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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人的印象中，章門弟子作為一個學術文化群體，似乎只是在純粹的學術領域才有所建樹。而事實上，章門弟子並非完全埋首於書齋生活，他們秉承師訓，注重經世致用，密切關注社會問題。魯迅在解釋他前往《民報》社聽章太炎講學之緣由時就表示：“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1]，周作人也回憶自己“因為熱心於民族革命的問題而去聽章太炎先生講學，那時候章先生正鼓吹排滿，他講學也是為此。”[2]又如黃侃，後人一般因其學問精深而稱之為“國學大師”，卻往往忽略了他曾在辛亥革命中叱詫一時。有論者即感歎：“獨後世之人，未察先生平生曆事，亦甚少見先生之文，則蔽以一言曰‘國學大師’。誠哉斯言，而革命之黃季剛，於今知之者誰？”[3]幸而，章太炎作為其師，深知其革命行跡，他在為其撰寫墓誌銘時便寫道：“世多知季剛之學，其志行世莫得聞也。……（季剛）少時讀書艱苦，其銳敏勤學亦絕人。既冠，東遊學日本，慨然有光復之志。嘗歸，集孝義會於蘄春，就深山廢社，說種族大義及中國危機狀，聽者累千人，環蘄春八縣皆向之，眾至數萬，稱曰黃十公子。清宣統三年，武昌倡義，季剛與善化黃興、廣濟居正往視，……乃返蘄春集義”[4]，十分詳細地記錄了黃侃的革命事蹟。
歷史地看來，章門弟子正是在與改良派展開激烈論戰的過程中初次登上近代中國歷史舞臺的。當時革命派與改良派的分歧主要集中於三點：是否必須革命？是否必須推翻滿清統治？是否必須實行民主共和制度？而在這三個焦點問題上，章門弟子都堅定站在革命派立場上，對改良派予以了嚴厲的抨擊。
一 革命與改良
眾所周知，當時改良派與革命派的論戰文章分別依託于《新民叢報》和《民報》，而這一時期《民報》主編正是章太炎，這就為章氏本人及其弟子提供了充分發表革命言論的輿論陣地。根據筆者統計，汪東、黃侃、周作人等章門弟子共計在《民報》上發表文章29篇，兼之章太炎本人在《民報》發表的大量文章，他們顯然構成了革命派陣營中一支重要輿論力量，在當時社會上造成了極大影響，汪東即回顧：“太炎先生主持後，……大家覺得學問這樣高深的人也講革命，再配合著他在東京講學，收了不少門人，影響是很大的。”[5]
具體說來，圍繞著“革命與改良”這一根本性問題，章門弟子主要在以下幾方面，鮮明地彰顯了革命派的觀點。
第一，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評價。法國大革命是一場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封建王朝統治的革命運動，因此自然被改良派所仇視。1906年底，《新民叢報》刊登了康有為署名“明夷”的《法國大革命史記》一文，對法國大革命橫加誣衊。章太炎意識到“自此論出，其為進步之梗者，良非淺鮮，不可不有以匡之”[6]，故囑咐汪東撰文予以反駁。汪東隨即草擬了《正明夷<法國革命史論>》一文，經章太炎閱後發表於《民報》。此後，汪東還特別撰寫了長文《法國革命史論》，在《民報》上連載五期，以正視聽，使世人“知僉人之誣妄，與革命之真理”[7]。在這些文章中，汪東高度評價了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意義，力斥康有為的詆毀，他說法國革命“一洗前弊，遂能去虐政，均利權，卒達改革之首志，其功亦赫然可觀哉”，而康有為之所以“不睹其功而重科其罪”，無非是“其尊君之心理使然”[8]。
在此期間，魯迅在為革命刊物《河南》撰寫文章時，也充分肯定了法國大革命。他說：“革命於是見於英，繼起於美，複次則大起於法朗西，掃蕩門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權，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會民主之思，彌漫于人心”，“蓋自法朗西大革命以來，平等自由，為凡事首，……且社會民主之傾向，勢亦大張”。他還形容說：“十九世紀初，世界動於法國革命之風潮，德意志、西班牙、義大利、希臘皆興起，往之夢意，一曉而蘇”[9]。稍後，在魯迅的影響之下，許壽裳也在《河南》發表了《興國精神之史曜》一文，熱烈謳歌法國大革命。他寫道：“自有佛朗西革命，而國家之興，煥乎始盛。開十九稘歷史之先生，導十九稘歷史之偉績，使生於後稘者回首顧之，有不能不魂動神飛，興高采烈者矣。……佛朗西革命者，近代文明之春雷也。淒淒歐洲，吼朔風而荒大野者，震而見豔陽世界，何勢之烈而效之巨歟！”[10]而錢玄同此時雖未公開撰文，卻也在日記中衷心讚美法國大革命，熱情期盼革命派“大撞革命之鐘，卷三色之旗，以滅虜而朝食”[11]。
