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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建置究竟應該置於何處？一向是我國近代知識份子十分關注的所在，比如康有為就曾提出遷都上海的主張，以為戊戌變法之張本。[1]孫中山也說：“與存亡利害有最急切關係的，則是首都問題。”[2]“都城者，木之根本，而人之頭目也。”[3]那麼，孫中山是如何認識這個問題的呢？
（一）
關於中華民國的首都設於何處，孫中山的思想有一個複雜的流變過程，前後有上十處地方，為其所注目。其中，有的城市一提而過，有的則多次強調。
一提而過的城市有：重慶、廣州、北京、伊犁、蘭州、疏勒、太原等，提及兩次的有西安，而開封又在西安之上。
1897年5月，孫中山自加拿大抵達日本橫濱，他對前來迎迓的宮崎寅藏談及建都問題：建都，僕常持一都四京之說：武漢（都），西京（重慶），東京（江甯），廣州（南京），順天（北京）。該談話的照片藏臺灣中央黨史館，[4]中華書局1981年版《孫中山全集》第一卷[5]上亦有記載。
1902年，在《與章太炎的談話》中，孫中山指出：定都若“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6]
1906年，張繼說：“民元前六年，本人在新加坡，親聞總理雲：‘統一十八省之後，可都南京；統一滿、蒙、回、藏之後，可都蘭州；但要扶持亞洲各弱小民族獨立，則非都新疆疏勒不可。’”[7]
1912年8月29日，在與袁世凱第五次談話中，孫中山“談及遷都問題謂：北京不是為永久國都，將來或武昌、或南京，否則開封。”[8]
8月31日，孫中山在北京參議院演講，指出北京“萬不可居，將來急速遷移。至於地點，則長安、開封、太原、武昌、南京，無處不可。”[9]
同月，孫中山在北京與各報記者談話，有記者問：“聞先生主張遷都，確否？”孫道：“餘極主張遷都，其地點或在南京，或在武昌，或在開封均可。”[10]
9月3日晚，在北京與袁世凱的第十次談話中，孫中山“力主遷都開封”。[11]
孫中山之所以多次強調開封建都主張，與其誘惑河南項城人、大總統袁世凱有關。
在所有的都城候選城市中，武昌和南京是孫中山最為看中的所在。
1902年，在《與章太炎的談話》中，孫中山闡述了武昌建都主張：“定鼎者，南方誠莫武昌若。尚賓海之建都者，必逷遠武昌。夫武昌揚靈于大江，東趨寶山，四日而極，足以轉輸矣。外鑒諸鄰國，柏林無海；江戶則曰海ｒｕáｎ爾，內海雖鹹，亦猶大江也，是故其守在赤間天草，而日本橋特以為津濟。江沔之在上游，其通達等是矣，何必傅海？夫北望襄樊以鎮撫河雒，鐵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長城，其斥候至窮朔者，金陵之絀，武昌之贏也。”[12]該文在大陸出版的《訄書》第五十三《相宅》、臺灣出版的《章氏叢書》檢論第七《相宅》中都有記載。都武昌，“內可以挾駱、粵、湘、蜀以自重，外可以臨制燕庭，此正得中國本部南北兩自然區域勢力消長之交點，而求得平衡。”[13]
1910年，孫中山在與伍平一的談話中則強調了南京建都的意向：“金陵可以建都之外，尚有揚州大艦可以進入，民國首都，以交通為主，因無防於民之反側，然終以金陵為歷史上聲威所系，將來宜於齊齊哈爾、蒙古等地置重兵（以固國防）。”[14]民國剛剛成立的1912年1月6日，孫中山在南京與《大陸報》記者談話時則表示：“南京將作為永遠之都城”[15]。1月下旬，孫中山與南京臨時政府內閣成員開會決定：袁世凱成為臨時大總統後，“臨時都城不得設在北京”。2月5日，孫中山與內閣成員再次開會議決：“清帝遜位書發表後，參議院始舉袁世凱為大總統，但須蒞任南京”[16]。甚至，定都南京乃孫中山讓位的前置條件之一。
（二）
在武昌和南京之間，孫中山有時候傾向於前者，有時候則對後者予以強調。
