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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于同治九年出任直隸總督，並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實際主持中國外交，晚清的朝鮮政策，大都為李鴻章及其幕僚所制定。中朝唇齒相依，親如一家，李鴻章對朝鮮非常重視。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逐漸走上軍國主義道路，舉國上下，以“大陸政策”為國策，千方百計要奪取朝鮮、臺灣，進而侵略中國大陸；俄國則堅決貫徹其“亞細亞使命”，要在亞洲尋求不凍港；美國則強烈要求“開放”朝鮮市場；英國則與俄國針鋒相對，處處設法阻止俄國侵佔朝鮮。既弱又小的朝鮮，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如何生存？這個問題，既為朝鮮朝野所焦慮，也為宗王國中國所深憂！
同治初年，日本要求與朝鮮建立排斥中國的“正常關係”，被拒絕。日人憤恨，遂有“征韓論”出現。同治十三年，日本侵略臺灣，李鴻章即有日本侵略朝鮮之憂。接著，日本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否定中國的宗主國地位，使李鴻章深受刺激。
光緒元年，朝鮮王叔、太師李裕元於秋季奉使至北京。十二月間，事竣回國，途經永平，囑知府游智開轉寄李鴻章一函，道其仰慕之意，李鴻章因朝鮮久列藩服，誼同一家，現值時事多艱，不能不代為籌畫（注：《李文忠公奏稿》卷34，第44頁。），于次年命薛福成代擬復函，稱：“西洋英、俄諸國，專務通商，……茲日本既導先路，諸國或思步其後塵”，欲朝鮮與各國訂約通商，以制約日本（注：薛福成：《庸庵文外編》卷3，第38頁。）。光緒四年， 李鴻章再致函李裕元，稱：“往歲中國駐倭公使何侍講前赴東洋，僕以貴國之事屬其留意體察，隨時調停，旋接何侍講來書，日本近以俄人有事四方，貪得無厭，……前聞日本欲在貴國鹹鏡道之元山津開口通商，俄人陰沮其議，……英人請日本介紹通商，俄複沮之，……其意欲使貴國孤立無援，一旦發難，可以廓然無所牽制”，又欲朝鮮聯絡日、英以抗衡俄國（注：《庸庵文外編》卷3，第39頁。）。
光緒五年，法國正步步入侵越南，中俄伊犁問題尚未解決，日本強佔琉球，引起清朝朝野很大的恐懼，認為日本能吞併琉球，即能吞併朝鮮，丁日昌、劉坤一等均建議使朝鮮與各國通商以牽制日、俄（注：《袁世凱與朝鮮》第88頁。）。七月初四日，清廷上諭稱各國既欲與朝鮮通商，倘借此通好修約，庶幾可以息事，俾無意外之虞，惟該國政教禁令亦難強以所不欲，朝廷不便以此意明示朝鮮，顧念藩封，又不能置之不問，命李鴻章婉為開導，查照五月間丁日昌所陳各節，作為該督之意轉致朝鮮，俾得未雨綢繆，潛弭外患（注：《庸庵文外編》卷3， 第40頁。），李鴻章立即再次致函李裕元，稱：“承示日本與貴國交涉各節，……客歲駐倭公使何侍講來書，屢稱倭人請為介紹，願與貴國誠心和好，……是以曾寓書奉勸，勿先示以猜疑，致令借為口實也。……日本比年以來，宗尚西法，營造百端，……庫藏空虛，國債累累，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圖以償所費，其疆宇相望之處，北則貴國，南則中國之臺灣。尤所注意，琉球乃數百年舊國，並未開罪於日本，今春忽發兵船，劫廢其王，吞其疆土，其與中國，與貴國，難保將來不伺隙以逞。