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２日，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訢聯合發動宮廷政變，史稱“辛酉政變”。關於慈禧等人發動政變成功的原因，史學界大多歸結為：肅順等人的大意麻痹；慈禧、奕訢的聯合得到了外國侵略者的全力支持；取得了兵部侍郎勝保和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的武力支持；利用朝野上下對肅順集團的不滿，控制了京師內外的輿論等等。以上各種說法，或言之無據，或僅為歷史過程中的表像或直接原因，似仍有進一步商榷探討的必要。筆者以為，慈禧發動政變成功的決定性深層次原因，是為當時正統皇權思想或政治倫理觀念的深刻影響。這一思想意識層面的原因，多年來為人們所忽視。 

                     一    傳統觀點的缺憾 

傳統觀點中的一個突出說法即是，慈禧太后、恭親王奕訢等的對外態度，較肅順集團更具妥協投降色彩，因而博得了外國侵略者的好感與支持。有的學者斷言，辛酉政變是“以英國為首的侵略者策動的”，[①] “是在西方列強的直接干預下出現的”，[②] 有的學者甚至引用毛澤東的一段話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各派勢力，‘沒有後臺老闆，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辛酉政變也是如此。”[③] 其史料根據是，在咸豐帝彌留之際，英國駐廣州領事羅伯孫即曾鼓吹過“變更皇位”的“驚人問題”。英國人曾聲稱：“恭親王及其同僚之操權，乃是對外國人維持友好關係使然。這個令人感到滿意的結果，全是幾個月來私人交際造成的，這充分證明我們堅持下列政策之正確。就是我們應以溫和協調的態度獲得恭親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們的驚恐，希望遲早總會發生變動，使最高權力落到他們手裏去。”[④] 政變後，英國駐華使臣卜魯斯給英國外相的信函也明確聲稱：“在過去的十二個月中，造成了一個傾心于並相信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別，有效地幫助這一派人掌權，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成就。”[⑤] 

這一觀點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寶成關先生的質疑文章認為，上述史料，或“並未提供任何事實”，或“無絲毫證據”，純屬“推測之詞”。[⑥]筆者完全贊同寶先生的觀點，另有幾點補充： 

第一，英國侵略者的上述說法，可以說反映了他們的主觀願望，或者說更樂於認可慈禧、奕訢等人政變的既成事實。他們的不反對或支援態度，對慈禧、奕訢發動政變或許有一定的心理影響，但沒有任何史料證明英國侵略者直接影響或參與了辛酉政變。 

第二，有同志引用毛澤東１９４１年１月的講話，來證明辛酉政變時期清統治者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支持，是什麼事也做不成的，也是不恰當的。辛酉政變之時，帝國主義勢力與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尚未完全結合起來，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及士大夫，尚在鄙夷地稱外國人為夷人，對外國人疑懼頗深，尚無人敢於公開宣稱與外國合作友好。此時如某人得到外國人的公開支持，那麼他得到的決不是什麼成功，而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下場。中外公開勾結，是辛酉政變以後的事情。 

第三，英國人企圖使恭親王上臺為帝的想法，是其當時尚不甚瞭解中國國情的主觀臆想，根本無法實現。義和團運動後，列強亦曾有過變更中國皇統的設想，後終因無合適人選而放棄。在中國已經淪為半殖民地的２０世紀初，列強尚不可能為所欲為地變更中國的皇統，何論１９世紀６０年代。 

傳統中的另外兩個說法，即慈禧、奕訢發動政變成功，是因為他們得到了勝保、僧格林沁等人的武力支持，得到了對肅順集團不滿的其他官僚的支持。此說固然不錯，但僅屬表面原因。人們如果進一步追問，勝保、僧格林沁和其他官僚集團，為什麼支持慈禧和奕訢，而不支持肅順等人？除了肅順等人曾傷及其某些既得利益外，是否還有其他層面的原因呢？我認為回答應該是肯定的。 

 “沒有人能夠真正地超出他的時代，正如沒有人能夠超他的皮膚。”[⑦]當時清廷各級官員難以超越的時代局限和“皮膚”，即是封建專制制度、正統的皇權思想。正是這一不為人們所注意的深層次原因，從一開始就決定了慈禧、奕訢等人的成功和肅順等人的失敗。 

