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克虜伯公司(Krupps)從19世紀後半葉起逐漸發展成世界著名的軍火製造商，其生產的克虜伯後膛鋼炮半數以上銷往國外。中國從19世紀70年代前後開始與克虜伯公司交往，雙方的往來一直持續到抗日戰爭初期，且交往範圍不斷擴大。無論是在武器裝備的改進，還是兵工製造技術的提高等方面，克虜伯與中國近代軍事的發展都有著很大關係。其中，克虜伯炮學書的翻譯，克虜伯人員來華以及與克虜伯有關的中方人員赴德學習兵工技術，皆促進了中國近代軍事教育的進步。
克虜伯炮學書籍的翻譯
晚清自19世紀70年代起即開始購買克虜伯炮，在購買、操用克虜伯炮的過程中，因急需瞭解克虜伯炮的構造、性能及使用方法等，故一批克虜伯炮學書籍被譯介到中國。
翻譯克虜伯炮學書籍最多的是江南製造局。同治六年(1867)，江南製造局設翻譯館，採取中西學者通力合作、口述與筆譯相結合的辦法，翻譯克虜伯炮學書籍，以“布國（普魯士）軍政局”原書為基礎，由金楷理(Carl·T·Kreyer)口譯，李鳳苞筆述。其中尤以同治末年譯介最盛，僅同治十一年(1872)，江南製造局就有七八種克虜伯炮學書籍翻譯刊刻，如《克虜伯炮圖說》、《克虜伯炮操法》、《克虜伯炮表》、《克虜伯炮彈造法》、《克虜伯藥餅造法》、《克虜伯腰箍炮說》及《克虜伯螺繩炮架說》等。後又編譯了《克虜伯炮准心法》、《克虜伯船炮操法》等書，可知江南製造局譯書之勤以及當時需求之殷。此外，天津機器局、天津水師學堂也參與編譯了《克鹿蔔小炮簡本操法》、《克虜伯炮子藥圖說》、《克虜卜新式陸路炮器具圖說》、《克虜伯電光瞄準器具圖說》及《克虜蔔量藥漲力器具圖說》等書，只是時間上要晚於滬局。金陵練兵出版處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也曾出版有《克虜伯海岸炮管理法》。
歷年譯介的克虜伯炮書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克虜伯炮的製造方法；一類是克虜伯炮的操用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有：《克虜伯炮圖說》，主要以圖表的形式對克虜伯炮的構造原理進行說明；《克虜伯炮操法》，對克虜伯炮應用于作戰和訓練很有幫助；《克虜伯炮表》，晚清在購買克虜伯炮之初，主要使用四磅彈炮，該書對其操用方法介紹甚詳；《克虜伯炮彈造法》和《克虜伯餅藥造法》，19世紀70年代初，晚清購用克虜伯炮剛剛起步，雖然仿造克虜伯炮還未提上日程，但上述兩書的翻譯，對於晚清各機器局學制炮彈、炮藥都大有幫助；《克虜伯炮准心法》，詳述了炮位取準時的各種方法，有助於提高軍隊的戰鬥力。
以上述克虜伯炮學書籍的譯介為基礎，翻譯克虜伯兵書的範圍逐漸擴展，克虜伯炮的螺繩炮架、量藥漲力器具、電光瞄準器具等等具體問題都曾在譯書中見到，反映了晚清對克虜伯炮學知識認識的深化。特別是克虜伯炮及其附件（炮彈、火藥、炮架等）之製造方法的介紹，對於晚清興辦軍事工業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克虜伯炮學書籍中所闡述的制炮及附件技術對於中國造炮技術的影響雖沒有具體的文字資料記載，但是翻譯克虜伯炮學書籍最多的江南製造局也是仿造克虜伯炮最具成效的機器局，可推知克虜伯炮學書籍的譯介是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的。