……惟嘗代貴國審度躊躇，似宜及此時密修武備，……況日本＠①事泰西諸國，未嘗不思借其勢力侵侮鄰邦，往歲西人欲往貴國通商，雖見拒而去，其意終未釋然，萬一日本陰結英、法、美諸邦，誘以開埠之利，抑或北與俄羅斯勾合，導以拓土之謀，則貴國勢成孤注，隱憂方大，中國識時務者僉議，以為與其援救於事後，不如代籌於事前，夫論息事靖人之道，果能始終閉關自守，豈不甚善，無如西人恃其ｐｉāｏ＠②銳，地球諸國，無不往來，實開闢以來未有之奇局，自然之氣運，非人力所能禁遏。貴國既不得已而與日本立約通商，各國必從而生心，日本轉若視為奇貨，為今之計，似宜用以敵制敵之策，次第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西洋英、德、法、美，……其志不過欲通商耳，……若貴國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並可杜俄人之窺伺，而俄亦必遣使通好矣。……若定其關稅，則餉項不無少裨，熟其商情，則軍火不難購辦。……近日各國公使在我總理衙門屢以貴國商務為言，……貴國之憂即中國之憂也，所以不憚越俎代謀，……。從前泰西各國乘中國多故，並力要脅，立約之時，不以玉帛而以兵戎，所以行之既久，掣肘頗多，……貴國若于無事時許以立約，彼喜出望外，……如販賣鴉片煙，傳教內地諸大弊，懸為厲禁，彼必無辭。”（注：《庸庵文外編》卷3， 第40頁。）七月十四日，李鴻章又上《密勸朝鮮通商西國折》，奏稱“朝鮮孤峙海隅，……日本知其孤立無援，倘一旦伺隙思逞，俄人亦將隱啟雄圖，英、德、法、美諸國，複群起而議其後，非惟朝鮮之大患，抑亦中國之隱憂。……該國于約章利病，素未深究，立約之時，或不能不代為參酌，朝鮮臣民，未諳洋情，驟與西人雜處，欲其措置悉協，永無瑕釁，亦尚難保，仍應由中國隨時隨事，妥為調處，庶幾柔遠綏邊，較有實際”。十月，李裕元致函游智開，表示朝鮮不願與他國來往，但願派明幹人員至天津，學習練兵制器之法。李鴻章認為該國墨守成法，閉拒忠謀，雖日即于危弱而不顧，此殆有氣運主之，非人力所能為。既以進武為請，正可因其一線之明，迎機善導，增彼軍實，固我藩籬。
六年九月初四日，李鴻章上《妥籌朝鮮武備折》，認為該國來學練兵、制器之法，未始非自強之基，自去冬以來，中俄和約未定，俄國軍艦東駛，陸軍分佈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若不圖中華，恐吞併朝鮮，應支持朝鮮整軍經武。九月十六日，朝鮮官員卞元圭至天津，李鴻章派津海關道鄭藻如，永定河道游智開，辦理機器、軍械各局之道員許其光、劉含芳、王德均等接待，並導往機器局、製造局、軍械所、火器庫、火藥庫參觀，贈送來福前膛槍十杆，配子藥、銅帽等，毛瑟後膛馬槍十杆，連後門子二千個（注：《李文忠公奏稿》卷38，第37頁。）。九月二十二日，李鴻章接見卞元圭，又開導朝鮮通商歐美各國。朝鮮與日本通商數年，尚未收稅，李鴻章告以各國通例，令勿為日本所蒙。卞稱朝鮮與法、美有怨，慮其見侵。李告以法、美志在通商，並無用兵之意。俄人則窺伺甚急，應酌允通商，以免動兵後格外吃虧。卞稱朝鮮欲在德源埠築炮臺，恐為日本藉口。李告以各國通商口未有不築炮臺者。卞似聞所未聞，中心悅服。李認為日本陰嗾朝鮮堅拒開埠，其意叵測，茲欲杜俄、日之隱謀，惟有與各國一律通商，尚可互相牽制，使朝鮮孑然常存（注：《李文忠公奏稿》卷38，第46頁。）。十二月十一日，李鴻章上《議複梅啟照條陳折》，說日本遠交近攻，更甚于西洋諸國，中國謀創水師，大半為制馭日本，朝鮮關係尤巨，勸其與西人立約，並導以練兵購器，無非望其轉弱為強，他日如該國有警，或須派兵應援。