第二，關於太平天國運動的評價。如果說法國大革命發生在國外，而且時間較為久遠而不易評價，那麼太平天國運動則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場剛剛結束不久的革命，大家的認識應當比較一致。但在這一問題上，革命派與改良派仍存在很大分歧。在梁啟超看來，這種宗教性質的革命根本無道德可言，“夫豈必遠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楊之役，革命之進行，尚未及半，而韋昌輝與石達開同殺楊秀清矣。……此真吾中國革命史上不可洗滌之奇辱也”[12]。這固然指出了農民運動的局限性，卻也全然抹殺了太平天國的革命功績，不能不激起革命派的批駁。1906年10月，章太炎在黃小配所撰《洪秀全演義》作序時就盛讚：“洪王起於三七之際，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圖籍十二年，旌旄所至，執訊獲醜，十有六省，功雖不就，亦雁行于明祖。……若石達開、林啟榮、李秀成之徒，方之徐達、常遇春，當有過之”，並表彰著者“搜集故事，為太平天國戰史者，文辭駿驟，庶足以發潛德之幽光，然非裏巷細人所識”[13]，此處所謂“裏巷細人”，似不無譏諷梁啟超之意味。
在章太炎這種“以洪楊為神聖，謂曾左為大盜”歷史觀的影響下[14]，章門弟子也紛紛在《民報》發表文章批駁改良派的觀點。汪東在《新民叢報雜說辨》一文中，便針對梁啟超對太平天國宗教性質的批評反駁說：“嗚呼！此得為探本之論乎？夫洪楊初起。共事者多奉一教。無他。秘密結會之際必相要最堅而相恃最篤。其起也然後可以無跳樑之患。迨中分天下，建章制度。未嘗強民以從其所信。……不得以主動者非孔孟之徒而遂謂其必張宗教革命之幟也。”稍後，黃侃也撰寫了《哀太平天國》一文對太平天國的失敗表示深切同情，並深刻總結了太平天國的教訓，為革命黨人提供了歷史借鑒。同時，他還發表《論立憲黨人與中國國民道德前途之關係》一文，針對梁啟超對革命派道德的貶低予以嚴正批駁，並且反唇相譏，批評立憲黨人好名、慕勢、競利、畏死、狡偽、無恥、陰險，所論義正詞嚴，令人盪氣迴腸。
第三，關於革命的必然性。當時，改良派出於對革命的恐懼，極力抨擊革命派過於激進，認為革命必將釀至伏屍百萬、殺人如麻的慘劇，“不盡殺四萬萬人不止”[15]。針對這種觀點，汪東反駁說：“時機相迫，非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而勢殆有所不及也。准是以談，而猶齗齗於殺人流血之慘沭焉不敢為，是何異見將潰之疽而戒毋施刀圭，遇拂衣之火而囑毋毀牆壁也。”[16]黃侃也撰文指出：“生瘍於頭與發疽於背，等病也。以生命故，必將以醫首為先。未嘗言背可不治，顧治之有緩急耳！種之不保，何有於政？危亡之不遑救，何有于文致泰平？”[17]在此，他們二人不約而同地通過生理方面的描繪來比喻處理事情的輕重緩急，由此揭示了革命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可謂異曲同工，直接回應了立憲派的指責。
時至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前夕，黃侃更在漢口《大江報》上發表了《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一文，針對改良派的“懼亂”心理特別提出：
中國情勢，事事皆現死機，處處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為。然猶上下醉夢，不知死期之將至，長日如年，昏沉虛度；軟癰一朵，人人病夫。此時非有極大之震動，極烈之改革，喚醒四萬萬人之沉夢，亡國奴之官銜，行見人人歡然自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為事理所必無，次之則無規則之大亂，予人民以深創巨痛，使至於絕地，而頓易其亡國之觀念，是亦無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亂者，實今日救中國之妙藥也。嗚呼！愛國之志士乎！救國之健兒乎！和平已無可望矣。國危如是，男兒死耳！好自為之，毋令黃祖呼佞而已。
該文奔放流暢，剛健雄奇，振聾發聵，擲地有聲，表現了大無畏的革命氣概和高超的政論水準。文章刊登後，江漢三鎮為之震動，極大地鼓舞了革命黨人的士氣，對武昌起義的爆發具有相當的促進意義。
