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檜身後，對於他的評價問題，有宋一代，官方就幾經變化。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高宗為褒其主和之功，題其神道碑額曰：“決策元功，精忠全德”。追封為申王，贈諡曰“忠獻”。太常博士曹冠撰諡議說：
故太師贈中王秦檜，光弼聖主，紹開中興。安宗社于阽危之中，恢太平於板蕩之後；道德光天地，勳業冠古今，雖備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報之典，嚴於定諡。尤當先其報國之大節，傳道之效焉。謹按諡法：慮國忘家曰忠，文賢有成曰獻。宜賜諡曰：“忠獻”。［１］
事過五十一年，甯宗開禧二年四月，以外戚入主大政的韓侂胄準備興師北伐，使禮部侍郎李壁奏貶秦檜，奏疏說：
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復開于臣子之口，宜亟貶秦檜以示天下。
於是削奪秦檜王爵，改諡號為“謬醜”。制詞說：“兵於五材，誰不能去之，首弛邊疆之備；臣無二心，天之道也，忍忘君父之仇。”“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２］評價全部翻了個個，制詞成為當時傳誦之作。
結果，開禧北伐失敗，韓侂旗侂胄成為妄啟兵端的罪魁禍首。時任禮部侍郎的史彌遠獻計誅殺韓侂胄，函韓侂胄之首向金人乞和。為了討好金人，還恢復了秦檜的王爵，再贈以諡號。《續通鑒》評論說：“當時用事者，亟欲反侂胄之政，而不顧公議如此。”［３］其實，上述種種，無論是褒是貶，都是當權者根據政治需要來確定的，帶有很大的隨意性，不足以作為評價秦檜的依憑。秦檜作為一代權奸，在他身後的官、私史籍中，大體上最具代表性都持否定的態度，元代為少數民族入主中華，對儒家所講的“嚴華夷之辨”多所避忌，然修《宋史》仍將秦檜列入《奸臣傳》。但是，歷來的史家也不無異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點：（一）秦檜力主和議，乃“保全東南”之舉；（二）南宋向金人屈膝投降，高宗作為最高統治者，應負主要責任；（三）秦檜所以得政、專國，是因為他的主張迎合了高宗的願望。現就這三個問題，談一點個人看法。
一、南宋在紹興初年是否非向金人乞和不可
和、戰問題，是兩軍對壘中經常發生的事，其共同目的，是取決於是否有利保存自己，和爭取時間發展自己。這就必須審時度勢，知己知彼，作出正確的抉擇。南宋紹興初情勢如何呢？是不是非向金人乞和不可呢？清人趙翼說：“宋之為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以不和議而亡。”“澶淵盟，而後兩國享無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樑，雖韓（琦）范（仲淹）名臣，猶不能制，亦終以歲幣餌之，而中國始安枕。當北宋強盛時已如是，況南渡乎？”［４］近人陳登元先生把趙翼這個觀點具體化，以為“秦檜在偷安半壁，中原殘破之時，其所以力主和議，實不得已中之不得已也。”其主要理由：（一）國家經濟困難，支持不了龐大的軍費開支；（二）軍事力量不強，至收潰卒群盜，以充王旅，將驕卒惰，軍紀廢弛，不足以戰；（三）文武不和，不可與圖大業。“因此可知秦檜議和，有人以為保全東南者，非無以也。”［５］應當承認，陳登元先生列舉的這些現象，在南宋初年都是存在的，因而建炎間屢屢敗給金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到秦檜再相時期，情況已大有改善，以此作為向金人乞和的理由，顯然是不妥的。