七年正月二十日，朝鮮國王派李容肅至天津謁見李鴻章，稱領議政李最應等決意與各國通商，辦理武備學習事務。索中國與各國修好立約通商章程、稅則。李鴻章命鄭藻如、馬建忠代擬朝鮮與各國通商章程，取益防損。告誡不可雇日人司理稅務，以免滋弊，可暫雇西人隨朝鮮官員料理收稅，派青年從西人學外語，學成之後，即不再用西人（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0，第11頁。）。十一月，朝鮮派金允植率學徒69人來華，李鴻章將他們分派機器、製造兩局，飭各局委員督飭工匠，盡心教導，以期技藝速成，俾得回國轉相傳授。但是，金允植更重要的任務，則是與李鴻章商議與美國訂約通商，李鴻章奏稱我藩屬之最親切者莫如朝鮮，日本脅令通商，複不允訂稅則，抑勒把持，計甚陰狡，非先與美國訂一妥善之約，則朝鮮勢難孤立，各國要求，終無已時，東方安危，大局所系，中國即不必顯為主張，而休戚相關，亦不可不隨事維持，多方調護，保茲屬土，即以固我藩籬（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2，第37頁。）。朝鮮國王求李鴻章代為主持，美國要求以朝日江華條約為藍本，李鴻章堅持朝鮮為中國屬邦，辨論20余日始有成議。各方均要求中國派人同赴朝鮮簽約，李鴻章認為馬建忠精明幹練，於交涉公法研究素深，並且始終參加此次談判，即奏准派馬建忠前往（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3，第34頁。）。馬建中至朝鮮參加《朝美通商條約》簽字儀式，事前，先由朝鮮國王照會美國，聲時朝鮮為中國屬邦。接著，英、德等國也照此辦理。條約雖然仍是不平等條約，卻也避免了《江華條約》的危害，朝鮮有關稅自主權，也接受了中國的教訓，規定外國不得在朝鮮販賣鴉片、軍火，不得設租界（注：陳尚勝：《李鴻章與朝鮮對西方的締約開放》，《中國近代化與洋務運動》第481頁。）。
壬午事變猝起，李鴻章適丁母憂回籍，由署直隸總督張樹聲處理，李鴻章仍奉命參預，決定一：兵威外交雙管齊下，防止日軍要脅朝鮮，調停朝日談判，鞏固中國宗主國地位；二：鎮壓“亂黨”，維持受中國冊封的王統。派丁汝昌、馬建忠赴朝，誘執李＠③應（注：《袁世凱與朝鮮》第92頁。）。給事中鄧承修認為宜乘此聲威，責日本以擅滅琉球，肆行要脅之罪，日人必有所憚，球案易於轉圜。侍讀張佩綸也奏請密定東征之策以靖藩服，李鴻章不贊成他們的意見，認為未有謀人之具而先露謀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應該修其實而隱其聲，中國添練水師實不容一日稍緩（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4，第27頁。）。
朝鮮派趙寧夏、魚允中來商訂水陸貿易章程，李鴻章命周馥、馬建忠與之酌議，李鴻章在章程之首，聲明系中國優待屬邦，不在各與國一體均沾之列，借此正名定分，由北洋大臣劄派商務委員前往駐紮，朝鮮亦派大員駐天津，派招商局輪船每月往返朝鮮一次（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4，第37頁。）。
朝鮮國王力圖振作，遴選將士，講求洋操陣法，李鴻章命吳長慶揀派營中熟悉西洋槍炮之員，幫同教演，並贈送機器局所造開花銅炮10尊，英來福槍1000杆（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5，第6頁。）。
