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是新中國運動的開創者。（注：“新中國運動”是筆者經研究後提出的一個歷史命題和歷史話語。筆者注意到，孫中山用三民主義引導國人為“創建民國”和“改造民國”而鬥爭時，始終把“建設新中國”作為號召。他所要建設的新中國，在政治層面為構建以中華為國號的“民族的國家”和“國民的國家”，體現了政治現代化的兩重性歷史課題。在社會經濟層面，主張在與世界各國的“從同”和“超越”中建設一個能“與歐美並駕齊驅”又“均等發展”的“社會的國家”。在文化層面，作成一個融貫中西文化的“中西合璧的中國”，“用民族精神救國”，以文化兼取精神建國，以道德立國。孫中山所開創的新中國運動具有深刻的現時代意義。拙文《孫中山是新中國運動的開創者》，發表于臺北《國父紀念館館刊》第11期；上海《史林》2003年第3期再刊時改名為《孫中山與新中國運動》。）他在投身革命之初，即自稱“餘為世界之一平民”[1](P173)。後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他歷經世界各地，吸取世界知識，形成深湛的世界理念。（注：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開始了長期的海外流亡生活。他曾自述：“環繞地球，周遊列國。一面考察各國的政治得失和古今國勢強弱的道理，一面做我的革命運動。約計每二年繞地球一周，到武昌起義前，大概繞過了地球六七周。”見《孫中山選集》第583—584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他的世界理念成為他宣導共和革命“建設新中國”思想的重要理論支柱。本文謹對孫中山世界理念的構成及其意義進行簡要論析，以顯現其對新中國歷史運動的價值。 

世界理念之一：“合乎世界潮流”的政治變革意識 

傳統的舊中國演變為現代的新中國是一種客觀的社會進程，又是一種自覺的歷史運動。作為客觀社會進程，可統稱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作為自覺的歷史運動，可稱之為新中國運動。雖然，戊戌維新具有“維新中國”之意，但作為完全意義上的新中國運動，自應始於由興中會廣州起義揭開序幕到20世紀初年逐步凸顯的共和革命運動。“新中國運動”作為一個特定述語首次出現可能是1912年。這年4月20日，為“維新中國”奔走一生的容閎在美國康州哈特福德城逝世。第二天，《哈城日報》著文稱他為“今日新中國運動的先驅者”，並稱譽“新中國領袖孫中山”[2](P31)。可見，當時國際社會也認為“新中國運動”就是共和革命運動。當時的“新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孫中山所宣導的共和革命運動以“打倒舊政府，建設新中國”[3]為號召；民國成立後，孫中山繼續號召國人“為建設一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而奮鬥”[4](P70)。後來在“捍衛民國”和“改造民國”的鬥爭過程中，仍以“造成真正民國”、“達到建新中國的目的”[4](P95)為標的。 

孫中山創建新中國的思想是十分豐富的，其重要構成就是具有真誠的愛國主義思想、深廣的世界理念和強烈的時代精神。他為建設新中國而鬥爭的全部實踐表明，他對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所呈現出的一體化趨勢有深刻認識。古代中國只有“天下”的述語，沒有現在這種“世界”的概念。古來中國人談國事、論改革，總習慣於言必稱三代式的以古論今。但自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後，中國人不僅論“古今”，而且又擴展為談“中外”了。中國人在這種由單一的縱向思維向多維的橫向思維的變化過程中，逐漸產生和拓寬了世界意識。再之，中國以往只有“時世”、“時局”、“事局”等術語，沒有現在這種從世界視野立論的“時代”的概念。但自19世紀末，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來，中國人又獲得了關於“時代”的新認識。1901年起，中國報刊上陸續出現了“帝國主義時代”、“民族主義時代”、“國民主義時代”、“競爭時代”等新話語。孫中山在他所開創的新中國運動中所表現出的世界理念和時代意識是超乎時人的。他在表述自己革命主張時，喜歡從“時代”、“世界”、“各國”、“近世”、“20世紀”、“世界大勢”、“世界潮流”、“人群需要”等視角立論。他在領導起義的過程中，堅信我們革命是合乎世界潮流，順應全國人民期望的，所以一定會成功的。在民國建立後，他一再指出，我們“循世界進化之潮流，而創立中華民國”[4](P45)，而“革命是以造成一個真正的中華民國為目的”[4](P284)。他認定革命是一種“時代之進化”，說：“近世以來，革命風潮磅礴于歐，漸漬於美，波蕩于東亞。所謂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乃由磨礱而愈進于光明，由增益而愈趨於完善，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國當此，亦不能不激勵奮發，于革命史上開一新紀元矣”[5](P1)，從而表現出“與世界文明各國從同”的政治變革意識。 

