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國海軍，是在西方侵略者不斷進犯襲擊後清政府大辦洋務時期的產物。在這支海軍裏，有一批我國早期派遣到美、歐留學歸來的青年知識份子。他們是隨著洋務運動興起由於建設海軍的需要而配備的專業人才，以後隨著中國海軍的建設和發展而成為中國海軍的骨幹力量和重要將領。在馬江和甲午反侵略戰爭裏，他們為祖國作出了貢獻和犧牲。這些為數不多的早期留學生，在保衛祖國的戰鬥中絕大多數是好樣的，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和英勇氣慨，唱出了可歌可泣的時代最強音，值得後人學習和永遠懷念。 

（一）

在1884年前，中國雖已有第一批留美官費生（於1881年未完成學業即全部撤回）和第一批派赴西歐留學的海軍官費生（於1880年學成歸國）這兩起留學生歸來，但參加中法馬江之戰的卻只有第一批留美歸國官費生的一小部分。為了說明其來龍去脈，有必要簡要追溯一下有關的史實。 

中國第一批由政府派遣的官費留學生是由容閎倡議，曾國藩、李鴻章聯合奏准派遣於1872—1875年、每年30名分、四年赴美國學習的120名十歲到十六歲的少年（當時概稱為“幼童”），原預定學習期限為15年，從初級到高級進行系統的文化、科學技術學習，按規定應於1887一1891年分別學成歸國。但由於清政府中頑固守舊勢力的干擾破壞，而沒能按預定目標進行到底，中途於1881年便被全部撤回。這些人中除了詹天佑歐陽賡二人在耶魯大學學完專業剛剛畢業，有幾個快要讀完大學外，其餘大部分都還沒有完成學業，有的剛進大學，許多人還在中學階段（詳見戴學稷、徐如《留學浪潮與中國民主革命》，載於《素馨集》，北京大學出版1993年出版。）。回國時他們大多數的長處是熟諳英語，具有基本的科學知識和一定的技術才能，但大多數人還不能說是學有專長了。這一批被撤回的留美學生據李鴻章的奏摺，“除因事故（先期）撤回及在洋病故二十六名外”，1881年（光緒七年）分三批撤回時總數實為94名（李鴻章《肄習西學請獎析》，《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五十三，頁十六一二十。）清政府對於這一大批在國外學習多年的歸國留學生並不很重視，相反地還認為他們沾染了西方的“惡習”而加以歧視。儘管如此，由於辦洋務的需要，他們分別被分發到當時新興的海軍、郵政、電報、鐵路、礦冶和外交等部門學習或工作。其中被派遣到海軍部門的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到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的有容耀垣、曹家祥、吳敬榮、鄺國光、陳金揆、沈壽昌、黃祖蓮等七人；到大沽口炮臺魚雷艇工作的有蔡廷幹、丁崇吉、梁普時、王良登、鄭廷襄、鄺炳光、徐芝煊等七人（容尚謙《中國近代早期留美學生小傳》（李喜所譯），《南開史學》1984年第1期；宋晞《容閎與一百二十名官學生——中國早期留美學生史略》（原載《華罔報》第二期）。）。而分發到馬尾福建船政後學堂駕駛班學習的最多，達十六人。他們是：詹天佑、歐陽賡、容尚謙、陳钜鏞（溶）、陸永泉、鄧士聰、吳應科、蘇銳釗、宋文翽、鄧桂庭、鄺詠鐘、徐振鵬、薛佑福、楊兆楠、黃李良、吳其藻（名單見《清末海軍史料》，海洋出版社第437頁。亦見林萱治主編《福州馬尾港圖志》第111頁。）。 

