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雜誌1993年第1期刊登了丁甯同志的名為《袁世凱的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一文。讚揚莫理循自來華後，對許多政治事件作了“準確客觀的詳盡的”報導；並以個別事例證明他“同情宣傳改良，傾向革新”；說他“努力使中國擺脫六國銀行的控制”，“為籌措貸款到處奔走”，“又以顧問身份解決棘手的中國邊界問題”；還說他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是“阻止倒退”，公佈了“二十一條”的內容，使“中國政府贏得了公眾的同情，比較容易地擺脫了當時的困境”。最後作出了他是“一個深愛中國的人”的結論。 

丁甯同志選擇這個重要人物進行評介是完全必要的，但對文中的上述觀點，卻難於苟同。現主要根據［澳］駱惠敏所編近二千頁的《莫理循書信集》的材料，對莫理循的在華活動略抒管見，以求教于丁甯同志和讀者。 

一、英國扶植袁世凱的吹鼓手 

1897年，莫理循到達北京時，帝國主義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戊戌維新運動掀起。“對於列強來說，變法維新運動，就像在中國發生的任何這類事件一樣，成了它們自己的陰謀詭計的延伸和出發點。傳教士們和變法維新運動的其他西方支持者們，從中看到了他們各自的國家從中漁利的機會，他們的反對者們卻看到了變法維新運動成功的危險性”（［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104）莫理循、英國公使竇納樂以及英國的傳教士們，參與維新趁機漁利。後來他們發現，變法維新運動是要改變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建立一個獨立富強的中國。因而對運動大加斥責。竇納樂說：“我認為中國正當的變法，已大大地被康有為和他們朋友們的不智行為搞壞了。”（《戊戍變法》資料叢刊，第三冊，第532頁。）莫理循則以他具有的名望在《泰晤士報》發表文章，為袁世凱出賣變法維新運動洗刷。從此，他和袁世凱結下了不解之緣。 

1900年4月，莫理循回英度假返回北京後不久，被義和團困于使館區。他在發出的報導中攻擊義和團運動是“中國畏懼和憎恨外國人的證明”，是“瘋狂行為”，是“暴動”。他竟否認英國在津京一帶鎮壓義和團的滔天罪行，一口咬定是其他國家幹的。說什麼“依我看，如果說［英國］確實做過任何壞事的話，那麼，我們做過的好事要多得多。”（《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冊引言，第11頁。）他同時極力讚揚殘酷鎮壓義和團運動、對外屈膝賣國的袁世凱。在內外反動勢力的支持下，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莫理循以其敏銳的政治嗅覺，在袁世凱身上看到了帝國主義的希望所在。他讚揚“袁世凱多年來比任何其他官員和我們聯繫更密切，他跟我們商議之頻繁，請教之謙恭，是暴動前不曾有過的”。（［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216）吹捧他是“偉大的總督”，（［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713）是中國唯一的救星，是代替清政府的理想代理人。在袁世凱被清政府罷黜後，他憤憤不平，並預言袁世凱會“重新掌權”。（［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703）袁東山再起後，莫理循在給其上司的信中說：“《泰晤士報》支持袁世凱而反對他的共和派敵手是‘賭注押對了’”。（《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冊引言，第19頁。）莫理循來華初期對重大政治事件的報導，並不“準確客觀”；他“同情宣傳改良，傾向革新”也非屬實。 

二、袁世凱絞殺革命的幫兇 

辛亥革命爆發後，莫理循發現：“每一個人都贊同革命，甚至比較開明的低級滿族官吏也反對他們的政府”。（［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768）“革命黨人可以兵不血刃地得到他們需要的一切，而使政府投降”。（［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766）莫理循及其同夥驚呼：“我們這裏是坐在火山口上”（［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934）。 

莫理循清楚，辛亥革命“不是針對外國人的”。（［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766）但他也清楚看到，這次革命是在挖掘他們在中國進行間接統治的根基。英、美帝國主義者（包括莫理循）都認為，清政府已是扶不起的阿斗，“換馬”勢在必行，因而決心扶植袁世凱上臺。從此，袁世凱的一切活動都圍繞著篡奪國家最高權力，建立北洋軍閥統治這一中心進行，莫理循也竭盡全力圍繞這個中心進行活動。 