從經濟實力看，由於南方自然條件優越，自然資源豐富，生產者的素質較高，其生產力水準遠遠高於北方，在北宋時期，支撐政權的財稅收入主要來自南方。南渡以後，版籍失去三分之一，而財稅基礎失去甚少。戰爭之初，生產遭到破壞最大的是江淮、江漢和秦隴，江南雖有破壞，但只局限于江東、浙東、浙西一帶，而且時間不長（建炎三年，完顏宗弼由揚州渡江，追擊高宗，兵至明州，次年北撤，此後再沒有渡過大江）。在建炎、紹興間，南宋朝廷為了鞏固政權，也採取了一些恢復生產的措施，如安集流民，蠲免租稅，獎勵墾荒等等，特別是實行軍、民兩種屯營田制，對恢復生產，解決軍費開支，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當時的軍事長官，幾乎都兼任營田大使，一面訓練軍隊，指揮作戰，一面措置屯營田，籌集軍需。紹興六年，張浚在江淮措置營田，頗具成效。這一年州郡營田收入，單是官府提取的約有七十四萬石；紹興七年，川陝宣撫司在興元府洋州等處的營田收入“近二十萬碩”；紹興十年二月，有司奏稱：“荊州之賦，仰給于營田，歲省縣官之半”［６］；此外，軍隊還進行其他經營，收入也相當可觀。紹興十一年，嶽飛被解除兵柄之後，派右司員外郎鮑琚去清理財物，據奏：“嶽飛軍中利源，鄂州並公使激賞備邊回易十四庫，歲收息錢一百十六萬五千餘緡；鄂州關引曲庫房錢、營田雜收廣、襄陽府酒庫房錢、博易場，共收四十一萬五千緡；營田稻穀十八萬余石。”［７］相比之下，金人雖然佔有廣袤的版籍，由於生產方式落後，生產力低下，經濟實力遠遠不如南宋。當然，就南宋本身來說，與承平時相比，支出增多，收入減少，國家財力拮据，這是肯定的。但面臨民族危亡的非常時期，打一場正義戰爭，並非在經濟上就無力支持。而且，和議之後，軍費並未減少，每年還要向金人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歲時遣使，費用不貲。其經濟負擔孰輕孰重，不言自明。
從軍事實力上看，由於北宋時期所造成的“軍無常帥，帥無常師”的格局，再加上經過伐遼和靖康兩次戰爭，到南宋初年，軍隊基本是七零八落的，有些將領又擁兵自重，不聽朝廷節制，所以屢吃敗仗。但在建炎四年以後，便逐漸改觀。在戰爭的實踐中，湧現了一批起自卒伍，有謀略，有威望的將領，和他們帶出的勇敢善戰的軍隊；特別是廣大中原人民不滿女真人的殘暴統治，紛紛組成義軍，奮起抗戰，如王彥的“八字軍”，太行的“忠義軍”等，後來都集結於南宋“抗金恢復”的旗幟下，大大地加強了南宋的軍事實力。紹興二年十一月，呂頤浩上書請求北伐，即稱張俊有兵三萬，韓世忠有兵四萬，嶽飛有兵二萬三千，王ｘｉè＠①有兵一萬三千，劉光世有兵四萬，楊沂中、巨師古各有兵萬人，崔增、姚端、張守忠各有兵二萬，共有二十余萬，即使有一些老弱和空額，也不下十余萬人；加上川陝吳玠所部，數量相當可觀。由於軍事力量的不斷加強，在建炎四年以後，金人每年的秋季攻勢，再沒有一次渡過大江。相反，紹興四年，挫敗了金人、劉豫的合兵南侵；紹興六年，又粉碎了劉豫十余萬軍隊的進犯。後因張浚用人不當，委派不知軍旅的呂祉代劉光世治軍，致使酈瓊率部叛逃，但也沒大傷元氣。紹興八年，秦檜向金人乞和，是在形勢有利於南宋的情況下進行的。紹興十年，金人背盟，宗弼興兵南侵，開頭是在宋軍無備的情況下得利，後來宋軍奮起抗擊，東自兩淮，西至川陝，全線取得勝利。特別是劉錡在順昌、嶽飛在郾城，基本上摧垮了宗弼最精銳的部隊；朱仙鎮一戰之後，嶽飛軍隊距汴京只有四十五裏，宗弼準備北渡黃河，放棄汴京，金燕京行台緊急轉移珍寶，準備放棄河北。若非秦檜從中破壞，恢復中原是有很大可能的。
