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所謂“留學生”是指留居國外學習或研究的學生。但近代甘肅地處西北內陸，交通不便，經濟落後，民生艱困，風氣閉塞，不易選派國外留學生，故近代甘肅有國內留學一說，即凡甘籍學生到蘭州以東之西安、京、津、滬、漢、寧、直隸等地高等學校肄業者，亦稱為“留學生”（注：孟非.甘肅近代學校教育紀事［J］.蘭州學刊， 1985（5）.）。因此，本文對“留學生”的指涉包涵兩個層次：一是留學國外的甘籍學生；二是遊學國內其他省區的甘籍學生。但無論國外留學生，抑或國內留學生，大都是抱著服務桑梓、振興甘隴的目的外出求學的。他們在留學期間或學成歸省以後，積極關注並參與地方建設事業，影響至大。本文試就近代甘肅的留學事業及其對甘肅社會經濟的影響作一探討。 

一 

甘肅省國外留學向不發達。1906年以前，清政府對留學生沒有統一管理章程，全是以省為政。甘肅則因經濟困難、交通不便、風氣閉塞之故，在東南沿海富庶之區國外留學蔚然成風之時，尚無一學子負笈海外。如以留日而言，1905年留日人數達到近代中國留日學生人數的頂峰，約達8600之多（注：張海鵬.中國留日學生與祖國的歷史命運［J］. 中國社會科學，1996（6）.），甘肅則仍無國外留學一說。俟至1906年，“學部奏遵議選派翰林出洋遊學、遊歷。所需川資學費，由學部咨戶部於考察政治經費項下提用”（注：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M］.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159.），甘肅乃選派甘籍翰林楊思、範振緒、 田樹ｑǐｎ梫、萬寶成、閻士ｌíｎ璘五人赴日本法政大學肄業，包述侁入日本士官學校肄業（注：朱允明. 甘肅解放前四十年教育史料［M］.手抄本.）。這便是甘肅選派國外留學生的發端。1918 年甘肅省長公署制定《甘肅官費派遣留學日本學生規程》，從而結束了甘肅省派遣國外留學生無法可依、無規可循的狀況，使國外留學教育走上了正規化的道路。據統計，自清末至民國十九年為止，近三十年，甘肅國外留學生共有157人。其中民國七年到十五年，派出94 人（注：甘肅省志·教育志［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353～355.）。這些全系官費生，自費出國留學者尚未見史料有記載或統計。但到三十年代，情況發生了變化，自費國外留學生也日益增多了。如1934年《甘肅省國外留學章程》規定：本省國外留學生分為公費、自費兩種。1944年《甘肅省國外自費留學生補助辦法》訂立，“鼓勵甘籍學生自費出國留學”，可以申請補助，補助名額每年20名。由此可見，甘肅國外自費留學生人數已非昔日可比，大有與官費生比肩之勢了。 