孫中山“循世界進化之潮流而創立中華民國”，他的政治變革意識也隨著世界潮流的演進而發展。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後，他適應時勢和潮流的變動，提出了“改造新中華民國”的具體目標。他指出，“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惟俄國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之共和國”[6](P56)。他自信，只要在中國實現包括“直接民權”在內的“四個民權”，並建立“五權分立的政府”，“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7](P800-801)又說，我們“雖然不能完全仿效歐美；但是要借鑒于歐美”，“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適合世界潮流做去，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7](P764)這充分反映出他世界理念的不斷增進，他“仿效外國改革政治”的思想具有與時俱進的品格。 

世界理念之二：“吸收世界文化”的文化兼取精神 

中國是一個走後發性現代化道路的國家，如何對待世界文化，正確處理中西文化關係，一直是關係中國歷史變革和文化整合的核心問題。孫中山不僅在政治變革思想方面“合乎世界潮流”，而且在文化變革主張中也表現出對世界文化發展和中西文化關係的精深認識。事實證明，主張“吸收世界文化”的文化兼取精神始終是孫中山世界理念的重要構成。 

孫中山是一位傑出的唯物進化論思想家。他用歷史進化觀點考察了中西文化發展上的“時代差”。他認為西方已經過工業革命，其文化是“近世的文明”；中國“未經產業革命”，仍處於“老邁時代”，中國文化是一種“過代之文明”。[1](P278)他指出，“歐美近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8](P315)。而“中國近代物質文明不進步，因之心性文明之進步亦為之稽遲”[7](P140)。他反省和剖析中國文明“稽遲”的原因是由於中國“素自尊大，目無他國，習慣自然，遂成為孤立之性”[7](P187)。加之，“數千年來，以文為尚……廢棄百藝，惟文是務。此國勢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進也”[7](P621)。為此，他主張必須使我們國家對歐洲文明採取開放態度。他說，“我們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為無法進行比較、選擇而得不到發展，它也就停滯不前了”[1](P86)。意即中國文化必須也只有在與世界文化的交融、比較與選擇中才能得到發展。 

孫中山富有現代理性。他在中西文化關係上堅持一種以“集合中外的精華，防止一切的流弊”為主要特徵的中西文化觀和現代文化整合思想。他以廣闊的世界眼光和開放的心態，將世界文明看成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力求相容並蓄，擇善而從，“取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但是，他在主張廣泛吸取世界文化的同時，“仍取數千年舊有文化而融貫之”[1](P560)。他強調“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著他”[7](P690)，即認為中國不應成為現代西方文明的“尾隨者”，而應該獨闢蹊徑，走一條“適於民情國史”的現代文化整合之路。他諄告國人，宜從“20世紀時代”的視角，“以遠大之眼光，內則考出中國數千百年之積弊，外則察西洋各國興亡盛衰及其理由”，“產生完全優美之憲法，駕于歐美以上，作成一中西合璧的中國”。[9](P330-332)孫中山所要建立的“中西合璧”的新中國，其政治層面就是建立“迎合世界潮流”，“與歐美並駕”的現代民族國家，其文化層面就是熔中西文化於一爐，兼收眾長，益以創新，“使中國進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國”[10](P439)。 

孫中山為創建新中國非常推崇“心理建設”。他力主效法歐美增進民智、改善民俗。他指出：“中國人向富於排外性質，與今日世界甚不相宜。且數千年之專制政體，既可推倒，則昔日之政策之心理習慣，何嘗不可推翻。”[l0](P481)為此，他非常重視增進精神文明和發展教育的作用，強調，“共和政體，以教育為根基”[4](P50)，“教育普及則知識自然平等”[4](P76)；主張“注意于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4](P339)，“提倡有秩序之民氣，維持社會之良習慣，以養成共和國民之資格”，“享國民權利，盡國民義務……掃除做愚民百姓的故態”，“使世界公認我國國民為世界第一等國民”。（注：以上引文分別見於《孫中山集外集》第50、76、339頁；《孫中山集外集補編》第17頁；《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62頁。》 

