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大事件。戰爭發生時，清朝統治者圍繞主戰與主和，展開了激烈的帝后黨爭。朝廷的許多官僚從各自利益出發，分別集中於慈禧與光緒的周圍相互攻訐，爭鬥不已。後黨以頑固派為骨幹，內有李蓮英，外有奕□、孫毓汶等。洋務派頭子李鴻章也傾向後黨，他權力很大，一人獨當軍事外交之沖。帝党的中堅是翁同和，他既是光緒的師傅，又是戶部尚書，光緒“每事必問同和，眷倚尤重。”（《清史稿·翁同和傳》）此外，文廷式、志銳、張謇等號稱清流的人物，也屬帝黨。他們是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和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對形勢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因而對外反對列強蠶食，對內主張革新政治。但他們大多沒有實權，只是對慈禧的內外政策深為不滿，支持光緒掌握政權。 

面對日本倡狂的戰爭挑釁，帝后黨態度迥然不相同。帝黨主張“有爭無讓，事在不疑。”光緒接連發佈上諭，要北洋“厚集兵力”，“不可意存輕視”（《清德宗實錄》第三四一卷）。他們認為“我若急治軍旅，力敵勢均，猶冀彼有所憚，不敢猝發；是示以必戰之勢，轉可為弭釁之端。不然，則我退而彼進，雖欲求無釁不可得也。”（《中日戰爭》二、第623頁）而後黨所擔心的是戰爭會削弱他們的最高統治地位和軍事實力，慈禧更害怕戰爭會衝擊她的萬壽慶典。因而她極力反對抗戰，支持李鴻章屈辱求和。而李鴻章則被侵略者的炮火嚇得如同驚弓之鳥。他憂慮的只是戰爭會削弱淮軍和北洋海軍，造成自己地位下降。因此，力主避戰求和，要前線清軍“靜守勿動”，等著挨打。 

後黨的這種態度，決定了戰爭的結局。從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日軍在豐島海面無理偷襲中國運兵船只，接著又襲擊駐守牙山的清軍起，到一八九五年三、四月間，中日雙方先後在平壤、黃海、遼東、威海等地發生激戰，每次戰役幾乎都以清軍失敗而告結束。儘管這些戰役中，曾湧現了象左寶貴、鄧世昌那樣英勇抗戰、為國捐軀的將領和許多對侵略者奮起作戰的士兵。他們所進行的氣壯山河的鬥爭，無疑是可歌可泣的，然而，英雄們的生命和熱血卻未能挽回戰爭之敗局。究其失敗原因，最根本的當然是腐朽透頂的封建專制制度，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列強之干涉，官吏之怯懦，軍紀之腐敗等等。而清政府上層的帝后黨爭及其結局，未嘗不是導致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解放以來，關於中日甲午戰爭的論文不少，但對這一時期的帝后黨爭的研究卻是一個薄弱環節。許多著作對於黨爭的性質及其影響，或避而不談，或語焉未詳。對於帝黨在戰爭中的表現缺乏具體的分析，沒有給予應有的肯定。有的稍稍為帝黨說一兩句好話，便趕緊聲明，帝黨也是統治階級，是為了爭權云云，以示劃清界限。到了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這個問題簡直成了禁區。對於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學說的絕對化、公式化的理解，代替了對紛紜複雜、千差萬別的歷史現象作具體的分析，以簡單地套用公式代替了深入細緻的科學研究。於是得出了帝黨後黨是一丘之貉的結論。更有甚者，認為光緒比慈禧更壞，要求對慈禧重新評價。因此，我們覺得有必要對長期以來人們對帝黨的種種非難作一些具體分析，以便從中引出合乎歷史事實的結論： 

其一：“戰爭是帝黨轟起來的。”這種說法歷來就有。慈禧就認為光緒主戰釀成了甲午之禍。奕□臨死之前還指責翁同和主戰，認為“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戊戌變法》三，第381頁）；而“李鴻章之主和，原為國家之利益”（陳恭祿：《中國近代史》第372頁）他們荒謬地要主戰派承擔戰爭的責任。而李鴻章主和“原屬不得已之苦衷，力沮戰端，終不見納，致遭不幸”（《中日戰爭》五，第506頁）。這其實是為後党投降行為塗粉抹脂的理論。 