克虜伯炮學書籍的譯介還推動了晚清近代軍事教育的普及與發展。除翻譯書籍外，晚清還自行編譯了一批簡單實用的克虜伯炮書籍，如淮軍天津軍械局編譯的《克鹿蔔小炮簡本操法》以及《克鹿卜陸路炮行炮表》、《克虜伯炮操法》等。光緒四年(1878)，李鴻章在其奏摺中稱：“上海機器局譯刻《克鹿蔔後膛炮法》，天津軍械所譯刻《克鹿蔔小炮簡本操法》均已印發各營，令將弁兵勇日事講習。”[1]（奏稿，卷32,P8～9）克虜伯炮的操法已經為淮練各營所熟悉。隨著各省定購後膛槍炮的增多，總理衙門令直隸派淮練軍前往教習，李鴻章呈總理衙門“《克鹿蔔四磅操法》二本，凡克鹿蔔大小各炮操作可以類推”[1]（譯署函稿，卷15,P28），以備各省操演克虜伯後膛鋼炮時參考。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總理衙門急令李鴻章將上海機器局所譯各兵書發交各營講習：“據張之洞電奏，各國陸戰，專恃地營，上海譯有《營壘圖說》，又有《克虜伯炮准心法》、《炮法求新》、《攻守炮法》、《營城揭要》諸書，皆滬局譯刊通行，請分發各營等語。著李鴻章即將此等書籍，迅即發交各營，趕緊練習，以資應用。”[2]（電稿三，P19）軍隊臨戰時才以譯書發交各營以資練習，雖已緩不濟急，但也反映了清政府希望借助譯介的兵書提高戰鬥力的迫切心情。
克虜伯炮學書籍的譯介，是洋務運動中洋務派以“自強”相號召，努力學習西洋軍事以提高中國軍事實力的具體表現，它對於中國近代軍工製造業的發展、晚清軍隊的訓練水準的提高以及近代軍事教育的普及與深化，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也促進了晚清軍事思想的進步。
來華克虜伯人員與中國軍事教育的關係
從晚清直至民國，克虜伯公司為了在中國開拓銷售市場，不斷派遣克虜伯人員來華；而中國人在購買克虜伯炮之後，無論是操用、維護和仿造克虜伯炮時，都希望能在克虜伯技術人員的指導之下，由此，克虜伯以及受克虜伯聘請的西方技術人員陸續來到中國，幫助中國提高軍事技術。他們廣泛活躍在中國軍隊、軍事學堂和軍工企業之中，為中國軍事教育的進步做出了貢獻。
最早來到中國的克虜伯人員瑞乃爾(Schnell,Theodore H.?--1897)，原屬克虜伯廠人員，時為普魯士炮隊下級軍官。同治九年(1870)，受克虜伯廠派遣，瑞乃爾攜帶克虜伯炮來到中國推銷軍火，他熟悉後膛鋼炮及快槍的操演方法，並略通中文，來華後不久即得到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任用，擔任淮軍的軍事教官，開始了他在中國長達近三十年(1870～1897)的活動。1875前後，山東舊式水師登榮水師購買了克虜伯炮，需人演試，山東巡撫丁寶楨聘請瑞乃爾前往教演操法，瑞乃爾表現出色，受到丁寶楨的讚譽。1876年5月29日，丁寶楨奏請獎勵瑞乃爾：“德國兵官瑞乃爾，原在該國克虜伯炮廠，熟精後膛鋼炮及快槍各操法，並略悉中土語言。前因登榮師船購買德國克虜伯槍炮，資其試演，因延雇瑞乃爾來東。自派令教習兵隊以來，口講指授不遺餘力，且性情忠實，約束各隊無少寬暇，薪工所餘輒以獎勵兵丁之勤奮者，故操練未逾一年，槍炮各技竟有十成，實屬異常出力。現擬訂立三年合同，抽調本省馬步各隊，俾令將槍炮一切教練盡其所長。”[3]（卷12,P32）瑞乃爾得授三等寶星之後，繼續在山東教練槍炮操法，後來又供職于天津練軍營。瑞乃爾擔任淮練各軍教習，雖然主要目的仍是為克虜伯公司推銷產品，“像後來幾十年中他的許多同僚一樣，負有為克虜伯廠作軍事情報工作的義務”[4](P105)，但在客觀上為淮練各軍的進步做出了貢獻。此後，瑞乃爾一直供職于北洋海軍，擔任教習。除了炮法外，瑞乃爾本人還精通快槍法，因此德國炮械圖書多通過瑞乃爾購買。1889年，瑞乃爾暫回埃森克虜伯廠研究新的炮兵用材料，他建議派遣武備學生隨其前往克虜伯學習兵工技術，並得到了李鴻章的同意。是年五月，瑞乃爾率領北洋武備學堂學生段祺瑞等5人，由天津出發前往柏林。初入德國軍校見習，繼入埃森之克虜伯廠接受炮術講習及構築炮臺工程訓練。之後，瑞乃爾再次來到中國，繼續服務于北洋海軍，在擔任教習之暇，還參與翻譯德國軍事書籍。甲午中日戰爭爆發，瑞乃爾被調往威海衛協助北洋水師作戰，在威海衛海軍基地保衛戰中勸丁汝昌降日，被丁汝昌拒絕。1897年，瑞乃爾歿于武昌。在克虜伯來華人員中，瑞乃爾服務於中國軍隊時間最久，是第一批來華軍事顧問的代表。無論是在促進軍隊訓練水準的提高、炮臺構築技術的改善，還是在促進晚清軍事學生留學方面，他都有貢獻。而且，他還加強了晚清與克虜伯的聯繫，在克虜伯來華人員中表現最為突出。
