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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黨人所進行的推翻清王朝的鬥爭中，與暴力手段（包括起義和暗殺）所緊密配合的另一種方式，就是進行革命輿論宣傳活動。如果把辛亥革命運動比做一駕馬車，那麼，暴力鬥爭和輿論宣傳便是缺一不可的兩個輪子。就後者而言，其宣傳的效果又是與策略手段的運用密切關聯的。總的看來，當年辛亥革命黨人輿論宣傳的策略手段有著較高水準，試從下列幾個方面簡要論之。
一、亦口亦筆，雙管齊下
輿論宣傳的主要方式不外口頭和文字兩種。
口頭宣傳對於辛亥革命黨人來說，是最為日常化的一種宣傳方式，他們始終從不乏這方面的高手。像孫中山自年輕就有很好的口才，說話頗具鼓動性和吸引力。有知情者憶述，說他逢事“議論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語”[1](p.42)。據孫中山自述，早在香港學醫期間，他便與同道“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2](p.229)。及至他後來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之後，隨時隨地的口頭宣傳工作更是做得有聲有色。當年在日本橫濱，在華僑馮氏家一次進午膳，後來成為有名革命党人的馮自由，當時才14歲。飯間，孫中山問知馮好讀小說《三國演義》，且最喜歡孔明這個人物，便借題發揮：“汝知喜歡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順逆之理，我等之興中會，便是漢朝劉備、諸葛亮。今之滿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馬懿，我等已起兵驅逐滿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進而勸乃父：“令郎能熟讀《三國演義》，何不令其入會？”父親便令馮自由“填寫誓約”，加入了剛成立不久的橫濱興中會[3](pp.679～680)。似乎在不經意的言談之中，既發展了一個革命同黨，又借古喻今貶斥了清政府、張揚了革命。
聚眾演說，更是辛亥革命黨人進行口頭宣傳所特別重視利用並得以大顯身手的方式。在這方面，孫中山自然也是一個突出典型，只要檢閱一下收錄在《孫中山全集》中相關時段的一些演說詞，就不難得到一個鮮明的印象。其党人中還有諸多堪稱革命演說家的人物。像女傑秋瑾，“每大會集”，“必摳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淋漓悲壯，蕩人心魂，與聞之者，鮮不感動愧赧而繼之以泣也”[4](p.184)。以撰寫《革命軍》而聲名大震的鄒容，也具有這樣的演講感染力，有謂“凡遇學生開會，容必爭先演說，犀利悲壯，鮮與倫比”[5](p.247)。與鄒容結為忘年交的章太炎，作為“有學問的革命家”，也是演講高手。“蘇報案”出獄後到日本，他利用革命党人和留學生集會歡迎的場合，作慷慨激昂的長篇反清革命演說，令聽者盪氣迴腸，為之感奮，當時天正下雨，聽講者數千人竟“鹹植立雨中，無情容”[6](p.119)。
文字宣傳較之口頭宣傳更有著其無可替代的優勢。它所承載的宣傳內容比之口頭宣傳，又具有固定化、可視性和可保留性的優點，尤其報刊這種新興的大眾傳媒形式，更為辛亥革命黨人所重視。早在1899年，陳少白就奉孫中山之命在香港籌辦起《中國日報》，該報“宣傳排滿，做革命黨喉舌”，即使其副刊（當時叫“諧部”）上的文字，“不管什麼題目，內容都含有民族性的排滿思想在內，給一般讀者所愛讀”[3](p.622)。這份報紙的創辦，是“革命黨的有宣傳定期刊物”的“起點”[3](p.635)。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革命報刊更是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從內地到港、澳乃至海外（尤其集中在日本），簡直是鋪天蓋地。僅據曾親與其事的馮自由在《開國前海內外革命書報一覽》所列舉，清末時各種形式的革命報刊即有110多種[7](pp.136～147)。當然，這些報刊演變的情況也比較複雜，甚至有的後來轉向反對革命。堅持革命宣傳的報刊，則受到清朝和有關外國勢力千方百計地封殺和破壞，有些很快便夭折了。故馮自由氏後來憶及於此，亦頗感慨於“當日党人出版書報之艱難，及所遭遇清廷與保皇會壓抑傾陷之劇烈”[7](p.156)。
