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1884-1957），是我國現代著名史學家，其史學研究通貫各時代，周瞻各領域，與陳垣、陳寅恪、錢穆並稱“現代四大史家”。 

現今，呂思勉在史學界已是“家喻戶曉”了，但在三四十年前，既便在他任教過的母校，也幾乎被人遺忘。倒是海外歷史學家嚴耕望的“現代四大史家”一說，將呂思勉的學術地位“驟然提升”，這才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重視。嚴耕望將呂氏與陳垣、陳寅恪、錢穆並論，完全來自他本人對歷史學的真切體認，以及他對治學的路數、取徑的深刻理解。嚴氏認為，20世紀前期的治學路徑，可以歸為二類：一類偏重於專深，一類傾向於博贍。參照這一說法，“四大家”中陳寅恪、陳垣，或許可以歸入專深一路，呂思勉、錢穆則屬於博贍一路。而後者的治學路徑，特別適宜於通史的撰述，故呂、錢均有通史名著傳世。 

通史的編著，一向是中國史研究的“畏途”。理想的通史著作，總以“通貫”和“周贍”為最高目標，然中國歷史悠久，史料浩如煙海，要在區區數十萬字的篇幅裏，做到“通貫”而又“周贍”，難度極高。況且“通貫”、“周贍”，難以兩全，一如繪畫中的大寫意和工筆劃，得氣勢神韻，難免疏闊遺漏，反之也然，這實在也是通史著述難以完滿的一個原因。 

嚴耕望稱呂思勉的治史是“通貫各時代，周贍各領域”，這也是《白話本國史》的主要特色。《白話本國史》上起遠古時代，下至作者寫作之年（1922），是一本名副其實的中國通史。在20世紀的史學界，憑個人力量獨立完成，囊括了古代、近代和現代三大時段的中國全通史，迄今，惟此一部。書中的歷史分期很能體現呂思勉的歷史通感。作者將中國歷史分為五個階段：周以前為上古史，秦朝統一到唐朝全盛為中古史，從唐朝安史之亂至南宋為近古史，元朝至清朝中葉為近世史，西力東漸以後為最近世史。這一歷史分期，來自于作者對中國歷史演變脈絡的通貫考察。作者認為：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變遷時代，“是三代以前和秦漢以後社會的一個大界限”。而秦漢以後，中國歷史便呈現出一個公例：承平數十百年，就要釀成大亂，大亂過後，可以平定數十百年，往後又是如此重演。到明末清初，思想界才起了一個根本上的變動——即對向來的社會組織產生了根本的懷疑。然而，閉關時代，無外情可資比較，因懷疑向來的社會組織而萌生的改革，仍“只得求之于古”。這種情況直到西力東漸、清代海禁打開才發生變化，所以西力東漸是傳統社會與現代歷史的一大界限。作者認為，就政治形勢和民族關係而論，漢唐的歷史和宋元明清的歷史有很大不同，所以唐中期安史之亂可以作為中古史和近古史的一大界限。這種從史實出發、突出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大關節的歷史分期，是當時中國史研究中的創新性見解，對以後的通史研究和通史教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中國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史學家楊寬、唐長孺、黃永年等，在年青時都因受《白話本國史》的啟發而走上治學道路。 

20世紀前期的史學界主流，是提倡做“窄而深”的專題研究，這一觀念的極端表現，就是反對通史編撰和通史教學（陳寅恪也曾一度反對雷海宗在清華開設通史課程）。先做專題、斷代的研究，然後才有通史的編撰，這也是今日大多數歷史學者所贊同的看法。但是，這一看法也極易忽視問題的複雜性：一部事實陳述的真實性含量極高的通史著作，未必一定比另一部含量稍低的通史著作，在整體上具有更高的真實性。這便是現代歷史哲學研究中的一個難題：假使歷史整體之“真”不能從個別、局部之“真”的連接、集合中得以實現，那麼，構建歷史整體之“真”的條件是什麼呢？顯然，除了需要有大量的個別史實的“真”之外，還有史實的選擇、史實的組合、歷史整體的構建、敍事情節的設計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條件，而對歷史主要脈絡及大關節目的正確把握，仍是通史著作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這也是呂思勉通史著作的學術生命較為長遠的一個原因。 

