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舊秩序日趨崩潰的轉型社會中，經濟變革佔有重要地位。作為較早走向世界的先進中國人行列中的一個突出群體，早期駐外使節的活動遠遠超越外資範疇，與晚清社會變革緊密相連，且就總體傾向性而言。其認識和作為緊扣歷史跳動的脈搏，呈現出較高的整體水準。使節的個體研究並不少見，但群體研究還很薄弱，本文試就早期駐外使節在思想及行動上為經濟變革做出的特殊貢獻進行論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早期駐外使節簡況概述
晚清時期，對外常駐使節的派遣經歷了一個相當艱難曲折的過程，它是鴉片戰爭後中外關係演變的必然結果，具有複雜的國際、國內背景。簡而言之，列強對中國遣使駐外的強烈要求是清廷遣使駐外的外部因素；清廷內部以洋務派為代表的開明務實官僚認識到遣使的必要性，積極醞釀對外遣使，這是清廷遣使駐外的內部動因；而1875年發生的馬嘉理事件成為清廷正式派遣常駐使節的契機。光緒元年7月28日（1875年8月28日），清政府任命郭嵩燾為出使大臣赴英，負有“謝罪”、常駐雙重職責，後又派劉錫鴻為副使。1877年1月， 清廷第一個駐外使館在倫敦創設，郭嵩燾成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從此，使節步出國門，聯翩駐外，揭開了中外關係的嶄新篇章。
1875年至1911年，清政府實派出常駐公使59人，出駐19個國家，且多為一人兼攝數國使節。1895年之前，近代使節制度處於創建階段，派出的使節數量較少，任職時間較長；出駐12個國家的22位公使（署理公使及未成行者除外）大多數為思想比較開明的洋務專家，對西方世界的瞭解比當時大部分官僚士大夫要多一些，但無人受過正規的外語和國際法訓練，仍然深受儒家學說的浸潤，且外交官一般並非實官，只是一個臨時差事，這就與甲午戰後近代使節制度縱深發展階段的外交官格局——以接受專門教育而成長起來的職業外交官為主體——大不相同。現將早期駐外使節的情況列表如下：
公使姓名 所駐國別
郭嵩燾英、法
曾紀澤 英、法、俄
劉瑞芬 英、法、俄、意、比
薛福成英、法、意、比
崇 厚 俄
洪 鈞俄、德、奧、荷
許景澄 德、法、意、荷、比、德、俄、奧、荷
龔照瑗 英、法、意、比
劉錫鴻 德
李鳳苞德、意、奧、荷
何如璋 日本
黎庶昌 日本
徐承祖 日本
李經方 日本
汪鳳藻 日本
陳蘭彬 美、西[*]、秘
鄭藻如 美、西、秘
張蔭桓 美、西、秘
崔國因 美、西、秘
楊 儒 美、西、秘
公使姓名在任時間 備註
郭嵩燾1877—1879
曾紀澤1879—1886
劉瑞芬1886—1890
薛福成1890—1894
崇 厚1878—1879
洪 鈞1887—1891
許景澄1884—1887,1891—1897兩次出任公使
龔照瑗1894—1895
劉錫鴻1877—1878 曾任駐英副使
李鳳苞1879—1884
何如璋1877—1882 張斯桂任副使
黎庶昌1882—1884,1888—1891兩次使日
徐承祖1884—1887
李經方1891—1892
汪鳳藻1892—1894
陳蘭彬1878—1881 容閎為副使
鄭藻如1881—1885
張蔭桓1886—1889
崔國因1889—1893
楊 儒1893—1897
*西班牙當時稱日斯巴尼亞，故晚清文獻中稱其為日國。
二、早期駐外使節的振興商務思想
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振興商務的提法涵義相當寬泛，工礦、交通、通訊等新興事業均包羅在內，甚至自覺不自覺地把工農業也從屬於商業範疇。雖然有時也講工農業是商業的基礎，但主要著眼點仍在商業流通領域。與國內人士相比，早期駐外使節對中西經濟的巨大差距具有感性認識和更深切的瞭解，從而要求中國迅速振興商務、發展經濟的願望更強烈，形成了普遍的重商思想。薛福成的重商思想具有典型意義。他看到，西方國家辟荒地為巨埠，貨物暢流，國家富強，皆賴重視商務之力；在萬國競事通商形勢下，中國應拋棄過時的閉關自守、重農抑商、忌諱言利等信條，效法泰西，致力於商務。他指出：“居今日萬國相通之世，雖聖人複生，必不置商務為緩圖。倘以其為西人所尚而忽之，而以中國生財之極富，不數十年而漸輸海外，中國日貧且弱，西人日富且強，斯固西人所大願也”。（注：《英吉利用商務辟荒地說》，《薛福成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頁。）這種興商務、 謀富強的思想，帶有抵制列強經濟侵略、發展本國民族經濟色彩，所謂“奪外利以潤吾民”。（注：《籌洋芻議·商政》， 《薛福成選集》第543頁。）
