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贊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湖南桃源人，維吾爾族。1898年4月14日生，1968年12月18日去世。1919年，武昌高等商業專門學校畢業。後留學美國，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經濟。1926年1月歸國，11月參加北伐。大革命失敗後，他在北平（今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從事理論宣傳和統戰工作。1937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先後在湖南、重慶從事抗日救國宣傳和統戰工作。解放戰爭時期，先後在上海、香港從事反蔣運動。1949年1月回到河北解放區，後以文化接管委員身份隨解放軍進北平，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建國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長，還兼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歷史研究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兼人大常委會民族委員會委員等。 

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是1936年開始撰寫、1938年8月出版的。他撰寫和出版此書，時值中國社會正處於大變革之時，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史學觀點也正處在大變革之時。翦先生為總結中國1927年的“大革命”失敗後所進行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的狀況，進一步推動理論和史學戰線的鬥爭，並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大力宣傳全面抗戰，他將一個史學工作者的使命感與時代感凝聚筆端，以自己深厚的學術功力，寫成此書。因此，《歷史哲學教程》理論聯繫實際，深入淺出，觀點鮮明，成為中國第一部系統、全面又頗具戰鬥性地宣傳歷史唯物主義的優秀著作。 

翦伯贊撰寫這部書的目的，在其《序》文中說得很清楚：“現在，我們的民族抗戰，已經把中國歷史推到嶄新的時代，中華民族已經站在世界史的前鋒，充任了世界史轉化的動力。為了爭取這一偉大的歷史勝利，我們認為決不應使理論的發展落後在實踐的後面；反之，我們認為，必須要以正確的活的歷史原理，作為這一偉大鬥爭的指導，使主觀的努力與客觀情勢的發展相互適應。”他還說：“在目前，隱藏在民族統一陣線理論與行動陣營中的‘悲觀主義’、‘失敗主義’等等有害的傾向，都有其社會的歷史的根源；因而從歷史哲學上去批判過去及現在許多歷史理論家對中國歷史之一貫的錯誤見解，及其‘魔術式’的結論，是我們一個不可逃避的任務。” 

《歷史哲學教程》是以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為綱目，以中國國情與歷史實際為主要事例。全書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闡述“歷史科學的任務”、“歷史科學之史的發展”、“歷史科學的階級性”。第二至第五章，闡述“歷史發展的合法則性”，“歷史的關聯性”，“歷史的實踐性”與“歷史的適應性”。在這四章中，較全面深刻地論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命題，如“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一般性與特殊性、偶然性的關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基礎與上層建築”，“階級與階級鬥爭”，“客觀條件與主觀能動性”，“地理環境與人口、宗教諸問題對歷史發展的影響”，“國家與革命”等，以及在“社會史論戰”中提出的重大問題，如“亞細亞生產方法”，“奴隸所有者社會問題”，“所謂‘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從‘道德論’到‘暴力論’”等。第六章為“關於中國社會形勢發展史問題”，則側重於論述中國社會既是基本又是重要的問題，如“中國社會形勢發展史問題之提出及其展開”；“社會形勢的發展與歷史的飛躍性”；“‘歷史的懷疑主義者’與中國的古史”；“對中國歷史形勢發展之各種不同的見解及其批判”等。書中所評介的人物，依次為胡適、顧頡剛、陶希聖、李季、郭沫若、呂振羽及日本史學家佐野袈裟美諸氏。佐氏所著《中國歷史讀本》一書曾對中國史的研究者發生過重大的影響，但其觀點是不正確的。如他把中國在中英“鴉片戰爭”以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說成是“資本主義時代”，極力掩飾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 

《歷史哲學教程》是1938年8月因抗日戰爭形勢緊張而自上海遷入長沙的進步書店新知書店出版的。該書問世不久，新知書店的長沙總店和重慶、貴陽、桂林、廣州、香港等分店即將此書銷售一空。不久，書店又遷到桂林，並函告翦先生，此書即將再版。翦伯贊接信後，即撰成《群眾、領袖與歷史》一文，作為“再版代序”。此文雖是一篇理論文章，但所論內容則主要是當時中國和國際的現實。所舉人和事，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有進步的，也有反動的。進步人物列舉了孫中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及馮玉祥等一些贊成或參加抗日救國的人物，反動人物列舉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昭和天皇以及汪精衛、陳公博、王克敏、鄭孝胥等。他把這些人物的言行與發生在當時國內國際的侵略與反侵略、革命與反革命的勢力進行對比，進行歷史與現實的分析評判，從而使這部書具有很強的特點與很高的社會與歷史價值。然而，該書再版不久，即被國民黨反動當局列為禁書而遭查封、銷毀。翦先生亦被列為“危險分子”遭到國民黨軍警特務的跟蹤監視。 

《歷史哲學教程》一書的出版，對傳播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有人曾評價說，當年此書教育、培養了一代進步青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新知書店遷回上海，於1947年第三次重印此書。1949年5月，在解放區的長春新中國書店第四次重印此書。建國以後，有人曾建議翦先生將此書修訂再版；但由於他很忙，未顧及此事。“文革”以後，學術界又提出了學習歷史唯物主義的要求，北京大學的有關專家學者對此書的原版本進行了校訂，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1990年11月出版“校訂本”，這實是第五次重印。最近，河北教育出版社又將此書收入“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叢書”中，這實是此書第六次重印，亦將使此書在新形勢下，繼續發揮它特有的作用。 

（資料來源：《光明日報》1999年7月23日，轉自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