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運動中，會黨非常活躍。它是追隨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重要力量。本文擬就資產階級革命派同會黨的關係，談幾點粗淺的意見。
一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一開始登上政治舞臺，就很重視聯絡會黨的工作，並同會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本文所謂的“會黨”，即出現於明末清初的反清秘密結社天地會系統的組織）清朝末年，天地會系統的秘密結社，名目紛繁，茲不縷述，但皆以反清為主旨。主要群眾則為破產農民、手工業者和無業遊民。近代會黨的發展，是同封建經濟結構的解體聯繫在一起的。由於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各處會黨的成分差別很大。有的地方，會黨的成員多為苦力和漁民；有的地方，會黨成員多為農民和手工業者；有的地方，會黨成員多為遊民。至於會黨首領的成分則更為複雜，其中有地主士紳、游勇、封建知識份子、農民，等等。（以上參閱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中冊，第275—276頁。）儘管如此，從總的來看，它仍不失為下層群眾的組織。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把“三合會”、“哥老會”等一類秘密結社看作是以“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參見《毛澤東選集》，第8頁。）為主的組織，這是符合當時這個組織的實際情況的。
清末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孫中山、黃興、朱執信、章太炎、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人，都是很注意會黨工作的。在同盟會成立前，他們聯絡會黨的活動代表著當時主要的革命團體——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的一種政治傾向；同盟會成立後，各派政治勢力結成全國統一的革命政黨，他們仍繼續進行會黨的工作，並取得十分良好的成果。以孫中山為例，他從小就喜歡聽太平軍老人講述洪秀全的反清故事，觀看三合會在武館的練武活動。其後又同與會黨有密切關係的鄭士良（後來為廣東歸善會黨首領）結交。孫中山創立革命團體興中會，就同鄭士良等同廣東的會黨、綠林、遊勇等下層群眾取得聯繫。並積極籌畫第一次武裝起義。由於謀事不密，陸皓東和會黨首領朱貴全、丘四等犧牲。孫中山的活動，一開始就是同會黨聯繫在一起的。當時一些人認為：“洪門宗旨，不外反清，與吾黨主義無殊，應聯絡以厚勢力。”（鄧慕韓：《丁未黃岡舉義記》，史學會：《辛亥革命》（二），第541頁。）強調“排滿興漢”，看不到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同會黨的“反滿”活動的區別；有的人又只看到會黨的消極面，認為“會黨發難易，成功難，即成而囂悍難制，不成則徒滋騷擾。”（《辛亥革命先著記》，第11頁。）“會黨之志在搶掠，若果成功，反為所制。”（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辛亥革命回憶錄》，第6集，第6頁。）孫中山對會黨則持比較持平的看法。他把會黨看作是可以借助的重要力量。他對待會黨的態度，在劉揆一所作的《黃興傳記》中有以下一段記述：“……並告以今之倡義，為國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會中人，猶以推翻滿清，為襲取漢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將來群雄爭長，互相殘殺，貽害匪淺，望時以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多方指導為宜。”（史學會：《辛亥革命》，（四），第284頁。）這段話，明顯地表露出要以民主共和的思想“改造”會黨的意圖。孫中山加入致公堂，改訂其章程，規定“本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致公堂重訂新章要義》，《民報》第I號，第133頁。）