駐外使節對振興商務的各項內容幾乎均有論述，涉及面極廣，顯露出眼界的開闊。他們對修造鐵路和開採礦藏兩項內容尤為重視，屢致其意，再三強調。
築鐵路和開礦是近代化的基本內容，且二者存在一定的聯繫，涉及面廣，爭論較大。早在1868年，容閎在上海撰“條陳四則”，由丁日昌轉寄北京，其中第三則即為“政府宜設法開採礦產以盡地力”。“礦產既經開採，則必兼謀運輸之便利，凡由內地各處以達通商口岸，不可不築鐵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開採礦產，即間接以提倡鐵路事業也。”（注：容閎：《西學東漸記》，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 122 頁。 ）1872年，李鴻章提出改土路為鐵路的主張，但當時風氣閉塞，封建頑固勢力還相當強大，“聞此議者，鮮不咋舌”。（注：《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複丁雨生中丞》，《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2。）1881年，中國人自己修造的第一條鐵路唐胥鐵路竣工。由於頑固派激烈抵制、洋務派內部矛盾和風氣未開、經費難籌、官僚作風等原因，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前，中國築成的鐵路只不過天津至山海關中後所、臺北至新竹兩條，共260余英里。反觀甲午戰後列強瘋狂爭奪中國鐵路利權的事實， 我們會發現，中國喪失了自造鐵路的大好時機，實在令人扼腕歎息。
19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早期駐外使節目睹西方鐵路四通八達的情形，瞭解到鐵路對西方社會進步的重大貢獻，視鐵路為致富強國的不二法門，一直為中國自己修築鐵路而呐喊。
使節們從西方社會活生生的事實中，深刻認識到鐵路的益處。就國防而言，他們舉出美國南北戰爭、普法戰爭、俄土戰爭的實例，反駁頑固派修鐵路“資敵”的謬論。南北戰爭時，北方“鐵路未成，屢戰不利，及鐵路竣而增兵至120萬人，調動靈捷，戰無不勝”。 （注：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初一日記，近代中國外交史料匯刊三十種，崔國因：《出使美日秘國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96頁。）普法戰爭、俄土之戰，“皆未聞因火車而誘敵深入也”。（注：黎庶昌：《敬陳管見折》，《拙尊園叢稿》卷五。）鐵路平時派兵防護，如有不測，拆毀一段鐵路，則全路皆廢，不致為敵所用。鑒於鐵路與國防的關係，使節們對於俄國修鐵路於琿春、法國修鐵路于越南、英國修鐵路於緬甸高度警惕；駐俄公使許景澄密切關注俄國東境鐵路進展情況，隨時向清廷奏報。就民用而言，使節倡言鐵路可富國便民，不會奪民生計。郭嵩燾曾作《鐵路議》、《鐵路後議》，讚譽“鐵路之興不及數十年，而泰西之富強乃益盛”；（注：《鐵路議》，《郭嵩燾詩文集》，嶽麓書社1984年版，第553頁。）黎庶昌更是推重之曰：“西法中之便官、便商、便民而流弊絕少者，獨火輪車一事耳”。（注：黎庶昌：《敬陳管見折》，《拙尊園叢稿》卷五。）駐美、西、秘公使崔國因留心鐵路事多年，他認為，“鐵路之裕國便民，實無疑義。美國官紳嘗為因言曰，美國自華盛頓立國至今一百一十年耳，其富庶如此之速者，鐵路之力也”，“美國鐵路之長甲於地球，故其富亦居第一。非有鐵路，則開闢荒陬不能如此之速，削平寇亂不能若彼之易也。地球強富之國，其鐵路皆多，此明效大驗也”；“鐵路之利，其益不可勝言，調兵、轉餉、救災、設防，通商賈之有無，運笨滯之貨物，此其大者，隱而難計者也”。（注：崔國因：《出使美日秘國日記》，第182—183、210、732頁。）對鐵路之益推崇備至。更可喜的是，他認識到，“鐵路之裕國、通商、便民，誠當興造，然由他國為之，不免有弊”，（注：《出使美日秘國日記》第1178頁。）主張自握鐵路利權。使節們還參考西方經驗，主張“糾合公司”，百姓大力參與，興鐵路之利。