                       二    代子鈐印，無異垂簾 

史學家大多認為，咸豐帝對肅順等人“信任久而益專”，“行在事一以委之”，[⑧]幾至言聽計從，以致肅順竟敢向咸豐帝進言，實行除去那拉氏的“鉤弋故事”。事實上，臨終之際的咸豐帝對肅順等人並不十分信任放心，他在如何防範權臣專擅，確保皇權、皇統不致旁落方面，辦法雖不高明，但並不糊塗。 

１８６１年８月中旬，咸豐帝病危。８月２２日子初三刻，咸豐帝神智較前清醒，實為迴光返照。當時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等請以朱筆遺詔。咸豐帝“諭以不能執筆，著寫來述旨”。[⑨]隨後，咸豐帝崩逝。 當日頒佈兩道遺詔，一為立載淳為皇太子。二為命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盡心輔弼載淳，贊襄一切政務。同時規定，由於新帝載淳年幼，未能親政，“禦賞”和“同道堂”兩顆印章為日後下達詔諭的憑信。“兩印均大行（咸豐）所賜，母后（即慈安太后）用‘禦賞’印，印起。上（新帝同治）用同道堂印，印迄。凡應用朱筆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⑩]贊政務王、大臣給內閣及各地方官員的諮文通告稱：嗣後，贊襄政務王、大臣擬旨繕遞後，由“皇太后、皇上鈐用圖章發下，上系‘禦賞’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為符信”。[11] 

咸豐帝的“後事”安排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其一，恭親王奕訢是咸豐帝的同父異母兄弟，才具優長，對此，咸豐帝是心知肚明的。同時，兄弟二人曾因奕訢的生母康慈皇貴太妃的封號及喪儀等問題發生齟齬不快，咸豐帝對恭親王並不十分放心，“若托以後事，又恐‘將不利於孺子（小皇帝）’。”[12]故此宗支最近的奕訢被排除於贊襄政務王、大臣之外。這在當時雖在情理之中，卻又大大出乎人們意料之外，使人們對咸豐帝遺詔的真實可信性產生了嚴重的懷疑。 

其二，載垣、端華、肅順等人雖名為顧命大臣，但他們畢竟多是遠支宗親，終為人臣奴才，不是皇權的真正代表者，其職責亦僅是輔弼贊襄小皇帝執政，必須時刻遵守“君臣大義”的道德規範。 

其三，只有小皇帝及皇太后（慈安）才是皇權、皇統的真正代表與體現，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禦賞”和“同道堂”印章，是皇帝權力的象徵。慈安太后和皇帝鈐印的規定，是咸豐帝對贊襄政務王、大臣等可能專擅弄權的防範措施。 

其四，咸豐帝臨終時有關太后與皇帝的鈐印規定，是為當時的權變之策，就其制度而言，是不完善的。按規定，小皇帝載淳的生母那拉氏無權過問兩顆印章的管理與使用，更無干預朝政的權力，這可能是咸豐帝對權力欲極強的那拉氏幹政攬權的防範措施。但是，載淳繼位時，只是年僅六歲的孩童，處理國政、朝政之時，由其鈐印“同道堂”印章，無任何集權攬政的實際意義。這就使慈禧太后很自然地取得了以小皇帝生母的身份代子保存、鈐印“同道堂”印章的權力。 

綜上所述，咸豐帝彌留之際的“後事”安排，是一種意在調適權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權力爭奪的行政制度。上諭“鈐印”的規定，從制度上確保了皇權不致旁落，排除了肅順等人挾制天子的可能，但同時也為慈禧掌握清廷最高權力提供了可能和保證，使慈安、慈禧太后實際上處於雖無垂簾之名，而有臨政之實的地位，故此當時的軍機章京在《熱河密劄》中即已非常明確地指出，這一安排，實際上是“（太后）垂簾（八大臣）輔政，蓋兼有之”[13]的權力機制。 

慈禧取得代子鈐印權力後，便理所當然地成為皇權的代表，因而干預朝政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了。慈禧與肅順等顧命大臣幾個回合較量的勝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皆依恃其皇權代表的有利地位。 

