國會彈劾，罷免袁世凱，選舉黎元洪當總統。由於當時國會即將正式召開，黃興和孫中山都主張，國會正式開幕，第一項即彈劾袁世凱，將其罷免，選舉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最後是訴諸法律解決。他認為中國已是民主國家，法律並非毫無效力。有的感于在袁氏控制下，“北京法庭陷入行政盤渦之中，正當裁判，無由而得，”（注：上海《民立報》1913年4月30日。）故建議在上海組織特別法庭，票傳主謀趙秉鈞歸案候審。由此可見，法律解決只是黃興解決宋案的方式之一，聲言黃興純主法律解決、堅持法律解決等等，都是站不住腳的。 

論者或許認為，當時中國是一個法律不健全的國家，袁世凱又掌握著軍政大權，想依法律解決，無異癡人說夢。這話不無道理。但也應該看到，公道自在人心。從法理上講，在民主法制國家，通過法律解決，是一條正確的途徑。即使當時法制觀念不強，似也應該不斷實踐，增強人們法制觀念。當然，在當時情勢下，依靠法律想制服袁世凱是不可能的；但也誠如黃興所言，“法律並非毫無效力”：一可通過法律審判，將袁的罪行用法律形式肯定下來；二可把袁氏罪狀公之於眾，使天下人共見共聞，轉變國人看法，激起國人的公憤，爭取輿論的支持；三是先禮後兵，通過法律無法解決，再訴之武力，有禮有節，正可顯示革命黨人的公正無私。 

至於武力討伐和法律解決的是非，譚人鳳早就認為是“空論”或“迂談”，主張派遣使節前往湘、粵、滇省，動員宣佈獨立，然後令各省回應，“同興問罪之師，以至仁伐至不仁。”（注：譚人鳳：《石叟版詞敘錄》，石芳勤編：《譚人鳳集》第413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吳相湘認為，譚人鳳的主張，同樣是“空論”。因為“粵滇湘三督已再三電孫中山無力出兵，何從來武力以討賊！”（注：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下冊，第1182頁，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82年版。）這些看法不無道理。說到底，還是一個階級力量對比問題。當時封建的根基未動，袁世凱又得到帝國主義的支援，無論軍力、財力以及政治經驗，袁氏顯然處於優勢；革命黨人由於此時已經分化，加上內部意見不一，實力明顯不是敵手。誠如方志欽曾指出的，“二次革命的失敗，是早就註定了的，倒不是黃興個人的責任。革命派自南京臨時政府夭折以來，手中一無政權，二少軍隊，三無組織（同盟會已瓦解），四無群眾，焉得不敗。”（注：方志欽：《論孫中山和黃興的關係》，《辛亥革命史叢書》第1輯，中華書局，1980年。第34頁。）當時的最佳選擇，應是認清形勢，積極培植自身實力，努力改變力量對比，逐步使自身力量強大到足以制服袁氏，並不斷揭露袁氏的陰謀詭計和獨裁野心，使之失去一切支持，待時機成熟，推倒袁氏反動統治，將可水到渠成。 

四、如何評價黃興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 

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孫中山總結經驗教訓，把失敗歸咎于黨員不聽他的話，使他的主張得不到貫徹，決心要建立一個一切聽從他指揮的中華革命党，要求黨員要無條件地“附從孫先生再革命”，（注：邵元沖口述：《中華革命黨史略》，《革命文獻》第5輯，第100頁。）同時要按手印、宣誓效忠孫中山個人。黃興則認為，二次革命的失敗，“乃正義為金錢、權力一時所摧毀，非真正之失敗”，相信革命黨人會最後取勝。主張繼續維持國民黨，“加以整理，力求擴充。”（注：李根源：《雪生年錄》卷2，1929年線裝本，第9頁。）他對孫中山規定加入中華革命黨，要宣誓附從孫中山一人革命，並要蓋手印，很不以為然，因此拒絕加入。如何評價黃興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一種意見認為：組織路線是服從政治路線的，黃興“隨著他革命意志的衰退，在組織上也走上了分裂的道路。”（注：金沖及等：《論黃興》，《歷史研究》1963年第3期，第25頁。）另一種意見認為，孫黃在組黨上的分歧，是按什麼樣原則建黨治黨的分歧。孫中山規定全體黨員必須“附從”他革命，“服從”他的命令，不得有任何異議，“這裏沒有什麼民主、平等、自由可言，黃興等人不加入中華革命黨也就不足為奇了。”並且指出：“如果只服從領袖個人，拋開整個組織，領袖駕臨于組織之上，那就完全背離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法治原則，變成領袖專制獨裁，使黨喪失了資產階級性質。”（注：侯宜傑：《論黃興不入中華革命黨》，《黃興研究文集》第190～191頁，《近代史研究》雜誌社，1994年。） 