辛亥革命爆發後，革命黨人最關心的問題，一是唯恐革命超出“有秩序”進行的框框。而產生“混亂”；二是害怕由於國內“混亂”。導致列強的干涉與瓜分。莫理循敏銳地抓住革命派的弱點，大力宣揚“如果想避免混亂和外國干涉以及接踵而來的列強瓜分中國，袁世凱是中國唯一的救星。”（［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748）經他蠱感宣傳，“甚至使相當大的一部分共和派人士也相信了這種說法”。（《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冊引言，第19頁。） 

為了絞殺革命，莫理循積極配合帝國主義的“調停”，促成南、北和談，以達到北方吃掉南方的目的。他自供：“朱爾典爵士以調停人身份進行活動”。“朱爾典爵士幾乎每天見到袁世凱，而袁世凱的機要秘書蔡廷幹也幾乎每天來看我”。（［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802）於是，在北京，朱爾典、莫理循操縱袁世凱進行和談，在上海，英國總領事法磊斯等人積極展開活動，他們“盡力和立憲黨人進行非官方的密切合作”，（［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798）勸說革命党的領袖們參與和談，並“運用其影響來左右局面”。（［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813）莫理循以“調解”人的身份到上海、漢口等地，對革命黨人軟硬兼施，分化瓦解革命派。他在給布拉姆的信中說：“所有的人都希望我去漢口。在北京結識的革命党的代表希望我去，我們公使館希望我去，而袁世凱顯然對我此行感到高興”。袁還派專車、專人送他到漢口。（［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811）莫理循此行的目的，是要把黎元洪及立憲黨人拉到袁世凱一邊，再“勸說”革命派同意袁世凱為民國總統。他自供：“我在上海見到不少共和派的首領，我認為我幫袁世凱做了許多工作。我向他們指出，任命象孫中山或黎元洪這樣的領袖為民國的總統，決不能指望會得到列強的早日承認，………只有袁世凱才能得到列強的信任，因為他已經顯示出他的治理國家的才能，比中國當代的任何政治家為高”。他說服革命党的領袖們“任命袁世凱為中華民國首任總統”。（［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818）在瓦解革命派的同時，他認為當時結束“混亂”全部問題在於迫使清帝退位。袁世凱對此十分讚賞，以耳語對他說：“再加些壓力，清廷就垮臺了”。（［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826）莫理循與蔡廷幹密商後，決定由上海外商帶頭發出要求清帝退位的通電，由各通商口岸隨聲附和，再由朱爾典出面“敦促皇帝立即退位，理由是皇室妨礙和平，而沒有和平是不可能恢復正常貿易的”。（［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831）不久上海外商的通電就出籠了，英國領事和上海的共和派代表立即認可，促成清帝退位。 

在革命派與袁世凱較量的嚴重關頭，莫理循忙得不可開交。時而與蔡廷幹商討各種問題，時而被召到外交部去密謀，時而見袁世凱並同他長談，竭力為袁世凱篡奪革命勝利果實出謀劃策。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在國內外反動勢力以及革命派內部右傾勢力“非袁莫屬”的叫嚷聲中登上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寶座。 

此後定都南京或北京，就成為革命派與袁世凱鬥爭的焦點。莫理循極力主張袁“不要離開北京”。（［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840）並為此奔走呼號，他威脅說：“我同每一國的公使館都討論過這件事，他們宣稱除非給予足夠的補償否則不搬遷，他們還說遷都對於中國的主權將造成最嚴重的損害”。（［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887）聲稱：“所有的外國勢力都力促仍舊奠都北京”。（［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886）他又向迎袁代表唐紹儀、汪兆銘等說明“把政府遷往南京的危險”。（［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899）這時革命派內部右傾勢力已占上風，力主與袁妥協。袁世凱終於實現了定都北京的願望，擺脫了革命派企圖約束他的目的。進而又使中央行政機構和議會由南京遷到他控制下的北京。這樣在清王朝的廢墟上，開始建立由帝國主義操縱下的北洋軍閥專制統治。此後，中外反動勢力合謀削弱、打擊革命勢力，進一步幫助袁世凱攫取和鞏固國家最高權力。這時，莫理循對袁的吹捧，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頌揚袁世凱是“大局的唯一希望”。（［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904頁。）吹捧袁自任大總統以來，“由於他的指導有方，他的崇高政治家風度以及他感人的性格，已經在國外提高了他的國家的聲譽並增加了對中國的尊重……。他身負重任，顯示出最高度的才能，有誇不完的愛國精神和堅強意志。我有把握地說，他將領導這個國家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他在國外擁有的影響對於中國是極其重要的”。（［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945頁。）連他的同夥布拉姆都批評說：“你對袁世凱的支持也許有點過份了”（［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912—1920年，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839頁。） 