較量之一──慈禧的太后封號。 

咸豐帝病逝的當天，皇后鈕祜祿氏即循例被尊為皇太后，並率眾嬪妃於靈前奠灑，而那拉氏則無晉封。此舉雖為肅順等人抑制那拉氏，以示嫡庶等差的有意安排，但卻不能無視其“母以子貴”的特殊政治身分，以及由此而生的皇權分量。故此第二天，肅順等人亦不得不以“內閣奉上諭”的形式尊那拉氏為皇太后。 

較量之二──慈禧有無干預朝政權。 

最初，肅順等人擬實行“八大臣贊襄輔政制度”，凡“詔諭疏章黜陡刑賞”等事，皆由輔政大臣擬定處理意見，“太后但鈐印，弗得改易”。但是，慈禧太后對此頗為不滿，以拒絕鈐印相抵制。“議四日”，肅順等人只得妥協，同意以後的一切官員章疏均需送太后批閱；諭旨亦需于輔政大臣擬進，由太后過目認可鈐印發下後，才能生效；任命尚侍督撫等大員，由贊襄政務王、大臣等“擬名請懿訓擬定”，其他官員的任免，“按照京察暨疆臣密考擬具正陪數員，在御前掣簽，兩宮並許可”。[14]肅順等人之所以要對慈禧太后做如此妥協，大概不能僅以其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來解釋，他們面對的不是慈禧個人，而是充斥於人們心際腦海中神聖不可侵犯的皇權。除了掌握有實際軍權，可以指鹿為馬的權臣外，任何無視皇權，並向其挑戰的人，都不會有好下場，肅順等人不會不懂這點政治常識。明太祖朱元璋曾規定，如有朝臣弄權，威脅到皇帝的權力地位，各藩王可舉兵“清君側”。這雖釀成了朱棣的“靖難之亂”，但其主觀意圖卻十分明確。肅順等人或許也能知曉這一歷史故事。 

較量之三──慈禧是否垂簾聽政。 

慈禧太后取得代子鈐印的權力，雖未居“垂簾聽政”之名，實已有“聽政”之實，鄧之誠先生曾說：慈禧太后“既已看折……召見軍機……且以朱印代筆，即無異垂簾，所不同者，惟不召見外臣。”[15]但是，慈禧並不滿足於這種猶抱琵琶半掩面式的“聽政”，而是熱衷於名副其實的“垂簾聽政”。 

９月１０日，山東道監察禦史董元醇上疏稱：當此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沖齡踐阼，所賴一切政務，皇太后宵旰思慮，斟酌盡善，此誠國家之福也”。要求清廷“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使海內鹹知皇上聖躬雖幼，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左右並不能干預，庶人心益加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欺蒙之術”。同時，他還要求“于親王中簡派一二人，令同心輔弼一切事務”，朝政國政，皆由其“盡心籌畫”，然後“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斷施行”。只有如此親賢並用，才能“既無專擅之患，亦無偏任之嫌”。[16]由此可見，董元醇提出以太后垂簾聽政與親王輔政制取代顧命大臣輔政制，完全是以維護皇權，防範臣下專擅立論的。 

肅順等人在面見兩宮太后時，雖公然抗論，聲稱自己“系贊襄皇上，不能聽命太后”，甚至說“請太后看折亦系多餘之事”，但他們批駁董元醇請行太后垂簾聽政主張時，也是以皇權為護符，以維護皇權立論的。這不僅令人感到頗有意思，更令人深思其故。肅順等人以新帝名義擬旨痛斥董元醇稱：“皇考於七月十六日子刻，特召載垣等八人，令其盡心輔弼。朕仰體聖心，自有深意……該王、大臣等受皇考顧命，輔弼朕躬，如有蒙蔽專擅之弊，在廷諸臣無難指實參奏，朕亦必重治其罪。”董元醇“奏請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甚屬非是……該禦史必欲于親王中另行簡派，是何誠心？所奏尤不可行。”[17] 

肅順等人將擬定的這一痛斥董元醇的諭旨遞上後，慈禧將其留中不發。肅順等人以“決意擱車”停止辦事的方式與慈禧對抗。最後，慈禧太后等人以退為進，將董元醇的奏摺及肅順等人所擬諭旨同時發下。此後，肅順等八大臣“始照常辦事，言笑如初”。[18] 