張佩綸奏朝鮮六事：理商政、預兵權、救日約、購師船、奉天增兵、永興籌備。清廷徵求李鴻章意見，李奏稱派通商大臣主其外交內政，何如璋亦曾有此議，但顯然代謀，在朝鮮未必盡聽吾言，各國將惟我是問，勢成騎虎，不如密為維持保護，進退綽然。日本欲借銀50萬兩給朝鮮，又有代籌開礦扣還償款之議，朝鮮恐受其挾制未允，轉而求借于中國，李鴻章已設法借給50萬兩。朝日條約，日本索費50萬元，5年交清， 李鴻章電駐日公使黎庶昌向日本商減，日本不允，僅改為10年交清（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5，第7頁。）。
朝鮮請求代聘賢明練達之士，李鴻章於八年十月初五日奏准派前駐津德國領事穆麟德前往襄助關務，候選中書馬建常隨事襄籌妥辦（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5，第14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又奏准派二品銜候選道陳樹棠為總辦朝鮮商務委員（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6，第59頁。）。
十年四月初四日，因中法關係緊張，李鴻章奏准令吳長慶統率所部3營撤回，留3營仍駐漢城，由吳兆有統帶，袁世凱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9，第34頁。）。
壬午事變後，中國在朝鮮的宗主國地位逐漸加強，日韓訂立濟物浦條約，日本在加強對朝鮮經濟、政治控制的同時，也可以在使館駐兵。開始策劃侵略朝鮮和中國。中國在中法戰爭中連連失敗，朝鮮對中國的敬畏，一變而為厭煩。中國考慮釋放李＠③應，親華的諸閔與李＠③應為世仇，轉而親日。十月，發生甲申政變，日軍進入王宮，袁世凱等率部應邀入宮，擊敗日軍，日使竹添進一郎自焚使館，返回日本。袁世凱的果決行動受到內外讚揚，更為李鴻章所激賞（注：《袁世凱與朝鮮》第36頁。）。竹添嫁禍于袁，日本要求懲袁，使袁受到“擅啟釁端”的非難，清廷派吳大ｃｈéｎｇ＠④等查辦。袁憤而乞假歸省。十一年正月，日本派伊藤博文來華談判，議處與償恤不了了之。結果簽訂天津專條，規定中日從朝鮮撤兵，將來朝鮮若有變亂，中日兩國若要派兵、應先行知照，取得妥協。李鴻章奏稱：“我軍隔海遠役，……本擬俟朝亂略定，奏請撤回，而日兵駐紮漢城……用心殊為叵測，今乘其來請，正可趁此機會，令彼撤兵，以杜其併吞之計，……。”（注：《李文忠公奏稿》卷53，第24頁。）日本默認中朝宗藩關係，是因為朝鮮親日派在甲申政變中毀於一旦，朝鮮人民仇日情緒極高，日本尚無發動戰爭的實力。讓中國站在前列，對抗俄國。當時，由穆麟德牽線，朝俄勾結，傳言俄將出兵朝鮮。英國與俄對抗，已佔據巨文島。日本建議與中國一致行動：一、由中國與英國交涉，歸還巨文鳥；二、建議朝鮮重用金宏集等，疏遠親俄派；三、用美國人取代穆麟德；四、釋放李＠③應，牽制親俄派；五、選派才幹較長之員取代陳樹棠。李鴻章採納了日本的意見，放棄了中日合作方式。
朝鮮要求架設陸路電線，自仁川經漢城、義州至鳳凰城，因為日本已設海線至釜山，李鴻章為了替朝鮮保護陸線之權，決定借給白銀14萬兩，由中國代為架設。在漢城設立電報總局，派候選知府陳允頤駐局，負責經理電報，隨時修接，遴選朝人到局學習。
