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學界廣泛引進海外中國研究成果，僅專門叢書就有好幾種，但這項工作迄今為止還遠未完備，特別是不同觀點、不同方法的論著未能及時引進。比如著名史家何炳棣先生的《1368～1953年中國人口研究》1989年就由葛劍雄譯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經何先生建議，2000年北京三聯書店新版更名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但他的另一些論著，如《東方的搖籃：新古器時代及有史早期中國技術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討》至今還未與我們見面。此書不但涵蓋之廣為考古學界所罕見，而且在中國文明起源的一些基本問題上提出了許多重要論斷，否定了西方盛行的有關舊大陸農業及文化皆起源于西南亞兩河流域的觀點和理論。它的重要性，至少可以與我們比較熟悉的一些重要論著，如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張光直古史系列等互為補充。何先生認為，李、張的方法、材料和結論均有嚴重錯誤。儘管李約瑟畢生宣揚中國文化令國人感佩，“但在討論主要文化因素起源時，李氏深潛的西方優越感，便使他不能完全客觀冷靜地做純理性的權衡判斷，便不能嚴肅地評價所有的實物和文獻證據，便不免採用從西到東的‘激發性傳播’的預設了。”（第428頁）因此其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有關農業、青銅和天文三個方面的歷史解釋都是錯誤的。至於張光直先生，錯誤更為嚴重。比如他認為所有原始耕作都是遊耕制，仰韶人也採用所謂“砍燒法”，而何則以翔實的史料證明，在具有“自我加肥”功能的黃土地帶，自始出現的就是村落定居的耕作制度。“張光直六十年代初撰《古代中國的考古》時，完全不知利用中國地質方面不少篇華北土壤各層的孢粉分析報告。我有關中國農業起源中、英論文和中文專刊陸續問世之後，他才不得已多少用了一點此類資料以求補救他的看法。最不可思議的是他仍然完全不用華北黃土地帶不少地點的孢粉分析，偏偏只引用遼東半島普蘭田和臺灣某地的孢粉分析，冀能證成他華北濕潤多林木古自然環境的立論。生平所遇，偏見如此之深，思維如此疏失的學人實在罕見。”（第402頁）中國文化的起源是個大問題，不同方法和觀點之間完全應當展開競爭，誰是誰非需要進一步研究，但一面是李、張之書一版再版，另一面是何著無由得讀，這就可能導致我們對海外中國研究成果乃至對中國古史的片面瞭解。  

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後，通常會別作一篇，述先世，敘經歷，發凡例，明指意，附於書尾，俾使後人知人論世、評論得失。雖然，何先生老當益壯正以其畢生之學集中闡發華夏文化的“宗法基因”，我們也期待他在思想史研究領域迭有創獲、不斷奉獻，但一個年逾80、成就顯赫的老人無疑可以也應當回首往事、總結一生，以其豐富的經歷、深湛學思啟示後人。史學原是記憶之學，它根據史料重建過去於依稀仿佛之間，從廣義上說，人類的一切經驗和事件都有研究的價值，學者的生平就是其所屬歷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何先生積久成習，不但有意識地把回憶錄寫成其全部論著的一個導論，而且自覺地使之具有豐富的史學意義。 

