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問題是一個與近代社會演化過程相因應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由其引發的重大歷史事件構成了晚清中國歷史進程的基本制約因素，它與近代國民素質、生活方式、自強新政，甚至與中外關係的變遷桴鼓相應。上推近賢，下迄今人，承學之士於此均有精當著述。作為一個學術問題，視角之不同，言說即有差別，自然可以常論常新。本文僅討論鴉片禁政作為一個复雜的社會、財政問題，何以被時人簡化處理，“輿論一律”地納入清末新政改革的框架之內，且極力強調它與新政運動相契合的問題。
一
新政與禁政在20世紀初年迭次推行，兩者既犬牙交錯，又互為依傍。這本是一個饒有興趣的歷史現象，但過往論者言新政則不涉及禁政，論禁政則又與新政毫無關涉，的確是個遺憾。（注：自民國初年以來，研討清代晚期鴉片問題的論著幾數十種，多以純粹的鴉片禁政為課題，惜未能越出民國時期於恩德所涉獵的範圍，且受其研究模式牽制甚大。近年來，王宏斌先生多有探討，對重建該時段歷史事實較有創獲；吳春梅女士曾自民族主義角度關注過禁煙問題等；從禁政與新政的關係角度立論探討者較少，聞有個別研究生正以此為題進行研究，已有刊論，但該問題似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事實上，清末臣民的言論以及西方國家的各派力量均將鴉片問題的徹底解決視為新政推行的前提條件，而且，將禁政納入晚清整個改革體系的言論也不在少數。“申儆國人鹹知振拔”，“祛沉痼，而蹈康和”既是清末反鴉片運動的宗旨和目的，也符合新政推行的總體目標。
鹹同以降，中國屢遭外患襲擾，憂國濟民之士極度憂慮國力貧弱，尤其感到鴉片問題的嚴重性。國內大眾媒介屢屢刊發社論申述鴉片之害，著名者如《警鐘報》刊有“哀同胞之將亡”；《時報》的“論個人生計與地方自治之關係”；《東方雜誌》的“改良風俗論”、“論中國社會之現象及其振興之要旨”等，持論確為得當；清廷重臣張之洞的《勸學篇》、國學大師王國維的《去毒篇》等等，均屬禁煙名論。1905年出版並於1906年春天譯成中文的《菲律賓報告》，是亞洲地區鴉片問題調查的結論性報告，它也注意到各地海關官員對社會輿論的反映：牛莊的海關官員認為禁煙“輿論在增長”，寧波的海關官員看到，“在許多地方，強大的輿論支持發佈禁煙公告”，雲南騰越（今騰沖）海關的一份報告聲稱：“禁絕這種惡習的輿論逐漸明顯。”安通的一位外交官寫道：“我發現，輿論普遍贊成禁煙運動。”在上海，據說學生一直“有效地致力於對大眾思想施加良好的道德影響”，使之認識到鴉片之危害。同樣，福州的一位目擊者強調，吸食鴉片“現在被認為是‘有失體統’，明顯不受年輕人歡迎”，在廈門、廣州和其他商埠的外國官員也有類似的報告。[1](p32)其實，早在19世紀70年代，英國國內反鴉片輿論高漲時期，華人恩阿楚在倫敦一個會議上即發表演講，闡述鴉片對國家和個人的道德損害，他明確告知英國人說：
我認為，由於使用鴉片所產生的有害影響，不能有需要鴉片貿易和廢除鴉片貿易兩種觀念並存。整個中國被鴉片弄得道德淪喪。我們那兒有這樣一個說法，在酗酒、賭博、通姦和鴉片四種流毒中，鴉片是最壞的一個。[2](p173)
大致說來，該時期鴉片問題的言論多從道德角度著眼，具有經世意味且與社會政治經濟改革相關聯的認識還屬鳳毛麟角。報刊言論對清廷以往的鴉片政策頗感痛心，虎頭蛇尾，因循故事，雷聲與雨點未盡一致，其主要的根源往往是“因由在上者以事關交涉且有重稅可得，憚於提倡，亦由戒之未得其法，以致戒者絕少而吸者日多”。[3]畢生致力於鴉片禁政的許玨稱：“玨兩年來疏陳請加洋土藥稅，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則眾必以為迂圖，勢將置之不問；言加稅則尚有裨財政，或冀採用其說；又稅重則價昂，貧民無力者或可略減吸食，此不遽言禁之一端也。”[4]這一言論中的“眾必以為迂圖”，較能反映出官界對鴉片問題的心態，鴉片稅厘自從與財政結緣後，依賴性便日益突出，此處所言“眾”當然是指包括朝臣在內的各類官員，在鴉片稅與財政聯繫日益緊密的背景下，兀然提出禁煙的要求，的確是令多數官員難以接受的。何啟與胡禮垣曾對鴉片稅與財政緊密結合給禁煙帶來的難度頗有同感，兩氏認為，欲為中國策行禁煙，似乎極難實行，原因為何？“今中國所急者財用，而厘稅之入，以鴉片為大宗。洋藥進口厘稅六百萬兩，土藥厘稅名雖二百二十余萬兩，而實則二千余萬兩。是合洋土藥而計，每年值二千六百余萬兩。國家之利賴在此，官府之調劑在此，若設舍此項，則補救無從，此所以禁煙之舉，近年緘默無言也”[5][p215)，這種進退維谷的矛盾心態頗具普遍性，它事實上涉及到鴉片問題的核心——禁煙和鴉片稅厘能否兼而得之？所以清末新政的推行首先就遇到一個最為現實的抉擇：鴉片應繼續弛禁還是改行斷禁政策。弛禁可以帶來寶貴的新政事業資金，而禁絕則又有可能制約改革事業的順利推行，何況清末改革事業的財政基石很大程度上與毒品稅厘有關，在清廷財政困頓的背景下，禁毒運動與新政運動確實形成一個“道德與經濟”的對峙性問題。