中國採礦業歷史悠久，但清代鑒於明末開礦的弊政，且守舊分子以有傷風水地脈等謬說相阻撓，清政府對開礦一事時開時禁。到19世紀70年代，軍事工業的發展迫切需要煤鐵的供應，而導致洋煤、洋鐵大量輸入。經過激烈論爭，清政府於1875年5月30 日發佈上諭：“開採煤鐵事宜，著照李鴻章、沈寶楨所請，先在磁州、臺灣試辦，派員妥為經理；即有需用外國人之處，亦當權自我操，勿任彼族攙越。”（注：《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六日軍機大臣密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4頁。 ）近代中國新式礦業誕生伊始，就具有明顯的“堵塞漏卮”、收回利權的目的。駐外使節考察西方社會，看到近世西方各國，競相開採地下礦源，作為發展工商業的原料，而使國富民強；中國礦藏豐富，卻號稱“為天地留不盡之藏”，任其棄置，殊為可惜。對於攻擊鐵路、開礦“幹天地之和”、有傷風水、損害地脈的謬說，駐外使節駁斥道：“夫地球厚三萬里，開礦至深一裏，不過入地三萬分之一耳，何足言損？且堪輿家好言氣，氣固無不之也，而何以分有氣無氣？且大地共一氣也，又何以分生氣死氣？歐墨各洲若英若美，礦廠鐵路極多，民亦極富，未聞其有所不吉也。（注：《出使美日秘國日記》第354頁。 ）這種以西方科技及在西方實地見聞為依據的駁斥，簡潔而有力。使節對開礦事十分關注。崔國因聽說“美國之富，由於礦產之饒”，遂將美國1889年各省所出煤鐵金銀銅錫各項若干計值若干，詳細列出，以備考據。（注：《出使美日秘國日記》第152頁。）駐俄公使許景澄上奏，英俄等國測探新疆和闐一帶金礦“名為考察方輿，實則覬圖利便”，建議對該地礦產情形細加勘察，就已開礦地區由官設廠經營數年，這樣既可增資財，又可籌邊。（注：《謹陳洋人測探新疆和闐一帶金礦情形片》，近代中國外交史料匯刊三十種，許景澄：《許文肅公（景澄）遺集》，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80頁。）出使英俄等國大臣曾紀澤、劉瑞芬為漠河金礦的開辦作出了貢獻。沙俄長期盜采中國漠河一帶金礦，1885年9月至1886年1月，中國軍隊將俄國金匪全部驅逐出境。俄國不甘心，又提出所謂“薩比湯租界案”，要求在漠河一帶建立“租界”，設廠採金。曾紀澤、劉瑞芬先後諮文總理衙門表示反對，清政府接受二人意見，拒絕了俄國居心叵測的提案。劉瑞芬進一步“以為大利所在，非空言能拒，亟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暨北洋大臣，先自我舉辦，於是俄人不再言”。（注：劉瑞芬：《養雲山莊文集·欽定國史本傳》。）劉瑞芬“事先籌辦”的主張，得到新任黑龍江將軍恭鏜的積極回應。1886年12月15日，恭鏜奏請自行開辦漠河金礦，清政府立即批准。劉瑞芬創議之功甚大。
機器是西方工業文明的主要標誌，中國發展近代經濟必然要採用近代化機器生產的方式。駐外使節親眼目睹了大機器生產在煉鋼鐵、伐木、造紙、織呢等方面的威力，黎庶昌贊其“神速異常”，並與中國手工業生產作比較，“中國以人工，西人用機器；西人可為百者，中國只能為一，優劣巧拙遂殊耳”。（注：走向世界叢書·黎庶昌：《西洋雜誌》，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461頁。 ）曾紀澤到倫敦畫報局觀看印書畫各機器，稱譽曰：“器之靈巧，工程之捷速，不勝紀述…鬼斧神工，真可怪詫。”（注：光緒五年三月十二日記，《曾紀澤遺集》，嶽麓書社1983年版，第365頁。 ）究心商務的薛福成更是專門作了一篇《用機器殖財養民說》，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大機器生產——大唱讚歌：“西洋各國，工藝日精，製造日巨集，其術在使人獲質良價廉之益，而自享貨流財聚之效，彼此交便，理無不順。