分發到船政後學堂駕駛班學習的這16名留美學生，被單獨組成一個班，即駕駛班第八屆。其中有二人（陸永泉、鄧桂庭）未畢業即因故離校，剩下14名一起學習到畢業。這些歸國學生與駕駛班其他各屆不同的是他們並沒有按規定期限學滿三年，而是用一年左右的時間著重補習了駕駛方面的知識技能，便於1882年即畢業參加航海的實習。因為他們在美國已學習過各種基本課程了。到1884年8月中法馬江之戰前，這14名學生有一人（蘇銳釗）調廣州黃埔水陸師學堂任教；有四人（吳應科、宋文翽、徐振鵬、鄧士聰）調北洋艦隊；有一人（歐陽賡）重返美國求學以後當了外交官；有一人因傷去世（陳钜鏞）；只剩下六人留在福建水師，一人在福建船政後學堂任教。其中在福建水師所屬艦船上服務的六人為：容尚謙、吳其藻、楊兆楠、鄧詠鐘、黃季良、薛有（佑）福。留福建船政後學堂任教的一人為詹天佑（據《歐陽庚生平自述》，臺灣《傳記文學》第47卷第6期。）。 

1884年8月23日中法馬江之戰爆發時，容尚謙、吳其藻、楊兆楠、薛有福、黃季良等五人都在旗艦“揚武”號上，鄺詠鐘一人在炮艦“振威”號上。戰爭是由法艦不宣而戰開始的，它們首先便集中主要火力轟擊揚武艦。揚武艦用尾炮進行還擊，當時薛有福是揚武艦的槍炮官（薛有福寫給凱蒂的信注（一），見臺灣《傳記文學》第36卷第2期。）而專司燃炮的是楊兆楠。他們面對著法國兵艦依仗優勢兵力和有利地形悍然發動突然襲擊，不僅毫無畏縮，而是進行堅決反擊，“趕將尾炮向孤拔船上連放三次”（容尚謙口述，刑部尚書錫珍等奏摺附片（光緒十一年九月十六日），轉引自鄭國珍文，見福建社科院歷史所編《中法戰爭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紀念馬江戰役一百周年》。）。這是同時在揚武艦參戰的容尚謙親口講述的。作為楊兆楠、薛有福的同學和當時在同一艘兵艦上作戰的見證人，容尚謙所述的事實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證明，此後又經由閩海關稅務司法來格的進一步核實。在法來格的海關報告裏曾這樣寫道：“‘揚武’用它的尾炮很準確有效地回答‘伏爾他’號的第一陣排炮。第一彈就打中了‘伏爾他’號的船橋，擊斃引水（自上海來的，名湯姆士）和五個法國人。在炮彈爆發時，孤拔正站在引水人身旁，僅免於死”（《閩海關稅務司茨來格（E．Farago）報告》，《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四）《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科學出版社第213頁。）。但是由於“揚武”艦的右舷中魚雷受了重傷，管帶張成首先棄艦，“乘山舴艋逃去”，艦上官兵雖頑強抵抗，無奈揚武已逐漸沉沒，駛至近岸擱淺，不久即為濃煙烈火所吞沒，楊兆楠、薛有福和黃季良隨沉艦殉國，容尚謙潛入水中，遊至海岸，他和吳其藻二人倖免於難。在另一艘炮艦“振威”號上的鄺詠鐘，戰爭爆發後隨著振威艦管帶許壽山，沉著應戰。振威首先遭到從閩江口疾馳而來的法艦“凱旋”號的襲擊，法方集中三艘軍艦的火力攻擊頑強抵抗的振威艦。振威船身多處中彈，遭受重創，許壽山與大副梁祖勳帶領二副鄺詠鐘等全船官兵開足馬力向法艦“德斯丹”號沖去，以求同歸於盡，中途因鍋爐中炮爆炸，船身開始下沉，鄺詠鐘與管帶許壽山等以英雄氣概，壯烈捐軀。 