然而，此一時期承學之士卻集中關注新政立憲事業前途這一根本性目標，譬如《申報》刊佈的“論說”：
求治者必先清其源，除害者必先窮其本，養苗必先去螟□根莠而後灌溉之法乃可施，用藥必先去暑濕風寒而後滋補之品乃可進。人事如此，國政亦然。欲求興利，必先除害。不為拔本塞源之計，而為因噎廢食之謀，是所謂襲蓉裳以御冬，畫餅形以饋餒也。[3]
由此看來，清末政制改革、練兵、教育以及振興實業等維新改革事業的推行首在祛除鴉片之害，否則便是“以有限之精神供無窮之銷鑠，不耐勞苦則筋骨衰也，不思久遠則志氣隳也，不能振作則神經敗也，命填寸許之盒，魂消半檠之燈”，以枯骨乏志之狀態迎接新政改革事業，實與西方列強的興國精神大相徑庭。《雲南雜誌》刊載文章說：“中國存亡之關係，即以能否驅除阿片之問題為解決”，知識界的警告更具體、直接：“不先禁煙，即開礦亦無用也，礦之所出不敵煙之所耗，相安糜費，儲積仍無由基，是灌漏卮也。即練兵也無裨也。持戟之士即屬吸煙之徒，一遇驚慌，遁逃惟恐不速，是張弮空也。”[6](p452)清末興起的立憲運動和軍國民思潮的推展，已使輿論界意識到民眾素質與國家振興的密切關係。禁政上諭發佈的前一年，民間已經成立了少數禁煙組織，在本邑開展鴉片禁絕活動，振武宗社就是其中的一個。它完全超然於清廷之外，純系自發性社會改良組織。該社確立的章程在闡述成立的宗旨時說：“強種性、節漏卮居今其急務哉……立於兵力爭存之天下，固非通國民為軍國民不可，而為軍國民非先強種不可，欲強種不首禁鴉片更不可。此固不待智者而後知。”[27]看來，振武宗社是以強健種性、養成軍國民資格、堵塞漏卮為宗旨，符合當時趨新潮流。《萬國公報》的社說也認定鴉片之害與軍國民資格、尚武精神不相符合。[8]反觀現實，士農工商沉湎于鴉片，甘為枯骨，正是清政府推行革新事業時最為憂慮的大事。更使清廷憂懼的是鴉片吸食所帶來的社會混亂及其對新政改革的威脅，這一點可以從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的禁煙上諭得到確證：
鴉片盛行以來，流毒異常慘烈，染斯疾者破其財產，夭其壽命，習為偷惰，職業全廢，即各直省吞煙自盡之案歲計不知凡幾，盜賊訟獄因此滋繁，傷天地好生之心，殊堪悲憫，且令神州古國種類日弱，志氣日頹，自強更复何望？[9]
從目前所能查閱的禁煙上諭、章程、各部官員飭令、各地官員的禁煙意見以及當時報刊媒介的輿論傾向等材料來看，將禁毒與新政的密切關係加以申述的情形占了較大比例。較早的海外華人媒介，如新加坡的《星報》、《天南日報》、《南洋總彙報》和《中興日報》等均對禁煙運動給以支持。即便是教會的媒體也不遺餘力，最有影響的教會雜誌當屬《萬國公報》，在土產鴉片氾濫的七、八十年代，該刊主筆之一的李提摩太與禁煙主流人物曾國荃（1878年督山西時曾厲禁鴉片）、張之洞（1882-1883年督山西時對鴉片行斷禁政策，卓有成效）均有交往，長期堅持反鴉片主張，刊載了大量的鴉片問題的消息和論說，據約略統計，從1875年《教會新報》改名為《萬國公報》至1883年第一次停刊，《萬國公報》在8年半期間共編發鴉片方面的消息、詩文、論說等共計199條，平均每年達23.4條，成為近代報業中反鴉片運動的主流媒介。《格致彙編》和稍後的《格致新報》都力主祛毒，提倡健康生活，《申報》、《字林西報》和《東方雜誌》等極具影響力的大眾媒體在這期間也都作了大量專門的報導。難怪英國《泰晤士報》駐中國記者莫理循感歎說：“反對鴉片煙的輿論，正像傳播西方教育、發揚尚武精神和大量創辦地方報紙一樣引人注目。”[10](p497)莫理循真誠地希望《泰晤士報》的當權者從輿論上支援中國的反鴉片運動，他說：“因為我知道，隨著中國禁煙運動積聚力量的跡象不斷增加，和大多數人要求查禁這種麻醉品的熱忱不斷增長，你將會給予越來越多的衷心支援。我很願意見到你像我個人做到的那樣，作為偉大的喉舌大聲疾呼地支持這個運動。”有關媒介非常關注對禁煙上諭、禁煙章程的報導，對各地的禁煙情形也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值得注意的是各媒體非常重視戒煙與立憲、禁毒方案的爭論、外國對中國禁煙的態度和萬國禁煙大會等問題的報導。可以認定，20世紀初年新政與拒毒改革的歷程中，民間輿論與政府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的，以至於形成“以拒毒促新政”的新型輿論導向。