就當時的結果來看，似乎肅順等人取得了勝利，而慈禧等人則遭到了失敗。但是，在當時皇權思想頗盛的封建專制制度下，肅順等人與慈禧圍繞太后是否臨朝聽政問題的較量，是以肅順等人為代表的臣權與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皇權的較量。肅順等人的“勝利”中醞釀著危機與大禍，為慈禧以後治罪肅順等人提供了口實。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２日慈禧回鑾北京後，向在京的文祥、桂良、賈禎、周祖培等哭訴肅順等“欺藐之狀”者即此。當時在熱河化名守黑道人的軍機章京即明確指出：如果肅順等人並不過分強求，慈禧太后未將董元醇的奏摺及肅順等人所擬諭旨發下，而是“將此折淹了，諸君（指肅順等人）之禍尚淺”。“擱車之後，（慈禧）不得已而發下，何以善其後耶？……吾謂諸君之禍，肇于擱車矣”。需知，此段議論並非“辛酉政變”後人們的追思之論，而是事前的前瞻預言。這名軍機章京何以有此未卜先知之明呢？因為他已看到肅順等人與皇權抗爭必然失敗的命運。故此，這名軍機章京大罵肅順等人“可謂渾蛋矣”。[19]“渾蛋者”，並非村夫市井的粗俗之語，而是譏責肅順等人不識時務，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與皇權對抗，在政治方面未免過於幼稚與無知。 

如果說肅順等人在熱河時與慈禧的多次較量，尚可與之基本打成平手，主要是依賴於其在熱河的強大影響，及部分清廷官員暫時認可了這一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或權宜辦法的話，那麼，一旦清廷回鑾北京，廣大官僚士大夫即要全力維護皇權的常態秩序了。肅順等人的失敗  不但即將臨頭，而且是必然的。 

較量之四──曹、莽者流與孤兒寡母。 

清廷決定回鑾北京之時，肅順等人自恃為贊襄政務王、大臣，輕估了皇權思想對人們，特別是朝臣的巨大影響力量。雖然早在熱河之時，慈禧太后即密令醇郡王奕譞起草上諭，羅列了肅順等人“不能盡心和議……以致失信於各國”；“總以外國情形反復，力排眾論”，反對清帝回鑾，“皇考宵旰焦勞，更兼口外嚴寒，以致聖體違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龍馭上賓”；奏對之時，“嘵嘵置辯，已無人臣之禮，擬旨時又陽奉陰違，擅自改寫”[20]等罪名，命令解去肅順等八大臣的職務，由大學士、六部、九卿等分別輕重，按律治罪。但慈禧太后工于權術，密而不宣，而是竭力利用滿朝文武的正統皇權思想和忠君意識，將自己打扮成長久受人欺侮的孤兒寡母，肅順等人則是欺君藐上，專權謀逆的亂臣賊子，直如西漢王莽之于漢平帝及孺子嬰，東漢董卓、曹操之於漢獻帝等。慈禧與小皇帝剛至北京郊外，慈禧即對循例前來郊迎的元老重臣“涕泣”，“縷述三奸欺藐之狀”，以爭取眾多大臣的同情。不明就裏的大學士周祖培憤然奏稱：“何不重治其罪？”[21]慈禧太后此時雖暗藏殺機，卻揣著明白裝糊塗，故意以弱者的姿態詢問，“彼為贊襄王、大臣，可徑予治罪乎？”恭親王奕訢亦以“祖培等弱昧不足與共謀”，[22]未向其透露政變機密。故此，尚蒙在鼓裏的周祖培繼而出謀劃策稱：“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問。”慈禧太后則順水推舟答稱：“善。”[23]由此可見，慈禧太后一直在利用朝野上下的皇權思想及其頒佈上諭之權與肅順等人進行著殊死的較量。 