所以能致此者，恃機器為之用也。”（注：《用機器殖財養民說》，《薛福成選集》第420頁。 ）機器可以節省人工，提高產量，降低價格，增加贏利，這實際上已不自覺地接觸到勞動價值論的原理。針對國內頑固派機器奪貧民生計的論調，他指出，“西洋以善用機器為養民之法”，“守不用機器調濟貧民之說者，皆饑寒斯民、困厄斯民者也。此從前閉關獨治之說，非所施於今日也”，用機器生產辦工廠、修鐵路、開礦，會為成千上萬的無業貧民提供就業機會。另外，機器生產可以提高對外競爭能力。中國用機器造物，則利歸富商，尚可“分其餘潤以養吾貧民”；不用機器造物，則利歸西人，後患無窮。（注：《用機器殖財養民說》，《薛福成選集》第 420頁。）這種對機器生產的傾慕，成為使節熱心為國內新式企業購置機器的思想基礎。
使節們瞭解到，西方國家之所以商務興盛，離不開國家大力扶持和保護，而中國對商務的保護遠遠不足。為保障國內商務興旺，挽回利權，駐外使節提出了大量主張，其中以改革稅則、企業商辦兩項最具新色彩。這種見解來自借鑒西方國家經驗和分析中國現實情況。
通過《五口通商章程》、《天津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外國貨物進入中國內地，只需要納5％的海關稅和2.5％的子口稅，中國成為世界上稅率最低的國家，這種稅則失去了保護民族經濟的作用，便利了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使節瞭解到“西洋諸國，往往重稅外來之貨，而減免本國貨稅，以暢其銷路”，（注：《籌洋芻議·商政》，《薛福成選集》第542頁。 ）而中國稅則與西方國家反其道而為之，致使“金銀漏卮於外洋，而土產不行於異國也”。（注：光緒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記，崔國因：《出使美日秘國日記》第986頁。 ）歐美各國稅則無不隨時變通，只有中國遭受列強干預，稅則一成不變，這是不公平的。曾紀澤致函總理衙門，提出廢除協定關稅，本國自訂稅則主張。理由很充分，即“查西洋稅則，本系各國自主之權”，決不能被別國操縱。他倡議自訂稅則，“示以一定數目，百折不回”，列強“亦無如我何”。（注：《倫敦致總署總辦論事三條》， 《曾紀澤遺集》第189頁。）薛福成重視稅則和進出口貿易情況，專門撰寫了《海關徵稅敘略》、《海關出入貨價敘略》、《海關出入貨類敘略》等文章進行探討。他主張“乘各國換約之時，漸改值百抽五之例，稍重洋貨進口之稅則，而於洋煙洋酒之稅，更加重焉。絲茶二項，宜稍輕出口稅，以減成本而廣銷流”。（注：光緒十八年閏六月二十七日記， 《薛福成選集》第616頁。）這種主張旨在保護民族工商業，抵制外來經濟侵略。當時國內有識之士如王韜、鄭觀應及李鴻章等洋務派首領，也對協定關稅提出異議，清政府從1869年起與列強進行曠日持久的加稅裁厘談判，但終清之世，未有結果。以晚清國勢之衰頹，企圖以外交談判廢除某些不平等條款是無法實現的。
關於如何興辦近代企業，駐外使節中出現了企業商辦論。郭嵩燾、薛福成是這種主張的代表人物。首任駐外公使郭嵩燾的企業商辦思想是一貫的，論述較多。出洋之前，郭嵩燾就在《條議海防事宜》中提出了輪船製造和運輸業應由商辦的主張，認為招商局雖然在招致商人，但“商人與官積不相信，多懷疑不敢應，固不如使商人自製之情得而理順也”；商人自辦企業，“有計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計，因而有考覽洋人所以為得失之資”，有利於民族航運業的發展，提高與洋商競爭的能力，最終達到“師洋人之所利以利民”的目的。他還主張由商人公舉“市舶使”統一管理航運業。（注：《條議海防事宜》，《郭嵩燾奏稿》，嶽麓書社1983年版，第341—343頁。）關於輪船招商局，薛福成在1879年寫成的《籌洋芻議》也建議可由殷商在各埠設分局，“無論盈虧得失，公家不過而問焉”，此外，“商人有能租置輪船一二號，或十餘號，或數十號，均聽其報名於官，自成一局”。（注：《籌洋芻議·商政》，《薛福成選集》第 541頁。）持節駐外後，兩人均敏銳地透視出西方之富的本質，即富在社會，重在富民，從而促進了其企業商辦思想的深化。