其後在美洲的同盟會會員全體加入致公堂，同盟會與致公堂實行大聯合。這就使美洲致公堂成為具有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團體。這可以說是資產階級革命派“改造”會黨成功的突出事例。在國內，革命黨人雖歷盡艱辛，聯絡會黨，使各地會黨受到一定的影響，並參加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一些活動，但他們同資產階級革命派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礎主要還是“反滿”，並沒有達到把舊式秘密結社“改造”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團體的目的。但是，由於孫中山等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國內注意於三點會、哥老會等，美洲注意于洪門致公堂，許多地區的會黨都捲入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成為資產階級革命党人的有力支持者。因而，當時有人說：“三合會化為革命黨，哥老會亦複為革命黨。於是，全國各省之諸會黨，悉統一而為革命黨焉。”（《中國秘密會黨記》，《東方雜誌》，第8卷，第10號。）按這種說法，在全國範圍內，會黨不僅化為革命黨，而且已同資產階級革命黨劃上了等號，顯然過份地誇大了會黨的資產階級革命化程度；如果說，在國內的許多會黨同資產階級革命派結成了某種意義的聯盟，卻是比較近於事實。如1899年，興中會邀哥老會、三合會的一些首領聚集香港，議定三會結成一大團體——興漢會，公推孫中山為總會長，“定綱領三則”，“作印章奉孫君”。（《孫逸仙》史學會：《辛亥革命》，（一），第112頁。）此舉具有公認孫中山為共同領袖的含意。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的許多起義，都得到會黨的支持、贊助或直接積極投入戰鬥。以孫中山領導發動的起義而論，利用會黨群眾發動的起義即有：一九○○年惠州起義，一九○七年潮州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鎮南關起義，一九○八年欽廉上思起義。至於得到會黨在經濟上的支援和精神上贊助的，更是不可勝計。可以說孫中山的整個革命活動幾乎都是在會黨的積極支持下進行的。在武昌起義前後，資產階級革命派通過一系列的活動，進一步加強了同會黨的合作。如四川資產階級革命党人在羅泉井會議、陝西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同會黨首領通過“三十六兄弟□血結盟”和林家墳會議等，都給各該地區革命的大發動，作了組織上的準備。以武昌起義為號角，各地以農民為主體的會黨群眾紛紛舉義。陝西各地，“一時泉湧風發，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關中四十餘縣，數日之間，莫不義旗高揭矣。”（《辛亥革命紀事》，《西北革命史徵稿》，卷上。）陝西各地光復，會黨群眾立下很大的功績。在四川，革命黨人、哥老會首領，紛紛組織同志軍，不久之後，四川盆地沸騰起來，形成聲勢十分巨大的大起義。在江西，洪江會乘機而起，投效軍政府，掌握軍權。（參見《滿清稗史》《各省獨立別裁》，《吉安縣誌》卷十三《庶政志·軍政》）在湖北，江湖會領導的起義軍，連克光化、襄陽、棗陽、穀城、宜城、南漳、均州等州縣。在許多省區，會黨十分活躍，都積極投入反清的武裝鬥爭。應當說，武昌起義爆發後革命高潮的迅速形成，是同會黨的鬥爭分不開的。
二
資產階級革命派與會黨的聯盟，從木質來說，是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聯盟，它的基礎是不鞏固的。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資產階級革命派同會黨之間的矛盾逐漸尖銳起來。其關係發生急劇的變化。究其原因，從資產階級革命派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時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民族資產階級。