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8月1日，清廷在遭到日軍海陸攻擊後被迫對日宣戰。光緒帝發佈密詔：“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以拯韓民於塗炭。並著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毋得稍有退縮，致幹罪戾。”（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六，第2-3頁。）學術界通常將這一上諭內容稱之為“海守陸攻”戰略。有的學者還本著“進攻就是積極的，防禦就是消極的”公式，肯定其“陸攻”的一面，否定其“海守”的一面。本文認為，籠統地說8月1日上諭標誌著“海守陸攻”戰略的形成，是不確切的；不從當時的戰場具體形勢出發，籠統地說進攻一概比防禦好，也沒有什麼道理。鑒於“海守陸攻”戰略對甲午戰爭前期的戰爭進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應當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結合當時中日雙方軍事力量和朝鮮半島地形狀況，對該戰略的形成及作用做深入、具體的分析，方能做出正確的評價。
一
甲午戰爭前夕，清軍與日軍相比，其海陸軍無論是編制、武器裝備、技戰術水準、戰略謀劃和作戰指揮能力都已相差甚遠。清廷雖然對日本軍國主義者毫不掩飾的侵朝侵華野心有所察覺，卻對此缺乏相應的戰爭準備和作戰預案，缺少成熟的戰略計畫，所以從戰爭一開始就陷入被動的困境之中。
1894年6月3日，朝鮮政府請求中國出兵幫助鎮壓東學黨起義。兩天后，光緒帝諭令：“此次朝鮮亂匪聚黨甚眾，中朝派兵助剿，……以期一鼓蕩平，用慰綏靖藩服之至意。”（注：《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68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當時清廷朝野大都將注意力放在如何鎮壓東學黨起義上面，尚無人顧及野心勃勃的日本入侵的嚴重威脅。6月12日，蓄謀已久的日本政府派兵在朝鮮仁川登陸，形成中日兩軍對峙之勢。清廷猶受浙江溫處道袁世凱和駐日公使汪鳳藻錯誤判斷的影響，認為“倭之不敢遽謀吞韓，亦人所共喻；而藉口駐兵，則恐不免”。故頻頻與日本就兩國從朝鮮撤軍一事進行交涉，僅把增兵朝鮮看成是增強自身談判實力的籌碼，主張“倭如添兵未已”，我多撥兵入朝，“以助聲勢”（注：《中日戰爭》第二冊，第563頁。）。
清廷最早認清日本政府蓄意發動戰爭的真實企圖是在6月下旬。6月25日，日軍開入漢城，挾持朝鮮國王，組織以大院君李罡應為首的親日儡傀政權，明擺出一副與中國開戰的架勢。光緒帝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諭示李鴻章：徒以“口舌爭辯，已屬無濟於事”（注：《中日戰爭》第二冊，第568頁。），要他加強戰備。7月1日，他更明確指出：“儻韓竟被逼攜降，自不得不聲罪致討，彼時倭兵起而相抗，亦在意計之中。我戰守之兵及糧餉軍火，必須事事籌備確有把握，方不致臨時諸形掣肘，貽誤事機。”（注：《中日戰爭》第二冊，第575頁。）作為清軍的最高統帥，光緒帝能清醒地意識到戰爭的威脅，及時摒棄單靠外交手段解決朝鮮危機的做法，在外交談判的同時著手進行戰爭準備，無疑是正確的。
但認識到戰爭的危險並不意味著就能夠成功地指導戰爭。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當時還不存在一批深諳近代戰爭，遇事思慮周備，而非怒而興師、慍而致戰的將帥人才。