越是在這種險惡和困難的環境中，鬥爭的策略性因素就越顯重要。而在清方尚鞭長可及的內地經營革命報刊，尤其需要注重策略性。據知情者憶述，“清末革命黨人在上海之言論機關”，自《蘇報》、《國民日日報》、《警鐘報》等相繼被封禁後，“為之緘口結舌者將及二年”，到1907年春又有《神州日報》創辦繼之。正是鑒於“自蘇報案以後，清吏對富有革命色彩之書報，文網周密”的情形，“不得不用旁敲側擊之文字，以作迂回之宣傳也”。像其“第一日之發刊詞署名三函”，即“意內言外，隱含民族主義之情緒，與昔年《蘇報》及《國民日日報》大刀闊斧之論調，殊有不同”[8](pp.242～243)。但這顯然不是放棄革命宣傳原則的表現，而是為爭取生存空間在語言及體裁形式運用上採取的一種“迂回”和含蓄的策略手段，這在特定條件下實有必要，並且也確能讓有心的讀者能夠體味其隱意真旨之所在。即使其“附刊之說部小品文字，以芳馨悱惻之詞，寫小雅詩人之旨，亦足以使讀者之種族觀念，油然而生”。況且，在可能的條件下，該報也儘量展露革命批判的鋒芒，有謂其“所下時政批評，針針見血”，[8](p.243)。正因為其所具有的革命蘊涵和鮮明特色，贏得了對清朝統治不滿的廣大社會公眾的歡迎，故出現了“銷路日增，駸駸駕舊時各報而上之”[8](p.244)的情勢。清末在上海還有宣傳革命的《民呼日報》、《民籲日報》和《民立報》相繼替接演變的典型情事（其在人事上與《神州日報》有直接關係），前兩者皆在創辦不久便為清方勾結外國勢力藉故封禁，《民立報》在宗旨不變的情況下又能接踵而起，並堅持到清朝滅亡以後，這固然顯示了辛亥革命黨人的不屈鬥爭精神，也說明清方的實際控制能力愈來愈趨弱化，而鬥爭策略性因素無疑也起著重要作用。
除了報刊媒體之外，書籍也是辛亥革命黨人所注意利用的文字宣傳形式。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中，需要花費較長時間運思和累積性寫作的專深著述相對較少，多的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宣傳品。其中既包括像章太炎的《訄書》那樣的具有相當專深學理蘊涵的著述，也有像劉成禺（漢公）的《太平天國戰史》那樣的借史乘體裁來為反清革命張本之作，而更多的則是直捷了當地宣傳現實革命的讀物。可以說當時的革命書籍既具有針對不同層面讀者的形式多樣化特點，又有著異曲同工地宣傳革命的統一內容指歸。
辛亥革命黨人的文字宣傳還見縫插針地運用到其他多種方式和場合，像各種類型的傳單揭帖、標語乃至旗幟上的宣傳詞等，不再一一具體論列。
二、亦正亦奇，不拘一格
辛亥革命黨人不管是口頭還是文字的宣傳，利用“正規”的場合、途徑和方式進行“正面”的宣傳活動當然是最為日常和主要的。像作為中國同盟會機關刊物的《民報》，在由孫中山所親自撰寫的《發刊詞》中，便毫不隱諱地揭明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以及改變中國“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族殘之，外邦逼之”[9](p.81)現狀的革命目標。這也成為該刊始終的宣傳主旨。還有像由鄒容撰寫的《革命軍》，陳天華所作的《警世鐘》、《猛回頭》等書冊形式的宣傳品，其直言不諱地正面呼號反清反帝、奮起革命，其鼓動力，不啻萬鈞雷霆。
相對於這種“正面”輿論宣傳而言的另類“奇招異術”，也是辛亥革命黨人所不憚使用的。像其党人景梅久所作《罪案》中記載的有關事例，即頗為典型。譬如說製造能導致清方慌亂而利於革命的謠言，就是其常用的手段。宣統年間，景梅久在陝西長安和杜仲伏（又作仲慮）在友人家議事晚歸，路過南城門邊，借停下來買漿喝的機會，仰望當時天上出現的彗星，隨口造出“彗星東西現，宣統兩年半”的讖謠，並假說此謠已流傳了好久，不知是什麼意思，故意引別人做出預兆“大清家快亡了”的解釋。結果，此謠很快便傳播開來，使得“人心大搖動起”。同志們得意地議論起此事，又將那則讖謠改作“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過兩年半”，使所表達的意義更直接明瞭，結果，“這話更為傳得遠”。他們還又添造了些“明年豬吃羊，後年種地不納糧”之類的謠詞”[10](p.75)。後來，景梅久在北京做《國風日報》編務期間，利用武昌起義爆發後“京師戒嚴，市面恐慌”，“都人士女相驚以革命黨且至，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形勢，又故伎重施，造作出“太白晝見，天下大亂”的謠言，更加劇了“謠諑四起，人心動搖”[10](pp.89～90)的情勢。