清季末年，清廷推行的新政改革是一個宏大的系統工程，其範圍遍及政制、學制、軍事、實業、教育、農政等，其規模超過了以往的歷次改革。雖然全力關注社會問題的改革則相對較遲（注：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清末的“不纏足”運動持續了多年，儘管在後期有清廷的督促和參與，但改革的實際效果顯然遜色於反鴉片運動。），但是，在諸多改革事項中，較為徹底的禁毒改革被稱作是“晚清改革中最令人震驚的事件”（注：美國的漢學家芮瑪麗在研究這一時段的問題時，對中國的反鴉片潮流也有一個評價，認為1906年以後的10年，禁止鴉片的改革運動是“人類歷史上剷除一大公害的最大且最有力的嘗試”，見其《中國的革命：第一階段(1900-1913)》(China in Revole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68年版。在清朝滅亡的前夕，1911年4月19日《泰晤士報》刊發社論的《中國與鴉片貿易》，也認可了反鴉片運動的巨大成績：“跡象表明，某種可能性幾乎已成為必然性，也就是說當代中國已認可了的所有改革專案中最偉大最大膽的部分，顯然已由聲名狼藉軟弱無能貪污腐化的中國朝廷取得令人吃驚的成就”，見《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第729頁。），“這場運動始於1906年底，到1908年底已見成效：國內鴉片的種植和消費量大幅度減少，並且獲得英國逐漸停止進口鴉片的正式擔保。考慮到其發生的背景時。這些驚人成就就顯得更加偉大”，“這一舉措也許是從18世紀晚期鴉片開始成為嚴重問題直到1949年共產黨當政期間所進行的唯一有效運動”[1](p1-3)。連清廷官員也不得不承認：過去的維新事業僅使極少數人表示關心，而如今的禁毒運動則“激起了全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所有民眾濃烈興趣的第一個問題。各個階層——官員、學者、士紳、農民，直到最低層的勞工都團結一致，下定決心要親眼看到全國掃除這種禍害”。[11]
二
然而，考慮到清廷長期以來推行弛禁政策的惰性影響以及當時中國財政對鴉片稅厘的依賴性，要作出斷然禁絕鴉片的決定顯然不是一蹴而就，這與它下決心推行自我救助的改革政策是分不開的。
鴉片貿易合法化以後，清廷中央與各省也推行過禁毒活動，但終因未具規模，或虎頭蛇尾，總體上沒有與自強維新事業相契合，究其原因，除了英國鴉片政策的負面影響以外，財稅經濟上的考慮是一個主導性因素。從中央到地方，或明或暗地貫徹“寓禁於征”的所謂禁煙政策，于恩德在其《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中仔細考察了當時的禁煙法令和各地的實踐，據此認為，鴉片為害甚巨的主要原因在於鴉片弛禁與抽稅政策。洋藥、土藥重抽稅厘，開始尚有寓禁於征的本來意味，但其後則變本加厲，直以鴉片作搖錢樹，禁煙初衷早已拋諸腦後，為了最大限度地聚斂財富，另立種種稅名，濫抽民財，在財政上形成嚴重的依賴性。[2](p96-108)即便是在清廷作出禁絕鴉片政策的前夕，1905年戶部在有關奏摺中雖有決心禁止鴉片，但這份奏摺在闡述事理時，為文周納，頗費安排，開始部分反鴉片的意味極濃烈：“竊自洋藥之毒已深，土藥之禁已弛，始圖抵制，終至氾濫。內而年增數千萬無形之惰廢，外而年鑠數千百萬立罄之膏脂，國計民生兩受其害。故中西智士鹹謂中國欲為自強計，為致富計，均非禁煙不可”，“與其求徵稅之方仍不旺，不如行禁煙之策，害可永除”，以下的觀點即有變化，奏摺中有一句話當為關鍵，即“一禁則百難畢集”，可供選擇的方案自然是推行“寓禁於征”，不過折中已改為“官膏專賣”。[12]種因相陳，此折主旨仍對有利可圖的鴉片稅源戀戀不捨，其禁煙方針的大意是，欲禁洋藥，當先自禁土藥，請求采熬膏由官專賣，以達到減少土藥數量的目的。根據籌畫，專賣局在此交易中，凡土藥售銀一兩，局中提取二錢二分，以二錢解司庫，以二分充局用。所謂“寓禁於征”的真實意圖從其奏疏中可窺見一斑：
國家既得此大宗款項，舉新政償債金。數年之後大局漸定，用款漸少。于斯時也，分年酌減種地畝數，設熬膏局，以握准吸准買之權，不准商民干預。初並不收膏捐，但令吸食者先買票，彼少壯無癮之人不准買。若無癮而買票則與有癮不買票者，同科以重罰。罰重而人不敢犯，故十年後內地無复吸煙之人，而洋藥土藥自然禁絕……與其求徵稅之方仍不旺，不如行禁煙之策，害可永除。況乎不言征，而稅實征於無形之中，民之蒙其利者猶或視諸異時，國之收其利者不啻得之今日。[13]
遞降而論，相似的言論在地方督撫和幕僚中迭見不鮮。具有西人背景的《時報》即對袁世凱醞釀中的鴉片專賣計畫作了透露：“北洋大臣已議定鴉片專賣之法，擬從英國購買製造鴉片絕大機器，其價額百四十萬元，計此等權力，每日能造鴉片煙三萬斤，按目下計畫實行專賣法，則每年可得一億元，此亦國家之一大利源也。”[14]國內有的媒介比《時報》更早地關注到此一問題，但在報導時，礙于時流，不得不作了巧妙的處理：“據西報雲：某省因創辦洋藥專賣事宜，已由英國定造燒膏機器一具，價值更計四十萬元。聞此種機器每日可出煙膏三十萬斤。”[15]至禁煙上諭發佈的前一個月，鄭孝胥猶向端方進言鴉片專賣之策，“餘為午橋言制械之急，可議官包進口洋藥，而加抽土藥稅，既為禁吸煙之預備，十年之內，所得足資制械之用矣。申言其理致，舉座皆然之”[16]。鼎革之際，近賢籲請變革時局，新政之見燦然具陳，而舉百端大政無不需資，晚清的工商發展滯緩，鴉片重稅征禁思路種因悠久，導致新政經費羅掘的方法也易涉雷同，鴉片問題遂呈禁與不禁的吊詭之態。