與瑞乃爾前後來華的，是李鴻章委託克虜伯代雇的德國都司李勱協(Lehmayer)。同治十二年(1873)李鴻章托克虜伯代雇李勱協來津教習炮隊，“李勱協來津，與之訂立合同，議明三年為期，教習克鹿蔔後膛鋼炮。該都司悉心指受，炮隊操法日臻嫺熟”[1]（奏稿，卷27,P4），“人亦誠篤，三年以來，頗有成效。現屆合同期滿，應准銷差回國，除照原立合同付給川資勞金外，本大臣格外賞給李勱協二等寶星，以昭獎勵”[1]（譯署函稿，卷4,P40）。在李勱協回國之際，李鴻章商令李勱協帶卞長勝等7人赴該國武備學院講習水陸軍械技藝。李勱協是第一個由克虜伯代雇的來華軍事顧問，李鴻章對他在三年服務期內的成績十分滿意，並賞給他二等寶星，以後洋員獎予寶星往往援引此例。卞長勝等是晚清第一批赴德留學人員，李勱協對中國人留德學習軍事亦有開首例之功。
繼瑞乃爾、李勱協之後，克虜伯來華人員逐漸增多。在有記載的人員中，曾服務于李鴻章所部（天津練軍營）的還有艾德溫·易爾格芮。1885年，德國貼現公司、德軍銀行及克虜伯廠派出一個三人鐵路考察團來華考察，其中鐵路工程師白特概是克虜伯廠的代表。之後，白特概受克虜伯的委託，繼續留在中國。富凱爾（或譯為富合爾）是德國海岸要塞專家，1885年9月，他被克虜伯廠派往李鴻章處任軍事技術代表，李鴻章派福凱爾到沿海各口岸作視察旅行，考察沿海炮臺佈置，對於沿海炮臺構築、炮位安置貢獻頗多。1891年4月4日李鴻章奏請獎勵各洋員：“茲查有德國克虜伯廠派來中華照料炮械總兵福合爾、現任克虜伯廠總辦燕格、克虜伯廠製造總辦克挐思、兼充荷蘭國天津領事官奧國人滿德等四員，於中國購造海防巨炮並傳授製造栗色火藥秘法，均能實心經理，著有勞績。……準將福合爾比照各國武職大員例賞給二等第三寶星，燕格（等）比照陸路副將教習例賞給三等第一寶星，克挐思、滿德（等）比照水師管駕、陸路參將、副領事官例賞給三等第二寶星，藉資鼓勵。”[1]（奏稿，卷71,P26）福合爾、燕格、克挐思均屬克虜伯廠人員，滿德是克虜伯兵工產品在華銷售的代理，李鴻章均請旨給予獎勵，以表彰他們對中國軍事的貢獻。
晚清軍事學堂中也有克虜伯人員的貢獻。晚清在興辦陸軍學堂之初，陸軍學堂中以北洋武備學堂最為重要，學堂中的洋教習全部為德國軍官，其炮隊洋教習是否與克虜伯有關，沒有資料能夠證明，但是教習鐵路科的包爾確為克虜伯駐華代表。包爾在北洋武備學堂任鐵路總教習3年（光緒十六年至十九年），也得到了李鴻章授予寶星的獎勵：“北洋武備學堂鐵路總教習德國工程師包爾，經該國克鹿蔔廠派令來華講求鐵路，籍圖報效。自光緒十六年到堂教授鐵路各項課程，盡心指示，不憚煩勞，俾學生均能領會，頗著成效。三年之久並未支領薪水，實屬廉讓可風。現擬銷差回國，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包爾照總教習例賞給二等第三寶星，以示獎勵。”[1]（奏稿，卷77,P8）以包爾為代表的克虜伯技術人員來華後，多能恪職盡守、認真工作，客觀上推動了中國近代軍事教育的發展。