筆者認為，後一種意見從建立資產階級政黨角度立論，認為黃興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理所當然，是有道理的。長期以來，在評論辛亥革命人物中，常常以孫中山劃線，不分是非黑白，凡孫中山所作所為都是正確的，不同意孫中山的意見，正確的意見也是錯誤的。要正確評論黃興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的是非，必須清除這種正統觀念。孫中山要建立服從他一個人的中華革命黨，從他的主觀上來說，是希望新建的中華革命党有很強戰鬥力。但他把自己駕臨於黨之上，甚至公開宣稱：“你們許多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從我”，除我之外，“無革命導師”，“再舉革命，非我不行。”（注：居正：《中華革命黨時代的回憶》，羅福惠等編：《居正文集》第207頁，華中師大出版1989年。）儼然在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這顯然違背了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的基本原則。黃興曾經通過面談、書信和托人傳話等多種方式進行規勸，希望他改進，指出他這樣做是在“反對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義，”“徒以人為治，慕袁氏之所為”；（注：黃興：《複孫中山書》（1914年6月2日），《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357～358頁。）而把黨員按入黨先後分成三等，則是“以權利相號召”；（注：黃興：《複孫中山書》（1914年6月2日），《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357～358頁。）“硬要在誓約上打指印，這等於犯罪的人寫供詞一樣，兩者都違背平等自由精神。”（注：黃一歐：《護國運動見聞雜憶》，《黃興年譜長編》第428頁，中華書局1991年。）黃興提出的勸告，義正詞嚴，十分正確。而孫中山拒不接受。對此，曾經苦心在黃孫之間調解的宮崎寅藏也說：“孫、黃之爭為主義之爭。從根本上說，感情亦夾雜其間。對此事，我們認為是孫不好。”（注：《宮崎滔天氏之談·續》，《黃興在日活動秘錄》第146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所以，責任完全不在黃興。 

黃興堅持自己正確的意見，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體現了黃興有很強的原則性。黃興平時待人寬厚，對個人恩怨很少計較，由於這是涉及到建黨原則問題，他寸步不讓，表明他是以革命利益為重，決不屈就。更可貴的是，黃興雖不同意孫中山錯誤的建黨原則，仍然很尊重孫中山，奉孫中山為領袖，而且為了減少矛盾，自己遠走美國，並不另立組織，兩年以後，由於黃興能正確處理，孫中山也能大度為懷，終能善始善終。這是很可貴的。如果以黃興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而把責任歸之黃興，並扣上走分裂道路的帽子，是很不公平的。公平的結論應是：“黃興與孫中山在中華革命黨問題上的爭論，不是意氣之爭，而是原則之爭，民主與獨裁之爭，法治與人治之爭……黃興主張建立真正的資產階級政黨，抵制孫中山的錯誤主張，不加入中華革命黨，是無可非議的，正確的。孫黃當時分手，責任在孫不在黃。不分是非，以人劃線，把堅持真理當作謬誤去批判，給黃興扣上分裂和右派兩大政治帽子，非但極不公允，而且十分錯誤。”（注：侯宜傑：《論黃興不入中華革命黨》，《黃興研究文集》第199～200頁，《近代史研究》雜誌社，1994年。） 