1906年為清廷推行新政改革的關鍵年代，百廢待舉，需款孔殷，作為清廷財政中樞的戶部與各省的財政機構均被各種新政要項所困擾，騰挪挹注，捉襟見肘。恰在此時清廷作出了反鴉片問題的重大決策，顯然已將禁煙運動納入新政改革的框架之內，它意味著樞廷上層已下決心逐步地放棄鴉片稅厘這一不可或缺的財政支柱。無論從清廷鴉片政策史角度，抑或是晚清財政史方面，這個諭令均可視作重大的政策性轉軌。這一決策明顯地體現在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初三的禁煙上諭中：
自鴉片煙弛禁以來，流毒幾遍中國，吸食之人廢時、失業、病身、敗家。數十年來日形貧弱，實由於此，言之可為痛恨。今朝廷銳意圖強，亟應申儆國人鹹知振拔，俾祛沈〖沉〗痼而導康和，著定限十年以內將洋土藥之害一律割除淨盡。[17]
清廷禁煙上諭頒佈兩個星期後，《申報》即刊發專論稱禁煙是朝廷宣佈立憲後的第一個改革行動，並預先描繪出反鴉片運動對諸項新政改革的重大影響：“漏卮既塞，國用自充，以之興學則人才生，以之練兵則軍勢振，以之振興實業則工藝可改良，以之整頓地方則自治有進步。河出伏流，一瀉汪洋，太陽熗耀，升自扶桑，其禁煙後，新中國之景象哉于斯時也。[3]還有人對鴉片禁政的巨大效益甚為看重，它可以“變易全國之腦筋，而為實行新政之大機栝”，關乎中國的國際聲譽、國民公利以及軍備強健，關於經濟上的利益，他認為，“以十年計之，為國民保留貲財當不下五六百兆，以五六百兆為各省鐵路商辦公司，則不特外人所辦之鐵路不難依次贖回，而路旁礦產亦得免外人覬覦，待至民力稍裕，餘利日充，一切國債皆得清債，又何事患貧為哉！而商業之進步不必論矣”[18]，書生論道，未必切近實際，但卻是實實在在的一種心態。1909年上海萬國禁煙會召開前後，知識界對鴉片問題的態度與清廷官員的主張之間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均對鴉片禁政抱有積極的評價。武漢地區是我國洋土藥貿易較為集中的地區，該地區的重要媒介對鴉片禁政的重要性評價說：“宣統元年第一發現之要政何事乎？明日滬上開萬國禁煙大會是也。禁煙實強國之本，為我國內政最重要之事，而又須各國協助，故尤為外交重要之端，今日之會實我國轉弱為強之關鍵也。”[19]唐國安代表中國在萬國禁煙大會上的演說對此更是直言不諱：中國的維新事業具有世界性意義，而且它“不可分割地和這個鴉片問題連結在一起”，“正如某位外國觀察家所說的那樣，‘只要中國掀起進步思想的浪潮，剷除吸鴉片惡習就首先會被提出來’”，“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會沉重地打擊中國的維新份子和進步份子”。[20](p109)
三
清廷鴉片政策的轉軌以及將禁煙與新政運動聯繫起來，促使人們對“鴉片問題”的危害有了更為深刻的體認，將鴉片問題的解決與清末新政所涉及的國家生存、貿易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以及邦交關係等問題聯繫起來，超過了以往的認識水準。換個角度看，它標誌著反鴉片運動與新政運動相契合的更高程度的認識。這類認識的形成有一個過程，但主要體現在1909年2月份在上海舉行萬國禁煙大會時，中國代表團所闡發的主要觀點，尤其是唐國安的演說更具代表性。（注：唐氏演說能力，近人孔憲立多有中肯之評：“至1909年，奉委為上海萬國禁煙會中國代表，先生固演說家，擅雄辯；以故一臨會場，議論風生，於西人提議之條件，嘗多所折沖。蓋當日先生在匯中旅館（萬國禁煙會以匯中旅館為會所）之言論，實詞嚴義正，慨當以慷，且與亞列斯多德所論演說要旨若合符節……先生之演說詞詳明剴切，有以國利民福為念者，必反復雒誦而不忍恝置也。”孔憲立原著：《前北京清華學校校長唐介臣先生傳》，載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史料》，《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652號，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他對鴉片問題的觀察既涉及道德角度，更多的是從經濟發展和國家進步的層面來闡述中國政府的立場。