我們從當時清軍最高統帥和參議機構的組成看，光緒帝從小在紅牆深宮中長大，長期受慈禧的抑制不能獨理朝政，有反抗日本侵略的堅強決心，卻並不諳熟近代軍事，對中日軍事力量的現狀知之甚少。在他身邊贊畫軍機的主要是兩部分人，一部分是主管軍事戰備的軍機處大臣，多為庸祿無知之輩。如禮親王世鐸，唯唯喏喏，整日以討太后歡心為要旨。甲午戰爭中清軍鴨綠江防線被攻破，戰火燒到中國境內，他仍不顧軍情緊急，進見光緒帝“商量慶典（指慈禧慶壽典禮），幾及一時始下”（注：《中日戰爭》第四冊，第504頁。）。額勒和布，沉默寡言。最能抓權的孫毓汶，除了迎合慈禧享樂外，對外情知之甚少。另一部分即所謂“帝党”成員。其中戶部尚書翁同和本為一書生，自認“不諳軍事”。光緒帝頗重視他的意見。他在日記中自言：“每遞一折，上必問臣可否。蓋眷倚極重，恨臣才略太短，無以仰贊也。”（注：《中日戰爭》第四冊，第508頁。）在統兵備戰方面才略太短的還有李鴻藻、文廷式、志銳等“帝党”成員。實際經驗的缺乏和對國外軍政狀況知之甚少，使他們對日本相當輕視，對清軍戰鬥力過於誇大，普遍盲目樂觀地認為打敗這個“蕞爾小邦”是輕而易舉之事。在清朝重臣中，還有一人能夠對甲午戰爭初期的戰略產生影響，這就是時為北洋大臣、手握北洋海陸重兵的李鴻章。多年辦洋務、練兵，他對近代戰爭有所瞭解，但在歷次對外反侵略戰爭中都主張和局，痛感中國備受欺淩的光緒帝對其大為不滿，“帝党”成員也同樣對他有意見。故時人評論說：“朝中不信任李相，頗有意摧折之，幸太后尚倚重。然軍事棘手，君臣之間亦在危疑。”（注：《桐城吳先生全書·尺牘》卷一，第109頁。）在此情況下，宦海沉浮多年、深諳保身之道的李鴻章自然不會就作戰問題諍言苦諫，即使必須有所建言，也往往採取曲折迂回的方式來表明態度。至於慈禧，自光緒親政以來便退居幕後，主要通過軍機處的孫毓汶來控制朝政。甲午年恰好是她的六旬大壽。她為籌備和舉行盛大慶典，一開始並不希望開戰，曾公開警告說：“今日令吾不歡者，吾亦令彼終身不歡。”（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一卷，第192頁。）但她同樣輕視日本，主張對其予以嚴懲。事實上，對於打敗日本人，當時中國朝野上下95%的人都深信不疑，這就使得李鴻章和前敵將領的謹慎低調態度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在彌漫朝野的樂觀氣氛中，京中主戰官員們大都把派兵入朝，進行軍事威懾看成是處理中日問題的最佳辦法。清流言官紛紛上奏，說中國“惟有決意主戰，大加驅剿，兵威既振以後，辦理交涉事務自能就我範圍”（注：《中日戰爭》第二冊，第583頁。）。帝党成員志銳也說：“我若急治師旅，力敵勢均，猶冀彼有所憚，不敢猝發。是示以必戰之勢，轉可為弭禍之端。不然，則我退而彼進，雖欲求無釁，不可得也。”（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第38頁。）清朝君臣顯然深受其影響，於6月25日、30日兩次諭令李鴻章奏報戰備情況、海陸兵數等，以幫助自己定下作戰決心。7月4日，李鴻章上奏《複陳海陸兵數折》，正式提出以防為主，慎重用兵的傾向性意見。清廷則於同日下旨，表明了“倭人肇釁，挾制朝鮮，儻至勢難收束，中朝自應大張撻伐”的主戰決心（注：《中日戰爭》第二冊，第581頁。）。14日，光緒帝發佈上諭，派大軍入朝，兩天后，他因遲遲不見李鴻章奏報進兵計畫，大為震怒，“傳懿旨亦主戰”（注：《中日戰爭》第四冊，第480頁。），並給李鴻章發出一通措辭嚴厲的電報：“現在韓倭情事已將決裂，如勢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戰。李鴻章……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至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注：《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781頁。）至此，清軍在甲午戰爭初期陸上進攻的態勢基本形成。
