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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軍入關標誌著明王朝的傾亡和清王朝統一全國的誕生，是清史和滿族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不可否認，它在明清史上對全國範圍而言，一時使階級矛盾下降為次要矛盾而使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早為史家多所論列，茲不復贅。這裏必須強調指出的，是清軍入關對全體滿族人民所產生的特殊作用和重要影響的問題。眾所周知，滿族前身女真原本是在明王朝統治下的一個被統治的少數民族；清軍入關，滿族一躍而成為全國最高的統治民族，再則滿族不論貴族或平民，幾乎全部從關外邊區遷入到中原腹地、首都北京和各省重要城鎮。這裏提出來須要討論的，清軍入關這一事件最主要的影響是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
一、民族間的融合
民族是一個歷史範疇，有其發生、發展和消失的過程。民族的形成和發展為社會生產和社會制度所制約，是具有很大穩定性的人們共同體。我們也很清楚地知道，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一部分成員從其他民族加入進來，另一部分成員從本民族分離出去，是正常現象，完全符合一個民族在長期不斷形成發展過程中的民族特徵。漢族是如此，滿族亦不例外。西方學者認為：“漢族邊民(Chinese frontiermen)與夷狄部落（按指滿、蒙等民族）之間，並無明確界線，因而雙方相互同化的現象是不可避免的”1。“在東北，滿族的前身女真人中也有許多漢人。其中一部分自然是戰俘，另一部分也可能是自願歸附滿族的明軍逃兵”2。而有的學者則認為人們常常把這些結合在一起的邊境兩邊的居民看作一種共同體3。上述“邊民”(transfrontiermen)並不都是邊境兩邊的居民。其實“遼東之地，自古以來，為夷、漢雜居地區。佟氏（按指佟蔔年一家）最初本為夷（按指女真）族，後來漸受漢化，家族既眾，其中自有受漢化深淺之分別。佟蔔年一家能由科舉出身，必是漢化甚深之支派，佟養性、佟養真等為明邊將，當是偏于武勇，受漢化不深之房派”4。文化融合與否則是看一個民族是否接受另一個民族的文化程度深淺的重要標誌，象滿族中有許多漢族成分，猶之漢族中同樣有許多滿族（女真人）成分，這在歷史上是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了。談滿族政治思想文化形成的問題，首先必須要明瞭這一點。作為清朝一代統治民族——滿族的先人，從明代的女真往上推，由女真而靺鞨，而勿吉，而挹婁，直到肅慎，3000—4000年間，雖不能劃一等號，但總不能說他們之間沒有一點因襲繼承關係，特別是他們之間的政治思想文化淵源的聯繫更是如此，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本文這裏提出的滿族政治思想文化，是專指從17世紀30年代作為新的民族共同體開始出現的滿洲（簡稱滿族）直到有清一代的滿族政治思想文化而言，並不去追溯滿族本民族歷史上歷時久遠的優秀傳統文化。因此，滿族政治思想文化的發展和形成，無疑是在1644年滿族進關以前再經過康、雍、乾三朝長達150多年而逐漸發展完成的。
二、政治上的要求
明末清初之際，由於明將吳三桂開關引進清軍，清軍一舉而擊敗了明王朝的李自成起義軍，長驅直入，奪取了統一全國的最高權力。擺在清統治者面前的迫切任務，是如何爭取廣大漢族中的士紳官僚階層，把他們吸收到滿族領導階層中來。
一入北京，滿族最高統治者首先下達安民告示：“為崇禎服喪三日”，“以禮葬（崇禎）、造陵墓如制”5。繼而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6。這等於宣佈封建帝制的明王朝不復存在，而新興的清王朝應運而誕生取代明朝了。特別是當清朝第一個皇帝世祖福臨從瀋陽遷都北京，正式登上最高統治者的寶座時，頒詔大赦天下，除親郡王子孫弟侄應得封爵外，凡“一、滿洲開國諸臣或運籌帷幄、決勝廟堂，或汗馬著功、辟疆展土，俱應加封公、侯、伯世爵，錫之誥券，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一、開國以來，滿洲將領等官應得敘蔭，該部通察往例，奏請施行；一、大兵入關以來，文武官紳倡先慕義，殺賊有功，以城池歸順者，該部通行察敘具奏；……一、凡弁兵於行軍之際，隱匿無主財物因而犯罪者，盡行赦免；一、出征兵丁多曆勞苦，其家口著該部厚加存恤……”7。