傾向武昌：1912年4月，孫中山在武昌演說道：“就南方而論，又有南京、武昌之爭，兩地相交，乍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區別。然而樞軸總攬水陸交通，西連巴蜀、滇、黔，北控秦晉伊洛，武昌真是天下的根本重地。此中關係非同小可，希大家認真研究。還有人說，國家文明發達，要看海岸線長短，武昌僻居腹地，南京尤感偏枯。欲求消息靈通，跟上世界脈搏，就該建都于輻輳繁華的上海。殊不知孤峙海隅，租界環立，四面受敵，很不可靠。一旦強鄰壓境，必趨危殆。但溯吳凇，沿長江而上，鎮江、南京、蕪湖、安慶，疊鎖重關，居中馭外的還要推武昌為天府。至於士氣民心，素稱振奮，武昌起義之功，就是最好的表現，目前建都北京，局勢所迫，不得不權行遷就罷了。”[17]孫中山之所以對“兩相比較，本無軒輊”的武昌、南京做出取武昌舍南京的主張，是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就現狀觀察，其十分安全者，厥推武昌。”[18]類似的記載是：“（武昌）樞軸總攬，水陸交通，南足以連巴蜀滇黔，北足以控秦晉伊洛，指臂兩湖，角犄三鎮，則武昌信天下之根本，而上游之頭目”[19]，“居中馭外，終當目武昌為天府”，“此中關係，誠非小小”。[20]
主張南京：1912年10月26日，孫中山在《在南昌國民黨贛支部談話會上的演說》中，又提出了於半年前截然相反的看法：“鄙人當時在寧提議遷都一事，極力主張遷都南京，不贊成北京，其中理由，全國形勢，南京握全國之中，長江流域界於十八省之間，南京為長江之要地，交通便利。上海雖好，猶嫌太偏，如遇戰事，必難保全。武昌地點雖亦適中，要以南京為最，南京據長江之險，江陰、鎮江等處炮臺極有力量，為南京最要門戶，收海軍上之利益極為完全。武昌交通以鐵路較寧為勝，以地位而言，南京以馬龍山設炮臺，防禦更為嚴密，紫金山再設外城，尤為鞏固。南京、武昌似無甚分別，以經濟上而論，南京乃魚米之鄉，武昌米須外購，若與北京比較，北京向不產米，須由南運北，運費極大。若北方人民加多，運米之費更大，若在南京，即可省此運費。且南京為海軍之根本，若創設製造廠，材料益稱便宜。”[21]
當然，從總體上來說，在孫中山眼裏，更多的情況下是：武昌和南京實屬各有千秋，互為伯仲，介乎於均可之中。
1900年，孫中山在《致港督蔔力書》中說：“遷都于適中之地。如南京、漢口等處，擇而都之，以便辦理交涉及各省往來之程。”[22]
1912年8月31日，孫中山在北京參議院演講，繼續闡述自己的遷都主張，他在歷數了北京受列強所制的客觀情形之後，指出“春間武昌，南京之爭，皆不成問題。我非謂武昌離海較遠，即可圖存。蓋圖存在能自強，如不自強，即遠在成都，賊亦能往。不過目前要擇一離外人稍遠，免於就近受縛如北京之地者，俾得便於自由練兵，從容活動耳。”[23]
1921年11月，孫中山為北伐事，于南寧對持反對立場的陳炯明說：“我們北伐如果成功，將來政府不是搬到武漢，就是搬到南京，一定是不回來的，兩廣的地盤，當然是付託於你，請你做我們的後援。倘若北伐不幸失敗，我們便沒有臉再回來，到了那個時候，任憑你用甚麼手段，和北方政府拉攏，也可以保存兩廣的地盤。就是你投降北方，我們也不管你，也不責備你。”[24]
其實，早在武昌起義之前的革命準備時期，孫中山在選擇革命地點方面，對武昌、南京也是持一視同仁之態度。
1905年，論及革命地點的選擇問題，孫中山曾發表過自己的看法。當時，程潛于東京面謁孫中山，當孫談到“慎選革命基地，以發展革命力量”時，程潛問道：“中國如此廣大，選擇革命基地，究以何處為宜？”孫中山成竹在胸道：“革命必須依敵我形勢的變化來決定，如形勢于我有利，而於敵不利，則隨處可以起義，至於選擇革命基地，則北京、武漢、南京、廣州四地，或為政治中心，或為經濟中心，或為交通樞紐，各有特點，而皆為戰略所必爭。北京為中國首都，如能攻佔，那麼，登高一呼，萬方回應，是為上策。武漢綰轂南北，控制長江上中游，如能攻佔，也可據以號召全國，不難次第掃蕩逆氛。南京虎踞東南，形勢所在，但必須上下游同時起義，才有成功希望。至於廣州，則遠在嶺外，僻處邊徼，只因其地得風氣之先，人心傾向革命，攻佔較易；並且港澳密邇，于我更為有利。以上四處，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條件成熟，即可在哪里下手；不過從現在情況看來，仍以攻取廣州，較易為力。”[25]1909年孫中山在《複美國銀行家函》中又說：“武昌、南京兩城，為吾党最得力之地，曾已商議停妥，一旦粵東各省起事，彼等必相率同時揭竿回應。”[26]于此可知，武漢和南京在孫中山心目中的平等地位：革命基地，未來首都。