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李鴻章奏准派袁世凱送李＠③應回國（注：《李文忠公奏稿》卷54，第45頁。）。九月二十一日，又奏准袁世凱取代陳樹棠，稱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超擢銜階，優其事權（注：《李文忠公奏稿》卷55，第7頁。）。袁至朝鮮，即催穆麟德離去。 十二年春夏間，韓廷因英占巨文島，親日派威脅，袁世凱陰助李＠③應，再度與俄國密商保護問題，閔泳翊向袁世凱告密，袁向李鴻章建議廢朝王，另立新君。李鴻章因兵力不足，恐各國疑忌，未敢採納袁的建議，他電令駐俄公使劉瑞芬，要求俄國不接受朝鮮的要求，不派兵赴朝。函約駐華俄使拉達仁來津晤商（注：《袁世凱與朝鮮》第260頁。）。 拉達仁否認韓俄密約，願意與中國訂立互不侵佔朝鮮領土協定，日後如有難於預料之事，由兩國商定辦法。李鴻章頗表贊同。因清廷反對未果。英國卻因此撤出了巨文島。劉瑞芬認為收朝鮮為行省乃上策，次則聯合英、美、俄共同保護，李鴻章稱共同保護為老謀深算，又因總理衙門反對作罷。不少人熱中于設立監國，李鴻章與奕＠⑤均不同意，認為韓君不同意，各國連合阻撓，將進退維谷（注：《袁世凱與朝鮮》第95頁。）。朝鮮也否認有求俄保護之事，李鴻章也樂得就此息事（注：《袁世凱與朝鮮》第265頁。）。李鴻章在答復駐德、俄、荷、 奧公使洪鈞的信中寫道：“英懼俄佔據朝鮮海口，經略太平洋，故力勸我收回朝鮮，非助中而仇韓，實忌俄也。俄懼英之說行，則中英之交益密，將合而拒俄，是黑海之盟複見於東方也，故屢請我立約，兩不侵佔，非防中而助韓，實忌英也。兩雄相忌之際，中國正可擇便而行，今用英之說，則力有未能，而俄先不能無事，用俄之說，則彼此樂於無事，且聲明永不侵佔而英亦或可勉從。”（注：《李文忠公尺牘》卷8，第20頁。 ）在另一封信中又寫道：“至作為局外一說，英、法、美、德曾有此論，獨俄人則欲中俄自為一約，彼此不占朝鮮，一切事例，皆如其舊。［鴻章］言於樞譯，諸公疑為將失屬國名分，未敢遽行。……若朝鮮無大變亂，終能自存，不惟藩屬之名，實以有約之故，中國不能滅，他國亦不能滅也。論理、論勢，中國尚無滅韓之力。”（注：《李文忠公尺牘》卷6， 第28頁。）
李鴻章推薦美國人德尼接替穆麟德，不料德尼至朝鮮後，極力破壞中朝宗藩關係，鼓動朝鮮向各國派遣全權使節，否定中國宗主權。朝鮮派朴定陽使美，沈相學使英、德等國。李鴻章堅持宗藩名分，規定：一、韓使初至各國，應由中國公使挈赴外部；二、宴會交際，應隨中國公使之後；三、交涉大事先密商中國公使核示（注：《李文忠公奏稿》卷61，第3頁。）。朝鮮政府願意照辦。而朴定陽至美，卻並不執行。後來， 李鴻章也不嚴格要求，在複駐日公使汪鳳藻的信中寫道：“隨時通融，其權在我，立法嚴而用法恕，來示所言，洵為通曉事變。”（注：《李文忠公尺牘》卷25，第74頁。）
十四年正月，德尼著《中韓論》，指責袁世凱為傲慢，中國對韓政策為高壓。同年五月，美國國務院訓令駐華美使田貝向清政府質詢袁的職銜與許可權，李鴻章與總署磋商之後，加以照複，強調中韓宗藩關係，指出袁為奉旨飭派，與各國公使相等，不得輕視（注：《袁世凱與朝鮮》第286頁。）。李鴻章複袁世凱信中寫道：德尼“論朝鮮事一篇， 荒謬絕倫，尤集矢于執事，其誣罔之詞，原不足辨，而于執事持大體，得眾心處，自不能掩。曾屬德璀琳傳語詰責之。各國亦多不直其邪說也。”（注：《李文忠公尺牘》卷8，第48頁。）
德尼、墨賢裏、德璀琳等鼓動朝鮮政府要求撤換袁世凱，八月初九日，袁任期即將屆滿，駐津韓員成岐運拜見李鴻章，建議馬建常赴韓，李鴻章說：“國王近頗聽德尼之讒，……必將德尼遣撤，再議調馬建常一事。”（注：《譯署函稿》卷19，第25頁。）八月二十七日，韓廷咨總署，請求派員替換袁世凱，袁世凱也寫信給李鴻章，要求調回，李鴻章復信道：“昨得總署複緘，以執事在韓有年，閱歷已久，能持大局，深得民心，宜加勉勵，仍令接辦等語，與鄙意殊相吻合。……德尼狂謬，至於如此，自難容留。”（注：《李文忠公尺牘》卷9，第2頁。）十一月十八日，德尼向朝鮮政府辭職。