它除了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外，還具有突出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孫中山的“平均地權”主張，觸及中國革命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土地問題。它是一個消滅封建土地制度、發展資本主義的革命土地綱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民的要求。但是，這個綱領沒有同農民無償地獲得土地聯結起來，不贊成用暴力革命手段“奪富人之田為己有”，（《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孫中山選集》，上卷，第78頁。）反對農民起來推翻封建地主在農村的統治。他們要求廣大下層群眾有秩序地進行活動，等待他們採取社會改良的方法，接受他們“永遠不用納稅”等“恩賜”。（《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孫中山選集》，上卷，第79頁。）而廣大下層群眾則非常希望立即獲得土地。反映在《龍華會章程》中，就鮮明地提出：“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財產，也不准富豪們霸佔”。（《龍華會章程·會規十條》，史學會：《辛亥革命》，（一），第540頁。）四川廣安孝義會首領張伯祥傳播：“田土豈是富家物，上山打獵，大家有份。”（杜鋼百：《張百祥革命事略》，《辛亥革命回憶錄》，第3集，第334頁。）這都反映出會黨下層群眾有著強烈的土地要求。因此，他們在反對封建統治階級在鄉村的統治方面，有的比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堅決。四川大竹孝義會首領李紹伊提出“以完成洪秀全先烈未完的事業，使中國成為昌明強盛的國家，人民享自由幸福的生活。”他領導的起義軍，“所至各縣，殺清朝官吏，打開監獄釋放囚犯，開倉濟貧，府庫金銀充軍用，打糧店、當鋪，沒收土豪劣紳財產。”（政協大竹縣委員會：《李紹伊領導大竹農民起義的經過》，《辛亥革命回憶錄》，第3集，第297頁。）這就必然沉重地打擊封建地主階級及其在鄉村的統治。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裏的很多人是從官僚、地主轉化而來，他們同農村的地租剝削有著密切聯繫，對於反封建沒有興趣。武昌起義後，廣大群眾的反抗封建地主的鬥爭，必然觸及到他們中的一些人的土地和利益。作為這個階級的政治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党人，也有不少人同封建土地佔有制有聯繫。當群眾觸及到他們中的一些人的利益時，有的人就暴跳如雷，揮刀鎮壓群眾。這些人中，劉公可算作一個典型。武昌起義後，劉公回到襄陽，“第一件要事是大興土木，把祖傳的豪華第宅修葺一新，還修築四座碉堡，派兵一營把守。接著，他又以老革命黨資望和大地主、大高利貸者這種豪家子弟的身分，把當地豪紳富商集合在自己的周圍。”據說，劉公為首的一小群人，鎮壓江湖會領導的起義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群眾對他們的財產“有所觸及”。（以上見華中師院歷史系：《辛亥革命時期鄂北江湖會起義的調查報告》（鉛印本），第8—12頁。）
在有的地區，雙方的矛盾，則突出表現在政權掌握在誰的手裏的問題。面對著武昌起義發動起來的巨大的下層群眾的運動，不少革命黨人，心事重重，憂心忡忡，唯恐不能控制下層群眾的反抗運動，害怕革命成果落到群眾手裏。他們驚呼：“亂機隨地即發，可為寒心。”（《民國報六大主義之宣言》，《民國報》創刊號。）陝西革命黨人的表現很具有代表性。武昌起義前夕，陝西的哥老會、刀會，很有勢力，並準備發動起義，“其首領有救民伐罪之宣言”。（郭成孝：《陝西光復記》，史學會：《辛亥革命》，（六），第41頁。）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立即意識到，如果聽任會黨單獨發動起義，自己就會被人們拋到一邊，革命後的政權就會落到會黨手裏。於是他們一方面加緊準備起義，另一方面又力勸會黨暫緩發動。在他們聯絡會黨成功後，陝西革命派發動了起義，但他們仍然無力控制群眾運動的發展。軍政府中，“除（張）鳳□之外，所有要位都在不識字的哥老會手中。”由於會黨勢力過大，資產階級革命党雖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沒有能夠把這些力量壓下去。因而他們認為“革命失敗了”。要求黃興、黎元洪派一支軍隊到陝西“驅逐哥老會勢力”。（以上見張奚若：《回憶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I集，第144—155頁。）不難看出：在辛亥革命的進程中，資產階級革命派同會黨之間爭奪權力的鬥爭，在一些地區是很激烈的。