事實是，侵略朝鮮和中國是明治維新後日本的既定國策。甲午戰爭爆發之前，日本就在列強縱容支持之下，把侵略勢力逐步深入朝鮮，下一步就要入侵中國。一八八七年日本制訂了《征討清國策》，躍躍欲試要對中國進行一場冒險戰爭。一八九○年日本爆發了第一次經濟危機，工人大批失業，農民生活貧困，國內階級矛盾尖銳異常。日本政府為了擺脫困境，便決計發動侵華戰爭。加之帝國主義列強暗中支持，使日本更加野心勃勃。一八九四年日本駐美公使建野鄉三在同美國副國務卿的談話中，直言不諱地承認：“為了使日本國民的注意力從對國內現狀的不滿中轉移出來，我們寧願歡迎反華戰爭。”（田保僑潔：《中日戰爭外交史》第264頁）日本政府甚至訓令駐朝公使大烏圭介：“促成中日之衝突，為今日之急務。為斷行此事，可取任何手段”（陸奧宗光：《蹇蹇錄》第57頁）。可見，日本發動這場戰爭蓄謀已久，是其反動政策的必然結果，決非帝黨所能轟起的。 

面對如此險惡的局勢，後黨不做任何戰鬥準備，而寄希望于歐美列強的調停。李鴻章的頭一招就是“以俄制倭”。俄國調停的幻想破滅之後，又轉而乞求英國斡旋，而對前線防務漫無佈置。李鴻章甚至指示前敵將領“可守則守，不可守則退”（《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17第16頁）。帝黨堅決反對這種失敗主義投降主義的指導方針。光緒再三責成李鴻章認真備戰，反對臨敵退縮，指出：“彼頓兵不動，我先行撤退，既嫌示弱，且將來進戰，徒勞往返。”（《清德宗實錄》第342卷第11頁） 

大量歷史事實說明，以光緒為首的帝党，在侵略者兵臨國門，國家和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考驗的嚴重時刻，主張急治軍旅，力挫敵鋒，完全是無可非議的愛國行動。相反，慈禧、李鴻章之流畏敵如虎，妥協退讓，把制止戰爭的希望寄託于帝國主義的善心，這只能助長侵略者的野心，加深中華民族的苦難。 

其二：“帝党主戰是為爭權奪利。”翻開各種版本近代史，大都人云亦云，重複這樣一種簡單看法：“帝党主戰，要在戰爭中削弱後黨，後黨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實力。兩党借和戰爭奪權利。” 

其實，歷史上任何階級和政治派別，都要為本階級本集團謀取利益，剝削階級的利益從根本上說是和人民利益對立的，但在特定的環境下，剝削階級中某個集團的利益，也可能與人民利益相一致。例如在對抗外來侵略的時候，從地主和資產階級中通常會分化出抵抗侵略的愛國派。愛國派進行的鬥爭雖然也基於自身的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于人民的意願。甲午戰爭時的帝黨就屬於這種情形。當時帝黨反對後黨已不僅是統治集團內部的狗咬狗，而是具有鮮明的愛國和賣國之爭的性質。我們且看看帝黨是如何反對後黨的。首先，他們把矛頭對準慈禧，要求她停辦點景，移作軍費。認為“羽書旁午時，為此娛目聘懷，似與哀懼之意相背，將何以申警將士，振發庸愚？”（《中日戰爭》三，第56頁）最後發展到安維峻公開指責慈禧“既歸政我皇上矣，若猶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乎？”（阿英：《近代外禍史》上冊，第148頁）他們冒著殺身之禍，敢於指責當時最大的專制獨裁者，沒有足夠的勇氣和愛國熱忱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其次，他們攻擊慈禧的親信、操縱軍機大權的孫毓汶、徐用儀“玩法營私”、“□張舞弊”，並揭露淮軍頭子李鴻章“聞敗則喜，聞勝則怒”，懼敵怯戰，喪師辱國的種種罪行，直至處分李鴻章拔去三眼花翎，褫黃馬褂。 

他們的這些言論和舉動是無可厚非的。慈禧、李鴻章一夥置民族安危於不顧，認敵為友，屈膝求和，對內又死抱住統治權不放，致使“軍無鬥志，民有怨言”。那麼，以光緒為首的帝黨為什麼不可以奮起爭權呢？難道有只許後党操權賣國而不許帝黨爭權抗戰的道理嗎？顯然我們不應該指責帝黨爭權奪利。因為如果帝黨掌權，對抗日多少會有利一些。可惜的是帝黨力量軟弱，爭之不力，沒有能把權利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三：有人指責“帝黨在戰爭中只會說空話，唱高調。”確實，帝黨手中無兵權，對戰爭沒有太大的作用，而且說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大話。翁同和開始對日本力量估計不足，以為清兵一到，便可將侵略者“一鼓蕩平”；隨後又有人主張雇用外國船隻襲擊日本大後方；有的主戰派還主張“連英伐倭，欲以二三千萬餌之”（《中日戰爭》四，第499頁 ）。這都是一些不切實際的空話和幻想，是由於帝黨見聞不廣、脫離實際以及對帝國主義列強面目認識不清而造成的。然而，事物往往是在對比中才能加深認識。倘若我們把帝党的言行和後黨加以對照，便不難看出，帝黨的言論有不少可取之處。 

