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雖不敢言朝廷所諱之事，然謂清世祖之太后下嫁攝政王，則無南北，無老幼，無男婦，凡愛述故老傳說者，無不能言之。求其明文則無有也。清末禁書漸流行，有張煌言《蒼水詩集》出版，中有句云：“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此則言之鑿鑿矣。然遠道之傳聞，鄰敵之口語，未敢據此孤證為論定也。改革以後，教育部首先發舊禮部所積曆科殿試策，於抬寫皇上處，加抬寫攝政王，而攝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字，或冠以“皇父”字，亦不一律，一時轟然，以為“皇父”之稱，必是妻世祖之母，而後尊之為父也。然當時既不一律稱皇父，則視之與皇叔父等。初入關，攝政王只稱“叔父攝政王”。後以趙開心言，叔父乃家屬所稱，若臣民共稱，當作“皇叔父”，詔從之。嗣稱“皇父”，先發見者為殿試策，後大庫紅本皆出人間。順治四年以後，內外奏疏中，亦多稱“皇父”。文之為稱，古有“尚父”、“仲父”，皆君之所以尊臣，仍不能指為太后下嫁之確據。 

若以“皇父”之稱為下嫁之一證，則既令天下易尊稱，必非有所顧忌不欲人知之事，誠應如蒼水詩，春官進大禮儀注，甚且有覃恩肆赦，以志慶倖。使皇帝由無父而有父，豈不更較大婚及誕生皇子等慶典為鄭重乎?故必覓得當時公乎之紀載，不參謗毀之成見者，乃可為據。蒼水自必有成見；且詩之為物，尤可以興到揮灑，不負傳信之責，與吾輩今日之考訂清史不同。今日若不得確據，雖別有私家記述，言與蒼水合，猶當辨其有無謗書性質，而後定其去取。況並無一字可據，僅憑口耳相傳，直至改革以後，隨排滿之思潮以俱出者，豈可闌入補史之文耶? 

  蔣氏《東華錄》所據之舊《實錄》，所載攝政王事實，為王《錄》所無者極多。“皇父”之來歷，蔣《錄》有之。清主中原，用郊祀大禮，以效漢法，乃始于順治五年。此兩《實錄》所同也。是年冬至郊天，奉太祖配，迫崇四廟加尊號，覃恩大赦，即加“皇叔父攝政王”為“皇父攝政王”。凡進呈本章旨意，俱書“皇父攝政王”，蓋為覃恩事項之首，由報功而來，非由瀆倫而來，實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張蒼水身在敵國，想因此傳聞，兼挾仇意，乃作太后大婚之詩。所起人疑者，尤在清世屢改《實錄》。王氏《東華錄》于順治五年冬至郊天恩詔，則云：“叔父攝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勳勞，宜增加殊禮，以崇功德。及妃世子應得封號，部院諸大臣集議具奏。”以下不載議奏結果。蓋王《錄》詳其改稱之前，蔣《錄》但舉其改稱之事，其實一事，而王《錄》則諱言“皇父”屬實，想系後改《實錄》如此。王《錄》所諱，不但“皇父”之稱，凡攝政王之所享隆禮，皆為所削，如初薨之日，尊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八年正月以追尊攝政睿親王為成宗義皇帝，妃為義皇后，祔太廟，禮成，覃恩赦天下並載詔文：凡此皆為王《錄》所無。則知後改《實錄》，乃本其追奪以後之所存者存之，亦非專為皇父字而諱也。又蔣《錄》于議攝政王罪狀之文，有王《錄》所無之語云：“自稱‘皇父攝政王’，又親到皇宮內院。”又云：“凡批票本章，概用‘皇父攝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于太廟。”其末又云：“罷追封，撤廟享，停其恩赦。”此為後《實錄》削除隆禮不見字樣之一貫方法。但“親到皇宮內院”一句最可疑。然雖可疑，只可疑其曾瀆亂宮廷，決非如世傳之太后大婚，且有大婚典禮之文佈告天下等說也。夫瀆亂之事，何必即為太后事?雖有可疑，亦未便泰甚其惡。 

  全國口傳，惟曰太后下嫁，而文入學士則又多所牽涉，謂太后大婚典禮，當時由禮部撰定，禮部尚書為錢謙益，上表領銜，故高宗見而恨之，深斥謙益。至沈德潛選謙益詩冠《別裁集》之首，亦遭毀禁，而德潛以此得罪於身後。此說也，仍由蒼水詩中春官進儀注而來，聯想至錢謙益以實之。今考錢謙益之為禮部尚書，乃明弘光朝事。清初部院長官不用漢人，至順治五年七月，乃設部院長官漢缺，其領銜尚不得由漢尚書。《世祖紀》，五年秋七月丁丑，初設六部漢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以陳名夏、謝啟光、李若琳、劉餘祐、黨崇雅、金之俊為六部尚書，徐啟元為左都御史。而謙益之入清受官，據《貳臣傳》，“順治二年五月，豫親王多鐸定江南，謙益迎降，尋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六月，以疾乞假，得旨，馳驛回籍，令巡撫、巡按視其疾痊具奏”。謙益之入朝僅此。 