道德與經濟的某種對峙是時流申論鴉片問題中不可繞過的難題，中方首席代表端方的演說詞確定了該問題的基調，“竊謂本會純以道德思想為主，欲去世界人類之毒害，既為列國所公認，則一切國際種族之界限，理應一律融化，以獨伸本會慈善文明之宗旨”[21]。美國代表、會議的主持者勃蘭特主教在認可此點提議的前提下，建議從更廣泛的角度討論鴉片問題，以達到由“感情階段”到“科學階段”的過渡。他列舉說：“我們必須從各方面——精神、經濟和商業，還有外交，如果你願意的話——研究這個問題。”[2](p102)鴉片的危害，時人皆首推其于道德、風俗和身心的侵蝕，故在會議期間，為了贏得與會國家代表對中國所提四項議案的支援，唐國安於2月24日中國代表向大會提交議案前夕，特意發表了一個極有感染力的演說（注：英文媒介稱該演說“是一份傑出的、邏輯性很強的報告”，《字林西報》，1909年3月1、2日。），其中首先闡述的一個重要觀點是鴉片問題已成為我們國家“所必須面對最緊迫的道德和經濟問題”，“中國民眾的領袖人物把鴉片看成是對中國的生存最危險的敵人”[11]，之所以將鴉片問題看得如此嚴重，是因為鴉片經濟已經極為嚴重地腐蝕著中國社會經濟的肌體，遏制了中國外貿事業的發展，更為長遠的負面影響則是阻止了中國進入現代文明國家的步伐。鼎革時期，這些方面又均被時賢囊括在新政改革的目標之中。
關於毒品對中國經濟肌體的腐蝕，流行已久的“漏卮論”是屢被提及的分析模式，早在1906年汪大燮擬具禁煙奏摺時，它就是汪氏分析鴉片危害的主要工具：
按之海關冊報，光緒二十九年，洋藥進口58400餘擔，稅厘共計646萬有奇，原價實值4383萬有奇；光緒三十年，洋藥進口54700餘擔，稅厘共計602萬有奇，原價實值3709萬有奇，夫國家歲入僅得600萬金，而歲歲溢出之數多逾六倍……且此600萬金者，仍取諸吾民購土之人，與原價固無與也。一國之中，永留絕大漏卮，一時或不及覺，勢必積久而貧，此必然之理也。[22]
當1906年8月3日（農曆）清廷發佈禁煙上諭並電達汪使時，汪在次日致汪康年的信中，對鴉片毒害與商務振興之關係仍复提及：“近日東方報載，法人考察中國商務，每歲入不敷出八千八百萬圓。償款在外，鐵路借款利息在外。此報已譯寄商部。倘洋藥禁絕，可收回五千萬圓，尚虧四千萬之譜，非振興商業不為功也。外人視為危殆已極，而我安之若素，豈不奇哉？[23]
萬國禁煙會上，唐國安關於鴉片對新政時期經濟危害的認識更為清醒，他以“漏卮論”為基礎，運用邏輯推理的方式舉述了一系列數位予以證明：以1906年為例，本年土煙總產量保守地估計為584 800擔，價值估算為2.2億兩銀子，加之洋煙進口價值3000萬兩銀子（以1905年進口量計算），直接花費共計2.5億兩。唐氏認為，國內生產毒品的土地若改種其他農作物，每年至少應獲得1.5億兩收入，如此算來，國家每年因鴉片問題而耗費白銀4億兩；他進而將吸食鴉片給勞動力造成的損失也估算進來，假定全國2500萬染上煙癮的人中（注：關於全國吸毒者的數量無法作極為精確的統計，只能大致推算。以四川省為例，據英國駐華公使統計，光宣年間，全川吸食鴉片看為315萬人，其中17%（即54萬）已成癮（《廣益叢報》，第17號，《調查》。事實上，這一估算也是大致的。就全國來說，以1905-1906年為例，1905年中國進口鴉片5189000斤，次年土煙產量58480000斤，兩者共計63679000斤，吸食者以每日需煙膏2錢計，一年約需5斤（李圭：《鴉片事略》），鴉片成癮者則有1300萬人，如果加上嗎啡、海洛因這些毒品吸食者，吸毒人數應該大大超過2000萬人。《黃朝經世文四編》中記載：很多地方“吸嗜者十居六七，上自官紳，下至肩挑販負之儔，無不以有限之資供無窮之癮，甚至鴣面鳩形，填溝壑而不顧。”（何良棟輯：《皇朝經世文四編》，卷34。）），青壯年勞動力在未染上煙癮時每日平均賺取0.2兩銀子，而因毒癮發作每日則少賺四分之一，於是全國每日損失12.5萬兩，每年則損失4.5625億兩，如上共計損失8.5625億兩。這些資金對我們落後國家的現代化事業來說，將是筆極為寶貴的財富，而且我們尚未把資本損失計算進去。[20](p106)就在兩年前，《申報》“論說”也對禁煙的經濟價值作過預測：“以官膏之加價補土捐之損失，本法之最簡便者，土捐逐年減，則膏價逐年加，待至十年後，土捐膏價雖已兩無所收，而民間驟少此四五千萬之花銷，則金融之機關必靈，金融之機關既靈，則工商業必驟形發達，而國家之進款自裕，此乃計學之公理，即吾國民足君足之說也。[24]鴉片禁政所蘊含的經濟價值實際上就是吸食鴉片的耗財，角度雖有區別，著眼點仍在於經濟財政的“漏卮”。
