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紀６０—９０年代前期，中國出現了“洋務運動”。由於客觀形勢對教育的需要，洋務派對中國傳統的封建教育進行了某些改革。本文試就此問題進行探討。
一
洋務派認為，“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1］他們所提倡的“西學”，主要是學習“西文”和“西藝”。所謂“西文”，就是外國語言文字；所謂“西藝”，指的是西方的科學技術。清朝統治者一向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直到鴉片戰爭英國侵略軍用大炮打開中國大門之後二十多年，中國統治者對外國情況依舊全然不知。1867年奕訢回顧說：“洋人敢入中國肆行無忌者，緣其處心積慮在數十年以前，凡中國語言文字，形勢虛實，一言一動，無不周知，而彼族之舉動，我則一無所知。”［2］在當時，如“遇中外大臣會商之事，皆憑外國翻譯官傳述，亦難保無偏袒捏架情弊”。那些“僅通洋語者十之八九，兼識洋字者十之一二”的幾個“通事”，常被雇用來傳達有關中外交涉。他們或者“籍洋人勢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或者“假手其間，勾結洋兵為分肥之計。”“欺我聾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釀成大釁。”［3］國家沒有外語人才，等於沒有耳目口舌，無法進行正常的外交，這不僅引起統治階級的嚴重不安，而且對國家民族也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奕訢在1862年奏摺中指出：“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蒙。”［4］更何況1858年《天津條約》規定三年之後一切中外條約一律只用英文不用中文。因此，掌握外語，培養翻譯和外交人才，成為極其迫切的任務。
出於上述目的，以奕訢、李鴻章等為代表的洋務派，先後創辦了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臺灣西學堂、琿春俄文書院、湖北自強學堂等外國語學校，教學西文。清政府還不惜重金，聘用洋人教習語言文字。
從上述學校辦學的目的、任務、授課內容以及學生的出路等方面可以看出，這類學校的性質應該說是帶有資本主義因素的封建的民族教育，而不是買辦教育。它們的創設雖然為了維護清朝封建統治，但無疑對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是有利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了中國人民不願當亡國奴的民族願望。
至於這類學校聘用洋人執教，也是當時情勢所迫。在中國人對外國情形和語言文字“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為了培養本國的外語人才，聘用洋人也還情有可原，對此不應苛求。問題的關鍵在於聘用這些人以後對他們採取什麼政策。當英國駐華使館參贊威妥碼推薦在華傳教士包爾騰充任同文館教習時，奕訢向他事先聲明：“只學語言文字，不准傳教。”［5］1863年廣州同文館開始籌建時，清廷上諭再次強調：“惟該館學生專習外國語言文字，不准西人藉端影射，將天主教暗中傳習，該撫仍當隨時稽察毋令滋弊。”［6］奕訢也曾說明：“雇覓洋人，不過與之講究其法，並奏明不修弟子之禮。”［7］雇用洋人說明這類學校對外國有一定的依賴性，但只是在無可奈何時採取的權宜之計。奕訢曾為此具奏說明這一觀點：“招考天文、算學，請用洋人，原欲窺其長短以收知彼知此之效也。並以中國自造輪船、槍炮等件，無從入手，若得讀書之人旁通其書籍、文字，用心研究，譯出精要之語，將來即可自相授受，並非終用洋人。”［8］奕訢上述這段話還說明了學習西文不但是外交活動的需要，而且也是“中國自造輪船、槍炮”的需要，是將來“自相授受”西藝、西文的需要。
學習西藝的目的，首先是為了“自強”。李鴻章認為：“自強之道在乎師其所能，奪其所恃耳。況彼之有是槍炮、輪船也，亦不過創制於百數十年間，而侵被於中國已如是之速。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學愈精，愈推愈廣，安見百數十年後，不能攘夷而自立耶？”［9］監察禦史陳廷經也認為：“惟念夷情叵測，反復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國，其所以逞其貪縱者，不過恃有長技耳……彼有其機巧，我非不可以學習。”［10］奕訢也曾指出：“中國所當學者固不止輪船、槍炮一事，即以輪船、槍炮而論，雇買以應其用，計雖便而法終在人；講求以得其源，法既明而用將在我。”［11］左宗棠對於學習西藝的目的說得更為直截了當：“……此時而言自強之策，又非師遠人之長，還以治之不可。”［12］船政大臣黎兆棠也反復建議：“機器之用，具有至理，必須考究於平日，若臨時猝辦，即無及矣。故當今之急務，以開學館，培人才為最。”［13］在國內矛盾轉入低潮以後，洋務派謀劃禦敵之方，創辦學校，培養人才，目的在於自強。