從金人內部來說，熙宗完顏繼位之後，女真貴族爭奪最高統治權的鬥爭日趨激烈。開始完顏宗翰、完顏宗幹、完顏希尹以擁立有功，把持朝政。熙宗為了擺脫控制，先以髒罪誅殺宗翰的親信高慶裔，宗翰憂憤而死，希尹也被貶斥，大權又落到完顏宗磐、完顏昌手中。天眷二年（宋紹興九年）完顏宗弼、完顏宗幹、完顏希尹又以私通宋朝和“謀反罪誅殺完顏宗磐、完顏昌等人。完顏宗磐、完顏昌久握重兵，被誅之後，其部屬“悉為亡命，保聚山谷”，久不能制。且金人法苛賦重，連年饑饉，民不聊生，特別是中原、兩河百姓，不滿金人殘暴統治，紛紛舉行起義。燕京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兼之連年征伐，軍隊的厭戰情緒也相當嚴重。所以，天眷三年（宋紹興十年）宗弼興兵南侵，實則以戰爭作為政治賭注的冒險行為。他無非是藉以轉移國人的注意力，緩解內部重重矛盾；如果戰爭能僥倖獲勝，則可坐實完顏昌與宋和議，是私通宋室的叛賣行為，以此壓倒政敵。結果，被宋軍打得大敗，郾城一戰，最精銳的一萬五千“拐子馬”被岳家軍摧垮，自己幾乎被楊再興生擒，他不得不大放悲聲地哀歎：“自海上起兵，皆以此馬勝，今已矣！”尤其是紹興十一年秋冬，南宋已解除諸將兵權，撤去邊境守備，諱言兵事，專意于和，宗弼再度興兵，在川陝，仍被胡世將、吳璘打得大敗，號稱“百戰百勝”的罕劄和勇謀兼備的希卜蘇被困於臘家城，若非秦檜以金字牌急令班師，金兵五萬之眾將被全殲；在兩淮，張俊恪守秦檜主和之說，只以輕兵在揚州、盱眙之間“徐觀動靜”，宗弼將軍隊駐紮在楚州一帶，卻不敢輕進一步，與蕭毅密謀，以“大言檄書于宋”，採取訛詐手段脅迫宋廷就範。據李大諒《征蒙記》說，當時輜重皆盡，至“相兼為食，殺奴婢為食”，“饑口嗷嗷，忘失晝夜”，根本沒有一點戰鬥力。宗弼自己後來說，當時宋軍如果渡江，金軍不攻自潰，將“無一人一騎得回”。所以，大將韓常慨歎說：“今之南軍，其勇銳乃昔之我軍；今之我軍，其怯懦乃昔之南軍。所幸南方未知耳。”
要說文武不和，不足與圖大事，也不能一概而論。在宋一代，是以文臣治軍，文武之間的矛盾是經常發生的。但在民族危亡關頭，這種矛盾也逐步趨於淡化。凡是主張抗金圖存的文臣，一般都得到武臣的尊重，如李綱、張浚、呂頤浩、趙鼎、王庶、胡世將等文臣，在軍隊中都享有很高威信，因而在他們主政或治軍期間，都打過不少勝仗。只有象秦檜這樣一心主和的人，才遭到武臣們的反對。其實質是和戰之爭，並非文武之爭。紹興十年，岳飛大捷於郾城，兵進朱仙鎮，宗弼準備北渡黃河，放棄汴京，一個太學生攔住宗弼的馬頭，勸阻說“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不幸被這位太學生所言中。這純屬蓄謀破壞抗金，豈一個“文武不和”所能了得！試想，如果是李綱諸人中任何一個主政，都不可能有此類事情發生，也不會造成向金人乞和的局面。
總之，無論從那方面講，南宋都不是非向金人乞和不可。
二、南宋向金人乞和，誰是主要責任者［８］
明代蘇州名士文征明，有一首題杭州嶽廟的《滿江紅》詞，其下闋說：
豈不惜，中原蹙，豈不念，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複。彼區區一檜何能為，逢其欲。
這意思非常明確，說嶽飛所以被殺，南宋所以乞和，是因為高宗擔心中原恢復，徽欽歸南、他的皇帝就做不成了。秦檜殺嶽飛，主和議，只不過迎合了高宗的願望，幹了高宗想幹的事。否則，秦檜作為一個臣子，能有何作為。換言之，高宗是殺岳飛的元兇，乞和的罪魁。這個結論，是從一般君臣關係中推繹出來的，未必符合實際。古來挾持君上，為患朝政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單純從君臣關係上論是非，是很難說清問題的。
《宋史·秦檜傳》說：“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這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從高宗即位到紹興八年秦檜再相，歷時十一年，南宋朝廷大體上做了四件事：（一）養練士卒，形成一支可與金人抗衡的軍事力量；（二）安集流民，恢復生產，涵養支撐政權的財力；（三）統一內部，平定靖康以後群雄割據的混亂局面（包括鎮壓農民起義），形成一個比較穩固的後方；（四）建立各種典章制度，使遭受戰爭破壞的社會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這都是立足于守與戰的。正因為如此，才保住相當於北宋時期三分之二的版圖。