此外，除了闡述革命的必要性之外，章門弟子還進一步論證了革命勝利的可能性。汪東在1907年就說：“中國若革命必行蜂起之策，一省倡義，各方回應，雲集景附，……官軍奔命，各顧其屬不暇，平素窳惰，將至有不能騎馬者，又非臥薪嚐膽民眾之敵也。吾謂去舊政府，若摧枯拉朽”[18]。可以說，汪東此言準確預言了辛亥革命後來的發展歷程。
總之，圍繞革命與改良這一根本問題，章門弟子從諸多方面反駁了改良派觀點，充分彰顯了他們的革命立場，在很大程度上張大了革命派的宣傳聲勢。
二 排滿與反帝
在雙方激烈論戰過程中，改良派的首要立場就是企圖維持滿清政權，而革命派則認為必須堅決排滿，其中尤以章太炎的排滿言論最為突出。在排滿問題上，章太炎甚至不惜與恩師決裂。當俞樾苛責他從事革命時，他痛心寫下了《謝本師》一文問道：“先生既治經，又素博覽，戎狄豺狼之說，豈其未喻，而以唇舌衛扞之？將以嘗仕索虜，食其廩祿耶？”[19]表現了大義凜然的民族氣節。而當章太炎自己開始授徒講學時，亦往往“高論民族大義訓迪後生，誘導學生走光復的道路，收效甚巨”[20]。
這一時期，改良派常常抨擊革命派“排滿”是出於狹隘的民族主義。對此，章太炎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通過列舉滿清統治之暴行，系統論證了“排滿”革命的正義性。這無疑沉重打擊了改良派，在當時造成了極為轟動的反響。魯迅即曾回顧說：“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革命軍》序”[21]。而一度力主保皇的錢玄同後來也說：“讀完太炎先生此書，才恍然大悟二百餘年以來滿清之宰割漢人，無所不用其極。……一定非革命不可！”於是，“認定滿洲政府是我們惟一的仇敵，排滿是我們惟一的天職”[22]。
章太炎還於1906年用白話寫了一首《逐滿歌》，曆舉滿清殘暴統治：“可憐我等漢家人，卻被羊豬進屠門。揚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廣州都殺畢。福建又遇康親王，淫掠良家象宿娼。駐防韃子更無賴，不用耕田和種菜。菜來伸手飯張口，南糧甲米歸他有。漢人有時欺滿人，斬絞流徙任意行。滿人若把漢人欺，三次殺人方論抵。……名為永遠不加賦，平餘火耗仍無數。名為永遠免丁徭，各項當差著力敲。開科誆騙念書人，更要開捐騙富民。人人多道做官好，早把仇雔忘記了。……我今苦口勸兄弟，要把死雔心裏記。……莫聽康梁誑爾言，第一雔人在眼前，光緒皇帝名載湉。”[23]這首白話歌一時廣為傳誦，極大激發了人們的“排滿”意識。
受到章太炎的啟發，章門弟子也相繼撰文論述“排滿”的必要性。例如汪東就歷數清廷之“虐史”以證明其“慘酷”[24]，並提出“以滿臨漢，如主於奴”[25]，必須堅決推翻。而黃侃更在《專一之驅滿主義》一文中說：“國土淪喪，曆祀三百，地猶華域，人猶華胄，而政典憲章，悉為胡有。猗嗟我民，處此晦盲否塞之世，所亟者固當在種類之興衰，而不在政治之良惡”[26]，強烈譴責了清王朝暴政。另據研究者考證，1907年以軍政府名義發表、後來被收入《太炎文錄》的《討滿洲檄》，其實是黃侃所撰。在這篇檄文中，黃侃歷數滿清“十四罪”，充分論證了“革命之不可已”[27]。
更關鍵的是，章太炎及其弟子們此時還進一步將“排滿”與“反帝”聯繫起來。章太炎在革命派與改良派論戰的第一篇文章《正仇滿論》中即曾指出：“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致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削，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28]他還聲明：“排滿即排強種矣”[29]。由此可見，他鼓吹“排滿”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反帝”。汪東也說：“吾以為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禍，舍革命其末由。”[30]這也就是說，“排滿”是避免中國被瓜分的唯一出路。他還疾聲呼籲：“種族傾軋不可以不革命”、“政府恣肆不可以不革命”、“外人覬覦不可以不革命”[31]，其中最後一點明顯具有反帝的性質。