首先，何先生的回憶錄大量敍述其家世背景、校園生活、社會交往、學術形勢、學術論爭等大半個世紀以來的中、美社會文化方面的材料。對何先生個人來說，朝花夕拾，親切而溫暖；對於讀者來說，這既是一個學者的知性探索史和研撰發展史，對研究現代中國文教史、海外中國研究史的具有重要價值。比如1930年代北平學潮洶湧，何先生以當事人的身份指出：“30年代清華教授和大多數學生卻都認為南京政府是唯一有組織的抗日力量，而學生會和北平學聯等之一再暴露其居心和行動，正是為了削弱和顛覆這個力量。”（第89頁）何先生自幼即仰慕哈佛，最後卻選擇了哥侖比亞大學，其原因與留學生在中國的勢力、地位有關：“大戰後中國以五強之一的地位，必然需要大批人才；而在中國‘校友’關係似乎比在其他國家更重要些。在中國高知中，再沒有比哥大校友更顯赫的了。”在外交、哲學、教育界、政治學、經濟學、地質學、化工學等領域，執牛耳的都是哥大留學生。（第206頁）何先生求學治學多在中美名庠，所遇多為老師碩儒，他不憚其煩地回憶當時學校的教育理念、課程設計、教學程式、考題內容、答辯範圍等等，也評論性的追憶了一些中外著名學者的學術觀點、治學特點乃至個性風格等等，不但令關心學術史的讀者興味盎然，也是當代學術教育特別是史學教育所必須參考的。比如享譽海外的楊聯升的方法之一：“日本的中史學人，史料用功之勤遠超一般中國學人是公認的事實。楊聯升兄治史決竅是先以日人著述為‘引得’，不時再加自己窮檢遍翻所獲的心得，所以在海外漢學界贏得博學無雙的美譽。”（第375頁）何先生的經歷還為現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提供了佐證。如一些前輩學人每有憶及留美期間所遭遇的種族歧視，但何先生卻感到，留美學人是否受到歧視，因人、因時、因地而異，不能一概而論。“其中最基本的事實是二次大戰後來美的中國人大都是高知，不再是苦力工人了；中美友好關係方興未艾也大有助於兩國人民的接觸。”（第217頁）在修完博士課程、撰寫博士論文之前的口試中，何先生回答其導師“哲學激主義”的“激進”究竟是什麼涵義時說：“在邊沁時代的英國‘激進’絲毫沒有用暴動力推翻政府及從事社會革命的意思。……‘radical’的真意與字源接近，指根本的意思。換言之，邊沁及其信徒從理論上力求從最根本處（如假定的人性避苦趨樂論）出發。但在政治實踐上當時高知與政客認為主張全民普選者是激進分子。就邊沁學派而言，‘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推到理論極端，勢必引到全民普選不可。”（第235頁）又如英國憲法史上有三個意外的人事因素有利於議會主權的發展，包括掌握財務的紐卡什公爵以腐敗維持議會多數席位的行為，“英國史上出名的‘腐敗’一章，與傳統及當代中國的貪污豈可同日而語•”（第238頁）如此等等，對我們今天研究相關問題都極有幫助。 

其次，何先生的回憶錄是其史學研究的繼續和深化。1950年代末，何先生根據明清兩代登科進士錄、進士三代履歷、同年齒錄等最精確的原始史料研究明清社會流動，發現明清五百五十餘年間，三品以上能享有“蔭”的特權家族的子弟所占進士尚不及百分之一，可見世家大族無法防阻其長期“下向”流動。但後來美國研究中國家庭制度的重要學者，如著有《Statesman and Gentlmen：The Elite of Fu-chou，Chang-h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1986年）的Richard Hymes和著有《Politcal，Social，and Cultural Reprodu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91年）的Benjamin A.Elman等人卻突出家族、婚戚對向上社會流動的功能，並批評何先生低估了家族的積極功能。在回憶錄中，何先生除根據史料進行反批評外，更以自已的家世證明家族功能的有限性。金華何氏一門四房，何先生的堂兄何炳松和堂侄何德奎都是早期的官費留學生，前者曾任暨南大學校長，後者官至上海市副市長，是何氏家族的“英雄”和“柢柱”，但“以何炳松在自由職業裏地位聲望之高，他只能負擔本房侄兒女的生計，……德奎收入最高，能援引長房之外四房的族人為工部局小學教員，主動惠及遠在平津的第三房的小堂皇叔。但他主要支援的還是長房堂皇弟德華。”“回到帝制晚期，族中最成功者都無法保證本房本支每一世代都能通過科舉而延續其成功（事實上大多數都是不可能的），又怎有無邊法力澤及嫡堂、再堂、五服內外的同姓者呢•”（第24—25頁）所以一個家族能否維持或改進其社會地位，最主要的還是看族中有沒有傑出的新血。“我希望本章‘附錄’中金華何氏一族四房情況第一性的追述能有助於正確瞭解現代中國家族的功能及其限度。”（第29頁）在許多地方，何先生通過回憶生平的方式重申、強化了其史學研究的方法、程式和結論同，使其回憶錄成為其歷史寫作的一個有機部分。學者的回憶錄從來都是不只屬於學者個人，但像何先生這樣把個人的身世經歷與其所涉及的史學論域內在一起來的卻不多見。比如何先生尊敬的前輩史家蔣廷黼、蕭公權等人的自我回憶就較少學術思想方面的內容。 

第三，何先生的回憶錄啟示了一種治學的門徑。作為一位真正自覺的學者，何先生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生活都奉獻給了史學，其自然生命與學思歷程和諧統一，所以，毫不奇怪，何先生的幾項重大研究幾乎都是由偶然的因素誘發的： 