就高宗當時的思想狀況來說，是經常動搖于和、戰之間的。靖康以後，群雄割據，義軍蜂起，如果高宗專意求和、乞降，誰願意投到他的麾下去當陪臣？事實上，當時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能統一起來，各種政治勢力很快能聚合起來，說明高宗還沒有把“抗金恢復”的旗幟丟掉，還有一定的號召力和凝聚力。建炎年間，南宋政權立足未穩，金人必欲消滅而後已，高宗有心乞和而不可得。建炎三年，高宗被金人從揚州一直追到明州，追到海上。建炎四年，金軍從江南退出，高宗從溫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權才逐漸立住腳跟，先後出任宰相的呂頤浩、趙鼎、張浚等人，都是立足于守與戰的。雖多次遣使通和，大體上都是從策略上考慮的（秦檜除外），按照呂頤浩的說法是“貽書以驕之”，“示弱以給之”，“出其不意，乘時北伐”。紹興二年，呂頤浩請求興師北伐，紹興四年趙鼎請求御駕親征，紹興七年張浚請求高宗駐蹕建康，高宗雖然不十分堅定，畢竟還是同意了。
高宗專意乞和，則是紹興八年秦檜再相以後的事。朱熹在《戊午讜議序》中說：
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９］
朱熹說秦檜“始唱邪謀”，這應該從他代徽宗上書完顏宗翰算起，在那封書中明確表示“世世臣屬，年年進貢”，因而深得宗翰的賞識，宗翰把他推薦給金太宗，金太宗又把他賜給完顏昌。南歸以後，初見高宗，即首建“南自南，北自北”之議，進呈了代擬的乞和“國書”，這份“國書”後來改用劉光世名義發出，高宗因之許以“樸忠過人”。但這時南宋的軍事力量正在逐步加強，主戰派在朝中還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金廷掌權的宗翰一派，還不願放棄消滅南宋的主張，高宗也還動搖在和戰之間，所以，這一階段持續的時間較長。直到完顏宗翰死後，完顏宗磐、完顏昌掌握了金國的大權，對南宋採取了誘降政策，秦檜東山再起，主戰派在自相傾軋中內外受挫，高宗才逐步轉向專意乞和。據《三朝北盟會編》記載：
（紹興八年）金人有許和之意，上與宰相議之，趙鼎堅執不可講和之說，秦檜意欲講和。一日朝殿，宰執奏事退，檜獨留身奏講和之說，且曰：“臣以為講和便。”上曰：“然”。檜曰：“講和之議，臣僚之說皆不同，各持兩端，畏首畏尾，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欲講和，乞陛下英斷，獨與臣議其事，不許群臣幹與，則其事乃可成。不然，無益也。”上曰：“朕獨與卿議。”檜曰：“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精加思慮三日，然後別具奏稟。”上曰：“然。”又三日，檜複留身如初，知上意欲和甚堅，猶以為未也，乃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慮三日，容臣別奏。”上曰：“然”。又三日，檜複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堅確不移，方出文字乞決和議，不許群臣幹與。上欣納。鼎之議不協，遂罷宰相，出知紹興府。［１０］