事後，在這次戰役中死裏逃生的容尚謙寫道：“參加這次海戰的六位年輕人（指留美歸國的六位）中有四位堅守崗位，履行職守，以身殉國”（容尚謙《中國近代早期留美學生小傳》。）這四位“以身殉國”的便是前述的楊兆楠、薛有福、黃季良、鄺詠鐘，生還的兩位是他自己和吳其藻。這時他們的年齡都很輕，分別在二十一至二十三周歲之間（容尚謙《中國近代早期留美學生小傳》。）。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與他們六位同在福州的詹天佑，並沒有參加這次馬江之戰。過去由於上海《普源西字報》的誤傳，學術界多依據並不可靠的史實加以渲染，我認為應予糾正。除了十年前鄭國珍同志所寫的《馬江海戰時詹天佑在福州船政局學堂任教並未參戰》一文（容尚謙口述，刑部尚書錫珍等奏摺附片（光緒十一年九月十六日），轉引自鄭國珍文，見福建社科院歷史所編《中法戰爭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紀念馬江戰役一百周年》。）所列舉的有關史料論據外，這裏再補充幾點。 

第一，如前述，容尚謙所寫的《中國近代早期留美學生小傳》關於馬江戰役的有關敍述都不曾提到詹天佑曾參加這次戰鬥。作為親身參加這次戰役的當事人，又是與詹天佑一同出國一同歸來的留美同學，容尚謙不可能不知道詹天佑是否參加了馬江戰役。他在他這部記敍他們自己經歷的小傳裏，關於詹天佑是這樣寫的：“詹天佑，分往福州船政學堂，畢業後留校任教習。中法戰爭爆發後，被調往廣東黃埔水師學堂任教。……”而在他為自己以及死難四人和吳其藻的小傳裏都明白地提到他們或者牲犧或者參加戰鬥而倖存。 

第二、可以說明詹天佑未參加中法馬江戰鬥的是詹天佑另一名留美同學歐陽庚。歐陽庚是與詹天佑同屆赴美學習，又是120名早期留美學生中與詹天佑為僅有的兩名在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獲得學位，又是1881年同時撤回時都分發來船政後學堂補習的。他在自己的《生平自述》中寫到中法馬江戰役時，只提及“鄺詠鐘、薛有福、黃季良，楊兆南均陣亡，僅容尚謙、吳其藻倖免於難”（據《歐陽庚生平自述》，臺灣《傳記文學》第47卷第6期。）而隻字未及詹天佑。可見當時詹天佑不曾參加馬江之戰。 

第三，是詹天佑自己書寫的有關材料。詹天佑於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2月15日自天津寫給美國友人諾索布夫人的信中回溯往事道：“我從耶魯畢業，回到中國，與歐陽賡及其他十四位留美同學被分發到福州船政局，然後登艦實習，在1884年我被調往廣州黃埔‘水陸師學堂，任教。後來我北上天津，參加鐵路工作一直到現在。”（《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上），臺灣《傳記文學》第34卷第2號63頁。）在這裏，詹天佑自己也隻字未提到他曾參加中法馬江戰役的事。中法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如果他果真參加了這次戰鬥並在眾多官兵死難中幸得生還，他必定印象深刻，不可能略去不提的。 

根據以上三個史料論據，加上其他的論證，我認為詹天佑是沒有參加馬江戰役的。

中法馬江戰役發生在福建福州，而從福州的船政學堂自1877年派遣到西歐英法等國學習的三十余名海軍留學生于1880年都已學成歸來。這些留歐學生其中學習駕駛的歸國後都被李鴻章調到北洋水師的艦艇上服務或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教，因而都沒在福州，更不在福建水師中。而學習製造的有的雖分發在福建船政局馬尾造船廠工作，但他們多是負責技術方面的，因而在1884年馬江戰役中也便沒有留歐的學生參加了。 

