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的研究和討論，引起了史學界的注意和重視，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洋務運動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持續了三十年之久，而這三十年，又正是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新式工業在這個時期誕生；新的社會階級在這個時期孕育和形成；新的思想文化在這個時期傳播。洋務運動涉及到中國近代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各個領域，是一個很複雜、也很值得研究的歷史課題。近年以來，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有了新的進展，在討論中也發生了一些意見分歧。我認為這是一種正常的、也是可喜的現象。很難設想，對於這樣複雜的歷史課題，只有一種意見，一種論點，而沒有分歧，沒有爭論。只有把各種不同的論點和論據都充分地發表出來，經過切實地討論、研究，才能得出比較切合歷史實際的結論。這裏，我想就研究運動的方法，提出一孔之見就教于同志們。我覺得研究洋務運動應該注意三個區別。
第一，要把“洋務”和“洋務派”區別開來。何謂“洋務”？似乎還沒有確切的定義，迄今為止，大概就是指的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關的政治、外交、經濟、軍事、文化諸事務。它脫胎於“夷務”，而其內容又遠遠超出“夷務”的範圍。清朝統治者開始的時候把與外國侵略者打交道，叫做“夷務”，雖然事事喪權辱國，卻又偏偏妄自尊大，極之以“阿Q精神”，蔑稱之為“夷務”。及至改叫“洋務”，似乎已感到一味盲目自大不是辦法，已含有向外國侵略者學習之意。當然，對於洋務派來說，他們是不可能把反抗侵略和向西方學習統一起來的，他們的辦“洋務”，學西方，確實有出於對外國侵略恐懼、求和、妥協的一面，而且可能還是主要的一面。但是也還有另外一方面，即主觀上的“求強”與“求富”的一面。“洋務”在當時是一個“趨時”的名詞，它也含有“西學”的一部分內容，恐怕也有一點“維新”的意思。“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就是洋務派的信條嗎！在封建頑固派極端仇視變革的情況下，當時提倡“洋務”者，主張採取“西學”者，都是把“洋務”看得是很時髦、很體面、很有見地的舉動。把“洋務”當做眨詞，從而揶揄之、嘲諷之、抨擊之、斥駡之，那是甲午中日戰爭以後的事。這也是很自然的道理，因為辦“洋務”是同資本帝國主義打交道，而學習他們的造船制炮、練兵辦學的結果，非但沒有使中國獨立富強，反而外患益亟，危機日深。中國人民自從鴉片戰爭以來的主要鬥爭任務是反對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由於全國人民仇視、憎恨外國侵略者，因此，向帝國主義侵略者採取妥協屈服政策的洋務派所舉辦的“洋務”，也就從而受到譴責和抨擊。“洋”之一字，多年以來幾乎成了“帝國主義”的同意語，並且把“崇洋”和“媚外”聯繫在一起，這就不免使人望“洋務”而生厭了。其實認真思考、冷靜分析一下，我覺得“洋務”本身並不是壞事。所謂“洋務”不就是近代資本主義的事務嗎？“中學為土，西學為洋”，近代中國要獨立富強，要發展資本主義，要科學文化進步，就不能完全擯棄“洋務”，不管人們對“洋”學怎樣厭惡，但是聲光化電、輪船火車、機器槍炮、學校報刊，以至於洋布、洋油、洋鐵、洋煙等等，都勢必取“土”而代之。近代先進的中國人，為救國救民而向西方尋找真理，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和社會政治學說，在一定意義上不也是學習“洋務”嗎！
問題是在太平天國失敗以後的三十年中間，辦“洋務”的決策者和實行者是奕□、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其他湘、淮系文武大員，這些人絕大多數是以鎮壓太平天國起家，隨後又在英法聯軍之役和中法、中日戰爭的失敗中負有主要責任，而且他們中間的主要首領人物，又對外國侵略者採取了“羈縻”，即妥協投降的政策，再加上他們反對資產階級的維新變法和革命，因此被稱為“洋務派”的這個統治集團就成為“賣國投降”的代表，“洋務”和“洋務派”也就糾纏在一起，被看成是可鄙、可惡、可恥之務。“洋務”和“洋務派”固然有著密切的聯繫，但是兩者並不完全是一回事。我認為要把“洋務”和“洋務派”加以適當的區別，不能說“洋務派”是反動的，他們辦的“洋務”也是壞的。打個很不恰當的比喻吧，正象“社會主義”和“社會黨”一樣，一些社會黨蛻變為資產階級的政黨，但不能說他們曾經主張過的“社會主義”也是壞的。