五、如何評價黃興與護國運動 

護國運動，是革命党人和袁世凱的一場生死鬥爭。這場鬥爭決定著中華民國的存亡。黃興對待這場關係共和民國命運的鬥爭究竟如何呢？有一種意見認為：黃興“雖然也進行了一些反袁宣傳，但始終沒有歸國直接從事反袁鬥爭。”（注：金沖及等：《論黃興》，《歷史研究》1963年第3期，第25頁。）按照這種說法，黃興除做了一些反袁宣傳外，似乎沒有做什麼工作，作用不大。其實並非如此。他之所以遲遲不回國，實是有更深遠的考慮。1916年1月4日，黃在《複袁丕昕書》中說：“興義當歸國，效力戰場。惟今歐戰方酣，不暇顧及東亞，能為我助以抗制日人之侵入者，厥為美國。勢不得不暫留此，以與美國政界接洽，或為將來財政之一助。蔡君軍事優長，亦負眾望，指揮如意，所可斷言。且自袁賊亂國以來，一般士夫以權利相尚，即民党之錚錚者亦侈言之，惡德相沿，成為習氣。若不改革，國必大亂，不可底止。興屢與國人相勖，見義而不謀利，明道而計功。興所以不急急求歸者，亦在此也。又目前經濟奇絀，不能成行，緣發難前，將所有旅費，並羅貸他款（不償還不能動身）以匯歸也。”（注：黃興：《複彭丕昕書》，《黃興集》第423頁。）據此，黃興沒有早日回國，實是權衡全局，有多種考慮：一是當時西方列強都忙於在歐洲戰場上廝殺，在外交上能支持中國，在財政上能援助中國，抗制日本入侵的只有美國，故想利用留美之便，爭取美國對護國反袁運動的支持；二是護國運動的領導工作在國內已有智勇雙全、深孚眾望的蔡鍔主持，指揮定可如意，他晚一點回國，對護國鬥爭不會有重大影響；三是自從袁世凱竊國以來，官場爭權奪利，相習成風。革命黨人也是如此。他認為長此下去，國必大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願以身作則，為天下倡；四是他已把所有的錢，包括旅費與貸款，都已匯寄國內，支援發動護國戰爭，馬上回國，經濟上也有困難。由此可見，他沒有及時回國，並不是故意拖延，而是有深層用意與經濟困難。 

不過，他沒有及時回國，不能就說他沒有為護國效力。實際上，他對護國運動和“二次革命”大不一樣，其態度是很積極和堅決的。他對於護國運動，至少在四個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 

1.揭露袁氏罪惡，開展反袁宣傳。袁氏一生，陰險狡詐，許多人曾受其蒙蔽。不徹底揭露袁氏罪惡，就不能動員人民，推翻袁氏反動統治。黃興從1914年一登上美國領土起，就表示“此行務將袁氏罪狀節節宣佈，使世界各國皆知袁氏當國一日，即亂國一日，欲保東亞之平和，非先去袁氏不可。”（注：黃興：《致萱野長知書》，《黃興集》第383頁。）留美期間，他作過多次講演，淋漓盡致地揭露了袁氏一生的罪行，為反袁造了很好的輿論。他還通過其他方式揭露袁氏反動賣國的種種罪惡，設法阻止美國借款給袁世凱。 

2.團結反袁力量，努力擴大反袁隊伍。袁世凱自從1912年繼任大總統以來，到處安插親信，培植自身勢力，其爪牙遍佈全國。要推翻他，迫切需要組織廣泛的反袁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才有望取得勝利。黃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在團結反袁力量上曾發揮了巨大作用。比如，蔡鍔順利到達雲南，就是由黃興精心安排的。另外社會名流支持討袁，也有他的作用。特別是爭取陸榮廷投入護國討袁鬥爭，對促進護國運動的勝利，起了非常巨大作用。他還以投書形式，在美國《費城新聞》上發表長5000字的長函，又致函駐北京各國使節，駁斥了外人為袁氏帝制辯護的論據，表達了中國人民討袁到底的決心。所有這些，對於爭取國內外人民投身與支持護國運動，都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3.籌款購械，支持護國戰爭。發動護國戰爭，械餉兩項，缺一不可。在這方面，黃興為支援戰爭，也盡了最大的努力。黃興到美國後，他的反袁講演極大地鼓舞了華僑的積極性，“捐款者較前尤為踴躍，即金山一埠，聞一日可籌美金千餘元，較之武昌起義時尤盛。”（注：《同人報告書》，《黃興集》第385頁。）袁世凱宣佈實行帝制，他立即在美洲華僑中發啟籌款，隨集隨匯。為了解決張孝准等護送蔡鍔入滇費用，竟然將“僅少（有）之旅費匯歸”，以濟燃眉之急。（注：黃興：《致張孝准書》，《黃興集》第410～411頁。）他又囑譚人鳳、周震鱗等赴南洋籌款，支援雲南起義。雲南起義之後，李根源向日本接洽借款200萬元作了軍事經費。日方提出需黃興擔保。黃興立即委派張孝准代簽，終於很快達成協定。由於有這筆貸款，南方統一的軍政府才得成立，李烈鈞的護國第二軍才得順利進入廣東。其在護國鬥爭中的作用，不言自明。 

