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0月25日，以趙三多為首的冠縣、威縣等地義和拳在冠縣蔣家莊馬場聚眾起事，公開揭舉出“滅洋”的旗幟。但旗幟上所書何語，卻言人人殊，計有“助清滅洋”、“扶清滅洋”、“順清滅洋”、“興清滅洋”、“舉清滅洋”、“從清滅洋”等六種。義和團運動在其興起和發展過程中，在不同的地域，產生過多種“滅洋”口號。這些語言色彩各有異同的口號，是與義和團運動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繫的，是判定各種不同類型的義和團組織宗旨的重要依據。冠、威兩縣為中心的直東交界地區義和拳，是義和團運動的主要來源之一，有些學者甚至認為義和團運動就是由冠、威地區義和拳開其端，因而，澄清其舉事口號尤有必要。 

一、伊索勒日記不足為據 

冠、威義和拳舉事口號之所以如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是因為迄今尚未發現有關這次舉事口號的原始中文記載。現有的六種說法中，“助清滅洋”、“興清滅洋”是依據調查或回憶材料，其他幾種則主要是譯自外國傳教士的記載。外國傳教士當時據傳聞將口號譯成外文記錄下來，在原始中文記載付諸闕如的情況下，這種外文記載當然是彌足珍貴的。但今天我們將這種譯為外文的口號再回譯為中文，卻並不容易。這種回譯，是一種復原的工作，一要符合外文的原意，二要通過認真的歷史考訂證明其在歷史上實際存在過。 

較早引起人們注意的外國傳教士的記載，是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士伊索勒(P. Remy Isoré)的日記。伊索勒漢名趙席珍，1898年任直隸威縣趙家莊教堂司鐸，兼任當地教會所設趙家莊公校校長。趙家莊距義和拳舉事地點蔣家莊約有30裏路，10月25日10時，有教徒將義和拳已經舉事的消息報告了伊索勒。伊索勒遂在日記中記錄了義和拳舉事的大體情況，特別是記錄了義和拳旗幟上所書口號為："Obeissance aux Tsing, mort aux Européens"（注：P.Remy Isoré,"La chrétienté de Tchao-kia-tchoang sur le pied de guerre"，轉引自Joseph W.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63。）。後來，施達格在所著《中國與西方：義和團運動的起源與發展》一書中引用了伊索勒的這一記載，並相應地將口號英譯為"Obedience to the Tsing;Death to the Europeans"（注：George Nye Steiger, China and the Occident: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oxer Movem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7, p.132.）。1941年，吳宣易將施達格此書節譯，以《庚子義和團運動始末》為書名出版。其中有關伊索勒日記部分的譯文是：“早晨六時，有人告餘，義和洛幾倫（即義和拳）已經起事，其旗幟系黃色而鑲以黑邊，上標扶清滅洋四字”（注：吳宣易譯《庚子義和團運動始末》，正中書局，1941年，第4頁。“早晨六時”系施達格原書誤譯。）。後來人們在提到施達格所引述的這段日記時，沿襲了吳宣易的譯法（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編譯組編譯《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第2卷，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118頁。）。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少義和團研究者都據以認為，趙三多所領導的義和拳舉事口號為“扶清滅洋”。其實，吳宣易將口號譯為義和團運動時期最為流行的“扶清滅洋”，本身是存在問題的。它既不符合施達格英譯的原意，也沒有其他文字資料和一般口述資料的佐證。 

隨著伊索勒日記法文原文的發現，人們對這一口號的譯法產生了懷疑。龔傑文首次據法文原文譯出了伊索勒日記的全文，其中將旗幟上所書口號直譯為“順清朝，殺歐洲人”（注：《義和團研究會會刊》1982年第1期，第35頁。）。之後，沈保義又對龔譯進行了校訂，校訂稿將該口號改譯為“順清，滅洋”（注：《義和團研究會通訊》第4期（1987年8月）第1頁。）。這兩種譯法都忠實于法文原文的文意，不過沈譯更符合義和團口號的一般格式。而且，“順清滅洋”口號是見於記載的歷史上確實存在過的口號。比義和拳舉事早一兩個月，四川大足的餘棟臣起義就曾經揭舉出這一口號。由此，一些論者開始主張，義和拳舉事口號就是“順清滅洋”。有的甚至進一步論證該口號早在1897年就已出現，並可能通過山東諸城籍大足縣令丁昌燕的管道傳向四川（注：路遙主編《義和拳運動起源探索》，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04-105頁。）。但這畢竟只是提出了一種猜想，而沒有提出相關的證據。“順清滅洋”口號發生於四川大足，有其產生的特殊歷史條件。“順”是與“逆”、“反”相對舉的。餘棟臣起義隊伍以哥老會為主體，哥老會是以“反清複明”為宗旨。餘棟臣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反對外國教會鬥爭的需要，改變多數哥老會員堅持的“反清”宗旨，才有“順清”的提出。在趙三多所領導的義和拳那裏，並無反清的背景，有一些義和拳師甚至連趙三多參與反對天主教會的行動都加以反對，說：“我們的祖師從明末清初傳道到現在夠十六七代了，文的燒香與人治病，武的練武以壯自己身體，沒有做犯亂的事”（注：山東大學歷史系編《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齊魯書社，1980年，第334頁。）。既然趙三多及其義和拳以往並無反清宗旨，又何來“順清”之說呢？ 