另外，從會黨本身來看，他們“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9頁。）有不少起義隊伍（如四川李紹伊領導的起義軍、湖北江湖會領導的起義軍等），固然紀律很好，的確也有不少會黨群眾做了一些破壞社會治安的事。其實這種現象的出現，並不奇怪，早在會黨的傳統鬥爭中即有“打鷓鴣”（攔路打搶）一項。他們所搶所劫的人中固然多系鉅賈豪富，但也有不少屬一般群眾。這種情況，在辛亥革命中似乎沒有發生多大變化。王師雄在《記崇慶一支同志軍的始末》一文中寫道：
“木販子王子尼忽然心血來潮要辦同志軍，……人馬集中的那天，許多替地主收租谷的臨時挑腳看見了，就把裝著穀子的口袋挑到營門，扁擔成了武器，當天就聚集了一百多人。一個放鴨蓬子的一千多鴨子，正在穀樁裏尋吃，王子尼一聲令下：‘打趙爾豐！’他的隊伍馬上散開捉拿鴨子，吃不完的也用竹竿打死。象王子尼式的隊伍，幾天內各地都出現了”。（《辛亥革命回憶錄》，第3集，第212頁。）
四川的同志軍，一般說來，紀律是不錯的，他們在成軍之後尚且帶有“綠林”氣息，其他缺乏鬥爭目標的以專打“鷓鴣”為目的的小股會黨群眾的活動，帶有“強盜性和無組織性”，（史達林：《和德國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的談話》，《史達林全集》，第13卷，第100頁。）當會更嚴重一些。這勢必引起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不滿，並以此作為鎮壓下層群眾的口實。
資產階級革命派，面對著他們同會黨之間上屬種種矛盾，究竟採取什麼態度？從筆者掌握的很不完善的材料來看，大體可分為下述兩種：
（一）譚人鳳等革命黨人提出了“改進”秘密會黨的意見。他們引用歷史上“載舟覆舟”的警句，指出要善於利用下層群眾的力量，把他們納入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軌道。“訓之有方，則武漢一呼遂成革命”。“刀鋸不能威嚇者，可動之以感情；法律所不能防維者，可化之以道德。誠使納之正軌，導以生計，以聯絡為同化之具，寓解散於歸併之中。”（以上均見譚人鳳等：《發起社團改進會，改進舊有秘密會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處資料》。）資產階級革命党人劉崛致電孫中山，反對廣西地方政權對民軍採取赤裸裸的鎮壓，要求“悉數招撫綠林，分別安置，……除劫掠外，不得誣民軍為匪。”（《辛亥革命資料》，1961年第1號，第103頁。）他們對會黨及其領導的綠林武裝或民軍，主張採取“改造”、“開導”、“安置”的方針，大體上是符孫中山所一貫堅持的“改造”會黨的旨意的。
與此同時，還有少數資產階級革命党人和知識份子參加“綠林”隊伍，打擊土豪劣紳。山東曹州資產階級革命派孫屹、桑子貞等領導學生幾十人參加了王金妮的軍隊，他們同起義軍一道，“殺富濟貧”，攻破渦陽、蒙城兩縣，將城內地主和地方官的糧食分給貧民。”（《山東近代史資料》，第二分冊，第232頁。）這都說明：在資產階級革命派中，仍不乏有遠見之士，對下層群眾始終採取一種比較友善的態度。
（二）另一派意見，則是對下層群眾採取鎮壓的方針。武昌起義後，湖北、廣東、上海等地軍政府先後出示要求鎮壓下層群眾的反抗鬥爭。在武昌起義後兩天，資產階級革命派就以黎元洪名義發佈《通告各省城鄉地方巡警文》，（曹伯亞：《武昌起義》，史學會：《辛亥革命》，（五），第142頁。）同上海《軍政府通告各省城鎮地方巡警文》、（《時報》1911年11月6日。）廣東革命黨人擬訂的《軍政府告巡警文》，（大漢熱心人：《廣東獨立記》，《辛亥革命資料》，第450頁。）從內容到文字幾乎一致。（三通文告中，惟廣東擬訂的文告多以下內容：“為漢族報大仇，務使殺盡滿賊而後已。”）他們在文告裏說：“本軍政府擔光復之重任，指日即率師大舉，深恐饑寒無告之民，乘間竊發，施其搶劫之手段，而本軍政府軍事旁午之際，勢難兼謀並顧。所有保護人民之生命財產，維持地方之安寧秩序，皆惟我同胞巡警是賴。”（引文從《武昌起義》一書所錄湖北軍政府1911年10月12日發佈的文告。）這幾通文告說明了什麼呢？（一）文告中所稱的巡警是清政府的一支反動武裝。資產階級革命派要依靠這樣一支力量，鎮壓“饑寒無告之民”，說明他們已經準備聯合敵人反對以農民為主體的下層群眾的反抗鬥爭了。（二）這幾通文告出現在資產階級革命派聚集的幾個最主要的地區，而其內容又那麼一致，無疑反映了資產階級革命派一種比較普遍的願望和意志。這樣，他們就開始把自己擺在同會黨對立的地位，破壞著同會黨之間建立的革命聯盟的政治基礎。他們同會黨的關係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三