清軍的“海守”戰略，通常被認為是由前述8月1日上諭所確立的。其實不對。細讀上諭原文，所謂“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指的是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及長江沿岸各省軍政長官，並不包括指揮著近代中國最大一支海軍——北洋艦隊的李鴻章。而對北洋艦隊的使用，清廷實際上很費思量。7月間，光緒帝考慮到中國海岸線綿長，南方灣口眾多，海防頗有捉襟見肘之勢，尤以台防形勢嚴峻，遂從臺灣巡撫邵友濂之請，擬將北洋數艦南調，遭李鴻章反對未果。隨著朝鮮半島局勢進一步惡化，清廷賦予北洋艦隊的任務也更加繁重，不僅要求它協防威海、旅順，還要求它派船護送清軍走海路到朝鮮前線，並且要以主力陣容巡弋黃海及朝鮮附近海域，保護在朝清軍翼側。對如何運用北洋艦隊這支海上戰略力量，清朝內部也確實進行過討論。一種意見認為，中國應集中全部海軍積極進攻。7月20日，翰林院編修曾廣鈞上奏，請將現有戰艦分為甲船（指“定遠”、“鎮遠”等鐵甲艦）、乙船（指“超勇”、“揚威”等巡洋艦）、丙船（指式樣陳舊的早期戰艦）三類，派“八甲船先攻橫濱，得手則又進攻；不甚獲利，則姑扼其師船出海之路，彼屯高未返之船，進不能戰，退無所歸，自有坐困之勢。我義民之假丙船者，且得以擾害其旁島而縛制其商船，是彼不戰而先敗也。”（注：《中日戰爭》續編第一冊，第18頁。）7月15日，新科狀元張謇也致信翁同和，主張派兵艦遊弋中、朝、日之間，伺機進攻，使日本“不敢分兵擾我邊海”（注：《張謇致翁同和密信》第二件。）。這些建策都是在對清朝海軍的作戰能力過高估計的前提下做出的，即所謂“中國水師雖不能與西洋相抗衡，然敵日本則有餘”（注：《中日戰爭》續編第一冊，第16頁。），則其建策的操作性不能不由此大打折扣。與上述意見相對立的另一種意見來自李鴻章。6月30日，他在奏摺中說：“查北洋鐵快各艦，堪備海戰者只有八艘，餘船盡供運練之用。近數年來，部議停購船械，未能續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鐵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鋒恐非勝算。”（注：《中日戰爭》續編第一冊，第9頁。）8月10日以後，日艦在威海、旅順口外頻頻挑釁，京中更有日艦直撲山海關的謠傳，引起光緒帝和軍機處的強烈不安。他們下令丁汝昌“速回北洋海面，跟蹤擊剿”（注：《中日戰爭》第三冊，第35頁。）。8月29日，李鴻章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正式將自己海上用兵的計畫全盤托出，說北洋艦隊與日艦“馳爰大洋，勝負實未可知；萬一挫失，即趕緊設法添購，亦不濟急。惟不必定與拚擊，但令遊弋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倭尚畏我鐵艦，不敢輕與交鋒。不特北洋門戶恃以無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時有防我海軍東渡襲擊陸兵後路之慮，則倭船不敢全離仁川來中國各口。”（注：《中日戰爭》第三冊，第72頁。）兩天后，光緒帝發佈上諭稱：“威海、旅順為北洋門戶，必須加意嚴防，勿得稍有疏失。此次大東溝偵見紅色船，既經遠去，該提督仍應馳回威、旅一帶梭巡固守，並隨時勤加偵探，相機迎擊，以期力挫敵鋒。”（注：《中日戰爭》第三冊，第79頁。）實際上同意了李鴻章的“保船制敵”之計。
