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者之重視教育是有目共睹的，私塾、書院乃至老師弟子的直接傳授形式，是儒者實行教育的主要手段。而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本來就是一個大教育家，自孔子始教育就不再是少數貴族階級的特權，而把受教育的對象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階層。
據載，孔子有弟子三千，這一點未必屬實，但孔子弟子的來源是非常廣泛的，這卻是事實。孔子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束修”是一條臘肉幹，是當時贄見老師的禮物，只要有願行束修之禮的，也就是願意在孔子門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會拒絕的。這樣，孔門中的弟子來自各行各業的都有，入師門後從事各種職業的都有。也有這樣的情況，父子二人同居孔子門下，如孔子的著名弟子顏回與其父顏路、曾參與其父曾點都是孔子的學生。有這樣一個故事，比較能夠說明孔子對受教育的資格的看法。有一個名為互鄉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難與言。互鄉一童子求見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門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釋說：“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論語·述而》）這就是說，只要人願意進步，我們就應該接受它，不管其曾經怎樣，現在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齊齊，以求獲得受教育的機會，我們就不應該放棄他。孔子的學生子路也以桀驁不馴而聞名，後為孔子折服而收為弟子。孔子的學生冉雍，其父賤而惡，冉雍卻甚有德行，孔子以為，這樣的人是神明也不會放棄的，誰也不能剝奪他受教育的機會。這就是“有教無類”的原則，孔子本人也每每以其“誨人不倦”而引以為自豪。
孔子教育學生，並不是把他培養成為有某種技能的專門人才，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之“成人”，教育的內容就是怎樣“做人”。孔子的學生樊遲向孔子請教稼、圃之事而受到冷遇，如果學稼、圃之事，“老農”、“老圃”比孔子更精通。（見《論語·子路》）這一點被用來指責孔子輕視體力勞動，實不儘然。孔子本身就“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從另一方面理解，可以說孔子的教育內容並非這些專門技能。孔子弟子曾子就曾說“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論語·泰伯》），“籩豆之事”是指行禮之儀式，“有司”是執掌此儀式的專家，這樣說，並非曾子鄙視禮之儀節，而只是說這樣的專門技能有有司管理，君子所貴之“道”則不在此。君子所貴之“道”，就是“成人”、“成德”的根本，這是孔子育人的重要目的與內容。《史記》載：“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史記·孔子世家》）論語也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這些內容所側重的方面雖各不相同，但圍繞著“成人”、“成德”這一主題則是共同的。如“詩”、“書”主于“文”，是立言的根本，“禮樂”主於“行”，是立身行事乃至“成人”的根本，所謂“興於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孔子教育他的兒子孔鯉也是要學詩、學禮，否則無以立言、立行（見《論語·季氏》）。這是從“獨善其身”的自我修養方面說的，儒者在確立這一點後，還強調要“兼濟天下”，這見諸孔子教育的另一方面的主要內容，即“政事”。政事是以自我修養為基礎的，只有“修己”以後，才能進一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見《論語·憲問》）子路作費氏宰時曾舉薦子羔為費宰，孔子指責子路是在害子羔，以其未嘗學也。子路強辯：“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以子路為“佞者”。（見《論語·先進》）這就是說只有在完成自我修養的基礎上，才可以從事政事，以“兼濟天下”，否則害人害己。總之，孔子之教育宗旨主于“成人”，但因學生的不同資質而各有側重，這也是他的一個重要教育方法，即“因材施教”；因此，他的學生也有各自不同的特點。以“德行”著稱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言語”著稱的有宰我、子貢，以“政事”著稱的有冉有、季路，以“文學”著稱的有子游、子夏。（見《論語·先進》）這些學生可以說是孔門中比較著名的幾位，才能各有特點，但孔子最重視的還是他們的“德行”。如孔子評價子貢不如顏淵。宰我雖以“言語”聞名，但孔子斥之為“不仁”，以其不行三年之喪而自覺心安理得。冉有善於“政事”而為季氏聚斂，孔子告訴他的學生們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子夏以“文學”見長，孔子責之以“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仲弓長於德行，但訥於言而敏于行，時人評價其只知“仁”而不知“佞”之機變，孔子則稱讚仲弓，雖然不一定稱得上“仁”，但“佞”卻是絕不會不去作的。（見《論語·公冶長》）這些都足以說明孔子之教育的重心在“成人”、“成德”上。
孔子所採用的教育方法，主要就是我們上面所提到的“因材施教”。論語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子路與冉有向孔子請教同一個問題，聽說了一件事，要不要馬上去做？孔子對子路說：“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對冉有卻說：“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個學生公西華對此發生疑問，孔子解釋說：“冉有退縮，故鼓勵其進取；子路則勇於進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縮。”（見《論語·先進》）這個故事就是比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如上面所說，孔子的學生之所以各有所長，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結果。再則是要有一個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孔子教育子路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再如教育子張以“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論語·為政》）。這種老老實實的態度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行為，是合於“禮”的規範的。孔子入太廟而每事問，有人提出質疑：“誰說他知道禮呢？入太廟而每事問。”孔子答以“是禮也。”（《論語·八佾》）就是說這種態度本身就是合於“禮”的規範的。其三，重實事教育，包括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時人、時事的評價以及孔子自己的立身行事，都是教育學生的重要手段。對人、事的品評在《論語》中有很多的篇章，不再贅述。至於孔子的立身行事，孔子本人這樣對學生說：“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論語·述而》）這就是說我之行事，對你們沒有什麼隱瞞的。孔子之行事，《論語》中也記載得比較多，有學生引以為榮的，也有使學生發生質疑甚至於為學生所詬病的，但這種無所隱瞞的坦蕩胸懷亦足以為人師表。
以孔子為創始人的儒家，其教育方法的最本質特徵是啟發式的教育，這是與其心性論聯繫在一起的。所謂“成人”、“成德”之教，其標準就在每個人的心中，教育也就是幫助人們發現自身本有的“善”，“成人”、“成德”關鍵還是要依靠主體自身。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亦不復也。”（《論語·述而》）這是說啟發只是“成人”、“成德”式的教育的助緣，如果求學之人不能舉一反三，也就沒有什麼更可以說的了。在這種教育方式下，每個人都可以暢所欲言，可以對老師提出質疑，甚至於互相爭論。如子路就常常對孔子之行徑提出質疑，甚至指責。再如宰我曾對三年之喪發生懷疑，孔子也只是問以不行三年之喪于心安否，宰我告以安，孔子則說如果心安，那就算了。因為三年之喪本來是出於心所不能已的哀傷之情，連這種哀情都沒有，勉強服三年之喪又有什麼意義呢？再如孔子稱讚顏淵好學，指出其學習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老師講什麼總是耐心地聽，似乎無所質疑，很愚笨的樣子，但回去一個人靜靜地思索，往往能有進一步的發明。正因為這樣，子貢自承不如，因為顏淵可以“聞一而知十”。另外，孔子經常讓學生說明自己的志向，或贊許或批評，但也只是“各言爾志”罷了，說之何妨？曾點在言自己的志向時，鼓瑟鏗鏘而作答，一派狂者的氣象，但所言之志深得孔子嘉許。由此可見孔門教法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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