關於鴉片遏制中國外貿事業的發展，唐國安認為，此不僅為中國之損失，更是全世界貿易的嚴重損失。1867年中國海關的統計報告顯示，當時中國的入口貿易不到6930萬兩銀子，1905年達到4.47億兩，近40年增長了僅6倍多，中國人均人口貿易額約為2先令5便士，而日本每人平均入口貿易額為15先令10便士，差不多是中國的7倍，美國更是中國的30倍。唐氏預計說，“當中國發展起她自己的商業和工業時，誰能估計得出它對世界貿易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呢？如果全世界賣給每個中國人的東西像賣給每個日本人的東西一樣多，全世界每年就能從中國賺到30億兩銀子！”中國對外貿需求的範圍和程度已有巨大的增長，但是“滿足這些需求的能力由於有了鴉片嗜好而大為削弱”。[20](p107-108)這一觀點恰巧與60多年前鴉片戰爭時期英國多數商人和政治家的擔心相契合。早在1842年7月，一份由235名商人和工廠主簽名並呈交給羅伯特·皮爾爵土(Sir Robert Peel)的備忘錄表明了多數人的擔憂：只要非法的鴉片貿易還在進行，他們就無法在安全的環境中從事他們的商業活動，鴉片貿易勢必會損害英中之間正常的貿易往來，英國鴉片集團操縱的毒品成為中國進口的主要英國商品！[25](p149-150)1843年阿什利勳爵在英國下議院的發言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鴉片貿易對英國的外貿是有害的，因為這種毒品將會成為英國對華出口的其他產品的替代品。但是如果禁止鴉片貿易，那麼中國人會用他們的產品與英國產品進行交換，英國商業的擴展和新的產品市場的開闢將會有利於英國的勞工階級，對中國人也有利。[25](p149-150)儘管兩國的貿易利益不同，但鴉片貿易對兩國造成的負面影響是一致的，但英國政府將自己捆綁在鴉片利益集團身上，渾然不覺地走了半個多世紀。
鴉片問題對中國進入現代文明國家已形成極大的阻礙。新政目標不但是富國強兵，在政治經濟等領域它還以現代文明國家為改革趨向，這一觀點學術界已有人提出。受駐外使臣言論的多方浸淫，早在1906年，《外交報》即就禁煙與國家文明之關係作了申論：
公法家有言曰：公法者乃文明國之所用，故欲入於國際公法之列者，其國不可無文明之程度……而國家文明之發生，則視其改革弊害之能力若何耳。鴉片之於中國，語夫外交之故事，則有喪敗之辱；語其毒烈之性質，則有破業弱種之憂……我政府不可不自立文明之法制，以為之應，冀漸得自儕于文明大國之列者也，所謂宜立文明法制以為之應者，即速行禁煙是已……[26]
近兩年後，英國議會的議員戴樂在議會發言時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兩載以來，固已大有變遷，蓋中國前識之士靡不以禁煙為然，亦由大夢已覺，而獨立自強之思想近方萌芽。”[27]1909年2月，清廷派出的代表團在萬國禁煙會演說中明確地將鴉片問題與國家文明、“現代化事業”相聯繫，唐國安向大會聲明說：“我們祈求擺脫這種禍害，因為我們不但把這種禍害視為阻礙我們進入現代化進步國家行列的障礙，而且把去除這種禍害視為我們是否夠格進入這個行列的標準。”他證實說，目前科舉考試制度已被廢除，在舊式教育制度的廢墟上創建出眾多的現代化的學校，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天南地北地去尋找知識，親王和高級官員們遊歷歐美進行考察，鐵路、礦山、現代製造業已步入正規，而且還計畫成立立憲政府，“所有這一切只能有一個解釋：我們正在走上進步與維新的道路。[20](p110)唐國安此語，參加該會的美國代表團有一人抱有同感，他就是曾任北洋大學堂總教習、留美學生監督的丁嘉立(C.D.Tenny)博士。1907年2月，丁嘉立在紐約赴美亞公會午宴時，席間演說中國之新氣象，共有六端：“（一）愛國之精神漸振；（二）誇張國家名譽之心益盛；（三）收回稅務鐵路管理權之念頗切；（四）各種人在中國交際往來期於益加親睦；（五）整頓國家之陸軍；（六）廣開通商場，任外人前往貿易。”[28]可見，唐氏觀點可與丁嘉立的說法互相參證。
其實，深入時境看，唐氏此語具有針對性。按照《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的觀點，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認識總有“滯後”和“偏見”，與鴉片問題密切相關的英國尤具代表。《泰晤士報》是英國瞭解和認識中國的視窗，其所刊載報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英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整個社會腐朽沒落百業凋敝”，“政治腐敗的國度”，“東方世界里一塊黑暗與紊亂的國土”，“只不過是聲名狼藉的中國官僚屬下的一名走卒而已”，如上用語均是《泰晤士報》描述中國的習慣性語言，莫理循將其斥之為老調重彈。[10](p549)《泰晤士報》的幹將瓦倫丁·姬樂爾的中國觀念更具影響，它被莫理循稱作是“姬樂爾的名言”：“中華帝國正在沒落，其四肢已經爛掉，儘管中國人的生命力或許還在十八個省的心臟部位苟延殘喘。”[10](P652,681)這種言論，使英國政府在看待中國禁煙能力上持保留態度，也是其堅持印度鴉片利益而遲遲未與中國合作的內因之一，此均緣於對清廷推行禁政的不信任態度。同一時期莫理循則密切關注中國的變化，且不斷將這種新的變化傳遞到英國，從沿海口岸到西部內陸，莫理循對市政建設、民眾風氣、政治改革等均抱有極其濃厚的興趣，基於中國的趨新變化，他對鴉片問題的看法與英使朱爾典、英國政府等有所不同。（注：對中國1906年和1907年的趨新變化的描述和對英國本土“滯後”輿論的指責，見《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第471-472、497-499、549、652頁等。）