  《東華錄》，順治三年正月甲戌，以故明禮部尚書錢謙益仍以原官管秘書院學士事；禮部尚書王鐸仍以原官管宏文院學士事。此文與《貳臣傳》不合。今北京大學有《世祖實錄》底本，則曰順治三年二月初五日壬午，禮部尚書王鐸，禮部右侍郎錢謙益，隨豫王赴京，除授今職，各上表謝恩，則又與《貳臣傳》合。不知《東華錄》所據之《實錄》本何以兩歧。然即使《東華錄》為可信，其以某官管某職，原無此官而但有其職，榮以虛銜而已。在三年固未有漢禮部尚書，至五年有是官時，謙益去國久矣。 

  因《東華錄》與舊《實錄》及《貳臣傳》載錢謙益入清之官不符，再考之《貳臣·王鐸傳》： 

      明崇禎十七年三月，擢禮部尚書，未赴。流賊李自成陷京師，明福王朱由崧立于江寧，鐸與詹事薑曰廣並授東閣大學士，道遠未至。大學士馬士英入輔政，出史可法督師揚州，嗾其党朱統參劾曰廣去之。鋒至，遂為次輔。……本朝順治二年五月，豫親王多鐸克揚州，將渡江，明福王走蕪湖，留鐸守江寧，同禮部尚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員出城迎豫親王，奉表降，尋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禮部尚書管宏文院學士，充《明史》副總裁。六月，賜朝服。四年，充殿試讀卷官。六年正月，授禮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實錄》副總裁。十月，遇恩詔，加太子太保。八年，晉少保。……九年三月，授鐸禮部尚書，而鐸先以二月間祭告西獄江瀆事竣，乞假歸里，卒於家。事聞，贈太保，賜祭葬如例，諡“文安”。 

  夫鐸之入清，其原官為東閣大學士，非禮部尚書矣。如曰原官與謙益同為禮部尚書，此與事實不合。鐸以次輔入清，而用禮部尚書管學士，已降其官，謙益以禮部尚書入清，自應亦降一官而得侍郎為銜名。此可證《東華錄》之末合者也。謙益未久留而去，後無曆官可驗；鐸則名為禮部尚書，閱三年乃實授侍郎；再閱三年餘，共曆六年餘，而始真授禮部尚書。則初到時之受官，可見絕非實官。況尚書漢缺未設，謙益能以禮部領銜奏事，其為虛誣，不待辨矣。謙益詩文多觸忌諱，乾隆時方大興文字之獄，禁毀何足為怪?順治初年之禮部尚書為郎球，太宗時謂之禮部承政，入關後改名，由元年直任至十年五月乃免，具在部院大臣年表，與謙益無涉。 

  世祖時之尊為皇太后者有二後：太宗元後孝端，太宗莊妃以生世祖而尊為後曰孝莊。孝端崩于順治六年，年五十一，攝政王薨于順治七年，年三十九。孝莊後崩於康熙二十六年，年七十五。計其年，孝端長於攝政王十三歲。順治五年間，攝政王稱“皇父”時，孝端已五十歲矣。孝莊則少於攝政王者兩歲。以可以下嫁論，當屬孝莊。孝莊崩後，不合葬昭陵，別營陵於關內，不得葬奉天，是為昭西陵。世以此指為因下嫁之故，不自安于太宗陵地，乃別葬也。《孝莊後傳》：“後自於大漸之日，命聖祖乙太宗奉安久，不可為我輕動。況心戀汝父子，當于孝陵近地安厝。”此說姑作為官文書藻飾之辭，不足恃以折服橫議。但太宗昭陵，已有孝端合葬；第二後之不合葬者，累代有之。世祖元後廢，不必言；繼後亦不合葬；先合葬者，乃董鄂氏端敬後，後合葬者，乃聖祖生母由妃尊為後之孝康後。繼後孝惠後別葬，謂之孝東陵。世宗亦惟一後合葬。高宗生母尊為孝聖後者，崩於乾隆四十二年，高宗亦不為合葬：別起泰東陵。仁宗第二後孝和後，又別起昌西陵，不合葬。宣宗則第四後孝靜後，別起慕東陵。文宗則第一後未即位以前崩之孝德後合葬。第二後孝貞後，即同治初垂簾之慈安太后，則別起定東陵；穆宗生母由貴妃尊為後之孝欽後，又並葬定東陵，皆不合葬。凡此皆以意擇定，何獨強孝莊不能以遺言自指葬所?此昭西陵雖清代無他例可援，亦不能定為下嫁之證。況列帝之後皆有此例乎? 