十五年，由閔泳翊等策動倒袁，鼓動駐日公使黎庶昌向總理衙門及李鴻章寫信，派金明圭向李鴻章指控袁駐韓甚有損於大局，要求派員取代，李加以訓斥：“袁總理前有保護東土之功，是以奏派駐東，……泳翊到處造謠傾陷，其心可誅，國王乃偏信之，……國王咨請撤換，尤屬唐突，……汝膽敢來作說客，小人之流也。”（注：《譯署函稿》卷19，第55頁。）
朝鮮庫藏空虛，外國誘以借債，欲暗持該國利權，隱患甚大。前買輪船，借德商債，無力償還，向中國借，十八年九月十三日，李鴻章上《借給朝鮮銀十萬兩折》，得到批准，利息較洋債倍為減輕。朝鮮還欠日本、美國債款，無力償還，十月二十二日，李鴻章再上《朝鮮續借銀十萬兩折》，以免受日、美挾制，也得到了批准。
該年，朝王大辦壽慶，袁世凱向李鴻章報告，李復信道：“承示韓廷政事，真有江河日下之憂，四十方在強年，不得雲壽，蕞爾貧國，如此藉端縱侈，將何以支，夫在而並稱尊號，竟用則天順聖故事，內治如此，覘國者不能無深慮也。”（注：《李文忠公尺牘》卷23，第26頁。）
十九年三月，清廷任命袁世凱為浙江溫處道，李鴻章上《奏留袁世凱片》，認為“東藩介居強大之間，事會方殷，必須有情形熟悉，物望素孚之大員坐鎮維持”，奏准仍留朝鮮辦事（注：《李文忠公奏稿》卷76，第30頁。）。
朝鮮的親日派，在甲申政變中消失，朝鮮仇日情緒高漲，日本國力還不能發動戰爭，因此與中國妥協，默認中國強化宗主國地位，與俄國對抗，自己則大力進行經濟侵略，加強國力。至光緒二十年，日本已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在軍事制度、軍事裝備、官兵素質等方面已明顯優於中國，在國際上，對英、俄的虛聲恐嚇並不畏懼，發動戰爭，已迫不及待，李鴻章對此估計不足。
東學黨起義，日本鼓動中國出兵鎮壓，自己亦藉口立即出兵。五月初二日，日本設置大本營，指揮作戰。李鴻章主張避戰求和而不可得，他寫信給吳大ｃｈéｎｇ＠④說：“日本乘機以重兵突入其國都，……疊經據約駁斥，英、俄、德、美各友邦先後出為理處，彼竟悍然不顧，勢非用武不能取成，所慮兵釁既開，不易結束，而徵調煩費已難億計……朝鮮內治不修，實無善後之策。”（注：《李文忠公尺牘》卷27，第34頁。）事機緊迫，清廷命李鴻章籌備戰守事宜，李鴻章建議派劉銘傳為統帥。劉銘傳表示不能出山之後，李鴻章又寫信給他說：“現前敵各軍相繼並進，苦於有將無帥，兄年逾七十，ｃｈǒｕ＠⑥不能為藥師渡海之行，……倭人傾國以圖韓，久蓄楚靈陳蔡之志，兄職司所在，敢忘齊桓江黃之責？奮日暮之行，扣囊底之智，力與相搏，詎易言和，徵調ｆáｎ＠⑦興，正不知如何結束耳。”（注：《李文忠公尺牘》卷27，第40頁。）戰爭失利，李鴻章復信給孫家鼐說：“東事愈棘，日久無功，中外謗議叢積。然使數年來海軍能逐漸添購快船，水陸各軍儲有快槍、快炮，何至於此？”（注：《李文忠公尺牘》卷28，第40頁。）
最後，李鴻章前往日李，簽馬關條約，不久之後，朝鮮即被日本吞併。幾十年來，李鴻章多方設法，希望能保護朝鮮免被滅亡，未能如願。固然是由於中國缺乏快船、快槍、快炮，但從根本上說，應該說是由於中國、朝鮮近代化的步伐太慢，遠遠落後於日本。弱肉強食，哪一個國家不能自強，就必然被侵略，被瓜分！
字形檔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說的左半部分右加舀
＠②原字為懷的左半部分右加票
＠③原字為曰下加正
＠④原字為注的左半部右加徵的右半部
＠⑤原字為說的左半部分右加儇的右半部分
＠⑥原字為女右加鬼
＠⑦原字為每右加系
（資料來源：《安徽史學》1999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