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紛紛打入中國，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政治上，中國的主權領土開始被割裂，主權完整開始遭到破壞，已經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經濟上，外國商品源源不斷地湧入中國，逐漸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基礎，使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中國近代外交開始出現。
外交是國家實現其對外政策的重要手段。什麼樣的國家主權，決定什麼樣的外交，同時，什麼樣的外交又反映出什麼樣的國家主權。從中國近代初期外交來看，充分反映出以下明顯的特點。
一、外交上的不平等
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外國公使進入北京，再隨著帝國主義的強迫，中國向西方國家派駐了公使，1870年，爆發了天津教案。“清政府在英、美、法等帝國主義的脅迫下而屈服，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為欽差大臣赴法國道歉。崇厚此次出訪，是清政府第一次正式派出使節到西方國家的。1871年初到達法國，當時法國正處在巴黎公社翻天覆地的動盪中。為戰爭和革命所震撼的法國資產階級政府無法接待他，被擱在一個小城市中等了半年。他的主要隨員兩個法國人和一個英國軍官，又把他帶到英國美國逛了一陣，然後等到法國資產階級政府鎮壓了巴黎公社而站穩了的時候，才被帶回法國。這時，以血腥屠殺巴黎工人而著名的梯也爾，剛剛登上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的寶座不久，很傲慢地接見了中國皇帝派來“道歉”的使節。
崇厚這次的出訪，並沒有成為常駐國外的使節。他在完成了“道歉”的使命後就回國了。直到1877年，清政府才開始在西方各國設立若干常駐使館，其中的第一個設在倫敦，由郭松燾擔任公使。但是郭松燾的出任，仍然是以馬加理案而“道歉”去的。英國侵略者為在中國西南擴張勢力，陰謀修建從緬甸仰光到我國雲南思茅地區的鐵路，於1874年派上校官柏郎率領武裝“探路隊”近二百人，企圖由緬甸進入中國雲南，英國駐北京使館派職員馬加理前往迎接，1875年2月，馬加理帶領武裝“探路隊”由緬甸闖入雲南，並揚言要進攻騰越城。騰越人民義憤填膺，在雲南邊境殺死了馬加理，並把柏郎率領的“探路隊”趕回緬甸。英國借此事件強迫清政府簽訂了《煙臺條約》。1877年，清政府派郭松燾擔任駐英公使，由此就有了駐英使館。
從外國公使進入北京，中國向西方國家派駐了公使來看，這種一來一去在形式上有了互換使節的建制，但在根本上並沒有平等可言。因為，外國公使進入北京，是侵略者打敗清政府的結果，而中國公使前往西方國家，乃是外國侵略者對清政府無理壓迫的結果，這兩種結果的出現，是外國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中國陷入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一種反映，因此，中國在外交上根本不會也不可能有什麼平等。
二、實足的買辦性
外交是國家實現其對外政策的重要手段，以實現和達到自身的利益和目的為根本宗旨。可是中國近代初期外交，事事處處都依賴洋人，按照洋人的意圖行事。1867年，中國近代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個“外交代表團”。這個代表團是以幾個外國官員為主，另有幾個中國官員參加而組成，由美國帝國主義侵略分子，時任駐華公使的蒲安臣充任首席代表。次年，這個“代表中國”的奇怪使團，從中國出發首站到達美國。蒲安臣在他自己的國家裏，以中國的代表身份向公眾發表演說、大放厥辭，按照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夢想來描畫中國的前途，說中國歡迎美國的商人，歡迎美國的傳教士。要求美國的傳教士，把光輝的十字架插到中國的每個山頭上和每個山谷中。不僅如此，他還擅自同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簽訂了一個所謂《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這個條約不但絲毫沒有改變美國人在中國所享有的種種特權，而僅其中一個內容就使中國窮苦人民被用誘騙和販賣的方法輸送到美國去充當“苦力”的事實合法化。
