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與一位青年同行談論史家的文筆。他問我：在你讀過的20世紀中國史學大師的著作中，哪一篇給你留下的印象最深？我說是翦伯贊的《內蒙訪古》。他稍加思索，又問：翦老著作宏富，你何以對《內蒙訪古》情有獨鐘？我說是其文筆教我折服。自從讀過這篇立論扎實、析理透徹、行文生動的名篇後，我就把它奉為常讀常新的 史學美文經典。 

事實確是如此。翦伯贊在《內蒙訪古》正文一開頭，就把歷史學人引向心馳神往的境界：“內蒙，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是一個富有誘惑力的地方”。接著，他又以富於文學磁性的筆觸補充道：在悠久的歷史時期中，這裏一直是“遊牧民族生活和活動的歷史舞臺”。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匈奴人、鮮卑人、突厥人、回紇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一個跟著一個進入這個地區，走上歷史舞臺，又一個跟著一個從這個地區消失，退出歷史舞臺。”“這些相繼或同時出現於內蒙地區的遊牧民族，他們像鷹一樣從歷史上掠過，最大多數飛得無影無蹤，留下來的只是一些歷史遺跡或遺物，零落於荒煙蔓草之間，訴說他們過去的繁榮。有些連歷史遺跡也沒有發現，僅僅在歷史文獻上保留一些簡單的記錄。”隨後，他不無遺憾地向歷史學人發出具有研究啟示的感歎：“這個歷史學的寶庫，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打開，至少沒有引起史學家足夠的注意。”有鑒於此，他在這次訪問中特別留心開發“這個寶庫”，通過實地考察，結合歷史文獻，從中國古代諸多遊牧民族的活動軌跡中，破譯了一個“歷史的秘密”，即為什麼北方的遊牧民族大多先立足呼倫貝爾草原，然後再由東向西走上歷史大舞臺。 

翦伯贊破譯這個“歷史的秘密”，不是靠抽象的邏輯推論，而是靠生動的史事描述。他高屋建瓴地指出：整個內蒙是“遊牧民族的歷史舞臺”，內蒙東部的呼倫貝爾草原又是“這個歷史舞臺的後臺”，遊牧民族在後臺打扮好了之後，便走向前臺去“敲打長城的大門”，“征服內蒙中部和西部諸部落或最廣大的世界”。“兩漢與匈奴，北魏與柔然，隋唐與突厥，明與韃靼，都在這一帶展開了劇烈的鬥爭。一直到清初，這裏還是和準噶爾進行戰爭的一個重要軍事據點。如果這些遊牧民族在陰山也站不住腳，他們就只有繼續往西去，試圖從居延打開一條通路進入洮河流域或青海草原；如果這種企圖又失敗了，他們就只有跑到準噶爾高原，從天山東麓打進新疆南部；如果在這裏也遇到抵抗，那就只有遠走中亞，把希望寄託在媯水流域了。”這樣，就從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中揭示出了一個帶有規律性的歷史的秘密。 

翦伯贊評析這個“歷史的秘密”，也不是板著面孔論說，而是寓理於情，娓娓道出：“所有這些民族矛盾鬥爭在今天看來，都是一系列的民族不幸事件，因為不論誰勝誰負，對於雙方的人民來說都是一種災難，一種悲劇。”“但是悲劇時代總是一個歷史時代，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時代，一個緊緊和喜劇時代銜接的歷史時代。為了讓我們更愉快地和過去的悲劇時代訣別以及更好創造我們的幸福的未來，回顧一下這個過去了的時代，不是沒有益處的。”以潤物無聲的抒情筆調進行理論昇華，必然會產生曲終意不盡、餘音更繞梁的藝術感染力，而這種感染力又必然會增強理論說服力。 

《內蒙訪古》清新雋永的寫作風格，是翦伯贊質文兼備、新鮮活潑的文風的縮影。他的其他名篇，也都蘊含著這種史學美感。譬如，1944年4月發表的那篇剖析“明朝亡國前夕的社會一裏一面”的論文，題為《桃花扇底看南朝》，是取意于孔尚任《〈桃花扇〉本末》中“南明興亡，遂系之《桃花扇》底”句。這裏姑且不論全篇的文采，就憑這個富有文學磁性的標題，也足以使人愛不釋手。 

又譬如，1945年2月發表的《論中日甲午之戰》，通篇文字如行雲流水，純淨通暢，讀來親切自然，聲應氣求。該文開宗明義，引人深思：“一八九四年爆發的中日甲午之戰，到現在已經五十年了。”“五十年的時間飛速地過去了，假如我們不是又在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誰也不會再想到一八九五年春天的緊急。”接著，依次論述戰爭的醞釀、爆發與結局。在分析戰爭的結局和原因時，翦伯贊痛心疾首地說：“甲午之戰，中國一開始就是失敗，以後也是失敗，最後，還是失敗。這是什麼原因呢？非常明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落後腐敗。”“在甲午戰爭以前的世界，早已是資本主義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民主主義的政治，自由主義的文化，是當時世界的主流。在這個歷史主流之前，不動的推起走，落後的被清算，反動的被掃蕩，這是歷史的命定。”在抨擊清朝政府的妥協投降和腐敗無能時說：“當敵人在旅順屠殺中國人民之時，中國的投降使節，卻在上海待船出發。當敵人炮轟威海衛之時，而李鴻章卻在馬關與伊藤博文握手言歡。一個人是戰爭的最高指揮者，同時又是投降的全權代表，這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一面要前線的戰士去抗戰，另一面又公然去投降，這個戰爭，怎能不失敗？” 

翦伯贊史學論文的文筆優美，其史學專著的文筆也同樣優美。1942年11月，當他的《中國史綱》第一卷即將殺青之際，在重慶市郊主持“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的郭沫若便致信翦伯贊：“您的《中國史綱》將要脫稿，這斷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為兄賀，亦為同人賀。我們極歡迎您寫好後到賴家橋來為我們朗讀，請您一定來。”眾所周知，郭沫若是文學泰斗，又是史學巨擘，他能熱情稱讚《中國史綱》脫稿是當年“一大事件”，並誠摯邀請翦伯贊為文化界同人“朗讀”，無疑是對翦伯贊文筆的認同和肯定。 

從翦伯贊的文筆，筆者想到出自《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的一則成語：“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其意是說，語言沒有文采，流傳就不會遠。同理，文字沒有文采，流傳也不會遠。當前出版的史學著作為數頗多，但使讀者特別是業餘讀者愛不釋手、漸入佳境的卻寥若晨星。這種巨大的反差，是對上述成語的最佳詮釋。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史德》說：“夫史所載者事也，史必藉文而傳，良史莫不工文。”又說：“史之賴于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誠哉斯言！但願史家都向“良史”翦伯贊學習，努力“工文”，掌握一副好文筆，寫出更多有質有文的史學著作來，滿足社會各階層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 

（資料來源：《光明日報》2005年7月26日，轉自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