  由是則太后下嫁之證無有。而舊時所以附會其下嫁者，皆可得其不實之反證。以此欲作一考以辨其訛。然卒未有不下嫁之堅證。遲之又久，乃始得讀《朝鮮李朝實錄》。私念清初果以太后下嫁之故，尊攝政王為“皇父”，必有頒詔告諭之文；在國內或為後世列帝所隱滅；朝鮮乃屬國，朝貢慶賀之使，歲必數來，頒詔之使，中朝亦無一次不與國內降敕時同遣。不得於中國官書者，必得於彼之《實錄》中。著意翻檢，設使無此詔，當可信為無此事。既遍檢順治初年《李朝實錄》，固無清太后下嫁之詔，而更有確證其無此事者。急錄之以為定斷，世間浮言可息矣。 

    《朝鮮仁祖李信實錄》：“二十七年己丑，即清世祖順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曰：‘清國諮文中有“皇父”攝政王之語，此何舉措?’金自點曰：‘臣問於來使，則答曰：“今則去叔字。朝賀之事，與皇帝一體云。”’鄭太和曰：‘敕中雖無此語，似是已為太上矣。’上曰：‘然則二帝矣。’” 

  以此知朝鮮並無太后下嫁之說。使臣向朝鮮說明“皇父”字義，亦無太后下嫁之言。是當時無是事也。當時無之，而二百數十年尚傳其說，此有數故。清初人民皆不饜滿族入主，先有視為無禮教之成見，會攝政王逼肅親王豪格死於獄，而取其福晉。此為當時議攝政王罪狀，所明載奏疏及諭旨者，自是事實。肅王為太宗長子，世祖親兄，此而可以無禮，則去無禮于太后者幾希。天下嘩傳，明遺老由此而入詩，國人轉輾而據以騰謗。後人好奇，平正之論或久而不談，新奇神秘不敢公然稱道者，反傳述之不已，無從辨正。有加辨者，亦以為媚茲一人，不足息好奇之念。今以異代訂定史事虛實，則不能不有考實之文耳。 

附錄一  胡適之君來書 

心史先生： 

 《太后下嫁考實》大稿送還，承賜先讀為快，感謝感謝。今早別後，車中讀此文，至佩先生不輕置信之精神。惟讀後終不免一個感想，即是終未能完全解釋“皇父”之稱之理由。《朝鮮實錄》所記，但云“臣問於來使”，來使當然不能不作模棱之語，所云“今則去叔字”，似亦是所答非所問。單憑此一條問答，似仍未能完全證明無下嫁之事，只能證明在詔敕官書與使節辭令中無太后下嫁之文而已。鄙意決非輕信傳說，終嫌“皇父”之稱似不能視為與“尚父”、“仲父”一例。下嫁之傳說已無證據可憑，而“皇父”之稱自是史實。後之史家於此事只能說，據殿試策與紅本及《朝鮮實錄》，攝政王確改稱“皇父”，而民間有太后下嫁之傳說，但無從證實了。鄙見如此，乞先生恕其妄說。 

胡適敬上廿三，六，廿六。 

附錄二  作者答胡適之君書 

適之先生： 

  朝鮮之問皇父來由，《實錄》載在順治六年二月壬寅。金自點所答“曾問使臣”，其問使臣必非當日之事，或在其前有若干時日矣。今姑作為問在是年是日，則壬寅乃十三日，當是時，攝政王方全掌國事，如以太后嫁彼為倫理上之污點而諱之，則必不以皇父之稱詔示天下。至勢力名分之不應褻瀆太后，當時本非攝政王所慮也。既以皇父之稱詔天下，如果因得婚太后之故以自尊異，則必以太后下嫁明告天下，而後知有其實故據其名。因其公然稱皇父，必不諱太后下嫁。惟其無下嫁之事，則坦然稱皇父以仲父、尚父自居，則亦無嫌，故有皇父之稱。即事實只有兩途：一則太后實行下嫁，一則非但不下嫁，並無不可告人之曖昧情事。若云下敕，而中國則後來諱之，朝鮮或《實錄》失載，但其君臣有此討論，則敕書可決其無有。使臣知為國諱，必在攝政王死後，朝局將翻之日。攝政王之死在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戊子，其時世祖之舉哀行禮固未嘗不用帝崩之儀注也。是月二十五日甲辰，尊故攝政王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八年正月十九日丁卯，成宗義皇帝祔太廟。二月十五日癸巳，蘇克薩哈、詹岱、穆濟倫首告故攝政王多爾袞逆節。二十一日己亥，暴多爾袞罪於中外，削其尊號及母妻追封，撤廟享。故朝事之反覆，始於八年二月十五，即云攝政死而朝局必翻，使臣有先見，亦當諱於七年十二月初九以後。若在兩年以前，國有大慶，太后大婚，使臣方負宣揚之責。若以為可諱，即清廷何必用公文稱皇父?夫以國無明文之暖昧，吾輩今日固無從曲為辨證。但中冓之言本所不道，辨者為多事，傳者亦太不闕疑。此為別一事。不入鄙作考實之內。惟因攝政王既未婚于太后，設有暖昧，必不稱皇父以暴其惡。故知公然稱皇父，既未下嫁，即亦並無曖昧也。復請再鑒，並示當否。 

弟森拜上。廿八。 

   （资料来源：《孟森明清史论著选编》，河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