第二，對於“洋務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要根據不同情況加以區別。所謂“洋務派”，它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政治派別，更不是一個有綱領有組織的政黨或政團。僅僅是由於他們都興辦“洋務”，都與頑固派的政治主張相對立，因此被概稱為“洋務派”。洋務派當權達三十年或更久一些，前後情況變化很大。同時，洋務派也決非鐵板一塊，他們在鎮壓農民起義、維護清朝封建統治方面，有發自地主階級立場的共同點，但是他們在對待帝國主義侵略的態度上，在實行“新政”的措施和對用人行政的某些改革問題上，又是有區別的。李鴻章不全同于奕□、曾國藩，左宗棠又不同于李鴻章，李鴻章也不同于張之洞。最先主張辦“洋務”的大貴族奕□，在反對任何政治改革這一點上可以說與頑固派並無區別，和李鴻章有時也講“變法”、談“維新”是不同的。李鴻章和左宗棠在新疆問題和對待沙皇俄國的侵略問題上更是完全對立的。張之洞和李鴻章在對待法國侵略中國的戰爭問題上，曾發生過激烈的爭吵。把洋務派首領們看成是毫無區別的一丘之貉，或者把他們之間的矛盾、分歧簡單地歸結為“狗咬狗”的鬥爭，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這還是僅就洋務派首領人物而言。至於地位次於曾、左、李、張的一大批洋務派官僚，諸如郭嵩燾、劉銘傳、許景澄、袁昶、胡□芬、張蔭桓、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等，就更不能因為他們都屬於洋務派而一概而論了。他們之中的有些人，可以說是介於洋務派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之間的人物，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不就是比較公認的早期改良主義思想家嗎！可是他們卻是從洋務派營壘中脫胎而來的。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和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一些領袖人物，他們對洋務派的認識和關係就有一個變化過程。開始的時候，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章太炎，幾乎都對洋務派首領李鴻章、張之洞抱有幻想或寄予希望，這並不完全是因為康、梁、孫、章諸人一時糊塗或無緣無故地這樣想、這樣做，而是因為洋務派的一些主張和他們辦的一些事情，與維新派和早期革命派的主張和所想要做的事情具有某種共同點，或者至少在表面上具有某些共同點。否則他們為什麼寄希望于洋務派，而沒有一個人寄希望於頑固派呢？他們與洋務派的決裂，是因為經過事實的教訓之後，思想認識提高了，看清了洋務派並不是自己的同路人。並不是一開始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完全劃清了界限的。
近代中國社會動盪激烈，充滿矛盾，壓迫和反壓迫，革命和反革命，維新與守舊，進步與倒退，反復鬥爭，反復較量，各個階級和各個階層，都在動盪中尋找自己的出路。儘管歷史出現了多次反復，人民的鬥爭遭到多次挫折和失敗，然而歷史發展、前進的總趨勢則不可逆轉。儘管洋務派的成員構成相當複雜，最初也都是幻想以“洋務”為富國強兵之路，然而嚴峻的現實，卻使他們不可避免地迅速分化，逆歷史潮流而動者被時代和人民所拋棄，順應歷史潮流而前進者，從洋務派陣營中分化出來，又從辦“洋務”的實踐中得到了新的知識和啟示，看到了中國歷史所應走的道路——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如果無視中國近代社會歷史發展的趨勢，無視洋務派集團內部的區別和分化，把“洋務”和“洋務運動”看成是曾國藩，特別是李鴻章的“個人事業”，看成是一成不變的東西，或者看成是李鴻章個人意志和“賣國投降”的產物，那末，“洋務運動”的研究就會變得簡單容易得多了，揭露和批判洋務派的反動立場，痛斥一番他們的“崇洋媚外”、“賣國投降”，再找一些足以“證明”這種“崇洋媚外”、“賣國投降”的事例和材料，其事畢矣，而這種“證明”材料，可以說俯拾即是，論點和論據都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但是歷史實際卻沒有如此簡單。我的意思是說，研究洋務運動，要從洋務運動的歷史實際出發，對不同時期的洋務派的代表人物，逐個地進行分析研究，既要看到他們的共同點，也要看到他們之間的矛盾和區別，結合和分化，從而對洋務派的階級屬性、政治傾向、歷史作用、思想政治影響等等，作出客觀的、符合歷史實際的分析和評價。籠而統之的批判和打倒，籠而統之的肯定和讚揚，都會流於片面和偏頗。以往，我們的歷史研究工作吃這種絕對化、簡單化的虧實在夠多了。