二
從上述決策過程可以看出，海守陸攻戰略是清朝內部各派意見相互交鋒、相互妥協的產物。那麼，如何評價它在戰爭中的作用呢？
本文認為，該戰略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甚至嚴重失誤的另一面。從合理的方面看，清廷吸取了以往反侵略戰爭的經驗教訓，注意到發揮陸軍在陸上作戰的相對優勢（對清海、陸軍而言），把主戰場和主要戰略方向放在朝鮮半島。這種做法無疑是正確的。但其陸上戰略部署也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乃至致命性的錯誤，對清軍在甲午戰爭前期的一系列失敗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其一，對甲午戰爭的規模和性質認識不足，仍以應付有限戰爭的姿態抗擊日本的侵略，沒有及時進行充分的戰爭動員。在擴編軍隊和籌措軍費時所採取的措施也很不得力。
就甲午戰爭而言，日本以擊敗清軍主力為目標，傾全國之力與之相搏。中國也應迅速動員起全國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反侵略戰爭之中。特別是日本為小而強的國家，中國雖大，卻武器裝備落後，軍隊素質差，更應當在戰爭徵候初現時就迅速展開動員，且要在國力動員的深度和廣度上，在戰爭潛力的挖掘上大大超過敵國。然而直到甲午戰爭爆發，清廷僅僅責成北洋系淮軍和部分東北地區練軍入朝作戰或填防中朝邊界地區，並未要求內地各省督撫源源不斷地向前線調派軍隊，提供糧草和彈約，也未指示南洋海軍積極策應北洋艦隊的行動。甲午戰爭前期清廷處處思慮兵力單薄，作戰部署時捉襟見肘，從根本上說都是因戰爭動員的遲緩和有限所造成的。
在擴編軍隊的問題上，清廷曾要求李鴻章“厚集雄師，陸續進發”，但北洋系淮軍陸隊“合計亦僅二萬人，分佈直、東、奉三省海口，……一經抽調，則處處空虛，轉慮為敵所乘，有妨大局”（注：《中日戰爭》續編第一冊，第9頁。）。李鴻章因此打算按當時通行的擴軍辦法，募兵以增加兵員。清廷一度不理解，不允募兵。後來在戶部和海軍衙門的支持下勉強同意，卻已失去了戰前強化訓練的寶貴時間。
在軍餉的籌措上，清廷鑒於以往借洋債打仗的經驗教訓，從一開始就強調不得借洋錢。惟清王朝的財政制度中缺少相應的籌錢手段，故在對日宣戰後，戶部仍以核扣俸廉，預交鹽厘，息借商款等陳舊辦法湊支，數量極為有限。清軍在平壤戰敗後，方採取非常措施增加各種捐稅，最後終於打破禁律，息借洋債支付軍費。
其二，受國內盲目樂觀情緒的影響，對日軍作戰能力估計不足，不做長期艱苦抗戰的打算，不待集結起雄厚的兵力，就企圖以速戰速決的方式逐走侵朝日軍，結束戰事。
日本以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起點，在軍事上進行了成功的改革，建立起近代化的海、陸軍隊。而中國軍隊的改革步伐極為緩慢，軍隊編制多以湘淮舊制為楷模，武器裝備是新舊火器混雜，士兵為招募而來，素質低，能力差。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清軍應本著“持久以弊之”的宗旨，充分發揮自身國土遼闊，人力、物力充足，戰爭潛力大的特點，與日軍長時間周旋，待其國力衰弱，無法繼續支撐戰爭時發動反攻。