中法馬江戰役是在清政府避戰求和、觀望等待、祈求第三國調停的對外妥協退讓方針上而導致失敗的。這次戰役的慘敗，使蓄積了多年的福建水師功虧一簣、毀於一旦，在清政府錯誤方針政策下，七百余愛國官兵血灑馬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其中清政府為大辦洋務需要而遣送出國培養的歸國留學生有六名直接參加戰鬥，表現得都非常英勇，四人壯烈犧牲，二人幸而生還。這是中國海軍與外國侵略者的第一次正式較量。十年以後，又有一場更大規模的海戰——甲午中日黃海大戰和威海保衛戰發生。 

（二） 

在甲午中日海戰裏，包括豐島（牙山）、黃海（大東溝）、威海幾次戰役中，歸國留學生參戰的較之中法馬江戰役中要多上兩三倍，在戰場犧牲及與戰艦共存亡的情況更為慘重。

以下讓我們看看各戰役中的情況。

首先是1894年7月25日發生的豐島海戰。

這次戰鬥，實際是日本有預謀地對中國海軍運兵船的突然襲擊，也是甲午中日海戰的序幕。當時濟運、廣乙二艘自朝鮮牙山啟航返國，被日艦吉野、浪速、秋律洲三艘圍截，日艦不論在噸位、馬力、時速還是在炮火、兵力上都佔有絕對優勢。戰爭開始不久，廣乙就不支逃遁，日方三艦合攻濟遠，邦帶兼領大副都司沈壽昌（留美歸國學生）“屹立司柁，並指揮炮手還擊”（據吳傑章等主編《中國近代海軍史》，解放軍出版社第175—176頁。）雙方炮戰一個多小時，互有傷亡，激戰中，沈壽昌被飛來一彈擊中頭部，壯烈犧牲。二副柯建章亦被彈“洞胸死”。為了擺脫被殲滅和保全艦隻，管帶方伯謙（第一屆留英海軍學生）下令掛白旗向日本海軍旗詐降，藉以迷惑敵人，隨後全速向西逃遁，並在日艦吉野迫近時猝用尾炮連發四彈，使吉野受創不敢再追，終於甩掉了緊迫不舍的日艦，返抵旅順。 

豐島之戰濟遠艦雖稍受損傷猶得安全返航，不僅保全了艦隻本身而且予敵以創傷，它的戰績應予肯定。方伯謙作為濟遠艦的指揮官，在以弱戰強的不利條件下，用詐降的手法迷惑敵人，不僅擺脫了強敵的圍攻堵擊，保全了自己，而且出其不意地給窮追的敵艦以重創，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多少年間曾有不少論者對方伯謙的詐降予以責難，認為這是貪生怕死，應當說，這種遣責是不恰當的，因為“兵不厭詐”，方伯謙的目的，是為了保全艦隻，如果不設法逃跑而在不利的形勢下滯留鏖戰下去，最終無疑的必將是被殲毀和俘獲。因此，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祐亨也稱許方伯謙“甚諳海戰”。 

其次，在黃海海戰中。 

黃海海戰是中日甲午海戰的大決戰。中日雙方都傾其全部兵力企求挫敗對方，取得決定性勝利。在這次大規模的戰鬥中，除提督丁汝昌外，主力艦艇（包括兩鐵甲主力艦和巡洋艦的大部分以及其他小艦艇）的管帶、幫帶、大副，以至戰役主要指揮官大都是留英、留美的歸國學生。其中在北洋海軍中地位僅次於提督丁汝昌的右翼總兵兼旗艦鐵甲艦“定遠”的管帶劉步蟾、左翼總兵兼鐵甲艦“鎮遠”管帶林泰昌、中軍右營副將兼巡洋艦“經遠”管帶林永升、中軍左營副將兼巡洋艦“濟遠”管帶方伯謙、中軍右營副將兼巡洋艦“靖遠”管帶葉祖珪、左翼右營參將加副將銜兼巡洋艦“超勇”管帶黃建勳、練習艦“威遠”管帶林穎啟、練習艦“康濟”管帶薩鎮冰等都是第一屆留英學習海軍的歸國學生，巡洋艦“致遠”幫帶兼大副陳金揆（管帶鄧世昌）、“廣甲”艦管帶吳敬榮、“廣丙”艦幫帶兼大副黃祖蓮、“福龍”號魚雷艦管帶蔡廷幹等均為早期留美歸國學生。早期留美學生容尚謙（“寰泰”號管帶）、吳應科、宋文翽、曹家祥、王良登，吳其藻、徐振鵬等也都參加了中日海戰的各有關戰役，但他們的具體戰鬥崗位和實況尚不明確，還缺乏具體確切的史料（見容尚謙《中國近代早期留美學生小傳》和宋晞《容閎與一百二十名官學生——中國早期留美學生史略》（都缺乏具體情況）。）。 