在此期間，周氏兄弟也對“反帝”問題予以了密切的關注。1898年，魯迅剛到南京不久便致信周作人說：“《知新報》內有瓜分中國一圖，言英、日、俄、法、德五國，謀由揚子江，先取白門，瓜分其地，得浙，英也。”[32]信中對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憂慮溢於言表。到1903年，魯迅更在《中國地質略論》一文中聲明：“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險；可容外族之讚歎，不容外族之覬覦者也”，並主張“結合大群起而興業”，以斷絕列強“要索之機”[33]。而正是在該年，他寫下來為後人傳誦不絕的詩篇《自題小像》：“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34]，表達了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懷。
此後一段時間，周氏兄弟雖然主要致力於文學翻譯，但“脈搏卻與當時民族革命運動相通”。當時的翻譯界，大多譯的是英、美、法等國的名家名作，而周氏兄弟卻獨具慧眼地注目於被壓迫民族的現實主義之作，這是“因為那裏有好些‘弱小民族’，處於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掙扎，想要擺脫帝國主義的束縛”[35]。魯迅後來在回顧當年這段翻譯生涯時就說：“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36]周作人也說：“豫才在那時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義包括之，如所介紹的文學亦以被壓迫的民族為主，俄則取其反抗壓制，希求自由也。”[37]
而隨著論戰的深入，革命派也逐漸認識到鼓吹“排滿”固然是特定時期的革命方略，但其中確實包含著一定的狹隘性，必須予以及時糾正。對此，章太炎曾發表《致留日滿洲學生書》，對滿族人民表示安撫，他說：“所謂民族革命者，本欲複我主權，勿令他人攘奪耳，非欲屠夷滿族，使無孑遺，效昔日揚州十日之為也；亦非欲奴視滿人不與齊民齒敘也。……若大軍北定宛平，貴政府一時傾覆，君等滿族，亦是中國人民，農商之業，任所欲為，選舉之權，一切平等，優遊共和政體之中，其樂何似？”[38]黃侃也在《討滿洲檄》中宣佈推翻清廷後滿人是否回關外，“聽其自願”，願留下者“悉歸農牧，一切與齊民等觀，……選舉租賦，必不使爾有倚輕重”。顯然，這些論述對後來臨時政府提出“五族共和”具有著前驅先路的意義。
總之，圍繞著排滿與反帝這一問題，章門弟子不僅繼承師說，而且有所發揮，對改良派的謬說予以了嚴厲批駁，極大鼓舞了革命派“排滿”與“反帝”的鬥志和士氣。與此同時，他們還及時糾正了原先宣傳上的一些偏差，從理論上保證了辛亥革命的順利進行。
三 共和與立憲
這一時期，康、梁等改良派最主要的政治主張就是鼓吹君主立憲，他們以“公羊三世說”來附會近代“進化論”，認為中國因為民智未開，所以政治制度的變革應逐步緩行至君主立憲，而不可躐等、驟行共和。此說由於頗具學理性，在當時確實迷惑了不少人，因此必須加以反駁。
早在1903年發表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章太炎便針對康有為關於中國民智的說法申明：“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並且說：“在今之世，則合眾共和為不可已。……以合眾共和結人心者，事成之後，必為民主”[39]，明確提出了民主共和口號。此文發表後，對革命派確定奮鬥目標起到了巨大的啟發作用。同年，章太炎還運用其訓詁學專長撰寫了《論承用維新二字之荒謬》一文，尖銳指出了立憲派提出的“維新”一詞存在著諸多謬誤，“言無論理，字無界說”，“乃至指鹿為馬，認賊作子”[40]。該文訓詁精當周詳，申論鞭辟入裏，在當時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此後，章太炎還聲明：“排清主即排王權矣”[41]，這就將“排滿革命”與“民主共和”聯繫起來，進一步豐富了革命派的理論。
而正是在章太炎的深刻影響下，章門弟子紛紛撰文倡言民主共和。汪東即曾嘲諷改良派拘於所謂“公羊三世說”是“作繭自縛”，他指出：“創定一國之制度，則可以以人力為之，損益進退，缺者縫之，贅者剖之，如擇土而處焉，必不以沼澤窳窪之地自安也。嗚呼，明夷既曉此理歟，處今之世，排斥種族革命，齦齦然寶其滿洲聖明之君者，猶越據亂、升平而思登大同太平之道歟？”[42]魯迅也同樣質問道：“猶談人類史者，昌言專制立憲共和，為政體進化之公例；然專制方嚴，一血刃而驟列于共和者，寧不能得之歷史間哉”[43]，並歌頌“共和之治”是“人仔於肩，同為主人，有殊台隸”[44]。至於錢玄同，此時雖不曾撰寫專文，但卻也堅定地認為共和政體“天經地義”，“光復後必須採用它”[45]，當得知梁啟超鼓吹立憲被革命党毆打一事時，他還十分高興地在日記中寫道：“快事！快事！保皇賊奴，憲政滑賊，今日吃了些眼前小虧”[46]，言詞中充滿了對立憲派的敵視。他後來還表示：“我生平是最恨中國一般憲政黨的屁話，說‘中國沒有Republic的程度，必須先立憲’。”[47]