譬如，當威海衛陷落，議和開始時，光緒為戰爭擔憂，“聲淚併發”，他反對割台，主張“但得辦到不割地，則多償當努力”。（均見《翁同和日記》，《中日戰爭》四）而後黨卻“得意洋洋，若有喜色”，“必欲以割地為了局”。他們為了把祖國的大好河山送給侵略者，還炮製了一種所謂“宗社為重，邊徼為輕”的投降哲學，美其名曰“以散地易要地”（《中日戰爭》）三，第577頁）。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賣國主義理論。 

又譬如，當李鴻章簽署馬關條約的消息傳來後，帝党慷慨陳詞，交章諫劾，認為是“剜肉以補瘡，飲鴆以止渴”（《中日戰爭》三，第595頁），要求拒和毀約，遷都再戰。光緒在慈禧面前，一再“敷陳西遷之議”。這是當時順應人心，繼續抵抗，挽救敗局的唯一可行的辦法，卻遭到慈禧的拒絕。後党認為戰萬無把握，而和則確有把握。孫毓汶迫不急待地手捧條約，逼迫光緒批准。易順鼎在《盾墨拾餘》裏有一段生動的描述：“眾樞在直立候，上（指光緒）繞殿急步約時許，乃頓足流涕，奮筆書之。”光緒為慈禧所迫，不得行其志，不能施展其愛國抱負的情景不是躍然紙上了嗎？誠然，以光緒為首的主戰派在甲午戰爭中的活動，未能扭轉戰爭之敗局，但他們愛國心切，不畏強悍，慷慨陳詞，據理力爭，對於揭露投降派的面目，喚起人們覺醒卻不無積極意義。 

其四：還有人指責“帝党指揮戰爭同樣一敗塗地。”帝黨手中沒有軍隊。劉坤一等湘系軍閥因同淮系軍閥矛盾重重，爭權奪勢而傾向帝黨。當李鴻章的淮軍連連敗北，旅大陷落，京師震動，光緒任命湘系首領劉坤一為欽差大臣，湖南巡撫吳大□為幫辦，指揮山海關外軍事。劉坤一卻膽小如鼠，停留京津，遲遲不敢出關，對軍事掉以輕心；吳大□則是一個腐朽的封建文人，對軍事一竅不通一觸即潰。但是，湘系軍隊的失敗與帝党的愛國是兩回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下，清朝軍隊十分腐敗，人皆烏合，來去無恒，各級將官只知營私舞弊，貪污中飽。文廷式在《聞塵偶記》中記述了清軍窳敗情形：“甲午之秋，神機營出兵，有遇於蘆溝橋者，見其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十一二齡之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象這樣軍紀蕩然、士氣沮喪的軍隊，無論是誰來指揮都打不贏這場戰爭。我們對帝黨在戰爭中的表現給予一定的肯定，並非說由他們來指揮就能戰勝日本，而是指帝黨在國家民族遭到日本侵略者野蠻入侵的時刻，敢於挺身而出，反擊侵略，捍衛國家和民族利益，並能在戰爭中總結經驗教訓，摸索救國救民的途徑。翁同和就是一例。戰前思想守舊，頑固地拒絕接受新鮮事物，對於“火輪馳騖于昆明，鐵軌縱橫於西苑，電燈照耀于禁林”，他感到愧恨交加，“憂心忡忡”（《洋務運動》八，第245頁），可見其何等迂腐。然而在戰爭中，他目睹前方戰事每況愈下，“焦灼憤懣，如入湯火”（《中日戰爭》四，第532頁），並進而思索戰敗原因。嚴酷的現實使他認識到不變法便不能救中國，不學西方便不能進步。經歷了這場戰爭，翁同和前後判若兩人。由一個反對向西方學習的頑固派，一躍而為維新派的支持者。而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便開始籌辦洋務的李鴻章，在戰爭中幸民族之災，樂社稷之禍，思想愈加墮落，直至戰後扮演了反對維新變法的極不光彩的角色，這是何等顯明的對照。 

列寧說：“祖國是個歷史的概念。”（《列寧全集》第35卷第238頁）愛國主義是有其具體內容的。近代中國真可謂多災多難，許多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欺負過我們，所以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一百多年時間裏，民族矛盾十分尖銳，而民族矛盾又和階級矛盾交織在一起，十分錯綜複雜。甲午戰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反擊日本侵略的鬥爭，是十九世紀末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對殖民主義總體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這個時期的帝后黨爭，儘管仍具有統治階級內部宮廷鬥爭的色彩，而其性質則是要不要反對侵略，要不要維護國家和民族主權的鬥爭，說到底是一場愛國與賣國之爭。 

（資料來源：《光明日報》1980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