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樸質恬淡，循規蹈矩，不揚露才學，不爭取名位的忠厚長者；他是一位人生修養極深，冷靜客觀，勤力謹慎，有責任感的科學工作者[1]；他超越個人、集團、黨派的利益，以全部的學術生命，關注社會、關注文化、關注人生；他是一位真正的學者。；他超越個人、集團、黨派的利益，以全部的學術生命，關注社會、關注文化、關注人生；他是一位真正的學者。 

一 

史學家呂思勉，字誠之，筆名駑牛、企、程芸、芸等。1884年2月27日（清光緒十年甲申二月初一）誕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的呂氏祖居。呂思勉先生出身于一個官宦家庭，童年受的是舊式教育。六歲起就跟隨私塾教師讀書，三年以後，因家中經濟拮据而不能延師教學，改由父親親自教授。此後，在父母師友的幫助下，他開始系統地閱讀經學、史學、小學、文學等各種文史典籍。到二十三歲時，他已經把二十四史通讀了一遍，並立下了研究歷史的志向。他說自己“論政治利弊，好從發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證；故遂逐漸走入史學一路。自二十三歲以後，即專意治史矣”[2]。 

呂思勉畢生致力於歷史研究工作，他在中國通史、斷代史、社會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學術史、史學史、歷史研究法、史籍讀法、文學史、文字學等方面，寫了大量的著述，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其治學範圍之廣、規模之大、著述之豐富，在近現代史學家中是罕見的，海外學者將他與錢穆、陳寅恪、陳垣合稱為現代“史學四大家”[3]。呂思勉一生寫了兩部通史：《白話本國史》（1923）和《呂著中國通史》（上冊1940、下冊1944），五部斷代史：《先秦史》（1941）、《秦漢史》（1947）、《兩晉南北朝史》（1948）、《隋唐五代史》（1959）、《呂著中國近代史》（1997），八部專史：《先秦學術概論》（1933）、《經子解題》（1926）、《理學綱要》（1931）、《宋代文學》（1931）、《中國制度史》（1985）、《中國民族史》（1934）、《呂著史學與史籍》（2002）和《文字學四種》（1985），三部史學論文、劄記及講稿的彙編：《論學集林》（1987）、《呂思勉讀史劄記》（1982）、《呂思勉遺文集》（1997），以及十多種教材和文史通俗讀物[4]，著述總量超過一千萬。1957年10月9日，呂先生因肺氣腫與心臟病併發，病逝于上海華東醫院。計畫中的六部斷代史的最後兩部《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錄，可惜未能完稿，為史學界的一大遺憾。時至今日，他的這些著作，在港臺、國外仍有多種翻印本和重印本，流傳廣播，影響深遠。 

除了歷史研究，呂思勉還長期從事歷史教學工作。1905年，年僅22歲的呂思勉進入常州私立溪山兩級小學堂教書，從此開始了他的教書生涯。他先後在蘇州東吳大學（1907）、常州府中學堂（1907－1909）、南通國文專修館（1910）、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1912）、瀋陽高等師範學校（1920－1922）、上海滬江大學（1925）、上海光華大學（1926－1951）等學校任教。1951年，光華大學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呂思勉遂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直到1957年病逝，一生授課執教長達50餘年。他講授的課目有：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中國近百年史、國學概論、國文、中國文化史、中國社會史、文字學、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歷史研究法、史籍文選、孔子大同釋義、《史通》選讀、《文史通義》研究、《史記》研究、《漢書》研究等。呂先生很善於把歷史教學和史學研究結合起來，使科研與教學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他不少學術著作的初稿原先都是為適應歷史教學需要而寫的講義，通過長期的教學實踐，不斷加強研究，修改講稿，使逐漸成為高品質的著作。同時，他又把研究的成果及時地回饋到教學中去，深入淺出，逐漸引導學生走上治學的道路。他一生在歷史教學上投入的時間、精力甚多。在瀋陽高等師範學校任教時，每週任課十小時；抗戰期間，58歲的呂思勉回常州隱居，在鄉下遊擊區的青雲、輔華中學任教，開設國學概論、中國文化史、國文、本國史等四門課程，每週任課也多達十多個小時。他上課從不設坐椅，雖然都親自編寫了講義，卻從來不按講義照本宣科，而是按照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來講授。上課時總是用淺近明白的文言文在黑板上寫一二段提綱，然後從容不迫地邊踱步邊講說，時有真知灼見、鴻論創見[5]。1954年，71歲高齡的他抱著病軀為畢業班學生開設中國史籍讀法，但開學不久終因病倒而停課。課已不能再繼續了，呂思勉在家養病，“病閑”中又撰寫了數萬字的《中國史籍讀法》，這是他最後的一部講稿[6]。 