為了培養洋務活動所需要的科學技術人才，洋務派于８０年代中至９０年代初先後辦起了中國最早的一批專業學校和軍事學校。如江南製造局附設機械學校、馬尾船政局附設船政學堂、天津電報學堂、天津水師學堂、上海電報學堂、天津武備學堂、廣東陸師學堂、廣東水師學堂、湖北鐵路局附設化學堂、礦學堂、天津軍醫學堂等等。這些學校學習軍事、製造、醫療等方面的科學技術。
洋務派很重視留學教育，認為此舉“較京、外所設同文館當有實獲。”［14］因此派不少學生去英、法、德、美、日等國學習，為國內西文、西藝學校培養師資。按曾國藩的設想，“凡遊學他邦得有長技者，歸即延入書院，分科傳授，精益求精，其於軍政船政直視為身心性命之學。”［15］留學教育是洋務派教育改革中的一件突出的大事，是中國教育走向世界的空前壯舉。其中以1872年開始的，被容閎自豪地稱為“於中國二千年歷史中，特開新紀元”的幼童留美活動，是規模和影響最大的一次。原計劃分４年，每年派遣30名，共120名，在美國學習15年，按出洋先後分批回國。由於頑固派陳蘭彬、吳子登從中作梗；特別是由於美國政府違背1868年條約的規定，歧視中國學生，拒絕中國學生入陸海軍學校學習；再加上美國政府迫害華工等等原因，不期於1881年未完成學業就提前召回，僅留詹天佑等10人繼續學習。
二
第一批近代化學校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出現以後，就對科舉制度和傳統思想進行了猛烈衝擊，新式的洋務教育與舊制度、舊思想發生了很大的矛盾。教育改革遭到了頑固派的抵制和反對，洋務派與頑固派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持續了30多年，主要焦點是要不要採用西學，要不要改革科舉制度。
頑固派向來認為采西學、辦洋務是離經叛道、傷風敗俗的事，特別是1866年同文館增設科學館，從正途出身的中小官員中選拔天文、算學學員這一決定，使矛盾更加激化，爭論很快達到高潮。頑固派認為這事有傷國家的政治體面，與士習人心大有關係，堅決進行阻撓。監察禦史張盛藻首先發難：“若令正途科甲人員習為機巧之事，又籍升途、銀兩以誘之，是重名利而輕氣節，無氣節安望其有事功哉？”［16］當這一議論受到上諭批駁之後，大學士倭仁便親自出馬，要求“立罷前議”。他說：“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如天文、算學必須講習……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同文館延聘夷人教習正途一事，上虧國體，下失人心……轉致于人才政體兩無裨益也。”［17］倭仁的言論一經流傳，“京師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議，約法阻攔，甚且以無稽謠言煽惑人心”，竟然使得不再有人去總理衙門投考了［18］。頑固派紛紛陳詞，他們有的說此事“不當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於眾論，而必欲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19］有的說：“事事師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親上之民心也。”［20］有的攻擊洋務派是洪水猛獸，亂臣賊子，指名攻擊洋務“專以用夷變夏，破壞中國數千年相承之治法。”［21］他們拒絕西方的一切東西，反對中國的任何進步，他們是封建統治階級中最腐朽、最反動的政治勢力，是中國社會進步以及科技、教育發展的最大障礙。
以奕訢、李鴻章等人為代表的洋務派，能夠認識到中國落後，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比較講究實際，是封建統治階級中較有遠見，較為開明的一部分勢力。他們從今文經學派經世致用、格物致知出發，運用儒家聖賢之道這個舊武器，回敬頑固派的攻擊，並提出了變法自強，行法得人等改良措施，為中國社會諸多進步開了風氣之先。就西學引入中國一事物說，他們是有很大貢獻的，他們與頑固派的爭論說明了這一點。
奕訢在回答頑固派非難時說：“查周禮考工一記，所載皆梓匠輪輿之事，數千百年，黌序奉為經術，其故何也？蓋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學，學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並非強學士大夫以親執藝事也，又何疑乎？”［22］貴州候補道羅應旒奏摺中說：“聖賢之道不外經權，事之有不屑為者其常經也，時之有不能不為者其權變也。況古之為學，六藝中有射、禦、書、數，射所以習武，禦與書、數所以備用……今機汽之學已為西人發洩其機不可遏，而其事適於用，亦射、禦、書、數之流也，不過藝而已矣，于吾聖賢之學何害乎？”［23］李鴻章指出：“古無久而不敝之法。……師彼之長，去我之短，及今為之，而已遲矣。”［24］“我朝處數千年來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終無以自強。”［25］他強調要“節省冗費，講求軍實，造就人才，皆不必拘執常例，而尤以人才為亟要。”［26］指出了改革教育，培養人才對於變法自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李鴻章還希望各地廣辦學堂，以便“就地作養人才。”［27］在洋務派的主持下，中國近代第一批官辦學校終於衝破重重障礙，破土而出。