當時也確實有一部分清軍將領意識到了這一點。如前面說過的淮軍將領聶士成在戰爭爆發前就建議先退在朝之兵，在邊境地區集結重兵後再圖進取。淮軍宿將劉銘傳在風聞朝廷將起用自己為前敵統帥後，亦曾致函李鴻章，請先練兵40萬，以20萬分屯沿海，以20萬扼鴨綠江，不使日人越江一步，以此確保全遼，觀釁而動。李鴻章在平壤、黃海諸役失利後，也曾建議朝廷“多籌巨餉，多練精兵，內外同心，南北合勢，全力專注，持之以久，而不責以旦夕之功，不墮日人速戰求成之詭計”（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甲午戰爭後期，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軍事力量較弱的中國，打敗日本的唯一法寶是持久戰。只有持久戰才能顯示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杜絕列強的貪婪之心。
“厚集雄師”和“迅速進剿”是清軍陸上戰略的兩個基本點。但這兩點又是十分矛盾的。按當時清軍可抽調兵力、軍費糧草儲備狀況和兵員輸送方式，是不可能短時間內在朝鮮戰場集結起數萬大軍的。尤其是清廷在具體指授方略時，通常是只注意催促“進剿”而忽略了集中兵力，結果是以弱小之師與敵人對壘。8月3日，因前方誤傳葉志超斃倭兵2000餘人，清廷連下二道諭旨，詢問“衛汝貴、馬玉昆、左寶貴各軍日內行抵何處？著李鴻章迅速電催，星夜前進，直抵漢城，與葉志超合力夾擊，以期迅奏膚功，勿得稍涉遷延，致滋貽誤。”（注：《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843頁。）但當時北洋系淮軍因“沿海各要口關係重要，正議添兵，更無餘力。除盛軍系津沽遊擊之師專隊調往外，複經抽調北塘、蘆台、山海關、旅順各防隊，已覺處處空虛；昨日又撥大連灣銘軍四千人移緩救急，實萬不得已之舉。招募新營，必須數月精練；徵調外省，多屬零星湊集，又難克期到防。且有兵尤須有械，舊儲槍械本屬無多，開戰後設法購運來華尚需時日，此皆非倉促所能集事者也”（注：《中日戰爭》第三冊，第112頁。）。其他可調動的東三省鎮邊軍、齊字練軍、吉字步隊、定邊軍等1.7萬人，紮于國內九連城、鳳凰城一帶，對遠在平壤的前線軍隊起不到策應作用。直到9月7日，平壤之戰爆發前，清軍始終沒有在平壤周圍集結起優勢兵力，沒有部署好縱深防禦體系，卻在後路空虛的情況下，不斷被要求向漢城發展進攻。這一指揮上的錯誤，直接導致了清軍在朝鮮戰場初戰即敗，且敗後因無後路接應，一直潰退至中朝邊界，戰火很快延燒到中國境內。
其三，清軍海、陸戰略之間缺乏有效的協同和配合，二者之間甚至存在著深刻而無法解決的矛盾。所以在調兵遣將的過程中，不得不對原有戰略方案進行重大修改，以致破壞了整個戰略方案的實施。
從地形上看，朝鮮半島系一狹長半島，清陸軍由北向南發展進攻時，隨時都可能遭到敵軍從兩翼側後登陸包抄的攻擊。而要避免腹背受敵，辦法有兩個，或是抽出兩支重兵守衛東西海岸，或是派艦隊主力日夜巡護朝鮮東西海岸，以掩護陸軍完成戰略進攻任務。清廷所採取的辦法是犧牲海上戰略來確保其陸上進攻戰略的實施。根據“海守”戰略的規定，北洋艦隊的主要任務是守衛渤海，屏護京畿門戶。但我們在戰前和戰爭初期所見到的北洋艦隊卻如同一個到處救火的消防隊，忽而奉命巡護冰洋，忽而奉命回防渤海，因擔負過於繁重的任務疲勞不堪。尤為致命的是，清陸軍以並不雄厚的兵力駐守平壤，後路數百里極度空虛，不得不迅速從海路運兵填防。鑒於不久前“高升”號運兵途中被日艦擊沉的教訓，北洋艦隊只能出動全部主力艦只為運兵船護航，實際上破壞了既定的“海守”戰略，使實力較弱的北洋艦隊完全失去了選擇時機、目標和戰場的主動權，完全脫離自己的防禦區域，過早地與日本聯合艦隊遭遇，在缺乏陸岸炮火支援的情況下與日軍打一場並不期待的遭遇戰。9月17日，北洋艦隊在大東溝附近海面與日本聯合艦隊倉促相遇，進行了一場激烈海戰，北洋4艦或沉或焚，其他戰艦亦多處受重創，從此連防禦渤海都很困難，更不要侈談為運兵船保駕護航了。