當時景梅久輩還利用報紙屢施奇招。針對清方干涉報務的行徑，故意正話反說。如景氏《鄂亂懷疑篇》一文，明明是對武昌起義爆發的消息知之已確，深信不疑，文中偏寫成“吾人固未敢置信也”；明明是要張揚革命之聲勢，但筆下只含混地（不指明是說清方還是革命一方）以“武昌據長江上流，為南北重鎮，水陸形勢之區，兵備集屯之域也”這樣的言辭出之；明明知道原清方新軍將領黎元洪並無甚大名，只因被黨人舉為都督，則故說其為被“歐人稱為第一流名將”，如此等等。作者本人後來憶述及此，特說明均系“假話”、“反筆”[10](p.89)。其實，在當時，只要對時局真相稍有瞭解者，恐亦多能察其運筆故出“奇道”的策略手段。顯然，這與一般的“曲筆”手法大有不同，已不啻一種“假作真時真亦假”的“惡作劇”般的調侃。有時其招術施得更為奇絕，又如武昌起義爆發之初，《國風日報》竟故意出一期“白版”：“除一版廣告及社會新聞外，正面一版，全空白；卻在上面排了一行二號字道：‘本報從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員警干涉，一律削去，閱者恕之！’”結果，“這紙白報一出，人心更是洶洶不定，都亂猜起來嚷嚷著說：‘大概革命軍完全勝利了，清兵大失敗了！各省都回應起來了罷！不然那（哪）有一版禁登的消息呢？’”清方感到如此更為不妙，便又派員警來報館告訴編輯：“除過靠不住的謠言，准你們登載就是。”景梅久輩自然從心裏暗笑此招“真是靈驗”[10](pp.88～89)。的確，一張“白版”，給了讀者更大的猜測和想像空間，會衍生出諸多傳聞，加重對清方不利的輿論氛圍和社會擾亂情勢，這自然正是革命黨人所希望的。如此“白版”，可謂“此處無字勝有字，此時出奇勝入正”。
辛亥革命黨人在輿論戰線上“出奇制勝”的招術可謂五花八門，具體事例更是不勝枚舉，而總的看來，是與其正面的輿論鬥爭緊密配合、相輔而行並且是殊途同歸的。
三、亦雅亦俗，擇其所宜
不論是口頭還是文字宣傳，都有一個“雅”與“俗”的相對區別的問題。口頭宣傳所用口語固然不像當時書面用語有那樣大的差異，但無疑也有一個相對深奧與淺顯、幽婉與直白的區別。
清末時候的書面語言，從清朝官方到民間士子，一般還都是使用文言，所謂“言文分離”的情形還很明顯。自維新派人物開始，從啟迪民智的需要出發，主張“言文合一”而使用白話文寫作的呼聲才逐漸高漲。辛亥革命黨人在這方面更具有積極主動性，成為清末白話文運動的作用顯著的促進派。不過，當時他們也不完全是“廢文用白”，而是文白並用，根據不同情況擇其所宜。其文字上的“雅”、“俗”之別，也正是於此得以最主要的體現。
辛亥革命黨人多是具有相當文化水準的知識份子，其領袖和骨幹人物更是如此，有的甚至是國學根底很深、習慣用比較艱晦文言寫作者（如章太炎）。就其內部的文字資訊交流而言，他們在通常情況下仍沿用著文言寫作，由他們所辦的新型報刊中，相當部分也仍是使用文言，甚至有意追求“高古典雅”。像丁未（1907年）《神州日報》的發刊辭：“自古哲士哀時，達人礪俗，曷嘗不以微言閎議，激蕩民心，轉移國步者哉！是以文致大平，垂經世先王之志；眷懷小雅，傓主文譎諫之辭。紉馨潔於九歌，托悲懷於五噫，亦有發攄至論，劘切群愚，仇國成書，罪言屬稿。墊角巾而寤歎，揭留都而宵泣，邈然高躅，愴我先民。自歐俗中更，競辟報紙，新聞之學，蔚為大宗……”[8](p.245)云云。這樣的文字，不要說在今日，即使當時，恐怕也不是粗通文墨者所能一目了然、曉解無礙者。而有革命黨人日後憶述起這篇文字及其宣傳效用，激賞之情仍溢於言表，稱其“高古典雅，士林傳誦。所謂攄懷舊之蓄志，發思古之幽情……益足光祖宗之玄靈，振大漢之天聲，誠舊文學中之代表作也”[8](pp.244～245)。
辛亥革命黨人文字宣傳上使用文言甚至比較艱深的文言，一方面有其一定的習慣性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與當時在“士林”仍占統治地位的文言體寫作的風氣相協調。當然，辛亥革命黨人在面向更為廣大的社會公眾特別是下層民眾運用白話文的宣傳上，他們更顯其創造性。
在清末的白話文報刊中，由辛亥革命黨人所辦者占相當比例。像由林獬於1903年在上海創辦的《中國白話報》，由秋瑾於1904年在日本東京創辦的《白話》雜誌，由吳樾於1905年在直隸保定創辦的《直隸白話報》，由安徽革命党人於1908年在上海創辦的《安徽白話報》等，皆屬比較著名者。這類報刊都是以廣大民眾為主要宣傳物件，向他們傳輸革命道理和民主意識的，有很強的針對性。其辦報人以此為自己的天職，像《中國白話報》的創辦者林獬，便自號“白話道人”，他在以此署名撰發的該報《發刊詞》中，就這樣說：“文言文報刊全是給讀書人看的，任你說得怎樣痛哭流涕，總是‘對牛彈琴’，一點益處沒有的”，“可望的都在我們幾位種田的、做手藝的、做買賣的、當兵的以及那十幾歲的小孩子阿哥、姑娘們”，但他們即使識字的文化也不高，不喜歡或看不懂那種“子乎也者，詩雲子曰”類“離奇古怪的文章”，自己“為著這事，足足和朋友們商量了十幾天，大家都知道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做白話報罷”[11](p.443)。其表述中對“讀書人”排除在革命動力之外的一概而論，固然有絕對化和偏激的不妥，但其以白話報刊來作為向普通大眾宣傳的有效方法的立意無疑是可取的。