4.籌畫討袁事宜，力主反袁到底。黃興儘管回國較晚，但對國內討袁運動一直十分關注。在每個關鍵時刻，他都積極出謀劃策，對推進護國運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袁世凱帝制運動發生後，黃興默察形勢，認為戰爭已不可免，需要抓緊時機，乃於1915年11月26日致書正在日本接送蔡鍔的張孝准，對討袁鬥爭提出了六點策略性意見。其第一點就是“發難須急，緩則狡袁用他種手段去其反對之勢力後，更難著手”，第二點是“發難不必擇地，即印兄（李根源）所主張之滇、粵均可”。（注：黃興：《致張孝准書》，《黃興集》第411頁。）後來的事實表明，黃興的意見是非常切合時宜的。這種策略上的成功，為護國戰爭的勝利奠下了良好的基礎。護國運動發動之後，迅速得到全國回應，袁世凱成了孤家寡人，但仍然厚顏戀權，儘管於1916年3月被迫宣佈取消帝制，卻仍想當大總統。黃興看透了袁氏的陰謀詭計，即致電唐紹儀等政界要人，嚴正指出：“不去袁逆，國難無已，望力阻調停，免貽後累。”（注：黃興：《致張孝准書》，《黃興集》第411頁。）堅決反對與袁停戰議和。5月9日，他從美國到達日本，立即發表聲明，促袁退位。12日又通電全國，指出“元兇勢窮，意仍負固，不除禍本，終是養癰，”必須“協力策進，貫徹主張，速去凶頑，共趨正軌。”[36]他的這種務將反袁鬥爭進行到底的決心與立場，對把反袁鬥爭進行到底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黃興在護國反袁中的巨大作用，知情人都是承認的。李根源說：“追維餘等數年中旅居東京有所經營，皆賴黃克強先生之佽助，即此次返國，一切計畫，多由克強先生所指授，而同人旅費，亦由克強先生出。”（注：李根源口述：《護國軍始末談》，雲南省歷史所等編：《護國文獻》下，第660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鈕永建也說：“洪憲之覆，克強實有發難指示之功，不可沒也。”（注：鈕永建：《〈黃興信函〉題跋》，《近代史資料》總53號，第54頁。）張繼則說：“歐事研究會多克強舊屬，計畫討袁，雲南起義之發動最有力。”（注：張繼：《回憶錄》，臺北國民黨黨史資料編委會：《革命先烈先進詩文選集》第5冊，《張繼選集》第50頁，（臺北）興台印刷廠1965年。）這些都表明，黃興雖然回國較晚，他對護國討袁的貢獻仍然相當巨大，決不宜低估。 

回顧20世紀後50年的黃興研究，前段30年令人難以滿意；後段20年成果累累，在黃興的研究歷史上，堪稱進入了繁榮昌盛時期。展閱成果，雖然比較滿意，但也仍有不足之處。比如，黃興與華僑尚很少涉及；黃興在美國居留近兩年，黃興與美國也尚無專論；黃興一生，很重視法治，他的法治思想與主張，也幾乎沒人專門評論；黃興寬厚待人，人緣很好，他與不少重要人物的關係，至今仍是空白。凡此等等，只有留到21世紀來完成。 

21世紀的頭一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黃興集外集》，收錄了《黃興集》未收錄的474篇黃興遺文，計33萬字，可以說，為進一步開展黃興研究提供了一個便利條件；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拙著《黃興評傳》，計40.8萬字，是所有黃興傳記中篇幅最大的一本，較好地匯總了20世紀中外學者研究黃興的成果，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對黃興一生作了近乎歷史實際的評述，為進一步研究開了個頭。今後對黃興的研究，仍可從廣度與深度兩個方面著力。在廣度方面，凡未涉及的研究課題，都可努力進行開拓；深度方面，凡前人研究過的課題，仍可重新審視，發掘新資料，從新的視角、新的認識著力研究，把研究繼續深入下去。期望在21世紀取得更豐碩、水準更高的新成果，為黃興研究作出新貢獻。 

（資料來源：《湖南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