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２日，恭親王奕訢與文祥、周祖培等人入朝待命，載垣、端華等阻止說：“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訢等人立于宮門之外。未久，有旨下，命將肅順、載垣等人治罪。載垣、端華厲聲喝斥道：“我輩未入，詔從何來？”此時，贊襄政務王、大臣與慈禧太后、奕訢的鬥爭已經公開白熱化，文武百官及兵丁侍衛面臨著是忠於“王事”，維護皇權，還是倒向贊襄政務王、大臣一邊的抉擇。恭親王奕訢緊緊抓住了人們的正統皇權和忠君思想，大聲喝道：有王命在此，“誰敢者”。遂有“侍衛數人來前，褫二人冠帶，擁出隆宗門”。[24]另據王闓運的《祺祥故事》記載，當奕訢向載垣、端華出示將其治罪的上諭時，兩人面對赫赫皇權、皇命“皆相顧無語”。奕訢問其是否遵旨？載垣等只得向皇權低頭稱：“焉有不遵”，[25]遂束手被擒。 

史學界根據當時的史料記載，一般均稱讚襄政務王、大臣中，肅順是其真正的核心，載垣、端華等皆庸碌無為，故而面對慈禧、奕訢等發動的“辛酉政變”無能為力，只得束手就擒。但實際上桀傲專擅的肅順面對慈禧等人手中的皇權，同樣是無可奈何，無所作為的。惲寶惠先生曾說：“以一少年之奕譞，偕睿王仁壽帶領提署番役”，前去擒拿肅順。肅順雖心中不服，身邊又有兵丁護衛，“尚猶咆哮，問諭旨所由來”，但仍是“事已去矣”。其原因何在？“此無他，（皇）權在手耳”。[26] 

 “辛酉政變”已經成功。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慈禧等人掌握著小皇帝及頒佈詔旨之權，奉有咸豐帝遺詔的贊襄政務王、大臣實在無可奈皇權者何，正統皇權思想在政變中的巨大影響作用充分顯示出來，事情正如所臺灣學者莊練先生所說：“死的皇帝敵不過活的太后。”[27] 

                          三    正統皇權思想不可低估 

正者，正中，居中不偏也；統者，統緒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所謂“正統”，多用於說明某一王朝或帝王是受命於天的，在歷朝歷代的發展過程中居於純正直接的地位。歐陽修曾說：“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曆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複續”。[28]梁啟超先生《論正統》一文分析說：“言正統者，以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於是乎有統；又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於是乎有正統。統之雲者，殆謂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雲者，殆謂一為真而餘為偽也。”其意思非常明確，即歷代最高封建統治者皆以正統自居，擁有至高無上的獨裁專制權。“統之既立，然後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蠻野而不得謂之不義。而人民之稍強立不撓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無道諸惡名，以鋤之摧之。”而一般的封建官僚士大夫，則“自為奴隸根性所束縛，而複以煽後人之奴隸根性而已。”[29]正統皇權思想更是如此。 

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經過歷朝歷代長達二千餘年的因革損易，到了清代已達到了高度完備，登峰造極的頂點，與之相適應的封建正統皇權思想、忠君思想等政治倫理觀念，更是根深蒂固，緊緊地束縛著人們的思想。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雖然有人抨擊皇帝為“獨夫”，“至死弗恤”[30]的暴君，也有人咒駡“帝王者皆賊也”。[31]最初，儒家也不過是提倡“為人君則懷，為人臣則忠，為人父則慈，為人子則孝”，“君懷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32]“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33]是一種相互維繫的責任關係。但歷代封建統治者極力宣揚，人間的皇帝乃是“受命於天”的“真龍天子”，反對皇帝即是違反天命，並依靠國家政權的力量強制提倡和推行“君為臣綱”等正統皇權思想，君臣關係變而為一種絕對的服從依附關係。既然皇帝是天命的代表者，因此君主的權力，決不能有任何人分享，“權者，君主所獨裁也”。[34]西漢的董仲舒曾提倡說：“屈民而伸君……春秋之大義也”，[35]後來則發展為“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死節愚忠觀念。否則，即是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天下人人得而誅之。 

這種正統皇權思想從農民起義領袖的某些言行中亦可窺見一斑。 

隋末農民起義領袖竇建德聽到煬帝為宇文化及所殺後，曾向原隋朝河間郡丞王琮表示：“吾為隋之百姓數十年矣，隋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殺之，大逆無道，此吾仇矣。”[36]明末李自成和張獻忠起義失敗後，張獻忠的余部孫守望和李定國等竟認為，代表正統皇權的明王朝之德，“入人心久矣”，李自成在北京“稱帝而不終”，“是天未厭明德也”，甚至表示將“反正扶明，洗去賊名”，奉明王朝之“正朔”，後又分別被南明永曆政權封為景國公和康侯等。[37]這大概是不能僅以明末清初滿漢民族矛盾暫掩蓋了階級矛盾來加以解釋的吧？ 