第一次是1952年決定轉向國史研究時，燕京學長杜聯吉吉以其研究“商籍”的論文見示，何由此瞭解到清代的“商籍”並非反映一般商人，而僅指兩淮等幾個鹽商區為鹽商子弟考生員所設的專籍。“這使我眼界大開，馬上聯想到古老的中國，歷代制度上的若干專詞不可望文生義就去應用，必須窮索其真實內涵及其長時期的演變。從第二周起我就試以兩淮鹽商為此行研究的物件”。（第271—272頁）這就是他第一篇國史論文《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研究》的由來。也是用這種方法，何在翻閱《清實錄》及一些省志後，竟能對明清賦役制度中兩個最根本的專詞“丁”和“畝”做出“初步的、革命性的定性和詮釋”，完成其《中國歷代土地字數考釋》一書。 

第二次是研究中國農業史。“1953年最令我興奮的是明嘉靖1563年版雲南《大理通志》僅存第一、二卷，而卷二‘物產’中竟跳出望眼欲穿的‘玉麥’！這是我研究美洲作物傳華考的關鍵性實證之一。”（278）結果是一代名文《美洲作物傳華考》的問世。 

第三次是1958年春夏，哥大社會學系教授Bernard Barber在漫談中提到社會學界研究社會流動，近年來注意到“機緣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的重要。“我首先聽見這個專詞外語，馬上就感覺到它的重要性，並立即相信傳統中國之方面的資料豐富多維，大有作頭。三直多年後回想，真是一、兩天內就個人憶知的制度及非制度的種種促進社會階層間流動的因素，建構了一個‘觀念的框架’。”（307）其研究成果是《明清社會史論》一書。 

第四次是1964年關於北魏洛陽城的研究。當何先生正為如何“走出明清”而焦慮時，老同學徐高阮從臺灣寄來經其精校的《重刊洛陽伽藍記》一書，何立刻發現本書包含著中古史的一個重大問題，深入研究後寫成《北魏洛陽城郭規劃》一文。 

第五次是晚年的思想史研究，何先生一向無意進入此一領域，1991年無意中讀到杜維明有關孔子“禮”的論文，發現此文語境跳躍且曲解古書。“我第二次退休後遲遲進軍先秦思想就是忍無可忍，不得不嚴肅批評當代海外風頭最健、對儒學極端‘美化’、甚至‘宗教化’的杜維明教授。”（448頁）十年求索，何用中文發表11篇思想史論文，其中最重要的一是考證《老子》的辯證思維源于《孫子兵法》，而《孫子兵法》成書早於孔子半個世紀，為最早的私家著述，其作者孫武不但是人類史上最徹底的行為主義者，而且通過墨子“道德化”的改裝、提升和廣泛應用，對戰國時期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些結論如被認可，則先秦思想史就要改寫。二是確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宗法性質。從新石器時代華北自我延續的村落定居農業到因此而形成的祖宗崇拜，從西周建立宗法制度到秦漢時代對宗法機制和宗法意識的保留。“宗法是民主的悖反，其理至明。如果我的推論尚未無大誤，當代第二、三代新儒家及其海內外唱合者認為傳統儒家理論中有民主的源頭活水的看法，照理就很難成立了。治學方法上，極大多數的當代新儒家和我見解的主要差別是由於彼此專業性質的不同。前者便皆注重詮釋《西銘》詞語表面普泛仁愛，甚至‘齊物’、‘平等’的一面，而以考證歷史真實為已任的歷史學家，必須探索《西銘》冠冕堂皇詞語深層意識中，為專制帝王合法性的形上辯護。”（第467頁）這些論文打破了哲學家、哲學史家在思想史領域的壟斷地位，在當代新儒家之外提出了另一種敍述方式和評論標準，對當代中國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偶然的因素之所以成為深入研究和重大成果的誘導，恰恰說明學思之道不在直接感興和一時靈感，而在於高度自覺的史學意識和長期積累的探索能力。史學中人多能接觸何先生看到的那些論著，但只有何先生目光如炬，迅速由一、兩點暗示舉一反三，擴大為專題研究，解決了許多重大問題。所以重要的不是那些偶然的、意外的因素，而是艱苦的學術訓練、緊張的問題意識、堅實的史料基礎等這些基本的治學訓練。宋代嚴羽的《滄浪詩話》有雲：“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其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何先生學思研撰的歷程，具體而微地體現了“立志須高、入門須正”之于學者的重要性。 