除北洋外，聘請克虜伯人員較多的還有張之洞。他在興辦槍炮廠（先擬設廣州，後設於湖北漢陽）的過程中，不僅聘請了克虜伯技術人員，而且還多次委託克虜伯廠代雇鄂省所需技術人員。他曾多次致電駐德公使，委託克虜伯代雇煤礦師、工程師，希望所雇人員技術精湛，而克虜伯為漢陽鐵廠代雇工程師，對於漢陽鐵廠技術改進很有幫助。克虜伯為解決湖北槍炮廠以及漢陽鐵廠等廠的技術問題，派遣克虜伯本廠技術人員來華。根據張之洞電稿的記錄，光緒二十一年，克虜伯廠曾派遣44名技術人員、工匠赴張之洞處服務。[5]（乙編，第七函，第五冊）克虜伯來華技術人員（包括代雇人員）在湖北兵工企業中任職，將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帶到了中國，促進了晚清兵工企業的近代化。但是，也存在問題，主要問題有二：一是技術人員來華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銷售其產品，克虜伯公司是從自身利益考慮的；二是克虜伯技術人員與同時期來華的洋員一樣——傲慢而跋扈，張之洞本人曾有這樣的體驗：“克廠薦來總礦師馬克斯、鐵廠總管德培二人，工夫尚好，惟性情奇傲，……獨斷獨行，稍不如意，即以停工挾制。……請托克廠電誡馬、德為禱。”[6]（電牘，卷27,P22）洋員恣意行事，清廷官員只得遇事遷就，這是近代聘用洋員過程中始終存在的問題。
甲午戰爭以後，晚清開始編練新軍，主要是仿效德國軍制，炮隊炮用克虜伯式和格魯森式，並陸續設立了一批陸軍學堂，教習也多聘用德國軍官，克虜伯公司也相繼派遣技術人員來華指導克虜伯炮的操用。如1902年，克虜伯派炮師司美忒來華，到天津協助將克虜伯廠改良的瞄準千里鏡機件安裝于克虜伯短炮之上，並講授其用法及用途。中國聘請的克虜伯技術人員中有人在華服役一直持續到民國時期，1913年12月，海軍部在請求給予洋員哈蔔們酬金呈文[7](P700)中稱：“查該洋員哈卜們於前清光緒十二年秋，經前北洋海軍督操琅威理由克虜伯廠聘請前來，曆在中國軍艦管理炮械，又赴直、東、寧、浙、閩、粵等省考驗炮臺、修理炮械，於上海、德州等處製造局試驗火藥，甲午中日之戰且有受傷，計今就役已曆二十五年之久”，請求給予獎勵。民國時期克虜伯技術人員來華情況見於記載的不多，不過從各地代理克虜伯兵工產品的洋行來看，一般都有克虜伯技術人員充任其間，以便在銷售產品時提供技術資料和使用指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克虜伯公司進一步拓展與華貿易往來的範圍，鋼鐵成為另一銷售重點，克虜伯技術人員多次來華實地考察。
在近代中國，克虜伯公司為銷售其產品，德國政府為能參與中國的軍事改革，對派遣克虜伯技術人員來華都採取了積極支持和鼓勵的態度。克虜伯來華人員在推銷其產品的同時，也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軍事的近代化。他們廣泛地活躍在軍事領域，無論是陸軍或是海軍，不管是軍事學堂或兵工企業，都有克虜伯人員的活動。到民國時期進而擴展到了鋼鐵工業以及與軍用有關的事業建設中，促進了中國軍隊裝備訓練的改進、軍事教育和軍事工業的發展，加強了中西交流。
中國留德軍事、兵工人員與克虜伯的關係
晚清留德學習軍事的留學生，或由與克虜伯有關的人員帶領赴德，或曾在克虜伯廠學習製造等技術，與克虜伯公司有著廣泛的聯繫。
中國向德國派遣軍事留學生，開始于光緒二年(1876)，此時，李勱協恰將啟程回國，因此李鴻章決心派學生赴德學習，“所派遊擊卞長勝等，久曆行陣、素諳洋器，更令出洋精求博覽，兼有李勱協授引照料，遍赴德國各廠局軍營及炮臺兵船，切實考究，以增益其所不能。似亦造就人才之一法”[1]（奏稿，卷27,P4）。為此，李勱協擬訂了“帶中國武弁出洋赴德國武學院學習章程”[1]（譯署函稿，卷4,P41）。1876年4月15日，李勱協帶領卞長勝、朱耀采、楊德明、袁雨春、查連標、劉芳圃、王得勝等7人由天津搭輪船起程。到達德國之後，他們分別入武學院、製造廠學習。卞長勝、朱耀采最終學業未能精進，先調回國；楊德明攻苦成疾，回國身故；袁雨春、查連標、劉芳圃三人學成回國，均得到李鴻章的獎勵並在淮軍親軍哨隊擔任教習；王得勝在德國學習時間最久，於1881年回國。他在德留學成績最優，對於德國軍營諸藝學得最多，為李鴻章所推崇，認為“王得勝一弁出洋年久，學業較深，艱苦備嘗，尤堪嘉獎”[1]（奏稿，卷41,P23），請旨將王得勝留於直隸，以都司儘先補用。卞長勝等前往德國留學，與克虜伯有很大關係，留學回國後多充任於淮練各軍，將在德國所學炮法等教授于各軍，促進了淮練各軍技術的掌握。