實際上，“順清滅洋”口號只在四川大足出現過，此後，在整個北方地區，在整個義和團運動興起、發展直至失敗的過程中，就再也沒有發現過這一口號。與“扶清滅洋”的譯法相比較，“順清滅洋”雖然符合法文原文的文意，但在歷史記載和口述資料中，卻得不到任何支持。因而，伊索勒對義和拳口號的記錄，可能系傳聞過程中出現錯誤或翻譯有誤。 

至於有的著作將這一口號譯為“從清滅洋”（注：周錫瑞：《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張俊義、王棟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7頁。），其不足采信，就更加明顯了。 

二、“興清滅洋”說信而有征 

1960年，山東大學歷史系師生開展過一次大規模的義和團調查，取得了大量的口述史料。這次調查結束後彙編成的《山東義和團調查報告》認為，趙三多義和拳的舉事口號為“助清滅洋”。在這之後，“助清滅洋”說便為不少研究者所接受。但這種說法的惟一依據，是一位名叫郭棟臣的老人的回憶及所撰《義和團的緣起》。據說郭棟臣擔任過趙三多的文書（注：但梨園屯村老人張老和說，光緒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間，趙三多的密信多叫張老和代寫。見山東大學歷史系編《山東義和團調查報告》（內部鉛印本，1960年？），第43頁。），後來曾任晉冀魯豫參議會參議、河北省政協委員、河北省文史館館員（注：山東大學歷史系編《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第327頁。）。他在當地是一位很有身份、很有閱歷的人物，對義和拳的活動也敍述得最為系統和完整。他所具備的這些優勢，顯然影響了調查人的判斷。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調查報告》完全忽略了另外的說法，即出自普通老百姓之口的“興清滅洋”說。其實，口述資料的準確性，本不以人的身份為標準；而豐富的閱歷，反倒可能使人記憶的準確性受到影響。 

1980年，齊魯書社出版了《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該書在“冠縣地區義和拳的組織源流”項下，首次披露了1960年調查中得到的如下說法：“（義和拳）集中在村中時，在廟前立了一個大旗，黃色，沒有邊，長方形，書有”興清滅洋“四個大字。”（注：《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第268頁。又見路遙主編《山東大學義和團調查資料彙編》上冊，山東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4頁。）提供這一說法的老人叫于忠海，生於1879年，是冠縣（今南宮縣）梨園屯前街人。義和拳舉事便是起因於在該村持續多年的梨園屯教案。由於這一資料並非列於“義和拳的口號與民謠”項下，所以往往被讀者忽略。2000年，在義和團運動百周年之際，《山東大學義和團調查資料彙編》問世，“興清滅洋”又多出一件口碑：“趙老祝（即趙三多）的大旗是白洋布的，寫著黑字‘興清滅洋’。旗為長方形。”（注：《山東大學義和團調查資料彙編》上冊，第64頁。）這也是1960年調查所得的材料。提供者李繼曾是與梨園屯、蔣家莊同屬冠縣十八村的幹集村人（今屬南宮），義和拳起事時已有27歲。這樣兩位不住在同一村子、無相互影響之嫌的普通農民，都說義和拳舉事時旗幟上所書為“興清滅洋”，比“助清滅洋”之只有一人提供，可信的程度顯然是更大一些。 