甘肅省國內留學起步也是相當晚的。1904年京師大學堂正式招生，分配甘肅名額4人。是年陝甘總督飭令選派甘籍學生7名，往京師大學堂及京師法律學堂留學（注：朱允明.甘肅解放前四十年教育史料［ M］.手抄本.）。這是所能見到的甘肅國內留學的最早記錄了， 當可視為甘肅學子官費留學國內之肇始。1907年袁世凱在天津開辦北五省師範學堂，陝甘總督升允咨選甘肅舉貢韓樹義等五十餘人入堂肄業（注：慕壽祺.甘青甯史略，下冊［M］.蘭州古籍書店影印本，1990.183.）。 自此開啟了近代甘肅約為半個世紀的留學生史。近代甘肅國內留學史，從總體上來看，除解放戰爭時期外，自1904年至1945年的40余年間，留學生的規模是處於增長態勢的。1917年甘肅省長公署規定《甘肅選派留學北京及外省學生規程》規定留學名額61名。1919年《修正甘肅選派留學北京及外省學生規程》規定留學名額74名。1926年《甘肅省國內留學生補給省費規程》規定名額已增加到96名。據統計，自1918年至1926年，甘肅國內留學生即達906人（其中女生30人）（注：朱允明.甘肅解放前四十年教育史料［M］.手抄本.）。嗣後，甘肅省改官費為獎學金， 津貼為補助費，以擴大名額，提高待遇。如1937年《修正甘肅國內各大學甘籍學生獎學金章程》規定：獎學金名額100名，遇必要時得臨時增加； 每學期每名支取獎學金，（甲）學自然科學系者按期成績分為120元、140元、160元，（乙）學社會科學系者為100元、120元、140元（注：皇甫均等編.甘肅近三十年教育史要［M］.手抄本.）。1940年《修正甘肅省國內各院校甘籍學生獎學金暫行辦法》即將名額擴大至160名。 同年，甘肅又制訂了《甘肅省建設廳甘籍學生特種獎學金暫行辦法》，規定：“為培植土木、水利、採礦、冶金各項專門人才，特于設置上項科系之國立各大學各獨立學院設甘籍學生特種獎學金。”（注：民國甘肅省政府甘肅省教育法規［M］.1942. ）從而使甘肅省國內留學教育達到高潮。1938年至1945年，全省享受上述獎學金的大專學生共達3577人（注：甘肅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甘肅教育史志資料［M］. 油印本（內部資料）.）。 1945年至1949年，受戰爭影響，國內留學規模有所縮減，但也並非多數學者認為的幾無可言。如據《隴鐸》月刊報導，1947年在南京的甘籍學生僅金陵大學、中央大學、政法大學三校即達80餘人（注：簡訊.隴鐸，新一號.1947.）。全國則可以想見了。 

以上就是近代甘肅留學教育的發展概況。下面再介紹一下留學生的留學地域分佈與留學系科結構。 

派遣留學生是落後的國家或地區向先進國家或地區學習的一種重要方式。甘肅留學生史，無論是國外留學或是國內留學都反映出了這種關係。在國外留學方面，據不完全統計，1912年至1926年甘肅國外留學生總數58人，其中日本44人、美國2人、法國1人（注：朱允明. 甘肅解放前四十年教育史料［M］.手抄本.）。 

從中可看出近代甘肅國外留學生留學地域分佈之大略。以英法為首的歐洲，自工業革命至20世紀初，“這一時期是歐洲直接或間接地成為全球主人的時期，……歐洲的霸權不僅在政治領域——以大殖民地帝國的形式——表現得很明顯，而且在經濟和文化領域也表現得很明顯”（注：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下冊［M］.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560.）。以經濟領域而言，“歐洲不僅成了世界的銀行家， 而且已成為世界的工業市場”（注：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下冊［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562.）， 是世界上資本與技術的主要輸出地。因而成為近代中國國外留學生的主要輸入地之一。然而甘肅以經濟實力弱，所趨寥寥。美日則是後起的資本主義工業強國。美國南北戰爭後經濟發展迅速，1894年工業產量已躍居世界第一位。這種經濟迅速騰飛的奇跡，對中國留學生則更具吸引力。日本明治維新前國情類同中土，然而自明治維新後派人去西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成為後現代化國家的典範。況且“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注：張海鵬.中國留日學生與祖國的歷史命運［J］.中國社會科學，1996（6）. ）。日本因而成為中國國外留學生人數最多的國家，美國次之。甘肅國外留學生的分佈，更是如此。 

在國內留學方面，1918年至1926年甘肅國內留學河北737人、 湖北39人、江蘇66人、陝西64人，總計906人（注：朱允明.甘肅解放前四十年教育史料［M］.手抄本.）。 近代甘肅國內留學生留學地域的分佈以文化、經濟中心為重。除陝西以地理關係稍多外，河北（主要是北京與天津）則以全國的文化中心，集中了甘肅國內留學生的最大多數；湖北、江蘇（包括上海）則以近代中國商品經濟與市場的發達見長，有甘肅留學生105人，占這一時期總數的11.6％。 