郭嵩燾指出，“今言富強者，一視為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抑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注：《與友人論仿行西法》，《郭嵩燾詩文集》第255頁。）薛福成謂，“（泰西 ）平時謀國精神，專在藏富於商”。（注：《西洋諸國為民理財說》，《薛福成選集》第417 頁。）具體而言，西方國家財富取之于民，百姓承擔“大兵大役”，國家恤商護民，國家與人民交相維繫，富強才有保障，才能長久。而中國官府干涉企業太多，官督商辦弊端叢生，得不償失，難以真正為國家立“富強之基”；要真正達到富強，就應效仿西方國家，“富強之業，資之民商”，（注：《致李傅相》，《郭嵩燾詩文集》第239頁。 ）企業由商民單獨經營。郭嵩燾在開礦問題上，鮮明地提出“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經營，不必官為督率”，如果官主持，就會“強奪民業，煩擾百端”，百姓不會順從，官府徒增損耗。（注：《與友人論仿行西法》，《郭嵩燾詩文集》第253頁。 ）薛福成在論述公司這一組織形式時也對官府過多干預企業經營進行了批評，強調企業商辦的優越性。他認為，西洋的公司，乃糾集民間資本組織而成，受政府法律約束，不僅解決了資金問題，而且具備“眾志齊、章程密、禁約嚴、籌畫精”的優點，有益無害。中國自中外通商後，也仿西洋公司之法，以官督商辦名義，糾集民間資本，組織公司，結果卻是“眾志離、章程舛、禁約弛、籌畫疏”，主要原因除了對西洋公司制度瞭解不深外，就是官督的形式起了消極作用，公司的領導者多與官府相勾結，他們利用官資，招收商股，中飽私囊，以致使公司不僅不能發揮效能，甚至成為商務發展的阻力，因此，薛福成主張徹底整頓公司組織，鼓勵民間成立公司。（注：《論公司不舉之病》，《薛福成選集》第480—481頁。）這種企業民辦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些實力尚弱的民族資本渴望擺脫官府壓制而自由發展的要求，有益於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應予充分肯定。
駐外使節振興商務的思想頭緒紛繁，言論極多，這裏采擇有代表性的幾個問題進行闡述，據此不難理出其思想發展的大致脈絡，即一方面是洋務派“求富”思想的補充和深化，一方面出現了經濟思想新動向，如改革稅則、企業民辦等，成為維新派經濟思想的先聲。
三、早期駐外使節對民用企業的貢獻
19世紀70年代，洋務派提出了“寓強于富”的口號，著手興辦以“求富”為目的的民用企業。到90年代中葉，大約創辦了幾十個民用企業，種類計有輪船運輸、燃料（煤）、原料（金屬礦）、鐵路、電報、紡織等等，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漢陽鐵廠、電報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為企業中頗著成效者。
駐外使節對西方富強有深刻的認識，主張中國發展近代工商業，自然對以“求富”為宗旨的民用企業大力支持。中國近代企業白手起家，基礎薄弱，機器設備、技術、人才等方面都要大量從西方引進。駐外使節多與洋務大員關係密切。郭嵩燾與曾國藩、左宗棠是兒女親家，與李鴻章是同科進士、至交好友，與沈寶楨、丁日昌等人關係也不錯；曾紀澤為曾國藩長子，與李鴻章等大員關係非同一般；劉瑞芬曾受知于曾國藩，旋為淮軍辦理水陸軍械轉運，並負責檢驗西式槍炮，頗得李鴻章讚賞；薛福成成為曾國藩、李鴻章幕府中上佐之才，李鴻章對他幾乎言聽計從；許景澄與張之洞關係密切，被稱作張之洞的“座師”；（注：《清故吏部左侍郎許公墓誌銘》，近代中國外交史料匯刊三十種，《許文肅公（景澄）遺集》，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016頁。）