孫中山在民國後之所以主張遷都武昌或南京，是基於反對袁世凱定都北京的考慮。
1912年4月12日，孫中山在《在武昌同盟會支部歡迎會的演說》一文中，出於反對袁世凱定都北京、控制中央大權的考慮，力主遷都南下。他說：“主張建都北京的，以為不在此建都，不足以控制滿洲，駕馭蒙古。殊不知日俄逼處滿蒙，早在其勢力範圍以內。華北燕雲諸州，很不安定。沿海塘沽炮臺久已撤除，尚難添置，外兵雲屯，虎視眈眈。我以初立的民國，新創立的政府，竟孤處外無國防，內多危機之地，一旦為人所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因此，欲求鞏固安全之策，非遷都南方不可。”[27]同月，孫中山在北京與各報記者談話：“北京乃民國首都，而東交民巷乃有大炮數尊，安置於各要隘，殊與國體大有損辱。且北京乃前清舊都，一般腐敗人物，如杜鼠城狐，業已根深蒂固，於改良政治，頗多掣肘。又以地勢衡之，北京地點偏于東北，當此滿蒙多事之秋，每易為外人所挾制，故遷都問題，實為目前之急務。”[28]孫中山指出，北京為“兩代所都，帝王癔夢，自由之鐘所不能醒；官僚遺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憑籍，方足鏟鋤專制遺孽。遷地為良，庶可蕩滌一般瑕穢耳。”“滌除專制之流毒”，“一新天下耳目”。[29]
（三）
顯然，孫中山反對北京，力主首都南遷，是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的，而他之所以看中武昌，乃其適中的地理位置和便利之交通條件的緣故，而南京則是就建都的歷史影響著意的。那麼，如何評價孫中山的遷都主張呢？
如果我們將康有為與孫中山二人的遷都主張放在一起，則可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反差：孫反對上海建都，而康則恰恰相反。戊戌中，康有為曾上奏朝廷，提出以上海為基礎另建新京的主張，認為“陸爭之世”，都城應以“表裏河山，中開天府為固”。海通之世，都城“則以據江河之盡流，臨溟海之形勢，交通便利，腴壤饒沃，開戶牖以納天下，以進取為勢”。[30]海外流亡後，又以中華憲政會的名譽提出“營新都於江南”的主張，新都的位置大概在上海、蘇州一帶。認為“宅京圖大，必當顧視全球，內之當思收長江萬里之精華，外之當思爭太平洋海之權利，近之可便全國士夫及工商之走集，遠之當爭倫敦、柏林、巴黎、紐約之繁榮，如是乃為長治久安計也。”[31]這顯然是用一種世界眼光來看中國的定都問題。從中國範圍來看，上海是邊緣；從世界範圍來看，上誨實為太平洋東西兩岸的中心，康的識見可謂高遠。[32]
其實，在這裏筆者無意于來論證康有為（世界視角）與孫中山（中國視角）的孰高孰低問題，因為，當時孫中山處於政治權利鬥爭的漩渦之中，他當然要以之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且更加趨於現實，而康有為早已在野多年，自然易於站在旁觀的地位，超然地冷靜審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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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天府新論》2004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