從朝臣內部心態來看，更可體會唐國安關於中國改革新氣象說法的內在意味。外人對樞廷推行新政的評價，以及對清政府關於鴉片禁政的議論是密切相關的，站在先生的角度，則往往鄙視學生，認為學生總是陳陳相因，虛應故事，極以欺騙之能事，騙取外國的資金和政策支援。對立憲政治改革中的樞臣出洋考察和禁止外國鴉片入口兩件事，外人更具疑惑。難怪1906年清廷重臣到英國進行憲政考察時，深諳英國輿情的駐英使臣汪大燮拼力整合此事：
人各一心，真是吾國大病矣。兄竭力團合，請其會合商議政見，不可各辦各事，端、戴允之，未知澤、尚、李到後何如耳。兄已定見，將澤、尚、李到後應看應問各事排定一單，請其照行，延請政治各專門數人先講一事，以便稍有頭緒。三公同行亦可，分班亦可，有不能親到者，派員代往亦可，但必需看完，雖三公不願，亦當強之。蓋此次考察，其效果先不問，而外人議論紛紛，恒謂中國虛行故事，欲以此掩飾外人耳目，而行其恣睢自如之政策，故外觀不可忽。否則非徒無益，且令外輕之心，又加十倍……總之，此次考察，兄之力量只能將門面顧住，使外人不疑中國事事敷衍，示之以將大有為之象而已。然考察之後，如一無動靜，則外人之屬望衰，而其輕量中國之心益深，則真不可為矣。一出一入，關係極大，倘無動靜，則不如不考察之愈，紙糊老虎，愈簇愈穿，最壞事也。[23](p840-841,p837-838)
鴉片問題也是如此，汪最擔心樞臣流於故事，“惟我國向來局於小就，言大則駭聽，為可慮耳”，“惟聞各國頗有派人赴中國查探者。倘減種等事不能實力奉行，全局皆將虛空粉碎矣。”[23](p892,925)唐國安刻意強調新政改革的實績與汪大燮費盡心機于立憲政治考察，其意實有暗合，均在於糾偏外人輿論，以新政之精進推動鴉片問題之解決。第而論之，則是力促各國代表重視我方提出的禁煙議案。其理固屬顯然，奪人心智、毀人體魄的鴉片吸食之風確實阻礙著國家新政之進步。《申報》的專論解釋得更直接：“國以民為本，民氣盛則國力強，倘人人嗜煙而成廢民，則國亦何所恃哉？朝廷自舉行新政以來，事事與民更新，今更籌備立憲，予民以參政之權，苟不除此煙害，則萬事休矣，欲圖強而益弱，欲求富而益貧，五洲雖大，恐亦不容此煙國煙民之優遊自若也。”[29]
概而言之，近賢主流言論，多將清末禁政視為新政改革必須經歷的一個環節，緣其既可以刷新清廷在國民和國際社會中的形象，贏得新政改革必需的社會資源，藉此形成支持改革的社會基礎；又可從經濟上剷除這一嚴重的“漏卮”，以騰挪更多的財政資源來挹注于練兵、路政、幣改和振興教育等，可謂思慮良多，用心不菲。在時人看來，兩類改革運動都交互重疊，若合符節，在一定程度上，契合與協調的態勢實為不移之論。但是，這類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背景下極力推崇鴉片禁政對新政改革事功的言論，其危險之處在於對禁政之後產生的財政負面影響會抵銷其功效尚未具備十足的戒心；在這個問題上，外人的反應卻正好相反，不管從何種目的出發，諸如償付賠款，國家練兵用款，地方新政開展等等，域外人士甚至是國內媒介在不同的場合多次提醒甚至警告清廷應注意鴉片禁政所帶來的財政壓力；（注：首先是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在得知清廷禁煙上諭發佈後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擔心中國財稅的抵補能力，連續兩次發給英國外交部的公文中強調此一問題，見“駐華英使朱爾典致英外部大臣葛雷公文”（1906年9月30日、11月22日），載《外交報彙編》第29冊，第3、6頁，廣文書局1964年影印初版；其次是英國《摩寧普士報》1907年6月25日以“論中國禁煙”為題的社論和《泰晤士報》1909年12月7日以“論中國賦稅”為題的社論均談到同一問題，兩篇社論均被國內的《外交報》譯成中文刊發，分別見《外交報》186期和269期；密切關注中國政局的英國記者莫理循也有如此感覺，“在中國，財政無疑像一塊礁石，而國家這只航船，很可能觸礁沉沒”，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895-1912》（上），第651頁。