與派遣留學生同時，晚清的一批技術、兵工專家也不斷受李鴻章的派遣到克虜伯，學習其造炮技術。1875年，李鴻章派金陵機器局委員通判王承榮赴英法及德國克虜伯廠考察，這是晚清首次派技術人員到克虜伯廠學習。金陵機器局不久即開始試造克虜伯小炮，與派技術人員考察克虜伯廠當有直接的關係。光緒五年北洋大臣李鴻章決定購買外洋兵輪，致函出使德國大臣李鳳苞留意鐵甲船式，並派參贊徐建寅到德國考察各等兵工廠。徐建寅(1845--1901)，作為晚清傑出的軍事技術家和科學家、翻譯家，在歐洲考察期間，相繼參觀了英、法、德等國的30多家軍工廠，並於1880年11月22日到24日考察了克虜伯廠。在考察過程中，徐建寅對克虜伯廠的彈殼加工、炮管鏜削、銑磨來福線、罐鑄優質鋼、鑄鋼、銼刀技術、驗鋼材牽力、擠力、折力等設備運轉、生產流程作了詳細的觀察和記述，並將考察的情況整理寫成《閱克鹿蔔廠造炮紀》，刊載於上海的《格致彙編》，後來編入了《歐遊雜錄》中。徐建寅是晚清第一位出國對歐洲各國軍事科學技術進行全面考察的科學家，為學習、傳播歐洲軍事科學技術做出了重要貢獻。
晚清派遣的海軍留學生中，也有人前往克虜伯廠考察。1875年，沈葆楨趁日意格回國之便，囑其帶船政第一屆學生數名赴英、法考察。日意格帶領駕駛學生劉步蟾、林泰曾和製造學生魏瀚、陳兆翱、陳季同赴英、法考察。魏、陳（兆翱）二人在留學期間，“按月考課，屢列上等，並令遊歷比利時及克鹿蔔各大廠，參會變通，該學生等均能實力講求，研究理法”[8]（第5冊，P236）。魏瀚、陳兆翱作為第一屆海軍留學生，于1880年前後回國，在福州船政局供職，福州船政局購買物料，多委託二人赴外洋採購。學習克虜伯的造炮技術，是福州船政局派遣海軍留學生時曾有之計畫，海軍留學生的派遣中，雖然以派往英、法兩國為主，但到克虜伯廠參觀考察也逐步得到重視。第二屆海軍留學生10名于1882年赴歐留學，其中李芳榮在法國專習槍炮，也曾到德國學習炮法。李回國後，因其技藝嫺熟，署理船政大臣裴蔭森曾有用其興辦炮廠的打算。1889年5月30日裴蔭森奏稱：“炮位為防海要需，而各處製造未精，遂讓德國克虜伯廠以獨步，然未嘗不可跋而至也。閩廠二屆出洋學生李芳榮，曾在德國炮廠學習製造槍炮，藝成回華。臣細加考察，於制炮一道，頗能得其要領，通其精微。即擬開廠試辦，以覘其能。”[8]（第5冊，P391）這項計畫後雖未見實施，但也可知海軍留學生中學習克虜伯制炮技術之一斑。
陸軍學堂派遣到克虜伯學習制炮技術的僅有一次。1888年冬，李鴻章奏請選派北洋武備學生5人留學德國，段祺瑞考選第一名，1889年瑞乃爾帶領北洋武備學堂學生段祺瑞、吳鼎元、商德全、孔慶塘、滕毓藻等5人赴德學習。他們於1889年5月由天津出發前往柏林，初入德國軍校見習，繼入克虜伯炮廠接受炮術講習及構築炮臺工程訓練，經12個月期滿返國。這次遊學德國雖然時間較短，但留學經歷卻對五人的軍旅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除滕毓藻日後情形不詳外，吳鼎元後任新軍第五鎮統制，商德全後任清河陸軍中學校長、天津鎮守使，孔慶塘後任雲南普洱鎮總兵，而尤以段祺瑞最為顯貴。段祺瑞歸國後，派任北洋軍械局委員，不久調任威海隨營武備學堂任教習，1896年，改任新建陸軍炮隊統帶，在新軍編練中採用德法與王士珍等人編訂《訓練操法詳晰圖說》，留學經歷對他影響很深。