這次秦檜與高宗長達一旬的會談，最後作出決定：秦檜獨主和議之事，“不許群臣幹與”。會談還可能包括趙鼎罷相之後，不再任命新的宰相，由秦檜一人主政的內容，此後秦檜專國十有八年的事實，即可證明這一點。自此，朝廷一切重大舉措，都取決於秦檜，高宗幾乎不可能獨立作出任何決定。這就進入了朱熹所說的“挾虜勢以要君”的階段。
向金人乞和，出賣民族利益，毫無疑問阻力是相當大的。從紹興八年開始，到紹興十一年底和議告成，中間反反復複，秦檜費盡心機，不遺餘力，不擇手段地排除各種阻力。（一）排擊反對派。紹興八年初次與金人和議，大小朝臣反對者很多，秦檜接受勾龍如淵的建議，操縱臺諫，把反對派全部趕下臺。胡銓上書請斬秦檜、王倫、孫近以謝天下，在朝野引起很大震動，高宗一時不知所措，說自己本來就沒有做皇帝的野心，只不過想奉養老母。秦檜就以辭職相要脅，不僅把胡銓流之遠方，還逼著高宗下了一道詔書，戒喻中外，不准效尤。以此，與金人達成了一次沒能實現的和議。（二）破壞抗戰。紹興十年，金人背盟，複取河南、陝西，南宋軍民奮起抗擊，取得前所未有的勝利，秦檜則千方百計從中破壞。劉錡順昌大捷，打算乘勝前進，秦檜奏請下詔令劉錡“擇利班師”；岳飛郾城大捷，力請深入敵境，收復舊疆，高宗也受到鼓舞，令岳飛與楊沂中、劉錡共同相度，約期前進。秦檜則釜底抽薪，急令韓世忠、楊沂中、劉錡從兩淮撤軍，以孤軍不可深入奏請下詔令嶽飛班師，一天連下十二道金字牌，致使功敗垂成，一個好端端的抗戰局面被斷送了。（三）奪諸將兵權，誣殺岳飛父子及張憲，使軍無統帥，士無戰心。這樣一來，不但和議的阻力排除了，而且造成了非和不可的局面，高宗即使想反悔也不可能，在和議中想提出對等的條件也不可能。事實說明，南宋向金乞和，秦檜是主要的責任者。
至於高宗擔心欽宗回南的想法是存在的。但這只不過是秦檜和金人挾持高宗就範的籌碼，並不足以認定高宗就是乞和的主要責任者。如果不是秦檜造成了上述非和議不可的局面，和議不成，高宗即使有不願欽宗回南的想法，又有何實際意義呢？實事求是地說，高宗這種想法，是紹興十一年和成以後形成，作為不見誓書的附加條款提出的，為此他付出高昂的代價。很顯然，金人當時接受這一條款，會把和議價碼提得很高。其實，高宗是失算了，欽宗不回南比回南的麻煩更多。韋太后回南時，欽宗哀求：“幸語丞相歸我，處我一郡足矣！”欽宗即使回南，一個失國之君，還有可能再登皇位嗎？留在北方，反而成為金人可居的奇貨。宗弼臨死遺囑部下說：南宋如果背叛金國，“向與國朝計議，擇用智臣為輔，遣天水郡王安坐汴京，其禮無有弟與兄爭，如尚悖心，可輔天水郡王拼力破敵，如此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為國朝禍害。”這條毒計，也未嘗不是秦檜與金人的合謀。
三、秦檜為什麼能夠得政、專國
秦檜何以能夠得政、專國？一般的回答是，因為秦檜提出的和議主張，投合了高宗苟安江左的需要，所以得到了高宗的支援和信任。這樣回答，當然不能算錯，但事實的本身要比這複雜得多。
秦檜南歸之初，高宗對他確實很賞識。這賞識中除了對他的“南自南、北自北”的建議表示認同，還包含著靖康間他上書“請存趙氏”留下的好印象，所以有“樸忠過人”的贊許。但在任命官職時，還持有保留態度。宰相范宗尹說秦檜曾進為資政殿學士，建議以經筵留之，高宗不同意，只給一個事簡的禮部尚書；後來雖然很快進至右相，但也只幹了一年就被罷去。高宗在批示中給予嚴厲申斥，指責他結黨營私，陽奉陰違，並下令立榜朝堂，永不敘用。這不能說，高宗是迫於某種壓力，作出違心的決定；或者是一時衝動，作出非理性的決定。試想，如果當時能造成一種政治環境，不給秦檜以東山再起的機會（包括不給秦檜一類掌權的機會），難道南宋就註定要向金人乞和，稱臣！歷史有可能是另一種面貌。可惜的是，在秦檜罷相之後，主戰派黨爭紛起，互不相容，給秦檜和他的追隨者們提供了可乘之機。植党連群，是封建社會政治的伴生物。一些士大夫總是或明或暗地利用它來對付政敵，鞏固自己的權勢。一些封建帝王也喜歡利用它駕馭臣下，制衡各種政治力量。北宋時期，被稱為一代明主的宋真宗就曾對寇准說過：“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歷代王朝一方面冠冕堂皇地強調“惟和惟一”，“同德比義”，一方面又或隱或顯地製造一些事端，使臣下們保持適度的對立。因此，朋黨之爭，從來也沒有斷絕過，只是其危害程度有輕有重而已。