二 

在二十世紀的前期，史學界的主流學風是專門家，而不是通史家。專門家的主要特色是重方法、重材料，尤其推重新出罕見的材料。在治學風格上崇尚仄而專、精而深的專題研究，當時的幾位史學大家，如王國維、陳寅恪、陳垣等先生的史學研究都有這一種特色。呂思勉先生是一位特立獨行的史學家，他的治學風格屬於通博周贍一路，追求融會貫通。他曾對青年學者說：研究學術應該眼光要放大，不要拘泥於局部，既要深通，更要通貫，“分之而致其精，合之以觀其通，此則今日史學之趨勢也”[7]。在現代史學家中，呂思勉的治史素以廣博恢宏而著稱。他的兩部通史，都從遠古一直寫到當代。完成於上一世紀二十年代的《白話本國史》，起於傳說時代，終於民國時代的財政、金融、關稅問題。完成于孤島時期的《呂著中國通史》，最後一章題為：革命途中的中國，寫到國民政府的南北統一和華盛頓會議上的《九國公約》，都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通史。他的四部斷代史，都分上、下兩部分，上半部敍述政治歷史的變革，包括王朝的興衰，各種重大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各個時代的政治設施及其成敗得失，以及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及鄰國的關係等。下半部則對該時代的社會“典章經制”作了全方位的展現，實際上是一部社會文化史，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另外，呂思勉的幾部斷代史，都分上、下兩冊，上冊敍述政治歷史的變革，包括王朝的興衰，各種重大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各個時代的政治設施及其成敗得失，以及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及鄰國的關係等。下冊則對該時代的社會“典章經制”作了全方位的展現，實際上是一部斷代制度史或社會文化史。如《秦漢史》的下半部，設有八章四十七個小節：社會組織有昏制、族制、戶口增減、人民遷徙、各地風氣；社會等級有豪強、奴客、門生、部曲、遊俠、君臣之義、士大夫風氣變遷；人民生計有訾產蠡測、豪富、地權不均、禁奢之政、官私振貸；實業有農業、工業、商業、錢幣；人民生活有飲食、倉儲、漕運、糴糶、衣服、宮室、葬埋、交通；政治制度有政體、封建、官制、選舉、賦稅、兵制、刑法；學術有學校、文字、儒家之學、百家之學、史學、文學美術、自然科學、經籍；宗教有祠祭之禮、諸家方術、五德終始之說、圖讖、神仙家、道教之原、佛教東來等等。這種規模廣闊的“全方位”研究，真可以與法國年鑒學派的史學媲美。文史學者徐哲東稱呂思勉的治史有顧亭林的“閎雅”、錢曉征的“淵博”、戴東原的“論證”和章實齋的“辯達”[8]，嚴耕望則概括他的治學特色為“通貫各時代，周贍各領域”[9]。 

