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書是指徽州地區（今安徽省歙縣、休寧縣、黟縣、績溪縣、祁門縣及江西省婺源縣）遺存的南宋至民國年間各類公、私契約文書。包括土地買賣文書、土地租佃文書、人身買賣文書、家產分析文書、賦役冊籍、宗族租簿、商業賬簿、商業合同、會社文書、官府公文、訴訟文書、教育科舉文書等等，涵蓋了當時社會經濟生活的諸多方面。徽州文書發現于20世紀50年代，而後流散到全國一些大的圖書館、博物館與研究機構。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經濟研究所是徽州文書的主要收藏單位。徽州文書的發現，改寫了中國契約文書研究的歷史，成為宋代以後近世及近代中國契約文書研究的中心史料。 

     徽州文書發現之初，首先得到了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者的關注。傅衣淩、韋慶遠等學者在20世紀60年代發表的論文與專著都曾引用過徽州文書。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後，葉顯恩、章有義、劉重日、楊國楨等人都曾利用徽州文書研究明清時代的佃仆制與土地關係。與此同時，徽州文書的整理與出版工作也得到研究者的重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倡議下，1982年秋，在安徽省合肥市召開了有關徽州文書整理與出版的討論會，安徽省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經濟研究所等機構決定整理出版各自收藏的徽州文書。與這一計畫相適應，歷史研究所“徽州文書的整理”課題也在1985年被列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七五”重點專案。從1987年起，這個課題的具體工作開始由周紹泉負責，參加者先後有李濟賢、張雪慧、陳柯雲、欒成顯、阿風等。1990年，由該課題組負責的《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資料叢編》（第二輯）正式出版（由安徽省博物館編輯的“第一集”已經在1988年出版）。1991年，“徽州文書課題組”與歷史研究所圖書館共同編輯了《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將歷史研究所收藏的南宋至民國七百多年間的徽州文書，分為“宋元明編”、“清民國編”兩編，共40卷，影印出版。 

《徽州千年契約文書》的出版，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許多研究者開始從不同角度利用徽州文書展開研究。例如，周紹泉對於土地制度與地方行政的研究，欒成顯的黃冊與魚鱗圖冊研究，陳柯雲的鄉約、宗族與山林經營研究，臼井佐知子的徽州分家書研究，中島樂章的明代鄉村裁判研究，權仁溶的明代裏老制度研究，卞利的徽州人訴訟觀念的研究，阿風的有關婦女地位與權利研究，等等。徽州文書研究的進展，也推動了與徽州地方及徽州人有關的研究領域的發展，比如徽州地域文化、徽州商人、徽州宗族的研究等，都由於徽州文書的整理與出版，而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些研究同徽州文書研究一起，基於“徽州”這一共同的地域認同，推動了一門以徽州文書研究為中心、綜合研究社會實態、探尋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發展變化規律的新學科——“徽學”的產生。1993年，歷史研究所“徽州文書課題組”正式更名為“徽學研究中心”，成為全國最早成立的徽學研究專門機構。 

二 

     徽州文書具有數量大、種類多、跨越歷史時代長等特點，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在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大量的土地買賣文書、租佃契約成為瞭解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與生產關係狀況的第一手資料。有關明清社會經濟史的文獻史料，雖然汗牛充棟，但許多史料中的統計數字缺乏準確性，僅僅依靠文獻史料進行定量分析有很大的危險性。因此，要想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文獻史料與文書史料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在相關的制度史研究領域，徽州文書中保留下來許多當時賦役徵收、保甲編制等國家制度建設過程中形成的文書原件，這些資料有助於更好地理解當時國家制定的政策貫徹到基層社會中的過程，其中很多文書原件也可以修正以往制度史研究中出現的偏差。在思想史研究領域，徽州文書中無處不在的“公”、“私”、“孝”、“情”、“理”等用語對於更好地理解儒學思想的社會功能，考察儒學思想如何被社會接受的過程都具有非常大的意義。在法律史研究領域，徽州文書研究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傳統中國的法律秩序。宋代以後的近世中國社會，確立了中國特色的土地私有權，包括土地交易、家產分析、生產互助、商業合夥等大多數民事法律關係都是通過契約來完成的，國家的審判機構也受理、裁決與契約有關的訴訟（在西方，審判機構無差別地受理與契約有關的糾紛是到18世紀以後才開始的）。然而，採用刑法式結構的傳統中國的成文法雖然包含著一些調整契約關係的民事規範，但這些法律條文不但數量少，而且大多以懲罰惡行為目的，還不能看成完全意義上的成文化的民事法理。實際上，各種契約文書中體現出的民事規範才維繫了近世中國的民事法秩序。因此，理解當時的法律秩序，就必須瞭解當時的契約關係。而理解當時的契約關係，就不能不利用徽州文書。 

     作為傳統中國文書檔案史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徽州文書的發現也不過半個世紀，而徽學研究成為一門學科也不過20多年，其對於近世及近代中國史研究產生影響還只是一個初始的階段。相信隨著更多文書史料的發掘與整理，徽學研究必然會取得更大的進步。 

     在東亞各國和地區，文書史料的收集與整理越來越得到學術界的重視。韓國新成立的國立研究機構——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就設有專門的古文書研究室，協調全韓國古文書的收集、整理與出版工作，將古文書進行數位化處理。在中國臺灣，各級研究機構與私人收藏者，不斷地將各自收藏的契約文書影印出版，其中許多契約文書是彩色影印出版，利用起來十分方便。在中國大陸，最近，安徽大學將其收藏的徽州文書影印出版，為徽州文書史料增添了新的內容。對於文書史料的重視，逐漸成為一種學術潮流。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2006年0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