資產階級革命派中少數人所堅持的“改造”、“指導”會黨的主張，並沒有被廣大革命黨人所採納。會黨領導的武裝遭到了鎮壓和遣散。就其對會黨武裝所採取的方式而言，大體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採用武力鎮壓的手段。江西資產階級革命派，（江西獨立之初，軍政府大權沒有完全掌握在資產階級革命派手裏。前三任都督只有彭程萬是同盟會會員。而江西獨立是同盟會會員發動的則是事實。從彭程萬輕易取代首任都督吳介璋、李烈鈞輕易取代馬毓寶來看，同盟會在江西是有相當勢力和影響的。及至李烈鈞做了江西都督，該省的軍政大權才比較牢固地掌握在資產階級革命派手裏。）鎮壓洪江會；（洪江會，是洪門的一支，亦稱普濟會。加入同盟會的馬福益，即普濟會的大哥。普濟會的另一位首領龔春台亦與同盟會合作，發動會眾參加著名的1906年瀏澧萍起義，（子虛子：《湘事記》，卷一，《起義篇》）堅持鬥爭達數月之久。（劉洪群：《昭萍志略》，卷七，《武備志·兵制》）江西獨立，洪江會首領彭香木率三千健兒，“投效于軍政府”，做出了貢獻。（鄒安孟：《南昌記事》，卷十一，《兵革》）李烈鈞任江西都督後，殺死彭香木等洪門首腦，解散民團，“株連了許多無辜的人民”。（龔師曾：《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集））陝西資產階級革命派鎮壓哥老會；雲南資產階級革命派鎮壓哥老會；廣東資產階級革命派鎮壓三點會，等等。其中陝西鎮壓哥老會武裝比較典型。陝西獨立，哥老會做出了很大貢獻。由於“攻滿城時主力是哥老會，東西路抗擊清軍的作戰主力是哥老會，連很多外縣的收復也是哥老會做的。”（《陝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會》，《辛亥革命回憶錄》，第5集，第108頁。）因此，“軍事實力基本上掌握在哥老會手裏”。（《陝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會》，《辛亥革命回憶錄》，第5集，第109頁。）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對此，不是“扼腕太息”，（郭希仁：《從戎紀略》，史學會：《辛亥革命》，（六），第78頁。）就是切齒痛惡。（參見張奚若：《回憶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第154—155頁。）為了消滅哥老會力量，他們交替採用文武兩手。郭希仁、張衡玉等人勸誘哥老會重要首領、軍政府兵馬都督張雲山頒佈《創設碼頭章程》，要求各碼頭“兄弟”，聽候各州縣令調遣，“防禦地方，驅逐‘土匪’，保衛商民治安”，把各碼頭改編為“民團”（參見朱敘五、党自新：《陝西辛亥革命回憶》，《辛亥革命回憶錄》，第5集，第22—23頁。）；另一方面，資產階級革命派又利用會黨武裝沒有嚴密組織系統、各自獨立的弱點，鎮壓各地會黨武裝的反抗。陝西軍政府為了加強對起事群眾的鎮壓，派出東、西、南、北四路招討使。在北路招討使井勿幕指揮下，“大破會黨張南輝於耀縣”。（《西北革命史徵稿》，下卷，《胡公笠僧墓誌銘》。）又派軍政司副司長陳某帶兵入南山，前往安康各屬“清鄉”，對哥老會進行殘酷鎮壓。這都使正在興起的以會黨為紐帶的群眾鬥爭力量大大削弱，使陝西軍政府在同清軍作戰中，長期處於被動的地位。
（二）採取“和平”解散的手法。如果說上述諸省對於會黨武裝是依靠巨炮和刺刀嚴厲鎮壓的話，那麼，四川的尹昌衡等則主要是採取所謂“和平”解散的方式。