對於促進這一問題的解決，美國學者周錫瑞(Joseph W.Esherick)客觀上有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他從美國公理會傳教檔案中，發現了在當地傳教的美國基督教傳教士艾肯(E.E.Aiken)1898年11月10日致史密斯(Judson Smith)的信。在該信中，艾肯把義和拳舉事時的口號譯錄為："Up with China and Down with the foreigners。"（注：E.E.Aiken to Judson Smith,10/11/1898,ABC16.3.12,vol.17,no.71.轉引自Joseph W.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63.）不過，周錫瑞似乎並未認真考慮這一口號的確切含義，只是根據傳統說法籠統地認為，這一口號和伊索勒所記錄的口號，實際上是“扶清滅洋”或“助清滅洋”("Fu-Qing mie-yang"or"Zhu-Qing mie-yang")，也就是支持清朝消滅洋人的意思。而艾肯所記錄的這一口號又被周著中文版的譯者譯為“舉清滅清”（注：周錫瑞：《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張俊義、王棟譯，第187頁。）。這種譯法之令人費解，不必置論。其實，"Up with China"就是“振興中國”的意思，將艾肯所記錄的口號回譯為“興華滅洋”或“興清滅洋”，應該是準確而適當的。 

在前舉所有口號中，多數都屬孤證，只有“興清滅洋”才有兩件口碑完全一致，並有口碑資料與外文文獻記載在文義上的吻合。有了這兩點，趙三多義和拳舉事口號為“興清滅洋”，基本上就可以論定了。 

三、“興清滅洋”口號的來龍去脈 

長期以來，多數論者認為冠、威義和拳舉事口號是義和團口號的首次出現。但近年的發現證明，早在甲午戰爭之際，就已經出現了類似或相同的口號。 

國家圖書館藏有部分甲午戰爭期間官員奏稿的抄件，其中一件，系光緒二十年九月（1894年10月）一位主戰派官員所具，該奏摺在陳述主戰理由時稱：“又況外患不除，內憂恐起。近聞山東曹濮、安徽潁亳各地方，伏莽欲動，假‘興華滅洋’為名。道路傳聞，未知確否。”（注：“光緒年奏稿”，清寫本，國家圖書館藏，289.4/8990。）這裏出現的“興華滅洋”，顯然是被作為一種口號來使用的，雖系“道路傳聞”，但其真實性是無法否認的。它與後來見於大量文獻記載的義和團的“興清滅洋”口號僅一字之差，恐非謠言家所能捏造。值得注意的是，該奏摺所指出的山東曹濮、安徽潁亳，是一個不小的區域。在曹濮和潁亳之間，還有河南省的歸德府及江蘇省的徐州府。1894年，正是在這一四省交界之區，興起了大刀會。大刀會以習練與傳播金鐘罩術（也稱鐵布衫法）為主要特點。金鐘罩取“金鐘罩體”之意，至遲在清乾嘉年間就已開始流傳，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教習者聲稱，練成後可以不畏刀砍棒擊，有所謂“刀劍鐵尺不能傷身”（注：中國歷史檔案館編輯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續編》下冊，中華書局，1990年，第1950頁。）的說法。但大刀會不僅宣揚可以“不畏棒擊刀砍”，而且宣揚“不畏火槍洋炮”（注：《山東時報》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1896年9月11日）。）。在帝國主義列強憑藉洋槍洋炮欺侮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形勢下，大刀會做這樣的宣傳，適應了廣大群眾尋求“避槍炮之術”（注：（民國）《茌平縣誌》卷11，第19頁。）的社會心理。從“不畏火槍洋炮”的追求本身，人們就可以自然地演繹出滅洋除教的宗旨。所以，這一地區出現的“興華滅洋”口號，顯然是大刀會提出的。當時當地不可能有其他的“伏莽”能提出這樣的口號。而且，甲午戰爭時期當地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和社會氛圍，也為在廣闊的範圍內宣揚這一口號準備了條件（注：參見王如繪《甲午戰爭與山東大刀會的興起》，載《東嶽論叢》1984年第4期；《大刀會與義和團運動》，收入《義和團運動與近代中國社會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齊魯書社，1992年）。）。 