所謂“立志須高”，就是做第一流學問、成第一流學者。何先生幼承庭訓，整個家庭生活都給他以良好的影響。少年時代其父就激勵他的上進心：“狗洞裏做天王算得了什麼•有本事到外面的大的世界做天王，先叫人家看看你。”“這種年頭，如不能出洋留學，就一輩子受氣。”何先生是幸運的，他的家庭供得起他上最好的小學、中學和大學，他受到了當時條件下最好的教育。獲得博士學位後，他抱定兩個願望：“首先是通過廣泛的閱讀與師友們的討論，盡力瞭解國際上哪幾位近現代史家代表研究的世界最高水準。緊接著博士後全部投入國史研究時必要跳出的‘漢學’圈子，以西方史最高水準為尺度，並以自己國史研究的部分心得儘快地嘗試著打進西方歷史及社會科學方面第一流刊物——這才是國史研撰較高較難的試金石。”（第10—11頁）讀史閱世六十年，始終縈繞于何先生心頭腦際的是“第一流”、“最高水準”、“大課題”、“第一等重要問題”這些概念。1950年代末，每夜從國會圖書館讀書出來，他總會從心裏發出獅吼：“看誰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第309頁）優秀的學者不少，用功的學者很多，但始終如一地以最高的標準要求自已並確實如其所願地成就自己的極少。學術的世界豐富廣大，不是每一個學者、事實上也不需要每一個學者都以第一流自期，讀者社會也需要很多優秀的普及性論著，但只是因為有了像何先生這樣第一流的學者和第一流的學問，學問的魅力和學者的價值才真正體現出來，知識和文化也才能得以精進發展。何先生經歷過於考試的挫敗、博士論文計畫受創、論文出版受挫等等，他長期任教的加拿大哥侖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歷史系等也各有正常和不正常的競爭，支持他朝夕匪懈、走出困境的內在動力，主要就是其做第一流學問、成第一流學者的理想。 

所謂“入門須正”，就是嚴格的史學訓練。史學首先靠材料說話。“個人生平不同階段的主要著述真正骨幹。幾乎無一不是對大量多樣史料的嚴肅考證與綜合。”（第491頁）何先生之所以選擇英國19世紀的土地改革運動和土地政策為博士論文題目，重要原因之一是哥侖比亞大學收藏的有關此一問題的大量資料，從議會到地方政府的各種辯論記錄、報告、檔案等等相當完整。論文引用資料407種，其中有相當多的“草根性”的最原始的資料。“初入哥大書庫，即深深感到作為華籍學人，切切不可再輕易地順口誇張中國史籍浩如煙海了。”（第487頁）轉入國史後，何選擇了廣義的人口史研究，也是因為美國的國會、哥大和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方志類圖書收藏特別豐富，他感到：“傳統學人中以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參閱方志最多，據他《肇域志》的序言和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他一生確曾閱讀過千種以上的各省地方誌。由於美國各大圖書館高效系統的收藏和使用上的便利，我以三個夏天基本上翻遍了三千種方志和三、四百本善本方志膠片，較之古人，真是幸運得多了。”（第279頁）這些史料成為何先生源源不斷的學術成果的基礎。比如在中國會館起源問題上，楊聯升曾認為會館最早創設於嘉靖39年（1560），在國際上幾成定論，但何先生從1919年版的《蕪湖縣誌》中找出兩條記錄，證明永樂遷都北京（1420）後，即有蕪湖會館的出現。何先生的主要論著無一不以史料堅實著稱，他發願要在史料上超過日本學者。1960年代初，他曾有意研究的滿人漢化，但考慮到這方面的史料多在北京，海外決無優勢，因此放棄；有人邀請他在兩淮鹽商研究的基礎上寫一本十八世紀的揚州，他也覺得材料不夠而沒有寫。當然，佔有史料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如何使用史料、分析史料。何先生在方法上特別注重考辨概念的歷史涵義，強調對於傳統概念不能望文生義，不能輕易接受今人的概括。比如他對清代的“丁”、“畝”兩個概念的革命性解釋過程是：“縮印本雍正1735年《浙江通志》有關戶口田賦諸卷中，全省77縣縣名之下，四分之三以上有縣份都有小注‘隨糧起丁’或‘隨田起丁’。這類小注，加上平素獲得有關明清賦役第二性的知識，使我立即作出初步判斷：清初的‘丁’無論是各省府州縣的細數或是全國的整數，都已與成丁無關。前此所有中、日、西方根據清初的‘丁’數推測中國人口的專家學們，都是方法上根本錯誤的。”（第273頁）即使對於思想史這樣似乎討論抽象問題的領域，何先生也認為要真正回到歷史，“歷史學家絕不應允許哲學和哲學史家極力淨化儒學而置之不理儒學長期的政治社會實踐於不顧。”（第448頁）這一方法，發揚了傅斯年等人取資德國蘭克學派而又卓有成效地運用於中國史研究的“歷史語言學”。 