朋黨之爭，是以維護小集團的利益為存在依據的，具有很大破壞性。任何重大、嚴肅問題的爭論，一旦同黨爭聯繫起來，就會改變顏色，改變性質，把事情弄得很複雜，很混亂。北宋後期王安石變法失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南宋面對的是民族存亡問題，政治鬥爭主要是圍繞和戰問題展開的。但在和戰之爭的背後，又悄悄地進行著朋黨之爭，而這種朋黨之爭，不僅在和、戰兩派之間進行著，在主戰派內部也同樣進行著，把矛盾搞得錯綜複雜。紹興十年，金人背盟，主持和議的秦檜出現了政治危機，王次翁對高宗說：“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而小變，則更用他相，蓋後來者未必賢於人，而排黜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于國事初無補也。”王次翁的目的是保秦檜過關，但他所說的一相新任，“排黜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的問題，也確實存在著。
秦檜第一次入相，即培植私黨，援引一些知名人士以為己助。紹興二年，呂頤浩反秦檜，是以朋黨反朋黨，他把秦檜趕下臺的同時，就進行了一次大清洗。凡是支持過秦檜，說過秦檜好話的人，都被趕出朝；特別是把胡安國這樣一些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學者視為“黨魁、黨徒”進行排斥，頗不受社會輿論的同情，後來這些人都成為秦檜東山再起的支持者。呂頤浩是主戰的，卻容不下早期主戰派的領袖人物李綱。李光推薦李綱，稱讚李綱“凜凜有大節，四裔畏服。”他擔心李綱再度入相，便肆意指斥李綱“與其儕類，結成党與”，連同李光、向子等人一起加以排斥。所以呂頤浩從把秦檜趕下臺起，就給自己的下臺和秦檜的複出種下了禍根。
趙鼎這人是有志抗金的，但與呂頤浩也不能相容。建炎四年，韓世忠大敗金兵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奏請高宗下詔親征。這本是激勵士氣，乘勝前進的好建議，而身任禦史中丞的趙鼎認為是輕舉妄動，堅持反對。呂頤浩把他改任為吏部尚書，他便臥家不起，“疏頤浩過失凡千言”，硬是劾罷了呂頤浩。紹興四年，趙鼎繼朱勝非為相，凡是被呂頤浩視為秦檜同黨加以排斥的人，他大都起用了，客觀上為秦檜複出作了鋪墊。
紹興五年，趙鼎、張浚同為左右相，開頭一段，兩人合作得很好，張浚行邊治軍，趙鼎居中總理政務，表裏相應，翕然有中興之望。可是，時隔不久，兩人出現了分歧。紹興六年六月，張浚奏請高宗於秋冬進駐建康，趙鼎作為首相，可能認為計非己出，便不予支持；八月，張浚返臨安再請，朝議仍持否定態度；後來聽說嶽飛打了勝仗，劉豫有南窺之意，趙鼎才勉強同意高宗進幸平江。九月間，劉豫兵分三路南犯，張浚指揮作戰。在戰事非常緊張的情況下，趙鼎竟然支持劉光世撤離合肥，並奏請高宗下旨，令張浚退保大江。在張浚據理力爭下，才沒有從此下策，後來粉碎了劉豫的進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勝利。趙鼎覺得難以自處，辭去了相位，從此兩人結怨。張浚獨相，又惑於左右的揄揚，樂秦檜之奉己，竟然推薦秦檜出任了樞密使。