對於大刀會擁有這樣的口號，還可以提出一個佐證。1898年4月在山東遊歷的德國人海司(Ernst von Hesse-Wartegg)，在當年出版的著作中，曾指出大刀會的宗旨為："Vertreibung der Mandschuregierung,Vertreibung der "（注：Ernst von Hesse-Wartegg,Shantung und Deutsch-China,Verlag von J.J.Weber in Leipzig,1898,S.247.）。此語譯成中文應該是“反清滅洋”。由這一記載，我們首先可以肯定，大刀會確實擁有“×清滅洋”形式的口號。至於海司為什麼記錄為“反清滅洋”，可以有兩種解釋：其一，海司的說法來源於德國教會，教會有意抹煞大刀會“興華”、“興清”的宗旨而故意將其換為“反清”，藉以挑動清政府懲辦大刀會。如1896年單、曹等縣教民就曾罵大刀會是“白蓮教妖人”（注：中國歷史檔案館編輯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續編》上冊，中華書局，1990年，第6頁。），德國駐華公使紳珂也曾據教會來函提醒清政府，“察看情形，該匪未嘗無叛反朝廷之心”（注：《教務教案檔》第6輯(1)，臺北中研院近史所編印，第137頁。）。其二，大刀會在1896年遭清政府鎮壓後，也可能會有部分大刀會人改“興清”為“反清”。 

到1898年10月趙三多義和拳舉事，大刀會的傳播已經有四年多的時間。與直隸東南部緊密相連的整個山東西部，恰恰是大刀會傳播活躍的地區。“興華滅洋”口號流行地曹濮的“濮”，當指曹州府黃河以北的濮、範、朝、觀等州縣以及兗州府的陽穀縣。這裏密邇直隸的開州、大名等府，本是大刀會早期傳播的重點地區，大刀會的創建人趙天吉就是陽穀縣人。在山東西北部，長清、茌平、高唐、平原、恩縣一帶，大刀會早有傳播，後來並與當地特點結合，形成了名為神拳（全稱應為金鐘罩神拳）的組織。這樣，在山東西部由南至北一段很長的地帶，大刀會在傳播過程中必然對冠、威等縣及整個直隸東南部產生影響。顯然，冠、威義和拳在舉事時打出“興清滅洋”的旗號，是接受大刀會“興華滅洋”（或“興清滅洋”）口號影響的結果。 

1899年，以山東西北部神拳傳播的地區為中心，山東省的反教會鬥爭再度趨於活躍，下半年掀起高潮。這年7-8月間，各地流傳著這樣的歌訣：“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誠心用功，可以避刀劍，可以避槍炮。上奉太后密旨，下尊毓賢命令，興大清，滅洋教。”（注：《萬國公報》卷132，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其中就包含有“興清滅洋”口號。10月11日，朱紅燈為首的神拳在平原縣杠子李莊起事，在旗幟上“大書特書曰‘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而且“從此旗幟飄揚，皆‘興清滅洋’之字矣”（注：《彙報》第146號，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1900年1月17日）。）。在此前後，莘縣等地方還有“保清滅洋”旗號的出現（注：《彙報》第142號，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1900年1月3日）。）。從此，神拳改名義和團，完整意義上的義和團運動已經形成，神拳成為義和團運動的主導形態。 

鑒於神拳與大刀會的淵源關係，我一直認為，神拳的“興清滅洋”口號直接來源於大刀會的傳播；但由於冠、威義和拳舉事早于朱紅燈平原舉事，有的論者更多地注意到直東交界地區義和拳對山東西北部地區神拳的影響，包括“滅洋”口號的影響，這是需要繼續深入研究討論的問題。但本文所關注的，則是“興清滅洋”口號在不同地區、不同組織之間傳播的一致性。 

四、“扶清滅洋”、“助清滅洋”是附會神意的口號 

冠、威義和拳舉事口號之非“扶清滅洋”、“助清滅洋”，除了前面所陳，還有一條更為重要的理由，即它們是晚於“興清滅洋”出現的口號，是義和團附會天意、神意的產物。 

“扶清滅洋”首見於1900年1月6日（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彙報》的如下報導：“今聞景州一帶，大刀會匪高建白旗，上書‘義和團’字樣……新授貴州提督梅軍門東益，特見北洋大臣謂：“查得該匪已入獻縣境內，旗書‘扶清滅洋’四大字。”據林學瑊《直東剿匪電存》，梅東益奉命查禁義和團，於1899年12月10日（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到景州，與景州、阜城、故城、吳橋、東光各州縣官會哨後，擬由阜城、交河、獻縣一路北行佈防，然後定於17日赴津述職。因景州、深州一帶義和團大起，直督裕祿阻其赴津，加派候補道張蓮芬與其一同帶隊赴深、景二州（注：北京大學歷史系近現代教研室編《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第2輯，中華書局，1964年，第54頁。）。所謂“特見北洋大臣”，系傳聞失實，但梅東益隨時將查辦情況電告北洋，卻是理所當然的。據此，則在1899年12月上旬，“扶清滅洋”口號即已出現。另據記載，張蓮芬赴景州一帶查辦義和團後，“回津呈白旗子二竿，一為‘扶清滅洋’，一為‘神傳義和團’，並神符咒及所授天書圖籍等件。”（注：佐原篤介、浙東漚隱輯《拳事雜記》，資料叢刊《義和團》第1冊，神州國光社，1951年，第241頁。）這與上述史料亦完全吻合。 