美國當時主張侵略中國的列強實行合作政策，共同維持清政府的統治。這種政策的實質，就是使中國成為在列強共管下的半殖民地國家。西華德是使美國成為太平洋上的帝國的主張的創始人。為了實現這個主張，美國力求使自己在共管中國的列強中居於領先的地位，由此可見，蒲安臣充當清政府的外交代表完全適應了這個目的。
清政府在外交活動中，類似蒲安臣這樣的情況簡直舉不勝舉。崇厚到法國時，是以兩個法國人和一個英國人與他同行，第一任駐英公使郭松燾是以英國人馬格裏為顧問，關於伊犁問題赴俄談判的曾紀澤，又是以馬格裏和日意格作為自己的顧問，1876年，李鴻章在同英國人舉行煙臺會議時，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和天津稅務司德國人璀琳成了他所仰仗的幫手。駐藏幫辦大臣副都統升泰，1890年同英國的印度總督締結藏印條約時，赫德派了他的弟弟赫政充任升泰的助手等。
清政府依靠洋人所進行的外交活動，並不反映外交常識問題，而是反映了政治問題。這種借用洋人來達到和實現洋人所要達到的目的，滿足侵略者的願望和要求，幫助侵略者為侵略進一步合法化的做法，真是充滿了徹頭徹尾的買辦性能。
三、濃厚的投降色彩
從中國近代初期外交不難看出，自從有了外國公使以後，帝國主義者就竭力要清政府派出駐外公使，完全是為了增加一個直接的管道來把他們的影響滲透到封建統治集團中去。由於清政府已喪失其獨立和自主作用，帝國主義這個目的在中國外交上是不用費多大氣力的。1865年，阿古柏侵入新疆。數年間，侵佔新疆南路八城，建立“哲德莎爾”王國，自稱“畢條勒特汗”，並與俄、英等國相勾結。阿古柏這種企圖分裂中國國土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的惡劣行為，英國政府是在武器和人力上給予了大力支持的。當清政府準備進軍新疆的時候，英國就以阿古柏的保護人的身份進行活動。英駐華公使竭力勸說清政府不要出兵，而要承認阿古柏在新疆南部的政權。針對英國政府支持阿古柏分裂中國領土的行徑和陰謀，駐英公使的郭松燾完全接受英國的主張。1876年，他在所著的《使西紀程》中稱頌英、法、俄、美等大國創立了“萬國公法”，說他們能夠以信義為先，尤重邦交之誼，致情盡禮，”又說，俄英雖是“二霸”，但絕不依仗兵力進行掠奪，他們每次出兵中國，總是先反復據理爭辯。所以中國“處今日之勢”，惟有傾誠以與各國相接，“不這樣做是不可能“自立”的。郭松燾的意思是，中國要有出路唯一的辦法就是老老實實地接受帝國主義統治，與侵略者“傾誠相接”，否則就無路可走了。
喊出這種調子的中國使節還不僅僅是郭松燾一人，1887年，曾紀澤在英國的《亞洲季刊》上發表了一篇《中國先睡後醒論》，其中說道：經過中法戰爭後，反而中國與西國人相交更為親睦，更出以實心，為從見所未見。其于英國尤為莫逆。諸國有所請于中國，苟能合理，每許虛公妥協，可從則從，從前亦無此舍己從人之美意。近日與諸國交接，中國可謂和諧而無強求，以後當複如是也。我以為中國雖記其前之屢敗，決不願棄其和好之心，蓋中國不似他國，一受災害始終切齒。”可見，這種無恥的言論已經達到公開地向侵略者獻媚的程度，從郭松燾，曾紀澤這一類外交使節身上，已充分反映出帝國主義者已經成功地鑄造出了合於他們需要的第一批“外交家”。
中國近代初期外交，是中國社會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一種縮影。充分反映了在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下，清朝封建統治者腐敗無能賣國投降的屈辱行徑，這在中華民族外交史上將是最可恥的一頁。只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中國的外交才會獨立自主，揚眉吐氣。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一洗中華民族百年外交之恥辱，從此，揭開了民族外交史上最輝煌的篇章。
（資料來源：《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