與此相適應的是甘肅留學生留學系科的構成。國外留學仍以1918年至1926年為例。這一時期甘肅共派出留學生94人，其中法科19人、工科30人、商科14人、師範科9人、冶金科5人、文科5人、預科12 人（注：甘肅省志·教育志［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353～355.）。這種比例關係基本上是合適的，有利於甘肅社會的協調發展。在國內留學方面，為發展教育、啟迪民智，發展經濟、振興地方起見，尤重于師範與實業教育。如1917年《甘肅選派留學北京及外省學生規程》的名額分配為：高等師範24名，大學法科及法政專門學校11名，大學文、理、農、工、商等科暨法政以外之專門學校、甲種實業學校22名，清華學校4名。又如1919 年《修正甘肅選派留學北京及外省學生規程》規定：國立北平大學15名，國立北京、武昌、南京各高等師範學校共24名，國立法政專門學校6名，清華學校6名，國立農業專門學校4名， 國立工業專門學校4名，國立醫學專門學校2名，武昌商業專門學校2名， 私立各大學及專門學校4名，甲種實業學校7名。在1919年的74人中，師範類24人，約占32％，實業類17人，約占23％，合計41人，即達總數的55％以上。 

據估計，自1904年至1949年，甘肅國內外留學生總計實不下5000之譜（注：楊紅偉.“留學生”與近代甘肅文教事業［J］. 蘭州教育學院學報，1999（4）.）。然而由於“今之社會，求才者人浮於事，求團者事不得才”，致使“百業凋蔽不得其人以振興之，而出身各大學學生竟無業可就，流為高等遊民者”（注：甘肅省志·教育志［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353～355.）。所以留學生回省就業的情況未容樂觀。據1933年統計，在國內各院校畢業的甘籍學生128人， 回本省服務的68人，占畢業生總數的53.1％，其中就業情況較好的法警院校畢業生回省者40％。按師範學院規定，師範學院學生畢業後，必須在中等學校服務5年（專科3年），就業較有保證，但薪金微薄，生活難以為繼（注：甘肅省志·教育志［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353～355.）。因此每屆畢業，甘籍學生往往躑躅于省門之外，不知何可！甘才難盡甘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但同時也應看到，回省就業服務桑梓是主流，占多數。 

二 

眾所周知，近代甘肅經濟是相當落後的。如蘭州，作為甘肅手工業中心、商業中心與市場中心，至清末時也不過“北臨河濱，南對蘭山，地面狹隘，周圍五六裏，戶口約三千有奇，為北五省一極小都會”（注：彭英甲.隴右紀實錄，卷八［M］.甘肅官報局石印，1911.）。而且其為數不多的商業組織還操持于外省商人之手，直到抗戰前仍少有改變。這種情況正如《蘭州商業調查》的作者蕭梅性所言：“至於經營各大商業之幫口，大概言之，金融之權，操於山陝津幫之手；各大行店，晉商稱勝；錢莊藥號，秦人居多；購辦皮貨綢緞雜貨事業，津晉兩幫，可稱並駕；製造青條黃煙，陝甘兩商，亦足齊驅。”（注：蕭梅性. 蘭州商業調查［M］.1935.2.） 

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近代甘肅留學生離省到外國外省留學的。在新的參照體系下，他們眼界大開，思想為之一新，愈益感到甘肅的貧窮與落後。從而促使他們利用由現代科學知識武裝起來的頭腦去探尋甘肅落後的原因，籌畫甘肅經濟發展的途徑，並積極參與地方建設事業，為近代甘肅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關注家鄉經濟，積極籌畫方略 