史學界的同仁都說呂先生擅長考據、好講考證，其實這樣的看法並不全面。呂思勉曾說：“人家都說我治史喜歡講考據，其實我是喜歡講政治和社會各問題的”[10]，他說自己“好譚經世之學，考求歷代典章制度，自度終不能為純儒”[11]。他從早年起就嚮往“舊時所謂經濟之學”[12]，這裏，他說自己“好譚經世之學，考求歷代典章制度，自度終不能為純儒”。他從早年起就嚮往“舊時所謂經濟之學”，這裏所說的經濟之學，就是指有關國計民生的學問總括。舊時沒有學科的分類，一切社會上、政治上的問題，讀書人都該曉得一個大概，目的是經國濟民，效力社會，這也是呂思勉從小立下的志向，也是他研究學問的最終歸宿。他常說，研究學問的人，不能將自己的眼光局限于書本裏，要肩負社會改革之責，要為現實謀實用。他批評“向者士夫埋頭鑽研，幾謂天下之事，盡於書籍之中，其號稱讀書，而實不能讀書者無論矣，即真能讀書者，其學問亦多在紙上，而不在空間。能為古人作忠臣，而不能為當世效實用”[13]。他又說：“大凡一個讀書的人，對於現實社會，總是覺得不滿足的，尤其是社會科學家，他必先對於現狀，覺得不滿，然後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後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後要研究學問。若其對於現狀，本不知其為好為壞，因而沒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現狀之下，求個苟安，或者撈摸些好處，因而沒有改革的志願，那還講學問做什麼？所以對於現狀不滿，乃是治學問尤其是社會科學家真正的動機”,並認為“此等願望，誠然是社會進步的根源”[14]。。他又說：“大凡一個讀書的人，對於現實社會，總是覺得不滿足的，尤其是社會科學家，他必先對於現狀，覺得不滿，然後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後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後要研究學問。若其對於現狀，本不知其為好為壞，因而沒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現狀之下，求個苟安，或者撈摸些好處，因而沒有改革的志願，那還講學問做什麼？所以對於現狀不滿，乃是治學問尤其是社會科學家真正的動機”,並認為“此等願望，誠然是社會進步的根源”。 

雖然嚮往“經濟之學”，但他自忖自己的性格不適宜做官，對當時的政界風氣也很看不慣，所以，最終選擇了教授和治學的道路。不過，“不入政界不做官，但不可以不效力於社會”。所以，他一生的言論著述，都隱含著這樣的願望和目的。他經常思索著社會上的各種問題，思索著改革的方法。他一生寫了大量的倡議社會改革的時論性文章，總計有五、六十萬字。涉及政治、經濟方面的文章，有文官考試方法的改革、救濟米荒的對策、改良鹽法和田賦徵收問題、對平賣的建議、抗戰檢討和今後的方針、戰後的經濟出路、戰後的民食問題、平均地權和改良農事、整理土地和居住問題、根治貪污等問題；涉及日常生活方面的，有上海的風氣、生活的規範、市民飲食習慣的改革、婦女就業和持家問題、等；涉及教學學習方面的，有小學國語教學統一國語問題、職業教育問題、提倡制定草書、中學歷史教學問題、學校與考試問題、青年的教育問題、國文教學及教科書的改革、學制改革等等。1927年、1928年及抗戰勝利以後，呂思勉三次上書光華大學行政會，建議學校厲行改革，講學校建設和社會改革相結合，希望學校能宣導改革，指導民眾，影響社會。如果人人都“蹈常習故”、“玩時愒日”，那麼“萬事皆隳壞於冥漠之中”。歷史學家錢穆讀之，“歎為西京賈晁之論”。呂思勉曾評說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都是長於計畫，短于任事的，…不脫書生的本色”[15]，這實際上也是他的自我寫照，他說自己“與趨事赴功，寧以言論自見，設遇機會，可作幕僚而不可作官。作幕僚或曰無機會，言論不能雲無……”[16]。因此，他總是寫文章，發議論，提倡議，謀改革。在現代學術史上，像呂思勉那樣全無政治色彩、“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學者[17]，實在是非常罕見的。，這實際上也是他的自我寫照，他說自己“與趨事赴功，寧以言論自見，設遇機會，可作幕僚而不可作官。作幕僚或曰無機會，言論不能雲無……”。因此，他總是寫文章，發議論，提倡議，謀改革。在現代學術史上，像呂思勉那樣全無政治色彩、“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學者，實在是非常罕見的。 