大量錄用在職和離職的前明舊官，其中尤以起用馮銓、謝升、洪承疇等為大學士，統率百僚。嗣後，開科取士，大量錄用漢族士子，中央和地方官制基本上一仍明舊，即新頒的《大清律》，不啻為全部《大明律》的翻版8。滿族統治者口頭上講“不分滿、漢，一視同仁”，實際上滿多於漢。特別是省區一級的督撫人選，計自順治四年至雍正十三年(1647—1735)近100年間，據清人的統計，八旗成員任總督者307人，任巡撫者463人，其中漢軍十居七，滿洲十居其三，蒙古僅2人9。這裏的漢軍當然是指那些東北地區早已滿化的遼東漢人。不可否認，清制名義上沿襲於明，實際上明清兩代之制多名同實異。這是因為清代乃以一個較為落後的少數民族來統治比他進步得多的多、大得多的漢族和其他各民族，如果不吸收漢文化包括大量錄用滿化的漢人（漢軍）以及採用明制和錄用曾在明朝任職的漢官，雖已馬上打下天下，但仍不能馬上坐穩江山的。這是一項政治要求，必須要首先解決的。
三、思想上的追求
滿族是一個勤勞勇敢、善於學習的民族。有人說滿族有他自己一套獨特的哲學思想體系，如同漢族有自己的儒家思想體系一樣。這裏姑且不談入關以前的滿族大儒有無自已的思想體系，單就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傑出的統治思想而言，顯然都是從漢文化的儒家思想中勤奮學習得來的。
康熙皇帝聖祖玄燁(1662—1722)自己說過：“朕自五齡即知讀書，八齡踐位，輒以（大）學、（中）庸訓詁詢之左右”10。又說：“人主臨御天下，建極綏猷，未有不以講學明理為先務。朕聽政之暇，即於宮中披閱典籍，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疲，向來隔日進講，朕心猶然未愜。嗣後爾等須日侍講讀，闡發書旨，為學之功，庶可無間”11。“人心至靈，出入無鄉，一刻不親書冊，此心未免旁鶩。朕在宮中，手不釋卷，正為此也”12。而他受其祖母孝莊文皇后的教誨最多，《大學》、《中庸》之外，象《大學衍義》、《資治通鑒》、《貞觀政要》諸書，“法戒畢陳，誠為切要”，“每觀《通鑒》，事關前代得失，甚有裨於治道，應與《四書》參講”13。康熙認為講官等“進講經書，皆內聖外王、修齊治平之道，朕亦孜孜詳詢。每講之時，必專意以聽，但學問無窮，不在徒言，惟當躬行實踐，方有益於所學。爾等仍愈加以直言，毋有隱諱，以助朕好學進修之意”14。又說：“朕日讀性理諸書，見得道理”，而且見諸實行，所以他“自御極以來（康熙六十一年）……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嘗少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諸葛亮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人臣者，惟諸葛亮能如此耳。若帝王仔肩甚重，無可旁諉”15。他一生勤奮好學，精通滿、漢、蒙、拉丁各種語文。人文科學如經史子集和詩文書畫；自然科學如天文、數理、農醫、工程無不兼通，好古敏求。而康熙之所以畢生大力提倡程朱理學，身體力行者，其目的在於挽救明末王（陽明）學之頹風，俾清王朝統治的長治久安臻於億斯萬年。康熙“見得道理”與“遠承心學”之真，在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竟能實行儒家所謂的純王道政治，不愧為有清一代的真理學或真道學的政治思想文化上有突出貢獻的第一人。
雍正皇帝世宗胤禎(1723—1735)繼位以後，13年間，一反乃父為政從寬之道，繼之以嚴，自謂父寬子嚴，其道一也。全國上下雷厲風行，對糾正康熙晚年的失誤和流弊，起到了康乾盛世承上啟下的作用。首先澄清吏治，雍正說：“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先岳伯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後四方寧謐，共臻上理。……特是澄清吏治，必本大公之心，虛懷察訪，果系清節素著，才具練達者，任以要劇，即行保薦，則舉一可以風百，今或以逢迎意指為能，以沽名市譽為賢，甚至暗通賄賂，私受請托。