單一不利於選擇。“人類的全部財富就在於世界的多樣性……如果一天人類的歷史聚合為一種單一的文化，單一的文明，那將預言著我們的滅亡”[11](P225)。孫中山對中西文化關係始終堅持科學的歷史的態度。他的“吸取世界文化”的文化兼取精神表現出一種歷史進化論和多元文化觀。他在中西文化關係和現代中國文化整合的態度上，與各種各樣的“中華文化本位”論和“全盤西化”論劃清了界線。孫中山主張“吸取世界文化”的文化兼取精神，是他世界眼光和時代意識在現代文化整合思想中的顯現。 

世界理念之三：馳驟於“世界經濟之場”的現代經濟思想 

現代化是一個普遍的世界性歷史進程。近代世界自資本主義產生以來，逐漸形成了世界市場和相應的國際關係格局，使各國的發展出現某種一體化的趨勢。這種一體化趨勢是伴隨著世界市場的形成和拓展而凸顯的。孫中山世界理念的又一特出深湛之處，是他對於工業革命以後世界經濟發展出現某種一體化的趨勢認識深刻，具有強烈的市場意識，特別是世界市場意識。他力圖在保持主權的條件下，遵循現代經濟運行常規，實行開放主義，廣泛吸引外資，與世界市場緊密連接，促使中國經濟發展。 

現代經濟發展愈來愈顯示出其強烈的傳導性因素。這實際上是世界發展一體化趨勢的一種內在動力。孫中山敏銳地看出：“近世經濟之力，足以破國界。”[4](P192)他強調，“今之時代，不爭競則無以生存”[1](P260)。武昌起義爆發後他在歐洲表示，“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為競點，為新中國開一新局面”[1](P547)，表現出對新中國及將伴隨其而來的實業競爭大潮的一種憧憬。民國成立後，孫中山又指出：“現世界各國通商，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開放門戶政策，以振興工商業。”[10](P499)他指出，“中國乃極貧之國，非振興實業不能救貧。僕抱三民主義以民生為歸宿，即是注重實業”[10](P339)。他力主實行開放政策，振興實業，說：“凡是我們中國應興事業，我們無資本，即借外國資本；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即用外國方法。”[1](P560)又說：“共和成立之後，當將中國內地全行開放，對於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國興辦實業；但于海關稅則須有自行管理之權柄，蓋此乃所以保其本國實業之發達，當視中國之利益為本位。”[10](P532)孫中山既看到了現代經濟發展具有衝破“國界”的一體化趨勢，故力主實行開放主義政策；又看到了在經濟一體化大潮中，國家依然是一體化的行動主體，因此他很重視經濟的“發展之權”[7](P212)，特別強調海關“自行管理之權柄”。這都表現了孫中山經濟思想中富含深湛的世界經濟理念。 