隨著時勢的發展，章太炎等人也逐漸認識到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從而對“代議制”有所批判。如章太炎便曾在《代議然否論》一文中，對代議制的弊端及其在中國之不可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還曾言：“代議政體，非能伸民權，而適堙鬱之。……以中國行立憲代議之政，其蠹民尤劇於專制。……將一切使民淪于幽谷。”[48]他後來甚至還自述：“余向者提倡革命，而不滿於代議。”[49]
章太炎這一思想轉變，顯然也深深影響了章門弟子，這可以從他們當時的一些文章看出來。例如黃侃便在《專一驅滿主義》一文中寫道：“若夫立憲之治，誠較專制為優；然枚蔔明揚，未必盡能無弊。卻寡從眾，受賕行賄，此列邦所固耳。且以中國之民，偏心最富，排攻異己，至於流血而不恤，忿爭之極，或將不念國家，其可患固矣。若乃貧富之分，日益懸遠，工商起而農事微，資本家興而勞動者困，國家澹足而黎庶流離。”無獨有偶，魯迅此時也批評代議制不過“姑拾他人之緒餘，……借眾以淩寡，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于暴君，……至尤下而居多數者，乃無過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他還感歎道：“嗚呼！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變而為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于興國究何與焉。”[50]
今天看來，章太炎及其弟子們對代議制本身確實存在著某些誤解，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他們之所以由倡言民主共和而轉向嚴厲批評代議制，正是為了針砭當時清政府所謂“預備立憲”的騙局，正是為了徹底打破人們心中對“預備立憲”的幻想。而且，他們的這一思想轉變並非是對前期民主思想的背離。恰恰相反，正是通過他們的這種深刻剖析與反思，近代中國思想界對民主的認識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的思想無疑具有十分深遠的前瞻性和啟發性。
尤其還應該說明的是，民國建立後，正如章太炎所預料，民主共和屢屢遭到軍閥政客們的利用與踐踏。在這種情況下，章太炎及其弟子們則奮起維護共和，堅決反對復辟。章氏此時不僅“時危挺劍入長安”[51]，而且還“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52]，以至被幽禁數年之久。而當劉師培加入“籌安會”為袁世凱鼓吹復辟並企圖拉攏黃侃時，黃侃雖“雅與師培善”，但卻厲聲斥責道：“如是，請劉先生一身任之！”[53]隨即拂袖而去，與之絕交，鮮明表達了抵制復辟的立場。
總之，圍繞著立憲與共和問題，章門弟子不僅從正面直接駁斥了改良派的錯誤觀點，而且還在章太炎的影響下，對民主加以了深刻反思，深化了人們關於這一問題的認識。與此同時，他們還在實踐中堅決維護共和，與復辟派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抗爭。
綜上所述，早在辛亥革命時期，章門弟子就具有了相當成熟的政治水準，他們在與改良派論戰的過程中，分別就革命與改良、排滿與反帝、立憲與共和這三個問題，展開了系統深入的論辯，嚴正駁斥了改良派的謬論，澄清了人們的思想疑惑，在很大程度上壯大了革命派的輿論聲勢，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注釋：
[1][21][52]《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46、545、545頁。
[2]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兒童文學小論·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頁。