三、為英美操縱下的袁世凱的反動統治效力 

帝國主義列強經過“換馬”，以北洋政府代替了清政府。列強仍一如既往緊緊地控制著中國。加之，袁世凱統治時期簽訂的一系列空前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更進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淵，中國人民的苦難更加深重了。 

由於中國各族人民的強烈反抗，在義和團運動後，列強改變侵略方式，重於經濟侵略和思想文化的滲透，並把各種顧問安置在民國總統和政府的各要害部，以便更隱蔽、有效地主宰中國。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莫理循，就是著名的代表。 

1912年8月12日，莫理循被聘為中華民國總統顧問。這個任命“引起了舉世的反映”，成為各國報紙的“頭條消息和評論的題目”。英國外交大臣表示：“對此滿意”。（《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下冊，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頁。）香港總督認為，莫理循“成為受信任的顧問，是個輝煌的成就”。（《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下冊，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頁。）德國的一家主要報紙認為：“莫氏的任命是英國在華的一個勝利”。各種報紙雜誌把莫理循譽為“舵手”、“領港人”、“拯救中國的救星”。“他的新聲譽給他帶來的光輝，吸引了一群有求於他的人”，有的“為了商業的機會，製造業和貿易業向莫理循行賄和贈送傭金”。（《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下冊，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頁。）有的希望他“成為一位真正的好顧問，牢牢掌握住舵輪的運轉，把中國推上正確的航向”。（《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下冊，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頁。） 

在帝國主義者和莫理循的眼裏，把中國推向正確的航向，只有在列強特別是英國顧問的指導下，按西方的殖民路線治理中國才能“拯救中國”，至於“康有為、孫中山的救國方案及其活動都是胡鬧。莫理循“把康有為、孫中山等人斥之為惡棍、精神病患者、”“狂熱分子和空想家”，“認為這些人都應該禁閉在瘋人院裏”。在他看來“中國只是一個人類的大雜燴，而不是一個國家”，而且“把他們整個加在一起，也不存在一兩重的愛國心。”（《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冊引言，第10—11頁。） 

那麼，莫理循企圖要把中國塑造成什麼樣的國家呢？澳大利亞學者駱惠敏在研究了莫理循龐大的書信集後得出的結論說：莫理循的中國應該是英國支配下，按英國規定的模式發展的中國，是“列強覬覦和剝削”的中國，“袁世凱的中國，西方帝國主義的同夥—政治、商業和知識界買辦的中國”，“甘願同美國和西方統治集團相勾結的中國”。他接著說：“因此莫理循在充當了帝國主義辯護士之後。又成了擁護中國當局，……支持袁世凱反對孫中山及其青年追隨者們的這樣一個主要角色，那是十分自然的。對於莫理循來說，從《泰晤士報》駐京記者這一職位跳到袁世凱總統的政治顧問這一職位，是一條筆直的道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冊引言，第23頁。） 

袁世凱雖然篡奪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但在政治上遇到革命派與人民的堅決反對；經濟上處於瀕臨破產的邊緣；外交上面臨被瓜分的危機。莫理循就在這樣的條件下就任袁世凱的政治顧問。為鞏固袁的反動統治和擴展英國侵華勢力，他開展了一系列活動。 

第一，為鞏固袁世凱的專制統治效力。1912年8月，莫理循走馬上任。10月6日參加了北洋政府部分閣員參加的會議，就“左右了大家注意力”。（《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下冊，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頁。）1913年4月上旬，莫理循隨袁世凱遷入新華宮辦公，與袁世凱的接觸日益多了。他給同夥的信中自詡：“我受聘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政治顧問”，“我認為我偶爾在總統身上會起些影響”。（《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下冊，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