“助清滅洋”口號最早出現於何時，未見文獻記載，袁昶《亂中日記殘稿》說：“義和團者……初起名曰大刀會。自前年平白要辦積穀團練，乃以為兵食等事責之民間，自然充足，於是辦團令下，便樹旗曰義合團，或又曰義和團。有‘奉旨團練’之旗，有‘替天行道’之旗，有‘助清滅洋’之旗。”（注：資料叢刊《義和團》第1冊，第345頁。）論者或以為此處“助清滅洋”之旗即指冠、威義和拳舉事時所樹之旗，實誤。這段話共有三句，前兩句是說義和團的來源，後一句是說作者在北京所見之旗。此文後面未引出的話，皆為作者描寫北京義和團之語。類似對北京義和團“助清滅洋”口號的描述，《西巡迴鑾始末記》亦記雲：“以尖角旗懸於門上，書‘奉旨義和團練’或‘義和神拳’字樣。其旗之長方者，或書‘助清滅洋’，或書‘替天行道’”。（注：羅惇曧：《庚子國變記》，中國歷史研究社編《庚子國變記》，神州國光社，1951年，第129頁。）這都是1900年夏天的情形，並非“助清滅洋”口號的最早出現。 

但在調查材料中，“助清滅洋”口號約於1899年末大量出現于直隸的景州、阜城一帶。在山東大學師生1966年對景州、阜城義和團的調查中，被提到過的口號（旗號）凡15種，其中“助清滅洋”被提到11次（景州7次，阜城4次），“保清滅洋”3次，“扶清滅洋”1次（均在景州）（注：山東大學歷史系近代史教研室編《河北景州、棗強、衡水地區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收入《山東大學文科論文集刊》1982年第1期，第169-175頁。）。可見“助清滅洋”與“扶清滅洋”兩個口號大約同時或相繼出現于景州、阜城一帶。時人記載：“平原匪與官軍開戰，各有死傷，東撫毓賢不懲匪徒，反將地方官參革，故拳勢熾張，托詞於‘扶清滅洋’，糾合東直兩省匪類及貧民之湖（糊）口無資者，廣為羽翼。”（注：李：《拳禍記》上編，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05年，第39頁。）平原縣令蔣楷被參革，是在當年（己亥）九月二十一（即1899年10月5日）（注：蔣楷：《平原拳匪紀事》，資料叢刊《義和團》第1冊，第360頁。）。距《彙報》記載該口號出現的1899年12月僅隔一兩個月，兩者基本上是吻合的。而且這一記載還說明了一個事實，即“扶清滅洋”口號的出現，與山東平原一帶神拳的活動向北影響到直隸有關。 

從“興清滅洋”到“扶清滅洋”、“助清滅洋”，明顯發生了變化。對於“清”的含義，有的主張作“清朝”解，有的主張既可作“清朝”解，也可作“中國”解。我們不妨以後一種解釋為假定的前提對這類口號進行一下比較。由於“興清”可以是包括皇帝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和義務，主體和客體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這裏忽略了主體，而重在“興清”這個目標本身。“扶”有“扶持”與“扶助”兩層意思。前者是持之不使傾倒的意思，後者是幫助弱小的意思。義和團有時使用“扶保”一詞，大概兩種意思兼具。在這兩種意義上，“扶清”和“助清”都不僅僅是強調了目標本身，而是同時表現了主體與客體“清”的分立，表現了主體的強大和客體“清”的危殆和弱小。 