三 

中國制度史是呂思勉用力最多的一個研究領域，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他的《中國制度史》和幾部斷代史中。《中國制度史》的初稿寫於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原是為滬江大學、光華大學的歷史教學而準備的講稿，初時取名為《國故綱要》、《國故新義》等，一度改為《政治經濟掌故講義》。後來經過系統的修訂擴充，又改名為《中國社會史》。原稿設十八個專題，分別為農工商業、財產、錢幣、飲食、衣服、宮室、婚姻、宗族、國體、政體、階級、戶籍、賦役、征榷、官制、選舉、兵制、刑法等。其中的國體、政體、宗族、階級、婚姻五個專題，曾經以《中國國體制度小史》、《中國政體制度小史》、《中國宗族制度小史》、《中國階級制度小史》和《中國婚姻制度小史》為書名，於1929年由上海中山書局初版發行。1936年4月，上海龍虎書局將這五種制度小史增訂為合訂本，改稱為《史學叢書》再版發行。1985年5月，書稿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初版發行，沿襲已經出版的五種制度小史，書名改為《中國制度史》。由於歷史的原因，初版《中國制度史》作了較大的刪改，全書設十七章，50余萬字。刪去的部分有：階級一章，商業、財產、征榷、官制、選舉、刑法諸章中近代以後的敍述，以及各專題內的一些分析、評論的段落。《中國階級制度小史》於1997年9月收入《呂思勉遺文集》（下），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商業、財產、征榷、官制、選舉、刑法諸章中的刪餘部分，後以《中國近世文化史補編》為題，編入《呂著中國近代史》，也於1997年9月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2002年9月，《中國制度史》收入《世紀文庫》，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新版橫排版。新版《中國制度史》仍為十七章，訂正了初版中的不少勘誤，但刪節部分尚未按原稿訂正恢復，書名也沒有恢復作者原定的《中國社會史》。 

《中國制度史》的編寫，主要是為了使讀者能系統地瞭解歷史上各種制度的源流和演變，這與當時缺乏這一類歷史著述有關。當時通行的通史著述，雖在各個時代夾敘了一些典章制度，但大都缺乏條理，且不能連貫，不能給人以系統的歷史知識。元代史學家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裏將史事分為理亂興亡與典章經制兩大類，呂先生認為這種見解對今天的史書編撰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理亂興亡是“動的歷史”，典章經制是“靜的歷史”,這“動”、“靜”兩個方面，實在是歷史最主要的內容。但傳統史學的研究範圍主要局限於政治方面，“未免太狹隘”。所以，今日的治史，必須把昔時的史料，大加擴充，以容納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內容。為此，作者選擇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的一些重要側面，分成十八個專題，系統而連貫地加以敍述。這些專題看似類似正史的志或通典的門，其實除政制一門外，其餘的多無所憑藉，無所因襲。比如《婚制》一章，論輩份婚、搶掠婚、買賣婚、娶妻出妻之禮、嫁娶之年、畜妾之習之起源、同姓不婚、嫡庶之別、夫婦關係、貞潔觀念、婦女權力及男女平等等問題。《宗族》一章，論母系與女權、宗、族、國、家之差異、宗法與祭祀、姓、氏之差別、譜牒之起源、門第之盛衰、分家析戶與聚族而居、立後之法等等。這些內容，舊史都沒有專門的記載和敍述，其材料都需要從正史、典志等史籍中鉤稽出來，再按照新史規模和要求，以一定的系統加以凝聚組合。尤其是《中國制度史》中對社會生活方式及其演變的研究，為後來治社會史、文化史的學者所推崇[18]。 

四 

楊寬先生曾概括呂先生的史學特色是“讀書廣博而重視融會貫通，著作豐富而講究實事求是”[19]，“實事求是”和“融會貫通”確實也是《中國制度史》的一大特色。中國歷史悠久，史料浩如煙海，但一直缺乏全面而系統的整理，要做到“真有研究”，是極不容易的。呂先生認為，單純的史實考證，雖然精深，但限於一枝一節，難以“貫串全史，觀其會通”；而以新學來解釋舊史，如果所依據的史實不正確，那麼其所作的綜合、概括就有“基礎不確實的危險”[20]。要克服這兩種毛病，首先是要實事求是地、系統地研讀史料、考訂史實；然後再在前者的基礎上，做融會貫通的研究。《中國制度史》的研究和著述就體現了呂思勉的這種思想和方法。 