做為農民起義領袖尚且如此，做為封建皇帝臣子的各級官員當然更是如此，他們當然更明白封建皇帝之皮與其封建官僚之毛的依附關係。 

有的同志說：“熱河是肅順等人的天下。在那裏，兩位皇太后及小皇帝均掌握在‘顧命八大臣’手中。如果那拉氏和奕訢膽敢輕舉妄動，一道聖旨詔告天下，他們便成了亂臣賊子，罪該當誅，何況又有顧命遺詔在手，可以自行廢立，找個藉口把小皇帝載淳廢掉，也是輕而易舉的事。”[38]這顯然太過小視皇權思想在當時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了。“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39]正統皇權思想的傳統更是如此。 

 “顧命”一詞，淵源甚古。《尚書》中有《顧命》篇。《周書》載：“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孔傳釋曰：“臨終之命曰顧命。”顧命之事，最為人們所熟悉並津津樂道的，大概當數劉備白帝城托孤故事。劉備囑諸葛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諸葛亮當時叩頭堅拒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40]最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從未想過或決然不敢有取而代之的想法。 

咸豐帝臨終之際遺詔肅順等八大臣贊襄政務，輔弼載淳，並無“顧命大臣”名目，更沒有給他們以自行廢立的權力。且不論肅順等人當時是否具有這種隨意廢立皇帝的能力，即使其有此“賊心”，也決無此“賊膽”。據溥雪齋先生回憶說：奕訢到達熱河後，有人當著奕訢的面，“用手提著肅順的辮子大聲說：‘人家要殺你哪！’肅順當時也只好低著頭連聲說：‘請殺，請殺’”。[41]由此，我們可見臣子無可奈何皇權之一斑。我們回顧一下中國歷史，即可清楚地看出，除了某一王朝處於敗亡末期，天下大亂，而某一權臣又已擁有極其強大軍事實力的情況下，他們才敢冒險一試廢君自立。當時肅順等人並不具備這種條件，他們之所以能夠掌握清廷大權，是因為其打著忠君和維護皇權的旗幟。沒有慈禧、慈安太后鈐印“禦賞”和“同道堂”印章，罪誅太后及奕訢的諭旨即不合法，何論罪誅？至於“找個藉口將小皇帝載淳廢掉”，更是肅順等人所不敢想的。否則，被誅殺的決不僅是肅順、載垣、端華本人，而是“滿門抄斬，誅滅九族”之禍。 

正統皇權思想的深刻影響不可低估。 

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７日，以載淳名義發佈的上諭稱：咸豐帝死後，肅順等人“假傳諭旨，造作贊襄政務名目”。這是“辛酉政變”後的論罪之詞，自然不可視為論史之據。但是，在政局尚未明朗的“辛酉政變”之前，確實已有許多文武大臣及封建士大夫等，對肅順等人贊襄政務，輔弼幼帝的合法性與可靠性表示出普遍的懷疑並公開挑戰。 

當時有人以清帝遠支宗親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及其弟弟肅順等人為清廷中的“賢党”，以近支宗親恭親王奕訢、醇郡王奕譞等人為“親黨”。清廷家法主張“親親尊賢”，而“親親”又在“尊賢”之上。有鑒於咸豐帝的臨終遺命，並非其朱筆親寫，而是由肅順等人“承寫”，故而使得朝廷內外對此驚駭疑惑。 

首先，清廷內的近支親王對此表示極大的不滿與懷疑。恭親王奕訢以宗親最近，又有與英法聯軍議和，定難之功，被排斥於權力之外，自然極為不滿。其他近支親王亦如是。王闓運所撰祺祥故事記述稱：肅順等以“擱車”形式要脅慈禧事件發生後，慈禧向其胞妹，醇郡王奕譞的福晉哭訴說，肅順等人“欺我至此，我家獨無人乎？福晉言：七爺在此。”慈禧遂命醇郡王入見。醇王又向慈禧獻言“此事非恭王不辦”，[42]並受命回京召至恭王。熱河密劄亦稱；“七先生（醇郡王）亦大怒，雲俟進城講話”。惇親王奕倧恐其語多有失，“喝止之”。[43] 