第三，對於洋務派代表人物的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也要加以區別。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是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是一致的，統一的？看來並非如此，歷史的和現實的許多事情，都可以說明，在許多場合，許多人物，他們的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往往是不一致或者不完全一致的。洋務派的辦“洋務”、行“新政”，從主觀動機來說，是要“求強”和“求富”，而並不是存心投降，蓄意賣國。但由於他們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又是在帝國主義已變中國為半殖民地、進而企圖瓜分中國的歷史條件下，幻想用辦“洋務”來保持和加強清朝的封建統治，達到“中外和好”，富國強兵的目的，這就不但違反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歷史發展的規律，而且帝國主義也是不允許的。結果是“洋務”破產，求強不得，求富不能，事與願違。這可以說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不一致的一種表現；還有一種表現，洋務派舉辦“洋務”，本意是為了鞏固清朝統治，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可是辦“洋務”的結果，卻在客觀上加快了中國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產生，為自己造成了掘墓人。這又是洋務派所始料不及的。就洋務派的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的關係而論，我想不能得出這樣一種結論：洋務派出於“賣國投降”的動機，招致了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後果；或者是出於“實行新政變法維新” 的動機，造成了資本主義發展和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的效果。如果這樣，那就成了洋務派不是壞心辦壞事，就是好心辦好事，我看兩者都不是。洋務派辦“洋務”的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很不一致，這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朽沒落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向所使然，這是不以洋務派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事情。據此，我認為在評論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的時候，應當著重於社會歷史條件的分析，著重於洋務運動所起的歷史作用（反動作用和某些進步作用）的探討，著重於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但決不是歷史和現實的簡單類比），而不必過多地譴責、批判洋務派的某些首領人物，因為他們的反動立場和那些反動的政治行動，都是顯而易見的。
說要科學地客觀地評論洋務運動和洋務派，並不是要美化他們，也不是什麼為“洋務派翻案”。如果經過認真研究的結果，證明了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確實完全反動，無任何進步作用可言，理應“打倒”，那就要根據事實，徹底否定。
倘若研究的結果，發現問題還不是如此簡單，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的有些事情、有些人物，還有某些可取之處，在歷史上還起過某些進步作用和積極作用，那同樣也要根據事實，加以客觀的評斷。當然，對洋務運動和對洋務運動的研究，都要當作一個歷史過程來看，過去一個時期（“四人幫”橫行的十年除外），特別是建國初期，由於帝國主義剛剛被中國人民趕走，新中國剛剛建立，帝國主義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對新中國實行反華政策和經濟封鎖，甚至妄圖捲土重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的反動面、消極面著重加以揭露和批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那個時候，如果離開現實政治條件過分強調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研究的學術性，而忽視它的自身固有的政治性，那是不現實的。所以，我們不能對以往有關對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的評論有某些簡單化和片面性加以指責。現在重新研究和討論洋務運動，同樣不是也不應該是簡單地作什麼“翻案文章”。被地主資產階級顛倒的歷史，不能靠今天的歷史研究者的簡單“翻案”就“顛倒”過來的。
（資料來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1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