前輩學者在論及史學研究的經驗時，大都認為在撰寫史書或論文之前，應先學習寫史學劄記。劄記的寫作，既是積累材料，又是思考問題，隨著材料的不斷積累，思考逐漸成熟，就可以開始撰寫論文或著述，這也是《中國制度史》的研究和著述的程式。在現代史學家中，真正通讀過二十四史的學者，可謂鳳毛麟角，以致傳為美談，而呂思勉則是公認的讀過遍數最多的一位[21]。他的治史，以閱讀文獻和撰寫劄記為日課，數十年如一日，把經、史、子、集的文獻典籍做了全面、系統的研讀，將有用的史料輯錄下來，進行分類、排比、考證，然後寫成一條條劄記。這些劄記或是對史實的考證，或是對文獻資料的訂誤，更多的是對史事的分析研究。經過長期的積累，劄記的總數達一百多萬字。與乾嘉學者“多留心於一枝一節”的訓詁考據不同，呂思勉的劄記寫作都是有計劃、成系統的，讀《中國制度史》，我們可以體會作者是如何由劄記的積累進而到專題的著述的。。他的治史，以閱讀文獻和撰寫劄記為日課，數十年如一日，把經、史、子、集的文獻典籍做了全面、系統的研讀，將有用的史料輯錄下來，進行分類、排比、考證，然後寫成一條條劄記。這些劄記或是對史實的考證，或是對文獻資料的訂誤，更多的是對史事的分析研究。經過長期的積累，劄記的總數達一百多萬字。與乾嘉學者“多留心於一枝一節”的訓詁考據不同，呂思勉的劄記寫作都是有計劃、成系統的，讀《中國制度史》，我們可以體會作者是如何由劄記的積累進而到專題的著述的。如《婚制》一章，在著述之前，呂先生已經有一系列的劄記研究，有考男女之合貴當其年的《合男女爵位必當年德義》、有考嫁娶之年的《昏年考》、有追溯畜妾之習起源的《原妾》、有考同姓不婚由來的《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義》、有考夫婦關係的《釋夫婦》等。與呂先生的幾部斷代史一樣，《中國制度史》也可以全部拆開當作劄記來讀，如同趙翼《廿二史劄記》、王盛鳴《十七史商榷》，但論內容的博贍豐實，結構的條理系統，則是趙書、王書所不能比擬的[22]。 

《中國制度史》所論述的各項制度，大都從遠古時代一直敍述到民國時代，也就是敍述到作者生活和寫作的“現當代”，具有通貫古今，追溯源流，詳其流變的特點。如《官制》一章，從“官之緣起”一直講到民國時代北京政府的官制；《選舉》一章，從先秦的世官制、漢代的郡國選舉之制、魏晉中正官人之法、隋唐科舉制，一直講到民國時代的文官考試；《錢幣》一章，從殷以前“珠玉金銀龜貝粟帛雜用”，一直講到民國時代中國銀行定國幣，改金本位等；《刑法》一章，從五帝之世的五刑，一直講到民國時期為領事裁判權、會審公廨等問題的中外交涉[23]。為了便於讀者掌握各項制度的溯源流變，呂先生常用精煉的文字、提綱挈領地概括發展流變的大勢。比如，作者認為，中國官制演變“當分五期。三代以前為列國之制。秦制多沿列國之舊。而漢因之，以其不宜於統一之世，東漢以後，乃逐漸遷變，至隋唐而整齊之。然其制與隋唐之世又不適合，唐中葉後又生遷變而宋因之。元以蒙古族入主中原，其治法有與前代不同者。明人顧多沿襲，清又仍明之舊，故此三朝之治，又與唐宋不同。此我國官制之大凡也”。論幣制演變也分五期，“自殷以前，蓋珠玉金銀龜貝粟帛雜用，此為第一期。周代漸開金銅並用之端，至秦漢而大定，此為第二期。南北朝以降，黃金漸少，乃代之以帛，此為第三期。及宋而紙幣興，金人效之，元明沿焉，至宣宗宣德三年而廢，此為第四期。紙幣既已極弊，銅錢又不足，用銀乃乘之而起，肈于金之末造，盛於明，廢紙幣以後，以迄於今，此為第五期”。作者尤其注意歷史轉折中的一些大關節目。如說“秦漢之際的革易，外觀雖同，而其實大異。此役也，實政體轉變之關鍵，不容與其餘諸役等量齊觀”。說科舉之法“至王安石而一變”。說古代學術，“今學多傳微言大義，古學偏重名物訓詁。重名物訓詁者，偏於考據，注重實事，迷信自然漸衰也。故東、西漢之間，實古今風氣之一大轉折也”。總之，系統條理地考史，融會貫通地說史，使得這本著作，史料扎實，考證精確，對歷史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的敍述，以及對歷史的總體的特徵、歷史發展的主要脈絡的把握上，都能發表出獨到而精闢的見解。 