[3]殷孟倫：《序》，湖北省文史研究館校訂《黃季剛詩文鈔》，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頁。
[4][53]章太炎：《黃季剛墓誌銘》，《章太炎全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9、260頁。
[5]汪東：《同盟會和民報片斷回憶》，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6集，文史資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25頁。
[6][8][18][24][42]汪東：《正明夷“法國革命史論”》，《民報》第11號，1907年1月25日。
[7][25]汪東：《法國革命史論（續）》，《民報》第15號，1907年7月5日。
[9][50]《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8－50、73、45頁。
[10]許壽裳：《興國精神之史曜》，《河南》第4期，1908年5月5日。
[11][46]《錢玄同日記》第1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446頁。
[12]梁啟超：《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7頁。
[13][38][39][40][48]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07－308、519－520、203－204、244、385－386頁。
[14][20]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第71、366頁。
[15]康有為：《法國大革命記》，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選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89頁。
[16][30]汪東：《論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民報》第2號，1906年8月2日。
[17][26]黃侃：《專一之驅滿主義》，《民報》第17號，1907年10月25日。
[19]章太炎：《謝本師》，《民報》第9號，1906年11月15日。
[22][45]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底變遷》，《錢玄同文集》第2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111、114頁。
[23][28][51]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22、120、481頁。
[27]《民報》臨時增刊“天討”，1907年3月13日。
[29][41]章太炎：《復仇是非論》，《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274頁。
[31]汪東：《革命今勢論》，《民報》第17號。
[32]《周作人日記》上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5頁。
[33][43][44]《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6、39頁。
[34]《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23頁。
[35][37]周作人：《魯迅的青年時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131頁。
[36]《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11頁。
[47]錢玄同：《對於朱我農君兩信的意見》，《錢玄同文集》第1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頁。
[49]章太炎：《新紀元星期報發刊詞》，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624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