所以，有研究者指出，通過這類口號，“至少表明了義和團是以對等獨立的地位去扶持清政府”（注：路遙：《義和團研究述評》，收入義和團運動史研究會編《義和團運動史論文選》，中華書局，1984年，第532頁。）。在義和團興起後，一些主張鎮壓的清朝官員就已經發現了這種口號在實質上所具有的對清政府的不恭，他們甚至認為義和團提出這種口號是別有用心的。如陝西巡撫端方在所發佈的告示中說：“向來各處匪徒，多駕名於‘助清滅洋’。中國自有威權，何取乎若曹之助？外人但安本分，何至用若曹之滅？只恐助清者適為清憂，滅洋者益增洋釁。”（注：佚名：《西巡迴鑾始末記》，中國歷史研究社編《庚子國變記》，第231頁。）京官袁昶、許景澄在奏摺中則指斥義和團說：“扶者，傾之對，能扶之即能傾之，其心不可問，其言尤可誅。”（注：資料叢刊《義和團》第4冊，神州國光社，1951年，第165頁。） 

上述說法顯然把義和團當成了“扶清滅洋”、“助清滅洋”的主體。如果把義和團當做這兩個口號的主體，那麼其中的“清”只能作“清朝”解。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把“扶清”、“助清”解釋為扶持清朝還是幫助清朝，都表現了義和團對清政府的獨立性，也多少表現出對清政府的不恭。而如果把“清”解釋為“中國”，把“扶清”、“助清”解釋為義和團扶持、幫助中國，在邏輯上便很難講通。 

然而，如前所述，很多義和團在打出“扶清滅洋”、“助清滅洋”旗號的同時，還打出了“奉旨義和團練”、“奉旨團練”等旗號。這種旗號表明，他們是以大清國臣民的身份出現的，這與人們通常對“扶清”、“助清”一類口號表達的情緒的分析並不一致。這需要合理的解釋。 

其實，只要具體考察一下“扶清滅洋”、“助清滅洋”這兩個口號標出時的具體情形，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先看“扶清滅洋”口號的表況：1.在一件名為《京都順天府宛邑齊家司馬蘭村義和團曉諭》的揭帖中，“扶清滅洋”是這樣出現的：“今以上天大帝垂恩，諸神下降，赴垣設立壇場，神傳教習子弟，扶清滅洋，替天行道。”（注：資料叢刊《義和團》第4冊，神州國光社，1951年，第148頁。）2.佐原篤介、浙東漚隱輯《拳事雜記》載，1900年5月下旬，有人描述直隸雄縣義和團標舉這一口號的情形是：“旗書‘義和團替天行道扶清滅洋’字樣。”（注：資料叢刊《義和團》第1冊，第250頁。）3.《拳變余聞》載：曹福田的義和團隊伍“紅旗大書‘曹’字，側書‘扶清滅洋天神天將義和團’”。（注：羅惇曧：《拳變余聞》，中國歷史研究社編《庚子國變記》，第29頁。）4.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記天津義和團的情況說：“每一壇樹大旗一對，上書‘天兵天將，扶清滅洋’。”（注：資料叢刊《義和團》第2冊，神州國光社，1951年，第7頁。）5.佚名《天津一月記》記天津義和團的情況說：“團居江蘇、浙江各會館，門懸大黃旗兩面，上書‘替天行道，扶清滅洋’等字。”（注：資料叢刊《義和團》第2冊，神州國光社，1951年，第151頁。）上舉5例，基本包括了“扶清滅洋”口號原始記載的多數情況。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義和團並沒有直接把自己當成“扶清滅洋”的主體，而是把“扶清滅洋”附會為“上天大帝”的意志，是“神意”和“天道”，是上天大帝派下天神天將，傳習義和團，假義和團之手“扶清滅洋”。義和團扮演的是“替天行道”的角色。 

有關“助清滅洋”的完整記載較少。前述袁昶《亂中日記殘稿》所記“有‘替天行道’之旗，有‘助清滅洋’之旗”，這兩種旗是像聯語一樣同時打出的。又前述《西巡迴鑾始末記》所載：“以尖角紅旗懸於門上，書‘奉旨義和團練’或‘義和神拳’字樣；其旗之長方者，或書‘助清滅洋’，或書‘替天行道’。”在這些地方，“助清滅洋”與“替天行道”都不是單獨存在的。這說明，義和團同樣也把“助清滅洋”說成是“天道”，自己是在“替天行道”。 