不肖官吏，濫列薦章，而樸素無華，敦尚實治者，反抑而不伸，是豈風勵屬員之道乎？”16又說：“國家親民之官，莫先於守令。蓋州縣官與民最親，而知府又與州縣官最親。凡州縣興利除弊之事。皆於知府有專責焉。是知府一官分寄督撫監司之耳目，而為州牧、縣令之表率，承流於上，宣化於下，所系綦重矣”17。依次實行減差徭，除賤戶，攤丁入畝，耗羨歸公，官給養廉。如雍正所言：“驛站關係重大，……如直隸、山西等省差徭更為浩繁，雖驛馬足數，亦供應不敷。乃內而兵部，外而驛道，於給馬匹時，官吏通情受賄，往往所給浮於勘合之數；且行李輜重皆令驛卒乘馬，備負多至八九人不等。所到州縣，以見馬換馬，向有舊例，不敢詰問”18。又云：“朕以移風易俗為心，心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19。又云：“邇年鹽法弊竇叢生，正項錢糧每多虧欠。……上虧國課，高抬鹽價，下累小民。至於官鹽騰貴，貧民販賣私鹽，捕役鬥毆，株連人命，流弊無窮。……宜將陋例積習，盡情禁革”20。又云：“火耗原非應有之項，乃迫於時勢，不能全行禁革耳。故加耗重者，必重治其罪”21。一時吏治以清，立軍機處，為有清一代軍國大政所從出，從而加強封建制中央集權，使清政權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和鞏固，但對文化事業並沒有做出更多更新的貢獻22但雍正本人精通滿、漢文，熟諳儒家經典，兼通釋典，亦好神仙修煉。所編《大義覺迷錄》23，為曾靜反清一案而刊佈於世，通令全國官民人等於每月朔日講習。其中關於華夷之辨不下數千言，認為東夷、西夷均屬中華，是不啻滿族對漢族的認同，為頗具特色之歷史文獻。雍正是屬於雜以霸道的政治思想文化統治範圍之內的。
乾隆皇帝高宗弘曆(1736—1795)是一位精力過人、好大喜功的卓有建樹的封建帝王。初年即位，勵精圖治，自謂：“朕自幼讀書，深知清心寡欲之義。即位以來，三年以內，素服齋居，此左右近侍及在廷諸臣所共知者。上年釋服以後，雖身居圓明園，偶事遊覽，以節勞勩，而兢兢業業，總攬萬幾。朝乾夕惕，惟恐庶政之或曠，此心未曾一刻放逸。每見廷臣動色相儆，至不邇聲色之戒，尤未嘗一日去諸懷也”24。在用人行政上，乾隆後期遠不及前期；而出兵遠征方面，雖取得多次重大戰役的勝利，所謂“十全武功”，其中有正義的也有非正義的。如乾隆《御制十全記》所述：“予之十全武功……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按指新疆）為一；掃金川為二；靖臺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次受廓爾喀之降；合為十。其內地之三叛麼yú(原字麻下加俞)，弗屑數也。前已酉（乾隆五十四年，1789）廓爾喀之降，……乃遷就完事，致彼弗懼。而去歲復來，以至大掠後藏，飽欲而歸。使長此以往，彼將占藏地嚇眾番，全蜀無寧歲矣。……福康安等深感朕恩，弗辭勞苦，於去歲冬月即率索倫、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寧冒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復藏邊，攻克賊疆，……七戰七勝，賊人喪膽。乃兵臨陽布，賊遂屢遣頭人匍匐乞降。將軍所檄事件，無不謹從，而獨不敢身詣軍營。……我武既揚，必期掃穴犁庭。不遺一介，亦非體上天好生之意，乃降旨允降班師，以蕆期事”25。則這次還擊廓爾喀的戰爭既深入敵境兵臨城下，而遽許和而返，是一次正義的戰爭，對保衛祖國疆域完整和神聖領土主權的不可侵犯具有不可磨滅的功績。
乾隆本人精通滿、漢、蒙語文，兼諳藏、維、拉丁各種文字，一生致力於文學的創作和古文獻的整理，詩文集五次的刊佈和六通、會典則例，《四庫全書》的編纂、刊佈，尤其餘事，然則乾隆以淩駕乃父乃祖而遠遠超過之。也可以這樣認為乾隆是在“獨尊儒術”、文治武功卓有成就的政治思想文化上一個了不起的封建帝王，說“康乾盛世”到乾隆年間達到頂峰，是一點也不算過分的。
四、生活上的必需
清入關後，滿、漢兩民族人民經過長期雜居共處，共同勞動，互相學習，互相吸收，兩民族的社會發展水準日益接近，特別是漢文化儒家“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觀念，逐漸成為兩民族共同遵守的道德準則。這就在政治思想文化和生活行動上加強對兩民族人民的封建統治。與進關以前相比，顯然不同，滿族的政治思想文化已經是與漢文化的封建政治思想逐漸融合在一起了。