三
清廷“海守陸攻”戰略的“海守”部分，歷來頗遭學者詬病。尤其是北洋艦隊的“保船制敵”方針，被稱為是消極防禦的典型例子，是北洋艦隊最終覆滅的重要原因。其理由是，海軍艦隊是一支機動性很強的力量，按照馬漢等人的“海權”學說，它應當積極尋求海上決戰，而不是“株守口內”。
本文認為，清廷實行什麼樣的海上作戰方針，首先應取決於雙方海上力量的對比狀況，而不是某個抽象的理論觀點。“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注：《孫子·形》篇。），乃是任何戰爭中顛撲不破的真理。馬漢在《海軍戰略》一書中說過，劣勢海軍應努力實行以攻為守的方針，不時從它隱蔽的港口出發，抓住與敵對優勢海軍的分遣艦隊對抗的適當機會，以期逐漸削弱敵人。1885年被翻譯介紹給國人的《海戰新義》一書也指出：“凡海權最強者，能逼令弱國之兵船出戰。而弱國須守候機會，以伺擊強國一小股之船。”（注：《海戰新義》上冊，第2卷，第16頁。）可見當時無論是馬漢本人，還是其他海戰理論家都沒有讓弱國一定要積極尋求與對方進行海上決戰。
那麼，中日海上力量究竟孰強孰弱呢？這是我們評價清廷“海守”戰略所應當首先解決的問題。
海軍作戰能力的構成，通常可分為武器裝備和人員素質兩個大的方面。就武器裝備而言，至甲午戰爭前夕，中國北洋艦隊與日本聯合艦隊的裝備狀況如下：
北洋艦隊 日本聯合艦隊
主力艦只 10艘 12艘
總排水量 31366噸 39288噸
大口徑炮 52門 46門
機關炮 108門 53門
魚雷發射管 26個 36個
速射炮 無 177門
裝甲厚度 較厚 一般
主機總功率 46200馬力 73108馬力
平均實際航速 10.8節 17.9節
平均艦齡 9.8年 6.58年
從裝備的主要10項指標看，日方佔有優勢的有主力艦只、總排水量、魚雷發射管、速射炮、主機總功率、平均實際航速、平均艦齡7項，北洋艦隊佔有優勢的有大口徑炮、機關炮和裝甲3項。在實際作戰過程中，日本聯合艦隊將速度高的“吉野”等艦編組在一起，使這支編隊的平均速度高達15節（以速度最低的“浪速”為准）；其177門速射炮也充分發揮了火力優勢，以每分鐘8至10發的射速轟擊中國軍艦。反觀北洋艦隊，只是在大口火炮和機關炮數量上占優。機關炮火力弱，僅可用來對付小型船隻，在大規模海戰中用處不大。大口徑火炮破壞力強，但發射速度慢，每分鐘僅1發，且炮彈品質差，所攜帶的穿甲彈多，爆炸彈少，許多炮彈擊穿日艦裝甲和艙室，卻沒有發生爆炸，對其破壞十分有限。北洋艦隊在接戰之初，排出了類似於突出半月型的戰鬥隊形，防礙了自身火力的正常發揮。北洋艦隊的“定遠”、“鎮遠”及幾艘巡洋艦裝甲較厚，有較強的防彈能力。但軍艦的防護力並不僅僅表現在裝甲厚薄上，也表現在般船的搶險防漏能力上。北洋艦隊的“致遠”、“靖遠”艦之所以中彈不久即告沉沒，關鍵是因為兩艦截堵水門的橡皮年久損爛，戰前沒有及時更換所致。由此看來，北洋艦隊在這3項指標上，也因自己指揮和管理方面的失誤而失去了優勢。
在人員素質方面，日本海軍官兵的素質和教育訓練水準普遍高於清軍，戰術思想也更先進。特別是日本政府在戰前果斷撤換主張防禦的海軍軍令部長中牟田倉之助，代之以主張積極爭奪制海權的樺山資紀，並將分散于各海防區的主力艦集中起來，成立聯合艦隊，在後來的海上較量中保持了較強的優勢。戰鬥中，日方將艦速較高的幾艘軍艦編組在一起，令其機動力和火力都得以淋漓盡致地發揮。北洋艦隊則存在著選將不准，管理不嚴，訓練虛應故事，官兵腐化嚴重等一系列問題；戰術思想非常落後，仍抱著十幾年前的撞擊戰術不放；指揮有重大失誤，排出了不利於發揮火力的隊形，一開戰後便中斷了指揮，又沒有事先指定代理指軍艦，致使北洋各艦隻能各自為戰。