四川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武昌起義後，首先在重慶建立了“蜀軍政府”。此後不久，成都又出現了“大漢四川軍政府”。1912年初，兩軍政府合併為“四川軍政府”。據筆者考察，“蜀軍政府”、尹昌衡掌權後的“大漢四川軍政府”和“四川軍政府”，其主要大權都是掌握在同盟會員手裏的。（四川辛亥革命時期，先後出現的這幾個政權屬什麼性質，其實權掌握在什麼人手裏？以張培爵為首的蜀軍政府掌握在資產階級革命派手裏，已無異議。至於大漢四川軍政府、四川軍政府屬什麼性質，筆者認為，在尹昌衡掌權後的大漢四川軍政府和四川軍政府都是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政權。在大漢四川軍政府中革命党人尹昌衡、董修武等擔任了很重要的職務。尹昌衡參加同盟會及革命活動事，可參見李書城：《辛亥革命前後黃克強先生革命活動》、李任仁：《同盟會在桂平、平樂的活動和廣西宣佈獨立的回憶》、何遂：《辛亥革命紀實》和《中國革命紀事本末》等回憶錄和專著。《中國革命紀事本末》第二編《四川光復記》說：“留省城之黨人，有尹昌衡、董修武、王□昌、周炯伯、方聲濤諸人，連日會議”。可見，尹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主張武力推翻清朝的。為什麼許多人對他的身份發生懷疑呢？這是因他響應黃興的號召，參加同盟會中的丈夫團，讓他們準備回國後在清政府中掌握兵權，策動清朝軍隊支持革命。因此黃興要丈夫團成員隱蔽革命身分，不讓他們同同盟會總部發生往來。因此就是資產階級革命黨人也很少有人知道尹是同盟會會員。瞭解了尹的身分，為尹、董等所掌握的大漢四川軍政府的性質就可迎刃而解，對四川軍政府的性質亦不難明白了。至於尹昌衡排擠張培爵等問題，只是革命派內爭，與路線無關。）它們都是竭力消滅農民革命武裝力量的。
四川同志軍是會黨和同盟會聯絡並發動起來的。但是，由於資產階級革命派從來沒有做過細緻的農民工作（他們同農民的聯繫主要是通過會黨進行的）。四川同志軍大都控制在哥老會手裏。一九一一年九月成都血案後，“眾哥弟一呼，四方回應”，（寇梁卿：《蜀路風潮記》（1914年石印本）上冊，第33頁。）以農民為主體的同志軍幾十萬人，紛向成都挺進。“川西各縣幾為同志軍所控制”。（石體元：《憶成都保路運動》，《辛亥革命回憶錄》，第3集，第66頁。）尹昌衡“以同志軍難以控制，特設大漢公，作為哥老會的總公口”。（吳晉航：《四川辛亥革命見聞錄》，《辛亥革命回憶錄》，第3集，第，109頁。）在大漢四川軍政府的門口居然掛上“大漢公”的招牌，尹自封為大漢公的“總舵把子”。其所屬軍政部，也掛出“大陸公”招牌。一時間，不僅軍政府內“普設公口”，（向楚：《成都蜀軍政府成立親歷記》，《辛亥革命回憶錄》，第3集，第95頁。）而且城內各街、各警署也都打出公口招牌。“他登臺的幾天內，天天都到成都各街的公口碼頭拜客，各公口碼頭也都為他掛紅進酒。……如是往返拜客披紅，以致都督府急待處理的公事，也找不到人劃行”。（王右瑜：《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前後見聞》，《辛亥革命回憶錄》，第3集，第72頁。）他還在各路頭目中選出資格較老的人聯繫四川各路哥老會，使其接受尹昌衡的號令。尹經過這番活動，於是具有兩重身分：既是軍政府的首腦，又是三山五嶽哥老會的總頭目。甚至使人感到大漢四川軍政府也成了哥老會政府。他的活動雖然有一部分革命黨人不理解，然而他卻在長揖披紅、稱哥道弟中，使同志軍中的哥老會首領，接受他的控制。接著，他就對同志軍的首領採取欺騙、利誘、分化、威逼的手法，遣散、改編同志軍，決定大部解散，小部分改編。這改編部分的官職正是留給同志軍中比較有實力的首領的（如孫澤沛、吳慶西、張達三、張捷三等都是分別委以標統、鎮參謀長之職）。而對大部分同志軍（力量較弱的許多小股同志軍），則以參加同盟會的、在川西有聲望的哥老會首領張達三、張捷三等提出“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等口號，（以上參見王蘊滋：《同盟會與川西哥老會》，《辛亥革命回憶錄》，第3集，第219—222頁。）要他們“釋兵歸農”。人們都明白：尹昌衡作為“總舵把子”，他是以“義氣”相標榜的；他作為手握利劍的軍政府都督，其意旨又是不能玩忽的。在同志軍著名的首領已被籠絡、羈縻的情況下，幾乎沒有遇到什麼反抗，幾十萬同志軍都紛紛“散歸田裏”。個別圖謀“作亂”的，立即遭到鎮壓。在這前後，蜀軍政府也派人到富順，改編張桂三、范華街等所率領的同志軍。（張桂三、范華街率領的同志軍一萬多人，集結富順，已接受蜀軍政府的改編，同意交出武器。此時蜀軍首領但懋辛誤信入川滇軍“協助改編”的甘言，讓滇軍開進富順城內，同志軍正在交武器時，滇軍突然開炮，轟擊同志軍，開殺張、范等首領。事見但懋辛：《四川辛亥革命親歷記》。）