滿文在促進滿、漢兩民族人民的政治思想文化交流，是曾經起過重要作用的。但從乾隆時起，不但很多滿人已經不會滿文，連平常接觸交往慣用的滿語，滿人亦日漸生疏甚至竟不會說了26。這是由於生活的需要與否所決定，不是退步而是進步現象。
衣、食、住、行方面，除東北偏遠山區的滿族外，與漢族亦日益接近。滿族的若干習俗為漢人所吸收。女子服裝最為顯著。關外兩民族婦女的裝束幾乎一樣，旗袍已成為全國婦女的流行禮服。當然滿族本身仍繼續保留若干傳統習俗。尤其是在東北的鄉村中，滿族的服飾、飲食、居房、婚嫁、喪葬、禮節、祭祀自成體系，祭薩滿跳神和祭索羅杆子比較普遍，民族意識也是比較濃厚的。
末了概括一句：滿族的政治思想文化是在與漢文化交流的有利條件下持久進行著，到了康、雍、乾三朝期間才逐漸發展形成的27。從清兵入關的1644年算起，到今天歷時已有350年。據不完全的粗略統計，滿族總人口從入關時的一二百萬，現已超過1000萬，當然不能與漢族比；可是擁有的大學生數位以及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史社會科學專家、藝術表演家、書畫家、小說家等之多，依據本民族總人口的絕對百分比還遠遠趕不上漢族，但就本民族總人口數的相對百分比要比漢族還高，則是事實。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說，清代文化是滿族的政治思想文化與漢文化的化合物而不是複合體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因而，滿族的政治思想文化是整個中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而為海內外學術界所公認的事實。
注釋：
1、2、3、〔美〕F·Wakeman魏斐德著，The Great Enterprise，《洪業——清朝開國史》，英文本I. P41；中譯本，第35頁。英文本I. P42；中譯本，第35頁。英文本I.P.39N38引Lattimore拉鐵摩爾，Frontier History，《邊疆史研究》，英文本I.P.470；中譯本，第34頁。
4、陳寅恪教授著《柳如是別傳》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981頁。
5、《清世祖實錄》卷5，第3頁下—4頁上，第9頁上。
6、《清世祖實錄》卷5，第5頁上。
7、《清世祖實錄》卷9，第11頁上—12頁下。
8、參鄧之誠師《中華二千年史》中華書局本，卷5下，第2分冊，第380—382頁下。
9、〔清〕福格：《聽雨叢談》中華書局本，卷3。
10、《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冊，第278頁；《聖祖聖訓》卷1，第1頁上。
11、12、《聖祖仁皇帝聖訓》（石印本）卷5，第1頁上。第1頁下。
13、14、《康熙起居注》第1冊，第278頁，《聖祖聖訓》卷1，第1頁下同。卷5，第2頁上。
15、拙著《清史新考》，遼寧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310頁引。
16、17、18、19、20、21、《世宗憲皇帝聖訓》（石印本）卷5，第1頁上。卷5，第3頁上。5頁下。卷6，第4頁下。卷5，第3頁上。卷6，第4頁上。
22、參陳捷先著《清史雜筆》，臺北學海出版社1977年版，（一）第124頁。
23、26、《清史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輯，第3—9頁。
24、《高宗純皇帝聖訓》卷1，第3頁下。
25、《高宗純皇帝聖訓》卷51，第7頁下—8頁上。參莊吉發著《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據《臺灣故宮叢刊》1982年初版影印。並參賴福順著《乾隆重要戰爭之軍需研究》，臺北故宮博物院，1984年。
27、《滿族簡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8頁。
（資料來源：《社會科學輯刊》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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