其次，清廷內的元老重臣對此表示極大的不滿與懷疑。如大學士賈禎、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等。時任戶部郎中的李慈銘表現尤為突出。他認為，在中外多事之秋，“嗣主深居於禁中”，如皇太后不能垂簾聽政，代行皇權，使“諸臣秉筆於樞府”，必致“宮廷隔絕，上下相疑”。只有舍經用權，因時變法，由皇太后“假中宮之位號，收人主之威權，召見百官，號令四海”，才能免“蕭牆之禍”，無“社稷之憂”。李慈銘的這種擔心在當時的清廷官員看來，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現今天子年幼，“孺子何知”，肅順等以小皇帝“甫解語言，乍勝保抱，即能披尋封事，周覽除書”，不過是欺人之語，“夫誰見信？”況且宮闈深重萬里，所頒諭旨豈能僅以方寸印文（即“禦賞”與“同道堂”印章）為憑據，“決為九重手定？”[44] 

李慈銘等人認為，所謂肅順等八人受顧命之托一事，是先帝病危之時，倉猝間決定的，先帝的“審擇所由，臣民未喻”，肅順等人完全有可能是“藉地自矜……冒遺命以固政權。雖假王權，實由私意。”[45]況且“大行（咸豐帝）末命，懿親如惠邸之尊屬，恭邸之重任，皆不得與聆玉幾之言，受付金甌之托”，必使“中外駭異，謂非聖意”。尤其是，“一切奏章，皆雲軍機處贊襄政務王、大臣奉旨處分，傳抄天下，然先帝未有載垣等三人入軍機之命也，是其乘間攘權，欺蔽耳目”，力圖從根本上否認肅順等人受先帝之命輔佐幼帝的皇權光環。[46]就連被目為肅順党人的王闓運也曾認為“恭親王宜當國”，力主“親賢並用，以輔幼主”。[47]其意無非是為了拉上近支親王奕訢 ，使肅順等人更具皇權代表的色彩，避免贊襄政務王、大臣有疏遠皇親，乘機攬權之嫌。 

再次，清廷內掌握部分兵權的武將對此表示極大的不滿與懷疑。僧格林沁在１０月３日的奏摺中，違抗肅順等人關於內外臣工於奏摺內只准書寫“皇上”，而不得書寫“皇太后”字樣的規定，故意書寫“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肅順等人就此提出批評後，僧格林沁竟表示今後“仍不敢不如此繕寫”。[48] 

１０月２６日（據任恒俊先生《勝保與辛酉政變》一文論證），兵部侍郎勝保上奏摺直接對肅順等八人贊襄政務的權力提出挑戰。他說：“朝廷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專”，肅順等人竟敢以“承寫”的諭旨為據，自任顧命大臣，“攬君國大權，以臣僕而代綸音，挾至尊以令天下，實無以副寄託之重，而饜四海之心”。現今“嗣聖既未親政，皇太后又不臨朝，是政柄盡付之該王等數人，而所擬諭旨又非盡出自宸衷”。在此情況下，肅順等人雖採取諸如“掣簽簡放，請鈐用符信圖章”等辦法，“欲以此取信於人”，但實際上，“無如人皆不能相信”，“道路之人見詔旨皆曰：此非吾君之言也！此非吾母后、聖母之意也！”朝廷“一切發號施令，真偽難分，眾情洶洶，鹹懷不服，不獨天下人心日行解體，且恐外國聞之，亦覺與理不順，又將從而生心，所關甚大。”勝保提出，“自古天無二日，民無二主”，要想真正使人相信最高權力仍掌握在皇帝之手，必須由“皇太后權宜聽政，二聖並崇”，“非皇太后親理萬機，召對群臣，無以通下情而正國體；非另簡近支親王佐理庶務，盡心匡弼，不足以振綱紀而順人心”。其所謂“正國體”，“順人心”者，即將皇權牢牢掌握在與小皇帝最親近、最能代表皇權的皇太后和親皇叔手中，謹防皇權旁落權臣。勝保還特別要求清廷“將此折發交惠親王、惇親王、醇郡王等公同閱看”，[49]其爭取近支皇族支持的心理躍然紙上。 