在黃海大戰中，留英學生、經遠艦管帶林永升遭到號稱日本“帝國精銳”吉野等四艦的圍攻，中彈甚多，“火勢陡發”但他毫無懼色，指揮全艦官兵“發炮以攻敵，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條”（《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人民出版社。）正當他奮勇督戰時“突中敵彈，腦裂陣亡”（《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人民出版社。）。在致遠艦任幫帶兼大副的陳金揆（留美學生）在管帶鄧世昌的率領下，親操駕駛，衝鋒直前，擊傷日艦多艘。為保護旗艦免遭吉野等放出的魚雷快船襲擊，他毅然轉舵，“開足機輪，駛出定遠之前，即將來船攻沉”（《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人民出版社。）使定遠艦免遭傷害。經過激烈的戰鬥，致遠中彈甚多，船身傾斜，世昌認為“倭艦專恃吉野，苟沉是船，則我軍可以集事”，金揆贊同和支持這個意見，與世昌密切配合，開足馬力，直向吉野衝擊，不料中途遭敵魚雷，“機器鍋爐迸裂，船遂左傾，傾刻沉沒”。金揆與鄧世昌同時落水壯烈犧牲（《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人民出版社。）。位於艦隊右翼之超勇號管帶黃建勳（第一屆留英海軍學生），所在船系木質包鐵的舊式快船，速度慢，武器設備陳舊，在吉野等圍攻下雖竭力還擊，但已受傷嚴重，引起大火，不久即右舷傾斜。建勳墜水後有左一魚雷艇駛近相救，特拋長繩以援之，被他推掉而殉職于大海。當超勇艦中彈焚沒後，此時廣丙、平遠、福龍等艦艇亦參加戰鬥。廣丙號幫帶、留美學生黃祖蓮指揮廣丙炮手配合平遠艦擊中日本海軍軍令部長海軍中將樺山資紀乘坐的西京丸，使之起火，福龍魚雷艇管帶留美學生蔡廷幹下令乘機對西京丸發射兩枚魚雷，惜都未中，遂使西京丸倖免於難。 

在黃海大戰中總兵兼定遠管帶劉步蟾（第一屆留英海軍學生）以艦隊排成“人”字陣，定遠號恰在“人”字頂端，他率領這個旗艦衝擊在前，直入敵陣，將日本聯合艦隊攔腰截斷。當提督丁汝昌在飛橋上身負重傷後，他又代為督戰。在他的指揮下，定遠和鎮遠兩鐵甲艦在五艘日艦的包圍下沉著應戰。他以熟練的航行技巧“指揮進退，時刻變換，敵炮不能取准”，反而把對方旗艦松島號擊傷，“併合擊傷其左側一船，白煙冒起數丈”（《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人民出版社。）。鎮遠艦管帶林泰曾（也是第一屆留英海軍學生）率艦與定遠密切配合，多次重創敵艦，使日方不得不承認“定遠、鎮遠二艦頑強不屈，奮力與我抗爭”的事實。在鏖戰中，當旗艦定遠號的桅樓被毀無從指揮時，靖遠管帶（也是第一屆留英海軍學生）葉祖珪主動出來，代旗艦升旗收隊，使北洋艦隊保持隊伍，在追擊敵艦10餘裏後，才返回旅順港。 