新型學校的開辦，給中國帶來了新的氣象，在中國教育史上開創了新的面貌。但是，“以時文進身，以資格補官”［28］的傳統的入仕途徑沒有改變，“文武兩途，仍舍章句弓馬未由進身”［29］，這就不能不極大地壓抑著知識份子投身科學的積極性。“世家有志上進者皆不肯就學”［30］，就是因為四書五經、八股時文之類仍可用來獵取功名利祿，還被認為“正途”，而由西學進身仍被視為“旁門左道”，甚至是“邪門歪道”，因此人們對西學的態度較為冷淡。洋務派從比較現實的功利主義出發，要求“破去千年以來科舉之畦畛”［31］，對從事“實學”者“定以登進之階，令學成者與正途並重”［32］，或者“於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33］。有的奏請對通曉算學而“正場”文字稍遜者破格錄用或“寬予錄取”［34］。經洋務派長期爭取，西學仕進逐步取得一些進展。1862年京師同文館成立後，對優生升途有明文規定；1864年廣州同文館成立，後經奕訢奏准，“該同文館學生如三年學成，駐防滿漢旗人應准作為翻譯生員，准其翻譯鄉試，並文鄉試”［35］。以後翻譯鄉試推廣到其他外語學校；1887年，經監察禦史陳琇瑩奏准，把算學列為科舉項目，第二年戊子科鄉試取中算學舉人一名。西學終於滲入科舉，贏得了一席之地，這是洋務教育對科舉制度的重大突破，也是日後最終廢除科舉制度的第一步。
洋務派關於教育改革的主張及其實踐，在開創風氣，激勵後進，促進科學技術和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中國的傳播等等是不可低估的。頑固派廣立鈞的一段話正好反映了這種情況。他說：“聞同治年間，朝士懵於洋務，偶有談效法外洋之便者，群相訾笑”，可是到了光緒十五年“幾于人習其說”［36］了。這正說明洋務改革，在當時中國是一種先進的思潮，是順應歷史潮流的，因而逐步深入人心，贏得越來越多的人的支持。就連康有為這樣的先進分子，當年在萬木草堂講學時也是“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37］，基本上是與洋務派教育思想一致的。否認洋務運動的進步意義，是違背歷史潮流的。這場西學與中學、學校與科舉之爭，即改革與守舊的鬥爭，是封建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客觀上，它反映了中國人民謀求改變封建落後面貌，擺脫殖民壓迫的願望。
三
在洋務派與頑固派的教育辯論中，我們發現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支持者的許多議論是可取的。茲錄其大略，以供探討。
１．愛國主義教育是學校教育的根本任務和重要內容。講歷史是愛國教育的重要手段。為了說明“華人之智巧聰明不在西人以下”［38］，洋務派舉過不少例子。有的說：“機汽之學，西人賴以富強者，其發端皆自吾中國始。如周公之指南，公輸子之木鳶，武侯之木牛、流馬，虞允文之輪船，以及天文算學之類，具其時皆西人意計所不及者也。”［39］有的說：“聞歐羅巴算學初名東來法，然則彼固非生而知之者。彼師我而勝我，我師彼奚必不能勝彼？”［40］讓人們瞭解我們中國曾經是世界上科學技術最發達的國家，有利於增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２．學以致用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和重要原則。洋務教育的宣導者一般是主張經世致用的。他們指出：“學以致用為貴，本無中西之殊”［41］。“中國所用非所習，則無真才可用”［42］。“以章句弓馬施於洋務，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學，人才何由而出？……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人才之道。”［43］他們要求改革科舉制度，“武廢弓馬”，“文廢時文”，才能改變“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44］的局面。在人才的使用上，洋務派也注意到因才制宜。李鴻章主張“以所學課所事，即使十人中得一成就，已多一人之用。”［45］