再其次，頗受肅順等人信任依重的漢族官僚督撫，如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也對此表示出不同程度的不滿與懷疑。他們認為勝保等人陳請由皇太后垂簾聽政，並于近支親王中擇人輔政之舉，“皆識時之至言”，甚至稱頌慈禧罪誅肅順等人“為自古帝王所僅見”的“英斷”之見。[50] 

正統皇權思想之深重影響，還可由肅順等人一次敗招中得到佐證。１０月７日，尚在熱河的肅順等人“自陳職事殷繁，實難兼顧”他職，懇請清廷“酌量改派”他人。肅順等人此舉，或許是“意在彰其勞勩”，[51]但也可以理解為其表明將全心專意致力於輔弼政務，於其他事務不敢專擅專攬，以消除他人對自己的種種疑忌，是對至高無上皇權的一種妥協辦法。 

                                 四    餘論 

咸豐帝死後僅１０３天，慈禧太后就利用當時彌漫于官僚士大夫及朝野上下的正統皇權主義思想，發動了“辛酉政變”這樣中外囑目，驚心動魄的政局、朝局之變，開兩宮垂簾聽政，特別是慈禧太后專權４７年的新局面，這是咸豐帝萬萬始料未及的。“辛酉政變”後，國內外許多人為政變的成功而高興。薛福成曾稱道說：“權奸既去，新政如旭日初升，群賢並進，內外協力，宏濟艱難，遂啟中興之治”。[52]當時人皆以慈禧太后為皇權代表，垂簾聽政之舉純為一個向同治皇帝親政過渡的“舍經用權”的權宜之計，由此而釀女主稱制局面，也是當時的官僚士大夫所始料不及的。否則，人們或許會做出另一種政治人事選擇。 

就慈禧太后個人而言，的確善於玩弄政治權術。但是，人們切不可忘記的另一點是，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權力數十年之久，並非僅僅是其具有多麼高深莫測的政治本領或手段，而是其特殊的地位和身分。１８６９年７月，曾國藩與其親密幕僚趙烈文議論清廷政局時即曾說：兩宮太后“才地平常”。[53]咸豐帝死後，實行的雖是“垂簾輔政，蓋兼有之”權力機制，但慈禧太后無疑佔有新帝生母的更有利的地位，更便於“挾天子以令諸侯”。這種正統皇權代表者的政治優勢，在以後對恭親王奕訢的多次貶抑打擊中，在其維護個人權力的諸次鬥爭中，都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被曾國藩稱為“極聰明”的恭親王奕訢，論血緣，為同治帝的親皇叔；論權力，為清廷議政王；論爵位，為世襲罔替的親王，他尚且無可奈何於正統皇權的代表者慈禧太后，更何況何論端華、肅順者流。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象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54]我們決不能低估，更不可無視正統皇權主義思想的深刻影響。早在１９０２年，梁啟超先生即曾痛斥過這種所謂的正統皇權思想。他說：持正統論者不論是非曲直，亦不論其原來為亂臣、為賊子、為大盜、為狗偷、為仇仇、為夷狄，“既王矣，無論如何變相，而必不能墮而為寇；既寇矣，無論如何變相，而必不能升而為王。”在他看來，所謂“王”與“寇”並無明顯差異，二者不過一步之遙。董卓、安祿山、吳三桂也好，陳勝、黃巢、李自成、洪秀全也罷，“使其稍有天幸，能於百尺竿頭，進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後，贍才博學、正言讜論、倡天經明地義之史家，不奉以‘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欽明文思、睿哲顯武、端毅宏文、寬裕中和、大成定業太祖高皇帝’之徽號”。正所謂“成既為王，敗既為寇”。[55]這種正統皇權思想不僅嚴重影響著當時各階層的人們，甚至影響著當代的某些史學工作者。某些人無視天王洪秀全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種種錯誤，及其對翼王石達開的疑忌與排斥，仍以正統皇權主義思想為思維核心，堅持“只許君不君，不許臣不臣”的“君臣大義”，批評石達開率軍出走是不顧大局，分裂太平天國的史學觀點，不正是正統皇權意識和忠君思想對人們思想嚴重束縛的表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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