在黃海大戰中，濟遠號管帶方伯謙在雙方激戰中因艦身受傷較重，中途駛出戰場返回駐地，李鴻章據報，不等查清真相，不經審問，匆匆奏報清廷下令“即行正法”，成為清政府對外妥協投降路線和李鴻章避戰保船錯誤方針的替罪羊。在這問題上，百年來爭論不休，近年以來福州曾專題集會研討（見《中日甲午戰爭中方伯謙問題研討集》，知識出版社1993年7月版及其他有關論文。）在此就不作贅述。當時與濟遠艦先後退出戰場的還有廣甲號，廣甲管帶方敬榮，亦為早期留美歸國學生，他率艦逃至大連灣三山島外的險石灘，因船底觸礁進水而致擱淺，無法駛出。吳敬榮棄船登岸，廣甲號被日艦擊沉。 

黃海大戰後，1894年11月，北洋艦隊巡遊渤海返抵威海時，鎮遠號進港時因落潮而誤擦暗礁致底板裂縫數處共三丈有餘，雖採取緊急措施，堵住漏水，安然進入港內，但管帶林泰曾嚴於自責，仰藥自盡。他是第一屆留英海軍學生中的佼佼者，曾被譽為“閩廠學生出色之人”，留英時“資深學優”，回國後長期任職海軍，在中國近代海軍的早期建設中立下了汗馬功勳，這時又擔負著北洋艦隊的要職與重任，是北洋海軍中不可多得的優秀將領。正當大敵當前的危難之際，他的死無異是中國海軍的重大損失。 

第三，威海保衛戰階段。 

黃海大戰，中國方面在艦艇和海軍官兵以及骨幹力量雖遭到嚴重的損失，但同時也予敵以重傷。此時北洋艦隊仍保持一定的實力，但在清政府和李鴻章的錯誤方針指導下，不敢重新組織力量對敵出擊，而只是龜縮在威海衛港口內，進行防禦，實際上是被動挨打。由於日軍陸軍在山東榮成角的登陸成功，採取陸海夾擊而使北洋艦隊腹背受敵，終成坐以待斃的危殆局勢。 

這時威海港口外的戰鬥仍很激烈。奉命在威海港口外駐守日島的康濟練船管帶薩鎮冰（第一屆留英海軍學生）率部頑強抗擊，誓死拚搏堅持苦守達十天之久，直至提督丁汝昌下令撤退才回到劉公島上。日島失守後威海衛形勢更加危急，來遠、威遠和靖遠等巡洋艦先後被日軍從陸、海方來的炮火所擊沉。1894年2月8日夜，劉步蟾下命將他的座船定遠號自行爆破，以免為敵所有，隨之他即服毒自盡，表示絕不屈服於敵人。2月11日，丁汝昌也在鎮遠艦上服用鴉片煙自殺。第二天，北洋艦隊向日軍投降，清政府與李鴻章經營了多年的北洋海軍至此全軍履沒。

在威海保衛戰期間，威遠練船管帶第一屆留英海軍學生林穎啟反對李鴻章避戰保船方針，不以北洋艦隊深藏威海衛港內為然，特獻策萬言，主張對敵主動進攻，使其不及回顧，以求轉敗為勝，但不為當權者所採納。1895年1月30日，日本陸軍第二軍在龍須島登陸，隨即佔領榮成向威海進逼，形勢極為危急，林穎啟又陳“形格勢禁之策”，自請往南幫炮臺“相機攻擊”，又不被接受。2月6日，他所率領的威遠號，被日本魚雷艇進入威海衛港內偷襲而中雷沉沒，林穎啟被救登岸僅以身免（據孫克復等主編《甲午中日戰爭人物傳·林穎啟》。）。