應當說，對於一位成就卓著的史家來說，“入門須正立志須高”還只是主觀願望和基礎條件，在此之上還得有融會貫通、縱橫解釋的綜合能力。史料龐雜，只有全局在胸才能在歷史上下文中判斷其真偽和價值；往事朦朧，只有具備很高的綜合能力才能從片言隻語中搞清線索、提出大問題，章學誠早就說過：“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史學一定要有分析有綜合，一定要以社會人生而不是以若干個別事實為中心。即以主張“史學便是史料學”的傅斯年而言，余英時也發現：其“《性命古訓辯證》中許多觀點可以改變我們過去對傅斯年取向的誤會：即他並非胡適所謂‘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其實大量運用想像力，最顯著的例證是他在書中講‘天’，頗多推測性質。但若非如此，傅斯年絕無法寫出這樣具有豐富想像力的書。”（余英時：《學術思想史的創建與流變——從胡適與傅斯年說起》，《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三聯書店，2004年，第426頁）何先生把自己對綜合的重視稱為向“大處”進軍：“在我鍛煉思維的關鍵歲月，清華歷史系已甩掉過於繁瑣考評的桎梏，供給我一個清新的文化環境去往‘大處’想，至少初步向‘大處’夢想。”（第73頁）這一夢想終點站于在哥侖比亞大學得已實現。綜合何先生對“綜合”的理解，約有三義。第一，治史須兼治社會科學。清華歷史系主任蔣廷黼主張先讀西洋史，采西洋史學觀點方法的長處，然後再分析綜合中國歷史上有意義的問題。受此影響，何先生在海外決心不走漢學的之路而力求進入社會科學園地，他對明清社會流動的研究多采社會科學的概念和方法，而其有關美洲作物傳華考的論文就“已在植物學史上贏得了一個不算太小的永久地位。”（第488頁）第二，治史須進行文化比較。何先生在清華的導師是精于考據的陳寅恪先生，但他更為心儀且終生受其影響的卻是雷海宗先生驚人的綜合能力。回憶錄中兩次提到一件事，1937年歷史系的茶話會上，陳相當高聲地對一位同學說：何以目前居然有人會開中國上古史這門課。雷先生不過是在數步之外，決不會聽不見為種諷刺的。何先生對此當然略有微詞。“回憶清華和聯大的歲月，我最受益于雷師的是他的想法之‘大’，瞭解傳統中國文化消極面之‘深’。”雷先生的“大”就是其根據並修正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比較各大文化的同異，把握中國文化的特徵。“治中國通史不能僅憑傳統經史訓練，必須具有近現代世界眼光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第119頁）第三，治史須有多維平衡思考的能力。何先生的成果以考證堅實有力著稱，但即使是考證，他也認為：“突破性的考證有時固然要看研究者的洞察力和悟性與擴展考證視野的能力，但最根本的還是平素多維平衡思考的習慣。上世紀二三直年代《古史辨》設法中，老子年代始終是先秦思想史上最大的‘障礙’，主要是因為有些‘大師級’的學人們思考之單軌與見解之偏頗。”（第489頁）相應地，何先生在史學上的綜合大略也有三種類型。 

一是跨越學科的綜合。人類歷史前後呼應、左右關聯，雖然其間充滿後現代所“考古”出來的矛盾、游離和斷裂，但即使這些矛盾、游離和斷裂，也須在一個整體聯繫中才突顯出來。因此，史學是一門綜合貫通之學，必須從各有關學科中吸取營養。何先生眼界寬宏，舉凡古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制度及農業史等等，均有深入研究，且以專長“宏觀史論”著稱。以《北魏洛陽城郭規劃》一文為例，在確定了洛陽的規模和建置，提出北魏最後劃定的三十方英里的“大洛陽”的全部城廓為隋唐都城設計者采為城垣所圈的總面積的結論之後，他進而以陳寅恪“東魏鄴都及隋代大興即安上代長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響”的判斷為基礎，分析北魏洛陽的坊裏制不只是土地利用制度，而是根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不同社會經濟性能的全盤都市設計：“北魏遷洛同年之中，孝文帝下詔‘制定姓族’，換言之，即是將鮮卑和漢族的統治階級通盤地門第化、世襲化、品級化。……北魏洛陽坊裏制中呈現出相當嚴格的階級和身份的區分，自是情理中事。”唐宋以降，閥閱制度漸次削弱，階級身份已趨流動，“故汴京裏巷之間，第邸同鬧市毗鄰，仕宦與萬庶肩擦，身份行業區域禁限消除，北魏洛都坊裏遺意盡失。甚至裏巷形狀面積亦無複後魏隋唐之整齊規律。”（第373—374頁）這種既關照洛陽城郭在其前後時代中縱的線索，又考察它與其他同時代一切有關的政治、經濟、制度等之間的各種可能的橫的關係，正是章學誠所謂“宇宙名物，有切已者雖爭錙銖不遺；不切于已者泰山不顧。” 