在“助清滅洋”、“扶清滅洋”口號肇始的直隸景州、阜城等地，也正是義和團的神道觀念較早盛行的地方。前述張蓮芬查到白旗兩竿，並“神符咒及所授天書圖籍等件”，兩竿旗子一為“扶清滅洋”，一為“神傳義和團”，這兩竿旗子也是相互為用的。它同樣說明，“扶清滅洋”的主體是“神”，如果說是義和團，那也是得到了神的傳授，執行的是神的意志。景州義和團首僧武修（晤修）在旗幟上大書“奉玉皇差遣除滅洋人”（注：龍顧山人：《庚子詩鑒》，《義和團史料》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35頁。），正可以為他們打出的“扶清滅洋”旗幟作注腳。就是在武修舉事的地方，當時還出現有“神助滅洋”的旗幟（注：李：《拳禍記》上編，第49頁。）。 

所以義和團說的“扶清”、“助清”，是天扶天助、神扶神助而非簡單的人扶人助。在義和團運動高潮階段，義和團散發了大量的揭帖，如《慶王爺四月九日夜間子時連得三夢》中所說的：“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萬神兵，教傳義和團神會，特借人力，扶保中華，逐去外洋。”（注：包士傑：《拳時上諭·雜錄》，資料叢刊《義和團》第4冊，第147頁。）又如《神助拳，義和團》揭帖中所說的“神出洞，仙下山，扶助大清來練拳”（注：僑析生：《拳匪紀略》卷3，上洋書局1903年石印本，第23頁。），還有北京“各處喧言”：“洋人進京四十年，氣運已盡，天意該絕，故天遣諸神下界，借附團民之體，燒盡洋樓使館，滅盡洋人教民，以興清朝。”（注：仲芳氏：《庚子記事》，《近代史資料》編輯室編《庚子記事》，科學出版社，1959年，第12頁。）等等，宣傳的都是這種天扶天助、神扶神助的觀念。只有理解了這一層意義，才可以正確地解讀“扶清滅洋”、“助清滅洋”口號，才可以理解，為什麼被袁昶等清政府主剿派官員視為“其心不可問，其言尤可誅”的口號，在一定時期內反倒能被一批清政府官員甚至慈禧太后所接受或默認。所以在一般人的觀念上，也就不存在義和團與清朝“對等獨立”等問題了。 

總之，義和團“助清滅洋”、“扶清滅洋”的口號於1899年底左右出現在景州、阜城等地，它是義和團在山東西北部神拳基礎上進一步神化後出現的現象。冠、威義和拳本無“刀槍不入”、喝符念咒、降神附體等神秘色彩很濃的儀式，1898年10月舉事的時候也還沒有神化，因而不可能提出“助清滅洋”、“扶清滅洋”這樣的附會神意的口號來。按照郭棟臣的說法，趙三多1899年5月曾到正定大佛寺與各縣拳首聚會，會上趙三多接受建議，決定與靜海等地吃符念咒、會刀槍不入的鐵布衫聯為一氣，並將義和拳定名為“神助義和拳”（注：《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第336頁。）。如果確有其事，也是在蔣家莊舉事大半年之後，義和拳才開始神化。而所謂“大佛寺會議”，只有郭棟臣的這一種說法，沒有其他任何文字的和口頭的資料的佐證，本身疑竇頗多。 

郭棟臣在《關於義和團緣起之補充資料》中有這樣的回憶：“光緒二十六年四月間，趙三多在景縣、阜城立起‘興清滅清’的旗號來。”（注：《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第337頁。）這裏又告訴我們，趙三多義和拳確實樹立過“興清滅洋”的旗號，否則郭棟臣不可能平白說出一個他壓根兒沒有見過的口號。問題只在於，他對時間、地點的記憶是否準確。如前所述，在景州、阜城一帶，最為流行的口號是“助清滅洋”和“扶清滅洋”，還有“神助滅洋”和“保清滅洋”，卻從未見有“興清滅洋”的文獻記載和口碑。據常理推論，趙三多在景州、阜城參與當地義和團的鬥爭，所樹立的旗號也應隨俗而為“助清滅洋”。他之稱“神助義和拳”，也應是在此時此地。聯繫到郭棟臣所說1898年10月義和拳舉事旗號是“助清滅洋”，不禁使人產生這樣一種推斷：趙三多在冠縣1898年10月打出的是“興清滅洋”，1900年在景州、阜城打出的是“助清滅洋”。兩者相距僅一年半左右的時間。郭棟臣老先生在近60年之後回憶這一段往事，難免記顛倒了。 

        （資料來源：《歷史研究》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