日本實科學校專門理化學生鄒吉人，光緒二十九年到日本去留學，光緒三十三年歸國，見國勢危弱，擬一說帖，請趙爾巽代奏，講到財政問題的重要性：美人建議中國注意財政問題的重要性，但中國有關官員並不採納，日本大隈重信甚覺可惜，說中國存亡之機就在此七年之內，不亡則永不會亡，見一檔：趙爾巽檔案全宗，第81卷，第418號。）如果按照美國禁煙名士勃倫特主教的說法，對待鴉片問題存在著“感情階段”和“科學階段”這樣一種規律[20](p100)，所引證的上述言論表明清廷和大部分媒介在實際上尚處於新政改革激勵下的感情主義階段，對鴉片禁政有可能導致中央與地方、民眾的利益協調，新政資金的籌措、禁政方式的選擇、對外交涉的困難等等，均未進行有效的梳理。朝野言論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特徵將潛在的暗礁遮蓋了，因而不能算是“科學的階段”，後來禁政與新政的觸礁甚至是翻船與此大有關係，這一問題更為复雜，只能另文專論。
注釋：
[1] 湯瑪斯.D.萊因斯.改革、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1900-1908年中國的禁煙運動與英美的影響[J].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5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2] Martin Booth.鴉片史[M].任華梨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3] 論戒煙與立憲之關係[N].申報，1906-10-6、7.
[4] 第一歷史檔案館，趙爾巽檔案全宗(26)，編號160.
[5] 趙豐田.晚清五十年經濟思想史[M].臺北：崇文書店，1967.
[6] 賀長齡，魏源.皇朝經世文編：卷24[Z].臺北：臺灣文海出版社，1963.
[7] 自禁鴉片振武宗社簡章[N].申報，1905-10-28.
[8] 中國除煙之希望[N].萬國公報，第192冊，1905-01.
[9] 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禁煙上諭[N].申報，1908-03-23.
[10] 駱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M].劉桂粱譯.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
[11] 中國代表唐國安的演說[N].字林西報，1909-03-01.
[12] 于恩德.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M].上海：中華書局，1934.
[13] 戶部奏洋藥土藥害人耗財擬嚴定分年禁法劃一辦法折[J].東方雜誌，1905,(2).
[14] 時報，1906-03-21.
[15] 實行洋藥專賣之先聲[M].大公報，1906-03-18.
[16] 中國歷史博物館.鄭孝胥日記：第2冊[Z].勞祖德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3.
[17]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初三禁煙上諭[N].申報，1906-09-23.
[18] 禁煙後之希望[N].申報，1907-06-12.
[19] 宣統元年第一要政：[N].漢口見聞錄，1909-02-05.
[20] 上海市禁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上海市檔案館.清末民初的禁煙運動和萬國禁煙會[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6.
[21] 中國代表端午帥演說詞[N].申報，1909-02-02.
[22] 出使英國大臣汪奏革除煙禍折[Z].盛京時報，1906-11-06.
[23] 上海圖書館.汪康年師友書劄（一）[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4] 論禁煙之前途[N].申報，1907-02-21.
[25] M.G.馬森.西方的中華帝國觀[M].北京：時事出版社.
[26] 論禁煙與外交之關係[N].外交報(147),1906-07-06.
[27] 英國下議院會議中國禁煙事[N].外交報(214),1908-07-13.
[28] 美士演說中國情形[N].申報，1907-02-22. [29] 論我國禁煙之弊及其補救辦法[N].申報，1909-08-29.
（資料來源：《史學月刊》2003年第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