創辦白話報刊之外，以白話文或比較淺易的文言文來進行著述，也是辛亥革命黨人所注重的。清末刊行的革命書籍當中，通俗文體者占相當比例。像陳天華所著《警世鐘》、《猛回頭》，便不失為當時這類通俗著述的範本。據知情者說，因為他“所著鹹用白話文或通俗文，務使輿夫走卒皆能讀之瞭解，故其文字小冊散播于長江沿岸各省，最為盛行”[8](p.119)。鄒容的《革命軍》數年間發行竟至百萬餘冊，除內容上大受歡迎的因素之外，形式方面也與它雖用文言但比較淺易的原因分不開。鄒容撰成該書稿後，曾請擅長古雅文字的章太炎為之“修飾”，章氏看後大為讚賞，認為其用語“淺直”正是一大優點，“感動普通社會，非如是不可”[8](p.47)。曾經歷過辛亥革命時期的魯迅，論及當時的有關情況，就認為“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12](p.70)。
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党人利用文藝形式向大眾進行宣傳的策略手段。如演出戲劇、說唱鼓詞、教授歌謠等，口播的形式之外，還登載其腳本、曲詞以及小說等體裁的東西。其文藝形式的宣傳也可以是“雅”與“俗“的兼用，既有“陽春白雪”（如西方話劇），而更重“下里巴人”，其通俗的傾向性尤其明顯。有知情者憶述當時這方面的情形說：“在前清的時候，黨人們宣傳革命，採用原來民間歌曲的調子很多，因利用他（它）較易普遍深入人們腦海的緣故。當時廣州香港的革命黨人主持的報紙雜誌，在副刊的作品，滲入宣傳排滿的劇本、南音、粵謳等，不可勝數了。”憶述者還特別舉了以民間小調所填一首唱詞的例子，是“同胞們，若問起，亡國遺民淒慘事，待我從頭說你知……萬望著，眾志士，嘗膽臥薪切齒記，但願光復漢江山，洗盡遺民奴隸恥”[3](pp.690～691)這樣的詞句。造作這類通俗性宣傳品，在當時蔚成風氣。甚至像章太炎那樣的慣於以比較艱深的文言寫作的人，也曾創作“直截痛快得未曾有”[10](p.62)的《排滿歌》之類的俚俗歌謠。
辛亥革命黨人在輿論宣傳方面的這些具有較高水準的策略手段運用，無疑是其能夠取得推翻清王朝、結束中國帝制鬥爭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參考文獻】
[1]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91年。
[2l《孫中山全集》第6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
[3]陸丹林：《革命史譚》。《近代稗海》第一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4]陳去病：《鑒湖女俠秋瑾》。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3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5]鄒魯語。轉據戴逸、林言椒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下編，第1卷，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
[6]民意：《紀七月十五日歡迎章炳麟枚叔先生事》。《民報》第6號。
[7]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華書局，1981年。
[8]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華書局，1981年。
[9]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上冊，三聯書店，1963年。
[10]近代史資料專刊《辛亥革命資料類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11]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
[12]魯迅：《雜憶》。《魯迅雜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資料來源：《歷史教學》2003年第1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