民國時期，仍有軍事留學生到克虜伯廠學習炮務。如1915年4日陸軍部軍械司呈請將留德學生黃時澄留部任用，“黃時澄一員，系留學德國柏林大學機械專科，並在克虜伯炮廠見習，複由炮工大學校畢業，計留學外國前後十年，據稱成績甚優”[9]（第2冊，P454），陸軍部批示任用。留德學生陳芳瑞，“前在德國學習製造，曆入該國毛瑟槍廠、造彈廠及克虜伯鋼炮等廠實習有年，于回國後曾充上海製造局槍廠委員，于軍械一門當有經驗”[9]（第2冊，P459），軍械司也呈請陸軍部調其歸軍械司辦事。民國時期在德國學習製造的留學生，多往克虜伯廠實習，以增加實踐經驗，回國後對於中國軍械的改良有益。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向克虜伯學習製造技術主要是在鋼鐵技術方面。克虜伯公司負責籌建中央鋼鐵廠時，中德制訂合辦湘潭中央鋼鐵廠契約(1937.6.25)，其中第七條即規定：“哈卜羅願負責使中國工程師及領班有在克魯潑或屬於聯合供給團體之其他工廠實習之機會。”[10](P433)以此為基礎，1936年6月資源委員會派原柏林工業大學的畢業生齊熨率領20名中國青年在埃森克虜伯公司接受冶金和工廠管理培訓。在鋼鐵廠興建過程中，資源委員會的專員室又挑選了數十名中國技術人員前往克虜伯廠受訓，為中央鋼鐵廠的興建培養技術人員。
晚清至民國的留德軍事、兵工人員，與克虜伯公司有廣泛的聯繫，除了在軍事學校、軍營中學習軍事以外，還在克虜伯廠學習製造技術，他們在回國後，無論是在軍隊訓練、兵工製造中都發揮了作用，促進了中國軍事的近代化。
【參考文獻】
[1]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M]．臺灣：文海出版社，1974．
[2] 顧廷龍，葉亞廉．李鴻章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 丁寶楨．丁文誠公奏稿[M]．臺灣：文海出版社，1966．
[4] ［德］施丟克爾．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M]．北京：三聯書店，1963．
[5] 張之洞．張之洞電稿（未刊稿）[M]．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藏．
[6]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M]．北京：中國書店，1990．
[7] 楊志本．中華民國海軍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
[8]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輯室等．洋務運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9] 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編委會．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M]．北京：兵器工業出版社，1993．
[10] 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德外交密檔[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資料來源：《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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