五 

呂先生的治史平實無華，立論中肯，無華麗鋪張的詞藻，不作驚世駭俗之論斷。但平實不失深刻，簡括之語常常包含著作者獨特創見，這也是《中國制度史》的一大特色。如論秦亡之後，何以仍行封建之制？呂先生認為，這也是當時社會思想如此，人心如此，“當時之人，蓋視秦之滅六國，為無道之舉，而視列國並立，為當然之事。其詆秦曰‘暴’，曰‘五道’，曰‘強虎狼’，非必以其虐民，亦以其盡滅六國，又不封建子弟，為專有前人之功，又背興滅、繼絕之意也。當時六國之人，視六國之後，亦為當然之事”。比如，論漢初政治，呂先生說漢初是“內任外戚，外任宗室”，但其任用宗室外戚，又與後世不同。後世委任宗支，徒成虛語。漢世則誠有“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藩衛天子”之意。所封之同姓，尾大不掉之勢，顯而易見，然當時並不為慮，因為封建同姓，視為“當然之道”。漢初即有呂後之禍，然元帝以後，任用外戚如故。前漢亡于王莽，而後漢之世，任用外戚如故。不特此也，哀帝去王氏，所以代之者，則外家丁氏及其祖母族付氏也。後漢外戚，殆無善終者。然一外族去，一外族複繼之。此何故哉？亦以任用外戚，為當然之道也。凡一制度，未至廢棄時，雖或不善，人恒以為行此制者之不善，而不以為此制度之不善。如君主專制之世，去一君必更立一君是也。陳平謂：“項王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知項氏苟得天下，其封建子弟，任用外戚，亦必無異于劉氏也。此固非一二人之所為，而其時代思想為之也。自魏晉以後，則情勢大異矣。雖然如此，但外戚、宗室在漢初天下初定之時，也未嘗沒有“夾輔之效”。又如，論封邦建國至一君專制之轉變，呂先生說：封建之制所以能行者，以其地廣人稀，交通不便，王室制馭之力不及，而列國亦不相接觸故也。及其戶口日繁，土地日辟，交通日便，……封建至此，遂不能不廢矣。而我國地勢又便於統一[24]。長年的列國征戰，貴族政治之“惡”已經彰顯，故“君主削貴族之權，人民實陰相之。遂至舉一國之權，而奉諸一人耳”。而且，凡事皆欲定一尊以息紛爭，已經成為當時的一種社會思想，故孔子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墨子欲使鄉長壹同鄉之義，國君壹同壹國之義，天子壹同天下之義。皆欲舉治理之權，奉諸一人。以其時分裂之弊方著，專制之害未形也。自秦以來，君權日張，至晚近而其弊大著，故有黃梨洲著《明夷待訪錄》之《原君篇》為之矯正，“皆時勢使然也”。。長年的列國征戰，貴族政治之“惡”已經彰顯，故“君主削貴族之權，人民實陰相之。遂至舉一國之權，而奉諸一人耳”。而且，凡事皆欲定一尊以息紛爭，已經成為當時的一種社會思想，故孔子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墨子欲使鄉長壹同鄉之義，國君壹同壹國之義，天子壹同天下之義。皆欲舉治理之權，奉諸一人。以其時分裂之弊方著，專制之害未形也。自秦以來，君權日張，至晚近而其弊大著，故有黃梨洲著《明夷待訪錄》之《原君篇》為之矯正，“皆時勢使然也”。 