甘籍留學生大都是抱著服務桑梓、振興甘隴的目的外出求學的，因而極為關注家鄉的經濟建設，他們或組社團，或創辦雜誌，或投身建設，積極為甘肅經濟的發展出謀劃策。如1920年甘肅旅京學生創辦《新隴》雜誌，乃希冀：“輸入適用之知識及學理，俾隴人有所比較而采擇焉，傳播社會之狀況於外界，俾國人知其卑污而投之以劑也。然後可望隴人之覺悟奮興，及污濁社會之改良也。”（注：卷首語.新隴，1920（1）.）1932年留居北平的學生社團——甘肅實業革新社創辦《實業革命》雜誌，言其宗旨為：“本刊本實際研究之精神，為甘肅實業詳密調查與具體討論，總期於改革方面，有所擘劃；建設方面，有所貢獻。”（注：卷頭語.實業革命，創刊號.甘肅實業革新社，1932.）1939 年甘肅旅渝同學會“本介紹學術思想，促進本省文化建設（即心理建設與物質建設——作者注）之宗旨，發行《隴鐸》月刊以為宣導”（注：發刊詞. 隴鐸，1939（1）.）。他們以為“甘肅如要有生路，如要有蒸蒸日上之勢，急圖莫緩的就要做實業建設”（注：雷抱冰.甘肅實業建設的先決問題.實業革命，1932.），但甘肅建設還存在許多障礙。 首先就是政治黑暗，地方不靖。其次是交通不暢。他們認為“交通乃實業建設之樞紐，若交通梗塞，一切建設，難期有效。甘肅文化落後，產業未興，十分不景氣的原因，可以說就是受了交通不好的大影響了。”（注：雷抱冰. 甘肅實業建設的先決問題.實業革命，1932.）再次是“經費莫處籌”與人才短缺。他們認為“甘肅建設困難在沒錢和沒人才”，如不解決，“真的沒有建設之可能性”（注：陳守禮.甘肅水利建設［J］.隴鐸， 1940（4）.）。他們認為，這些“先決問題若不解決，則實業建設之方案雖好， 實業建設之設計雖詳，但絕難奏效，絕難成功”（注：雷抱冰.甘肅實業建設的先決問題.實業革命，1932.）。因此，他們主張在政局上“刷新政治”、“整理軍隊”、“肅清土匪”（注：雷抱冰. 甘肅實業建設的先決問題.實業革命，1932.），因為這“一方面是求安定，但同時也就是求進步”（注：陳筮泰.安定中的進步［J］.隴鐸，1939（3）. ）；在交通上開發公路、鐵路、電訊，以求“促進生產，繁榮經濟，普及教育，提高文化”（注：通哉.鄉村建設之理論與實際（下）.隴鐸，1940（4）.）；在經費上，“願政府當局對甘肅建設事業，都予特別補助”（注：陳守禮.甘肅水利建設［J］.隴鐸，1940（4）.）； 在人才上，他們主張一方面“政府對此輩建設人才應有統籌分派職務的辦法”以紓解甘肅建設人才缺乏的燃眉之急，一方面要在甘肅“普及職業教育”與發展普通教育，以為甘肅長遠發展儲備人才。同時，他們還在工業、農業、商業與金融業的發展問題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合理化建議。如在金融方面，他們認為“省銀行為全省金融中心，關係地方經濟興衰至钜”，因而主張“亟應健全機構，使監督執行分立，經理人員專任，庶銀行業務，不受財政之影響，經理人員，不致隨財政當局而更易，然後方可專力後方經濟建設”（注：　 甘肅省臨時參議會第一次會議匯刊.1940.）。 