陳蘭彬曾入曾國藩幕府；黎庶昌為“曾門四弟子”之一；李鳳苞深受李鴻章、丁日昌賞識；鄭藻如、陳蘭彬、龔照璦、劉瑞芬都在李鴻章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中任過總辦或會辦；何如璋以究心洋務為李鴻章所賞識；張蔭桓出使美、西、秘前，特地“到津晤李傅相，籌商一切”，（注：光緒十一年十月廿四日記，張蔭桓：《三洲日記》卷一，光緒三十二年石印本。）崔國因、龔照璦與李鴻章為姻親。（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輯，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68、170頁。）使節出洋，多經由洋務大員推薦；使節出洋期間，與國內洋務大員多有聯繫，互通聲氣，故許多企業將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設備及人才之事委託給出使大臣，這在張之洞創辦的民用企業中表現得十分明顯。
張之洞在任兩廣總督、湖廣總督期間，建立湖北槍炮廠等軍工企業，湖北織布局、漢陽鐵廠等民用企業，建立了自強軍（1895年）和各種文武科技學堂，自成洋務體系，成為洋務運動後期崛起的一個實力雄厚的洋務集團。為抵制外洋銀元對中國貨幣的衝擊，1887年，粵督張之洞籌畫在廣州試辦機器鑄錢局，5月間， 委託使英大臣劉瑞芬向英國堯頓廠定購鑄幣機器，定期18個月造成， 分三批運粵， 光緒14 年12 月底（1889年1月）一律到齊。 （注：《光緒十五年八月六日兩廣總督張之洞奏》，《洋務運動》（七）第544頁。）光緒15年2月（1889年 3月），鑄幣廠建成，鑄造銀元和銅質製錢，這是近代貨幣史上的大事。1889年，張之洞在粵督任內，看到洋布大量傾銷中國市場，為保利權起見，籌設織布局，旋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織布局移至湖北，稱湖北織布局。張之洞委託駐英公使劉瑞芬、薛福成為織布局購買織布、紡紗、軋花機器等。另外，湖北織布局年需棉十余萬石，而本地棉花不如美國棉花性質優良，利於紡織。於是，光緒18年、19年（1892、1893）間，張之洞電請駐美公使崔國因在美國“選擇佳種，取其與湖北省氣候相仿、地土相宜者，採購棉子寄鄂試種”，（注：《光緒十五年八月六日兩廣總督張之洞奏》，《洋務運動》（七）第513—519頁。）共購美國棉種三千數百斤，於湖北一些地區試種，取得良好效果。1889年，張之洞在廣州籌建煉鐵廠，旋因他調任湖廣總督，鐵廠移至湖北，1890年在漢陽開工興建。1889年4 月，張之洞致電駐英公使劉瑞芬，請他查詢開採鐵礦、冶煉鋼鐵及製造普通鋼鐵料件的機器價格。經過往返電商，決定在英國訂購每日出鐵一百噸的全套機器設備。（注：《光緒十五年八月六日兩廣總督張之洞奏》，《洋務運動》（七）第272—276頁。）1890年薛福成任使英大臣時，機器設備分批運往湖北。張之洞還請劉瑞芬、許景澄等使節代為選募礦師、教習等專業人才。
上海機器織布局的籌建也得益于使節的幫助。1879年，李鴻章派鄭觀應主持興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在招募股份的同時，鄭觀應函請駐美副使容閎在美國代為選聘一位“有歷練”、“有名望”的紡織工程師到滬商辦建局事宜，容閎推薦了美籍工程師丹科（A. D. Danforth）。丹科來滬後，試驗棉花性能，並代織布局赴美選購機器，（注：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7頁。 ）為織布局的籌建立下了功勞。
我們不難發現，早期駐外使節之所以能為晚清經濟變革做出特殊貢獻，得益於他們獨特的身份地位及實地考察西方社會的出使經歷。走向世界與更新思想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繫。走出國門是使節變革思想產生飛躍的外在條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要自強圖存、變革求新，就不能不走向世界，向西方汲取養分。這是時代潮流推動下的必然趨勢，也是早期駐外使節的作為賦予我們的一個有益啟迪。
（資料來源：《史學集刊》1999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