顯然，用與日本聯合艦隊有較大差距的北洋艦隊去蠻打硬拼，決非上策。清廷正確運用這支海上戰略力量的方法，應當是避其鋒芒，抓住敵艦只分散行動的機會消滅其小股力量，逐步改變敵強我弱的海上態勢。若尋求不到有利戰機，則應當依託陸岸炮火和近岸防禦設施，盡可能長時間地抗擊敵人進攻，或對敵人登陸運兵船和登陸場進行襲擊。總之，不可過早與日本海軍主力決戰。而按照日軍大本營制定的計畫：日陸軍主力應在渤海灣內登陸，挺進直隸平原與清軍主力決戰，進而進攻北京，迫訂城下之盟。而“決戰的結局首先取決於海戰的勝敗”（注：《日軍大本營》，第51頁，軍事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即能否在海戰中摧毀北洋艦隊，以奪取黃海、渤海制海權，保證大規模運送陸軍在渤海灣內安全登陸。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猛虎在山之勢”的“保船制敵”之策確實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可全盤否定。它並不是消極防禦，而是在保持近海制海權的前提下的防禦作戰。無論是黃海海戰之前，還是之後，北洋艦隊所接到的命令都是出口巡查，以張聲勢，而非“株守軍港”（注：參見許華：《李鴻章“避戰保船”新探》，載《福建論壇》1989年第4期。）。後來的歷史證明，若非北洋艦隊早在戰爭一開始就在黃海與日本聯合艦隊交鋒，損失慘重的話，日軍絕對不敢讓其運兵船大搖大擺地在黃海和渤海海域橫向航渡，運送部隊在花園口和榮成灣登陸。如果北洋艦隊在陸岸炮火和近岸防禦設施的掩護下，可以堅持抗敵更長時間，使日軍在遼東半島沿岸封凍前無法完成登陸行動，日軍速戰速決的如意算盤就可能打不下去，中日交戰時間也會延長。戰爭時間的延長有利於清廷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戰爭動員，有利於將國土狹小、資源有限的日本拖入戰爭泥潭，有利於中國以持久戰最終迫使其屈服。
從整個清朝海軍的運用來看，北洋艦隊的“保船制敵”之策固然是對付日軍的辦法之一，但其他各支海軍似也不應當袖手旁觀，而應在力所能及的範圍裏配合行動。假如南方沿海各支海軍力量擺出一付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或以之襲擾琉球，則會對北方海上戰場起到有力的配合作用。
綜上所述，清廷在甲午戰爭中注意發揮中國軍隊的特長，以陸路為主要戰略方向是正確的，但其對日軍作戰能力估計不足，沒有持久戰的準備，想以速戰速決的方式結束戰爭，則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海軍奉行近海防禦戰略，“保船制敵”，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南方各支海軍能予以積極配合，對日聯合艦隊將起到牽制作用。可惜，清廷為了配合陸軍在朝鮮半島的進攻，將北洋艦隊用於為運兵船護航，鑄成大錯，致使北洋艦隊過早地與日本聯合艦隊遭遇，損失慘重，讓日軍摧毀北洋艦隊，派兵在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登陸的陰謀得逞。清廷在甲午戰爭初期戰略決策的失誤，很值得後人深思。
（資料來源：《安徽史學》2001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