2.培養經濟、科技人才 

他們認為“如今的世界，是萬事決于人才，有人才，一切便都有辦法”，而甘肅經濟發展與否，關鍵在於人才的培養。因此，甘肅留學生回省以後，便積極地投身於地方的職業教育。1919年，省教育會會長牛載坤（甘肅臨洮人，畢業于京師測繪學堂）乃創辦省工藝學校，招收編毛科一班。1920年後，水楠（蘭州人，畢業於北京工業專門學校）繼任校長，時達20餘年。其間校名雖迭經更張，但在水楠的努力下，該校不斷發展壯大，先後開辦了編毛、織編、應化、肥皂、染織、紡織、編染、高級應化、制革、金木工、紡毛織呢、化工、高級紡織、機械、土木、電訊等計15科。至1945年時，甘肅省立蘭州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有紡織、機械、土木、化工、電訊等五科，十四班，學生多達571名（注： 甘肅省立蘭州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概況［A］.甘肅近代機械工業史料［C］.蘭州大學出版社，1989.112～155.）。同時，在教學上該校還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方法。早在20年代，水楠就創辦了紡織場、金工廠、木工場、鞣革場等學生實習場所（注：朱太岩.著名實業家水楠［A］.蘭州文史資料選輯，第12輯［C］.蘭州大學出版社，1992.134.），至1945年該校共設有機械、紡織、化工三廠，計機工、鉗工、機織、紡毛、機編、肥皂、制革七部，並擁有多種現代化的機械設備（注：甘肅省立蘭州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概況［A］.甘肅近代機械工業史料［C］.蘭州大學出版社，1989.112～155.）。而甘肅另一所重要的職業學校——省立蘭州高級農業職業學校的發展亦足以表明甘籍留學生為地方培養經濟、科技人才所作的貢獻。該校創辦於1917年，然而前十五年間，因“校長資歷，十九非研究農業專才”，發展極其緩慢，至1932年“學級不能超過四班，學生只五六十人”。1933年起，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畢業生王爾黼（甘肅靜寧人）“奉令長校，竭忠盡智，力圖整頓”，“比至二十七年時，學校確以粗具規模”。至1947年，“刻本校學生，計農科 171人，林科162人，畜牧科81人，合作科55人，共計學生469人；教職員56人；圖書11055冊，儀器2677具；前後林場84畝”。 而且據1947年統計，該校共有教職員56人，其中甘籍留學生即多達26人（注：甘肅省立蘭州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周年校慶特刊.1947.3～33.）。此外，他們還參與創設了省立第一女子職業學校、省立蘭州高級助產學校以及礦師養成所等多所職業學校。 

3.擔負甘肅經濟建設的組織、領導重任 

甘籍留學生認為，甘肅經濟的發展還存在著風氣未開，民智未啟，沒有專門人才引導的困難，因此他們回省後，或出長全省建設事務，或擔任部門領導，或主持地方行政，大都積極地擔負起了組織和領導甘肅經濟建設的重任。民國初年甘肅全省農、工、商、礦、林、牧、交通都由實業廳（後改建設廳）管理，但它卻是“一個最腐敗、最破爛的機關”。1925年趙元貞博士（甘肅正寧人，畢業于美國匹茲堡大學）出長廳務，“即略事整頓”，力圖振興，任期內，他（1）開發交通。 趕修了甯平路、蘭平路、西平路、蘭秦路及西秦路等重要的汽車及大車路（注：建設月刊，1927（2）.）；（2）創辦農林講習所。 令各縣選派學員各一名，學習一年，送回本縣為發展農林事業之助；（3）開展植樹造林， 創辦苗圃。制定《甘肅省單行植樹懲獎條例》，開展全省範圍內的造林運動，諭令各縣創辦苗圃，自己也在蘭州辦了三處苗圃（中山林的兩萬株樹木即用出圃的樹苗所栽）；（4）統一度量衡。 制定《甘肅省頒發標準秤辦法》，並在廳內設立標準秤製造廠，發交各地作為標準（注：趙元貞.趙元貞自述［A］.蘭州文史資料選輯，第12輯［C］. 蘭州大學出版社，1992.41.）。“這一運動，無疑對推動甘肅商業經營的近代化與促進商品生產和流通有積極意義。”（注：李清淩.甘肅經濟史［M］.蘭州大學出版社，1996.124.） 

抗戰時期，甘肅經濟的全面發展階段，是在原金陵大學教授、著名農業經濟學家張心一（甘肅永靖人，畢業于美國康乃爾大學）出任建設廳長任內。張心一因鑒於甘肅建設事業非自身人才財力所能及，即力主利用中央的經費、省外的資本和省外的人才來辦理自己辦不到的事業。張氏在職六年間辦理各項建設事業費約21億元，本省自籌者不過十分之一，其餘十分之八由中央補助，還有十分之一由國際救濟機關補助。大型水利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