當1895年1月20日，日軍在榮成灣龍須島登陸後，1月30日，發動海陸夾攻威海衛港，擬進佔威海南幫龍廟嘴炮臺，當時任廣丙號幫帶兼大副都司、留美學生黃祖蓮指揮廣丙將士開炮阻擊、頑強抵抗，使日軍受到阻撓，但隨著日軍後續部隊大集，龍廟嘴炮臺終為日軍攻佔。日軍利用有利地形，即用此炮臺猛轟港內北洋艦隊，黃祖蓮在激戰中中炮壯烈犧牲。

但是在留學生中也有個別人在威海保衛戰的緊急關頭動搖，密謀逃跑的。例如1895年1月30日日軍開始海陸夾攻威海後，福龍魚雷艇管帶留美學生蔡廷幹竟與左一魚雷艇管帶王平密謀逃跑。2月7日，蔡廷幹率福龍號從威海港北口逃出，繞過北山嘴，沿山東半島海域西駛，企圖逃出煙臺，途中由於“鍋爐管損傷”而為日艦圍攻，成為俘虜（《中日戰爭》（三）405頁，並參考《甲午中日戰爭人物傳·蔡廷平》。）。

總計在甲午中日幾次海戰中，留學英、美歸來的留學生的海軍中高級將領參戰的不下20名。其中留英歸來的海軍學生此時多任艦隊較高職務，有位居總兵、副將等二鐵甲艦和各巡洋艦管帶的，包括劉步蟾、林泰曾、林永升、葉祖珪、方伯謙、黃建勳、林穎啟、薩鎮冰等第一屆留英以海軍為專業者；有任較小艦艇和魚雷艇的管帶和幫帶、大副都司等職的吳敬榮、蔡廷幹、陳金揆、沈壽昌、黃祖蓮等十數名由美國學習歸來後從事海軍者。由於史料的欠缺，其中有的人在甲午戰爭中的職務與作用尚不很明瞭。

在這20名左右的自英、美歸國的留學生中，在中日海戰中的表現絕大多數都是忠於職守、誓死如歸、英勇頑強的，其中在戰鬥中犧牲在豐島（牙山）戰役中的有沈壽昌一人；犧牲在黃海大戰中的有林永升、黃建勳、陳金揆三人；犧牲在威海保衛戰的有黃祖蓮一人。而在最後階段以身殉國與艦共存亡的有林泰曾、劉步蟾二人。計共為國家民族英勇獻身的達七人之多。另外還有被清政府冤殺的方伯謙一人。共死亡八人，較中法馬江之戰多出一倍，其中留美學生三人，留英學生五人。

近代史上我國在一百多年前即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派赴美、歐留學歸來的人數總計才一百六、七十人，其中1872—1875年派遣留美四期中途撤回的共90餘名，參加海軍的為20餘人；1877、1882、1886年以福建船政學堂學生為主派遣的三屆赴英法等國專門學習海軍包括駕駛與艦船製造學成歸來的為76名（《中國近代海軍史》第157頁。）。這些留學生的素質和學習成績多數是優異的，特別是第一屆的海軍留學生，經過多年的實踐磨煉，到這時都擔任起海軍的要職，成為主要的骨幹和領導力量。但經過中法戰爭，特別是中日甲午海戰以後，遭到嚴重的摧殘，早期的海軍骨幹人才此時已凋落殆盡、所剩無幾了，應該說這是極大的損失，關係到我國以後的海軍建設和發展至為重大。

中法馬江之戰和甲午中日黃海等海戰，我國都以慘敗告終。為了捍衛神聖的祖國，成千上萬的愛國官兵，英勇獻身，其中也包括了十餘名我國早期的留學生，他們是在祖國幸勤培養下成長為優秀人才和海軍將領的。他們的犧牲，是國家、民族人才上的大損失，他們的英勇獻身精神則是值得後人學習和永遠懷念的。這些早期的留學生是我們當今知識份子和留學生們的光輝榜樣。他們的鮮血沒有白流。

（資料來源：《福建論壇：文史版》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