紹興七年二月，罷去劉光世的淮西宣撫使，張浚剛愎自用，不納忠言，委派不諳軍旅的呂祉去主持淮西軍務，呂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導致大將酈瓊率部叛變。張浚在趙鼎的支持者們（其中有些人也支持秦檜）的攻擊下，罷去宰相。高宗想用秦檜取代，徵求張浚的意見，張浚說：“近與共事，始知其暗。”表示不贊成，高宗又決定再用趙鼎。秦檜覬覦相位未能得逞，知趙、張有隙，便從中挑撥，說張浚稽留趙鼎複相的聖旨，加深了二人的隔閡。趙鼎複相之初，高宗對他說：“現任執政，去留惟卿。”趙鼎本來對秦檜的看法不好，曾對張浚說過：“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這時卻一反常態，留下了秦檜，把主戰的張守、陳與義等人罷去，清洗了一大批張浚的支持者。張浚先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可能擔心張浚複用，台諫再三論列，必欲置之死地。趙鼎一面出面救解，一面又對人言：“鼎不負德遠，德還負鼎。”又焉知趙鼎是否在背後做了手腳！最後，張浚以責授左朝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而告一段落。張浚罷相之初，最擔心趙鼎堅執己見，鼓動高宗再回臨安，趙鼎偏偏意氣用事，竟這樣做了，為秦檜的退避乞和打下了基礎。紹興八年三月，高宗與趙鼎討論秦檜再任右相的問題。問趙鼎：“秦檜久在樞府，得怨望否？”趙鼎打保票說：“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爾，況自有闕。”於是秦檜再進為右相，主持與金人和議。在和議問題上，趙鼎首鼠兩端，一再退讓，退無可退了，不得不於這年十月罷相。自此，秦檜得以專國十有八年。
事實表明，南宋向金人乞和，秦檜是罪魁禍首，而高宗作為最高統治者，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宋史》說他“其始惑于汪、黃，其終制於奸檜，恬墮猥懦，坐失事機”；“偷安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于來世之誚”。［１１］然而，主戰派們就無可指責了嗎？歷史曾經給他們提供了成功的機會，他們卻在朋黨之爭中把這個機會喪失了；他們曾經在艱難中奮起，創造過無數的輝煌，卻又不自主地創造著走向失敗的條件。老詩人陸游晚年慨歎：“諸公可歎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從一定意義上說，主戰派的兗兗諸公，對南宋走向屈膝投降的道路，難道不也應該負有一定的歷史責任嗎！
［1］《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七十
［2］《續資治通鑒》宋紀卷一百五十七
［3］《續資治通鑒》宋紀卷一百五十八
［4］《二十二史劄記》卷二十六
［5］《金陵學報》第一卷第一期
［6］參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之二、三
［7］《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四十四
［8］本節參考了鄧廣銘《嶽飛傳》第二十章《秦檜是殺害岳飛的元兇》
［9］《朱子大全》文七十五
［10］《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四
［11］《宋史》卷三十二《高宗紀》九
字形檔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王加燮
（資料來源：《江淮論壇》1995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