按照學界的行輩來說，呂先生無疑是屬於老一輩的史學家，他從小接受傳統教育，國學修養深厚，其史學是以傳統國學為基礎的。但是，呂思勉治史的旨趣並不保守，近代以來西方各門科學的理論、方法及其成果，在他的史學著述中都有反映。讀《中國制度史》，常能讀到一些精彩議論，實在是得益於他對社會學、人類學以及其他各種科學研究的新成果、新知識的吸收。比如，有關“同姓不昏”的緣由，呂思勉說得極精彩，他說：根據醫學家、遺傳學家的研究，近親婚姻，“初不能致子孫於不肖”，醫學上也沒有近親婚姻會“致疾之說”。但是，自古以來的“同姓不昏”，“果何自來邪？同姓為昏之禁，何由持之甚嚴邪？”呂先生認為：“古者同姓不昏，實如《郊特牲》所言，以附遠厚別為義；而其生不蕃，則相生疾諸說，則後來所附益也。何則？群之患莫大於爭，爭則亂。妃色，人之所欲也。爭色，致亂之由也。同姓為昏則必爭，爭則戈起骨肉間矣。《晉語》：‘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同姓，畏亂災也’。此為同姓不昏最重之意。古人所以謹男女之別於家庭之中者以此。……同姓不昏，則必昏於異姓。昏於異姓，既可坊同姓之黷，又可收親附異姓之功，此則一舉而兩得矣。此附遠厚別，所以為同姓不昏之真實義也”。但是，為什麼會有“其生不蕃，則相生疾諸說”呢？呂先生解釋說：“子孫之盛昌，人之所欲也。凋落，人之所惡也。身，人之所愛也。疾，人之所懼也。以其所甚惡，甚懼，奪其所甚欲，此主同姓不昏之說者之苦心。抑同姓為昏之禁，傳之既久，求其說而不得，乃附會之於此，……此其生不蕃，則相生疾諸說，所以能奪人好色之心，而禁其亂於族也邪？抑子孫之蕃衍，恃乎宗族之盛昌。宗族之盛昌，恃乎族人之輯睦。因爭色致亂，夫固足以招亡”。經過呂先生的這一番辨析申說，文獻中的“附遠厚別之義”得到了全新的闡述，這就是現今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所說的，上古時代人類的婚姻禁忌主要出於一種群體生活上的需要，而不是自然選擇的結果[25]，想不到當代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所提出的理論解釋，呂先生在八十年前所寫的書裏已有這樣的看法了。又如，近年來，史學界對遠古時代是否必然地存在著母權社會提出了疑義，特別是批評許多著述簡單地把“女系”等同於“女權”。讀《中國制度史》的《宗族》一章，知先生對此也早有所察覺，認為：“女權與女系異義。女系時代，事權不必皆在女子手中。特是時女子之權力，總較後世為優耳”。這實在也是得益於他對社會學、人類學等各種科學研究的成果的吸收和借鑒。值得注意的是，呂思勉在借助西方的理論方法來說明中國歷史時，並沒有全盤搬來外來的概念、術語，如講社會階層分野，用的還是國人、野人、君子、貴族、平民、奴婢、豪族、遊俠、門閥士族等名詞術語概念；敍述中國歷史演進歷程，使用的也是氏族、部落、封邦建國等“老術語”，即使是運用一些社會學的理論概念來解釋中國歷史上的具體史實，也無生硬牽強的感覺，王家范先生稱呂先生“實在是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先驅”[26]，當非過譽也。 