３．循序漸進，是重要的教育原則和教學方法。同文館的課程設置，無論是外語還是自然科學都是由易到難，由淺入深安排教學的。就自然科學而言，洋務教育的宣導者都主張首先從數學入手。因“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即習學皮毛，乃無裨於實用。”［46］“製造巧法，必由算學入手”［47］，“測算既明，自不難按圖以索”［48］。他們能夠認識到學好基礎理論的重要性，注意打好基礎然後才能逐步提高。再就製造方面說，也有個由低到高、由粗到精的提高過程。洋務派的主要謀士之一邵作舟有一段很有見地的論述，他說：“天下有造而不精者，未有不造而能精者也”。就像“初學之為文，非一握管而即能軼屈宋、抗班馬也，其始必粗拙淺陋不可以入目，繼而甚文焉。”［49］這是符合一般規律的。製造是西學的一項重要內容，認識這個規律，就能正確估價學習西方的成績。
４．教學要聯繫實際，學生應到實踐中去磨練，才能獲得真知，練出實際本領。張樹聲對此有比較獨到的見解。他說：“泰西之學，覃精銳思，獨辟戶牖，然究其本旨，不過相求以實際，而不相鶩于虛文。格物致知，中國求諸理，西人求諸事；考工利用，中國委諸匠，西人出諸儒（知識份子）。求諸理者，形而上而坐論易涉空言，委諸匠者，得其粗而士夫罕明製作。故今日之西學，當使人人曉然於斯世需用之事，皆儒者當勉之學，不以學步生鄙夷不屑之意，不使庸流居通曉洋務之名，則人材之興，庶有日也。”［50］由於受傳統觀念的毒害，中國知識份子往往輕視勞動，脫離實踐，影響科技的進步。洋務派發現了這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意義是不一般的。張樹聲很重視學校教學，他指出，“西學入門，層累曲折，皆有至理，不從學校出者，大抵皮毛襲之，枝節為之，能知其所當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51］然而他的認識並不停留於此。他更強調“駕駛之材（人才），雖始于學堂，而必成於練船。”［52］所以他在兩廣任上很注意水師學堂學生的實際訓練，為學生準備了“考證”設備和訓練場所。左宗棠也很重視馬尾船政學堂學生的實際鍛煉。張之洞對於發明創造等實踐也予以鼓勵，他在山西巡撫任上曾規定“如有試造新式各器，不得吝惜工料”［53］。李鴻章也要求學生聯繫實際。例如，他寫信給容閎等人說：“如出洋學生內有穎異可造之才，望送入礦務學堂，先窮究其理器，一二年後再令遊覽美國五金礦所，或暫充工役，或隨同研究，必然能辨識地產之有無厚薄，機器之如何用法，融會貫通。”［54］
總之，洋務派關於教育改革的方法、原則的論述以及對教育規律的探討，對於正在摸索中的中國近代教育的創立和發展是有進步意義的。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他們所提出的原則往往不能貫徹到底。洋務運動既是一種變革實踐，也是一種社會思潮。在這股思潮中，洋務教育，特別是留學教育，起了推波助瀾的歷史作用。洋務教育不僅引進了西方科學技術，而且對西方先進的政治思想的傳播，也起了橋樑作用。
［1］《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２４頁。
［2］［3］［4］［5］［7］［8］［11］［16］［17］［18］［19］［22］［27］［30］［32］［34］［38］［42］［46］［47］［48］《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３３、１３９—１４０、７、７、３６、３６—３７、２４、２８—２９、３０、３６、５０、２５、４６０—４６１、５６９、５６９、２０７、２３、５６９、２２、３２、２０７頁。
［6］［15］［35］《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１４、卷８２、卷２７。
［9］《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五），第１１９頁。
［10］［20］［21］［23］［24］［26］［28］［29］［31］［33］［36］［39］［40］［43］［44］［45］［49］《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第１３、１３４、２５５、１７７、５４、４２、３６５、５３、３９５、５３、２５１—２５５、１７７、３３２、５３、４８７、５３、５７６—５７７頁。
［12］《左文襄公全集·說帖》，《藝學說帖》第１頁。
［13］［52］《張樹聲往來函牘》丙三第６５頁、甲三第９頁。
［14］［54］《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１０、卷１７。
［25］《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六），第１４９頁。
［37］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卷九，《康有為傳》。
［41］［50］［51］《張靖達公奏議》卷五。
［53］《張文襄公全集》卷８９，《紮司局設局講習洋務》。
（資料來源：《求是學刊》1997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