二是比較的綜合。何先生在清華時對西方史已有相當瞭解，而且在其博士論文寫作期間，對西方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均有深切理解。“也許由於當年學習西史相當認真，我於國史選定研究物件之後往往先默默地作兩種比較：與西方類似課題作一概略的比較，亦即所謂不同文化間的比較；在同一國史課題之內試略作不同時代的，亦即所謂‘歷時’的比較。”（第488頁）很多研究因比較而視野開闊、新論迭出。比如《清實錄》中廣東省在呈報田地沙灘的頃、畝數字時，前面都加了一個“稅”字。“這一小小發現立即引起我極大的好奇心；這些頃畝數字並不代表真正的耕地面積，很像是經過折算後入冊的‘納稅畝’數。”（第274頁）何先生之所以在“速翻”《清實錄》時即對“畝”有“革命性”解釋，得益于他對英國史的瞭解。據英國十一世紀法令，田地最大的納稅單位是海得（hide），即120英畝（實際數字各地相差很大）。這原是篇幅較大的英國史都會講到的一個英國史常識，一般中國史學者也許不會對此完全無知，但他們沒有想到英國史的材料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清代的土地制度，只有對英國史爛熟于心的何先生才能觸類旁通，一舉確定清初的“畝”數並不代表真實的耕地面積而是納稅單位。同樣，在評論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時，何先生認為張對“紳士”的定義是不準確的，“因為構成他所謂的‘紳士’的最大多數底層的‘生員’，在清代民俗上和小說裏往往被譏笑為‘窮秀才’。這與近古和近代的英國gentry（被十八世紀法國啟蒙大師伏爾泰認為是法國社會所沒有‘亞貴族’地主階層）在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上實有天壤之別。根據《大清會典事例》等官書，張所謂的‘紳士’的總數尚可勉強推算，至於他們的財產，甚至他們大多數是否有財產可言，根本無法知道。基本資料既如此殘缺，紳士的定義又如此欠通，怎能嚴肅地進行紳士收入的研究•”（第301頁）可見，研究中國紳士也要瞭解西方紳士，否則從搜集材料開始就可能出錯。 

三是詮釋的綜合。何先生的回憶錄全文摘抄的馮友蘭《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有雲：“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唯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中華民族至今仍生生息，研究中國史不能不注重其連續性，不能不注重事件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但人間滄桑，世事無常，俯仰之間已成陳跡，史學的物件註定了它不能將所有材料都搜羅齊備、將所有史實都考清楚之後再下宏觀性判斷，除了據可靠史料鑒定史實盡可能的重建歷史真實外，今日史家也要發揮主觀的價值及其對時代問題的感受，解釋基本史實的內在關聯，說明歷史的變化與發展。易言之，理想的史學既“證”且“疏”，如此方能“通古今之變”。以何先生對兩淮鹽商的研究而論，主題是考釋兩淮食商的生產及銷售組織、估計場商、總商及運商的數目以及全體鹽商的利潤和財富，其結論是全部兩淮鹽商年均總利潤約5，000，000兩，18世紀後半葉總利不少於250，000，000兩，遠遠超過廣州十三行的總利潤。兩淮鹽商之家必有資產超過千萬上者，資產數百者亦有數十家。至此，這一研究的直接目的是完成了，但何先生繼續追問：何以這個資財雄厚的商團不能產生資本主義•他認為，首先是兩淮鹽商與其他社會的“新富”往往犯有“炫耀式消費”的心理情結，其次是鹽商子弟中中試成為進士、舉人、生、貢的人數越來越多，家族成員中經商的比率越來越小，巨富之家財很少能保持到四、五代之上。再次，“傳統中國社會裏最不利於資本積累的基本因素——兩千年來無論貴族或平民，財產繼承諸子均分的法律、制度和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