在現代史學家中，像呂思勉先生那樣，對二十四史等傳統典籍化大功夫做過系統研讀的，恐怕沒有第二人。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在為“呂思勉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的題詞”中曰：近世承學之士，或腹笥雖富而著書不多；或著書雖多而僅篡輯成編，能如先生之于書幾無所不讀，雖以史學名家而兼通經、子、集三部，述作累數百萬言，淹博而多所創獲者，吾未聞有第二人[27]。正是由於作者熟讀古籍，精於疏理，對制度源流及演變，體會真切；對成敗得失的評說，平正公允，幾十年來，《中國制度史》。正是由於作者熟讀古籍，精於疏理，對制度源流及演變，體會真切；對成敗得失的評說，平正公允，幾十年來，《中國制度史》一直是學習和研究制度史的必讀之書。與呂先生的其他學術著述一樣，它是一本指導青年學生學習歷史的“門徑”書，讀者諸君如能按此門徑，循此階梯，庶幾可以登堂入室，走上治學的道路真可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身著作，澤及後人。 

[1] 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大陸雜誌》第六十八卷第一期（1984年）。 

[2] 《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呂思勉遺文集》（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頁。 

[3] 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3月版，第2頁。 

[4] 教材和文史通俗讀物，按出版先後有：《國恥小史》（中華書局1917年2月初版），《中國地理大勢》（中華書局1917年初版），《關嶽合傳》（中華書局1916年初版），《蘇秦張儀》（中華書局1915年8月初版），《更新初中本國史（四冊）》（商務印書館1924初版），《新學制高中本國史教科書》（商務印書館1924年初版），《新唐書選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初版），《高中復習叢書本國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5月初版），《中國民族演進史》（上海亞細亞書局年1935年初版），《古史家傳記文選》（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4月初版），《初中本國史》（上海中學生書店1946年初版）、《初中本國史補充讀本》（上海中學生書店1946年初版）等。 

[5] 參見葉百豐：《憶誠之先生》，黃永年：《回憶我的老師呂誠之先生》，刊於《蒿廬問學記》，三聯書店1996年版。 

[6]，《中國史籍讀法》現已收入《呂著史學與史籍》，2002年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7] 《呂著史學與史籍》，第68頁。 

[8] 李永圻：《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上海書店1992年出版，第260頁。 

[9] 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 

[10] 《從我學習歷史的經過說到現在的學習方法》，《呂思勉遺文集》（上），第410頁 

[11] 呂思勉：《文字學四種》，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40頁。 

[12] 《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呂思勉遺文集》（上），第435頁。 

[13] 《論國人讀書力減退之原因》，上海《時事新報》，1918，3，15。 

[14] 《從我學習歷史的經過說到現在的學習方法》，《呂思勉遺文集》（上），第412頁。 

[15] 《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呂思勉遺文集》（上），第392頁。 

[16] 《自述》（原名《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呂思勉遺文集》（上），第448頁 

[17] 李永圻：《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第338頁。 

[18] 參見王玉波：《要重視生活方式演變史的研究――讀呂思勉史著有感》，刊於《光明日報》1984，5，2。 

[19] 楊寬：《呂思勉先生的史學研究》，《中國史研究》，1982，3。 

[20] 《呂著史學與史籍》，第35頁。 

[21] 黃永年先生曾回憶說：“呂先生究竟對《二十四》通讀過幾遍，有人說三遍，我又聽人說七遍，……但我曾試算過一筆帳，……至少應有四遍或四遍以上。”（黃永年：《回憶我的老師呂誠之先生》，《學林漫錄》第四集，1981年。） 

[22] 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 

[23] 《選舉》、《官制》、《刑法》等章節的清末民國時期的敍述都有刪節，刪去部分請參見《呂氏中國近代史》。 

[24] 當代學者常從地理環境來討論古代中國大一統的原因，但各有角度不同，有的側重氣象地理，如風向、雨量；有的側重氣溫、黃土的性質；與呂先生側重“地勢”上的考量，實在是形同而實異。 

[25] 參見何睿思著，於嘉雲譯：《我類，我們是誰？從那裏來？往何處去？》，（臺灣）時代文化出版社1994年。 

[26] 王家範：《中國歷史通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78頁。  

[27] 李永圻：《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第357頁。 

（文章來源：倉修良主編《中國史學名著評述》（四），山東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