提倡新史料、乃至稀缺史料的發現和運用，也是那一時期史學研究的一個特徵，故有使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得預”學術新潮流之說。但其極端，則有所謂“史料的儘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之詭論現象的產生（羅志田語）。平心而論，除了史前、上古的歷史之外，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傳統典籍，仍是治中國史的原料大宗。這是因史料留存的客觀狀況所限，非出於任何人的主觀好惡。所以，從閱讀傳統典籍入手的治學路數，仍不失為史學研究的“康莊大道”。呂思勉的治學是從系統閱讀傳統典籍入手的，寫劄記，作考證，數十年如一日，他先後把二十四史反復閱讀了好幾遍，再參考其他史書以及經、子、集部文獻，將輯錄的史料加以排比考訂、綜合分析，一生所寫劄記總數達100多萬字。他特別推崇顧炎武的《日知錄》、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等著作，不為考證而考證，專關心“古今風會之遞變”。這種以劄記為基礎，再作歸納分析和融會貫通的通史著述，自與那種“剪刀加漿糊”的通史著述大不相同，內中包含著許多作者獨特的創見。比如，說“湯用兵的形勢，實在和周初相同”，不僅商周用兵形勢相同，後來秦的用兵亦如此（這是就地形地勢來論秦統一的便利，與時下論大一統的地理環境，形式相似，旨趣大異）。又說宋與北周用兵的差異，一是先南後北，一是先北後南。宋的用兵之所以先南後北，是取其先易後難，本也無可非議，但歷史的機會也由此一縱即逝，結果對北面始終處於劣勢。論者都說呂思勉的治學路數與當年學界主流有所不同，更具有本土化的特徵。其實，從劄記的寫作，再進而做融會貫通的研究，與西方治學的專題研究，實在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讀他的通史著作，其體制規模，實與梁啟超所倡的“新史學”的理想模式最為吻合。所以史學家顧頡剛稱呂思勉通史著作“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來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了一個新的紀元”。 

呂思勉是史學界公認的舊籍讀得最多的一位學者，譚其驤稱他“以史學名家而兼通經、子、集三部”，二十四史通讀數遍，為學界同人傳為美談。他的國學基礎深厚，但治史的意趣卻不保守。《白話本國史》滲透著作者用新方法、新思想來整理舊國故的精神。正如王家範所說：“先生于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議論，知道他實得益於對社會學、人類學等新知識的吸收，社會經濟、社會組織、社會生活都進入了他的中國通史，實為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先驅。” 

《白話本國史》全名《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它雖是一部學術專著，但作者預設的讀者對象卻是青年學生。呂思勉是一位自學成才的歷史學家，他說自己“少年時，因沒有名師指導，精力、時間浪費甚多，因未得門徑，繞掉的圈兒也屬不少”。為此，他寫了一部“自修適用”的歷史入門書。所謂“門徑之門徑，階梯之階梯”。為了便於自學，書中除了詳細注明材料來源和參考書目外，還記注了許多必要的文史知識。如，引用《山海經》的材料，作者特地注明“言海內者，明海內複有昆侖山”的“海”，同“夷蠻戎狄，謂之四海”的“海”是一個意思，不能理解為海洋的“海”。說到史料中的“山”，作者特地注明，古人所謂的山，包括的範圍很廣，大體相當於我們所說的山脈，而不是像今天那樣，僅指一山一嶺。這許多涉及歷史、地理、語法、訓詁、辯偽等方面的知識，往往都是工具書裏查不到的，但對於正確理解材料是很重要的。這種著述方式，值得現在編寫歷史教材的學者借鑒。 

(資料來源：《南方週末》2005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