（三）遣散、改編與武力鎮壓並用的方式。至於鄂北江湖會起義軍的遣散、改編的過程，就顯得更為複雜曲折。江湖會是鄂北地區以農民為主體（包括手工業者、小商販、士兵和無業遊民等成分）的秘密會黨。武昌起義後，張國荃、李秀昂率領江湖會群眾在老河口起義，連克光化、襄陽、棗陽等七個州縣，成立了襄陽軍政分府和鄂北革命軍總司令部。起義首領張國荃任司令；而軍政分府管理民政的重要職位卻被反動官僚黃仁□所竊取。軍政分府內部混進了大批地主豪紳和反動軍官。軍政分府又呈請湖北軍政府黎元洪頒發關防、印信，把自己隸屬于黎元洪之下。於是黎元洪就以上司的身分，並同混在革命營壘內部的地主豪紳、反動官僚相呼應，對江湖會起義武裝進行控制、解散和改編，以達具消滅農民革命力量的目的。他首先任季雨霖為安襄鄖荊招討使，改編、遣散江湖會起義軍。張國荃等得知季雨霖將進抵襄陽的消息時，悻悻不平地說：“襄郡既定，何以招討為？”而混進革命營壘的反動分子黃仁□則對季“賓禮備至”，並秉承其旨意，“自請取消軍政分府”。（以上均見毛拔：《襄陽光復記》，《近代史資料》1965年，第109頁。）季雨霖抵襄陽不久，就以“資遣冗卒”為名，遣散、改編起義軍，把大批革命兵士強行驅出營伍，又以“莫須有”罪名，殺害起義首領李秀昂，將李部強行改編。其後，另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党人劉公以北伐總司令名號竄到襄陽，又以“行為不軌”的罪名，殺害了江湖會的另一首領謝宏升。起義軍首領張國荃步步退讓，而黎元洪等卻是緊逼不舍，又派周景亞到襄陽進一步遣散、改編江湖會起義軍，張國荃忍無可忍，暗中派人將周景亞擊斃。“改編”與“反改編”的鬥爭，達到十分尖銳程度。劉公早就對江湖會十分仇恨，他借此發動突然襲擊。起義軍退駐老河口，湖北軍政府將其改編為一個營，最後又被解散。江湖會起義軍經過湖北軍政府中的革命党人季雨霖、劉公等接二連三地編、遣，終於被消滅了。
資產階級革命派為什麼急於消滅會黨的武裝，人們可能有各種解釋。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不希望槍桿子掌握在會黨群眾手裏。軍隊是國家的主要成份之一。為了建立和鞏固資產階級對勞動群眾的專政，資產階級決不容許一支“異己”的會黨武裝力量的存在。四川同志軍、湖北江湖會武裝之不見容，其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四
會黨在辛亥革命中起過巨大的作用（對於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有過消極的影響。資產階級革命派雖然有過“改造”會黨的打算，卻是在發揮會黨的革命性與克服其消極性方面都未取得應有的結果。
武昌起義後，孫中山、譚人鳳等少數人，對包括會黨在內的下層群眾仍然採取同情的態度，而許多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卻逐漸轉到會黨的對立面，對會黨的反抗鬥爭實行殘酷的鎮壓。
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會黨的態度，基本反映了對下層勞動群眾的態度。當他們在革命的醞釀與準備階段，同會黨建立良好合作關係之際，對工農群眾也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當他們在武昌起義、建立政權之後，在群眾運動不斷高漲的情況下，不少人又害怕群眾，同會黨和工農群眾的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由於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大多數對群眾態度的變化，這就使軟弱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失去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鬥爭的群眾基礎，使這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革命不能不歸於失敗。
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是一次偉大的革命，有著重大的意義，同時也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教訓。正確總結它的歷史經驗，仍然是史學工作者的一個重要任務。
（資料來源：《貴陽師院學報》1981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