市場是商品經濟活動的場所，是現代經濟活動和運行的生存空間。市場既是培育民族主義的學校，又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載體。世界現代歷史進程表明，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歷史，就是國內市場的培育與統一和世界市場的建立與拓展的動態過程。孫中山洞悉拓展國內市場和馳驟世界市場對振興實業的意義。他在民國成立後提出發展20萬里鐵路的計畫，其中就包含著加速拓展國內市場並連接國外市場的深刻用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所寫的《實業計畫》中，更展現了與世界市場連接，利用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的宏偉構想。他在該書《篇首》前部分約一千字的敍述中，就使用了三個“市場”、兩個“中國市場”、一個“（世界的）新市場”和兩個“銷場”的詞語，突出地表現了他欲圖充分利用戰後國際市場迅速發展中國經濟的設想。[7](P213-215)孫中山在《實業計畫》中提出修築北、東、南3個世界大港，“用為國際發展實業計畫之策源地；中國與世界交通之關鍵”[7](P218)。與此相配合，他主張建立一支1000萬噸規模的遠洋商船隊。孫中山這些設想充分凸顯了他馳驟於“世界經濟之場”的現代經濟思想。再之，他除計畫築成3個世界大港外，還設計修築4個二等海港、9個三等海港、15個漁業港，共31個海港，用以“連合中國全海岸線”[7](P301)。顯然，這種“大海港”計畫實具有使中國兼為海洋大國的思想，也展現出一種卓越的世界眼光。另外，孫中山的築路思想也是與市場意識緊密相聯的。他認為，“鐵路之建築”，“將昔日市場與生產者遙遠之距離，縮短於咫尺之間”。[10](P388)為此，他在《實業計畫》中提出建築10萬英里鐵路以及100萬英里公路的計畫。他稱引英、美等國的築路興國的範例，強調“交通為實業之母，鐵道又為交通之母。國家之貧富，可以鐵道之多寡定之”[10](P383)。孫中山從英、美等先行國家著眼，發展沿海、沿江商港以及大力建築鐵路、公路的“大交通”思想，不僅在當年寓含深湛的世界意識，而且至今仍煥發出現實的時代光芒。 

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給社會帶來了文明，也帶來了嚴重的不均。當孫中山領導共和革命、建造民族國家、“企強以比歐美”時，一些革命派人士在憧憬新中國未來資本主義發展時，表現出前瞻性的擔憂。他們先後在《譯書彙編》、《江蘇》、《浙江潮》、《民報》、《夏聲》等革命書刊上發表了不少對資本主義進行非議和預防的文字，強調“歐美情形可鑒”，“於興業處方中，加數點共同利益之膏藥，以防日後國內撼動之禍害，生貧富大懸之等差”。[12](P398-400)孫中山是這批具有超前意識人物的最傑出代表，他在“迎合世界之潮流”，強調“一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時，始終堅持用“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等“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7](P842)；並一再告誡人們，進行社會革命如同“醫病”，“與其醫於已發，不如防于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遠大一點，當看數十年、數百年以後，及于世界各國方可”[7](P94)。以往我們對孫中山民生主義和經濟思想的研究中存在著一種“惟生產關係”的傾向，比較忽視對他的振興實業思想、培育國內市場和馳驟世界市場思想，以及認定“交通為工業之母”的“大交通”思想的研究。如果我們轉換視角，將一種單一的單向的思維定式，改為一種多維的辯證分析綜合的複合性思維，當不難發現，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實包含“振興實業”（發展資本主義）和“防于未然”的一對歷史悖論，這看來是一種矛盾心理，實際上是孫中山從世界發展的總格局中深沉地審視新中國的未來，其根本大旨是在對“世界各國”的“從同”和“超越”中建設一個足以和西方各國“並駕齊驅”、又“均等發展”的“社會的國家”。 

世界理念之四：憧憬“世界大同”的社會最高理想 

孫中山是新中國運動的開創者，也是“世界大同”理想的鼓吹者。孫中山早年即自稱“餘為世界之一平民，人道的擁護者”[1](P173)。他的人道思想源自於中國古代的政治哲學《禮運·大同》篇和孔子“仁”的學說以及西方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孫中山受過正規的西學教育，自幼起又受過中國儒家文化的薰陶。《禮運》描繪的“天下為公”的“大同”之世對他影響極深。直至晚年，他還曾兩次繕寫《大同》篇原文。據統計，在孫中山反復題書，分贈國內外各方人士的字幅中，“博愛”多達64件，“天下為公”39件，如果加同義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進大同”等36件，則總數達139件。占其題詞總數的近l/3。他視“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博愛”是“人類寶筏，政治極則”，是“吾人無窮之希望，最偉大之思想”。[14](P2)可以說，他畢生都在為“以進民國，以進大同”而奮鬥。 

孫中山把“世界大同”、“共進大同”作為人類社會最高理想。其大同理想的一個理論支點是歷史進化論。他雖認為“今世界文明進化，尚在競爭時代，而非大同時代”，“人人須以愛國保種為前提”。[10](P536)但指出，“然使文明日進，智識日高，則必能推廣其博愛主義，使世界合為一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