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有關錢穆先生的學術定位問題，特別是有關他與新儒家之間的關係，在他逝世以後，已經有了不少討論。1但不管錢先生是否新儒家，都不影響他作為現代中國一代學問宗師的地位。事實上，這些討論本身已經表明，雖然錢先生以史學成名，但他學問之淹博，已經使他的治學超越了史學的範圍而成為所謂「國學大師」，以致在他逝世之際，他的弟子逯耀東如此感歎﹕「絕了，絕了，四部之學從此絕了！」2在錢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際，由臺灣大學中文系主持召開錢穆學術生涯的綜合討論會，恰好反映了錢穆先生學問的博大精深和影響深遠。
但錢穆先生首先而且畢竟是一位歷史學家。史學研究不僅是他的本行和成名的基礎，也是他治學的主要方法。在研究錢穆的論著中，不少人都稱讚他「以史證經」、「以史證子」的成功。3那麼，在現代中國史學史上，錢穆的史學究竟佔有怎樣的地位呢？這是本文希求探討的主要問題。要想解答這一問題，筆者以為，我們必須將錢穆的史學置於現代中國史學的演變過程中考察，方能對他的史學成就，有一種比較清楚的認識。如所周知，中國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其史學研究的傳統受到了激烈的挑戰，引起了一番深刻的改造。這一改造的結果是，各式各樣的「新史學」層出不窮，使得史學界出現流派紛陳、相互競爭、遞嬗的複雜局面。在中國史學史上，二十世紀可以稱得上是史學界最為活躍的一個時期。錢穆先生置身于內，參與其間，其成就及影響使他卓然成一大家。但他「論學不立門戶」的作法，又使他的史學研究有別於一些常見的流派。4因此，對錢穆史學的研究，就顯得別有興味。
二、科學史學的興起及其演變
為了正確闡述錢穆史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關係，我們似乎必須對中國史學在二十世紀的發展，作一簡述。中國史學的革新與改造，自然是與西方強權的侵入是有關係的。在鴉片戰爭的時期及其以後，中國的有識之士便覺察到認識外部世界的必要。從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到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努力，其結果影響了中國人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具體而言，這一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中國人眼界的擴大。如魏源的《海國圖志》就將一般人對世界的認識，從沿海的鄰邦擴展到了歐洲、大洋洲和美洲。但從第二個方面來看，這一「開眼看世界」的結果，反而縮小了中國人的世界觀，從原來的「天下」縮小到了「國家」。中國人漸漸拋棄了以前的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而將注意力慢慢轉移到了國家，也即中國與外國，特別是與西方強國之間的關係問題上。但在這一新的國家觀中，又包含了原來的天下和王朝等概念。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對此有較清楚的分析。他認為在清末的知識份子中間，這一國家觀常常有不同的含義，取決於人們對清王朝的態度。5保皇派可以將清王朝等同於國家，保國就成了保清朝；而革命派則將國家界定為中華民族的天下，清朝的滅亡正好是保國的必要條件。但無論如何，國家的興亡已經成為中國人注意的中心。從天下到國家，反映的是中國人的認同觀念所產生的深刻變化。
這一認同感的變化與國家觀的建立，自然而然地導致了民族主義史學的勃興。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連載《新史學》和1905年開始《國粹學報》上有關史學的論文，都代表了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如果說在十九世紀末年魏源、王韜等人介紹西方的著作中，中國人對西方的知識只是原來的天下觀念的延伸，那麼到了二十世紀初年，由於國家觀念的普及，原來的中國為天下之中心的觀念已經被中西之間的抗衡、甚至中國應模仿西方的認識所取代。在梁啟超的《新史學》中，他一方面將高揚民族主義視為史學研究的目的。在另一方面，他又以西方和日本的民族主義史學為樣板，批判中國的傳統史學。由此，中國史學開始「革命」，進入了一個全面革新的階段。在梁啟超看來，雖然中國史學汗牛充棟，但並沒有對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產生多少幫助。其中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的「正史」，只是專制帝王的家譜，未能記載多少中國民眾的事蹟，即所謂中國的「舊史家」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顯而易見，梁啟超的新史學是想將「國家」作為史學著述的中心。同樣的企圖也見於「國粹學派」的著作中。所謂「國粹」、「國魂」，都首先由日本學者所發明使用。「國粹學派」的人物中，有不少人與梁啟超一樣，曾受到日本現代學術的影響。在「國粹學派」追尋中國這一 國家的起源及其特質（即「國粹」）時，歷史學也是他們重要的工具之 一．從建設民族－國家的需要來衡量，「國粹學派」的學者對中國的傳統史學，也做了犀利的批判。如鄧實就寫道﹕悲夫，中國之無史也。非無史，無史材也。非無史材，無史志也。非無史志，無史器也。非無史器，無史情也。非無史情，無史名也。非無史名，無史祖也。嗚呼，無史祖、史名、史情、史器、史志、史材，則無史矣。無史則無學矣。無學則何以有國也。6鄧實像梁啟超一樣，以民族主義史學為基準來檢驗中國傳統史學，由此而發展中國「無史」的嗚呼。更有甚者，他認為沒有史，便沒有學，而沒有學就沒有國，於是將史學研究，將國家建設緊密相連。這種以國家觀念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史學，是勾勒中國現代史學的主要脈絡。以後史壇流派紛陳，但都不脫此藩籬。錢穆也不例外。因此余英時在回顧中國民族史學的興起和演變時，也將錢穆的史學放在其中一併考慮。7從天下到國家，反映的是清末民初中國人世界觀的巨大變化。一旦放棄了中國作為天下中心的思想，而把中國視為世界上諸多國家的一個成員，就自然需要對中國在世界史上的地位重新考慮。這是當時民族主義史學必須首先面對的問題。其實，就當時中國所處的情形來看，這一問題似乎十分簡單明瞭，那就是在西方強勁的挑戰面前，中國顯得軟弱無力、雄風不再。於是，許多開明、激進人士提倡改革、變法，以求中國之重振。這些想法，在今天看來，似乎順理成章。但其實卻反映了一種歷史觀的深刻變化，即那時的中國人開始以進化論的觀點來考察歷史的發展了。因為正是通過進化論，人們才開始將世界各地區的歷史放在一個起點上考察，以觀察它們前進速度的快慢。也正是由於進化論，即通過與外國，特別是西方歷史的比較，人們才注意到古代中國的先進和現代中國的落後，於是就有了所謂「復興」的提法。「國粹學派」對「古學復興」情有獨鐘，而五四時期的人物則提倡「文藝復興」，都是顯例。嚴複翻譯的《天演論》，在當時的思想界自然有震聾發聵的作用，但進化論的一般道理（國家之間的孰先孰後），對於那時的中國人來說，應該並不難理解。8正是由於進化論的觀念顯得如此顯而易見、深入人心，康有為才會如此煞費苦心地到儒學經典中尋找其痕跡，以求證明在中國古代學問（三世說）中，也包含有這一「偉大的」真理。由於進化論思想的普及，民族史學在中國便顯得十分必要。因為要想復興中國，就不得不回過頭去，看一看古代中國的先進，具體表現在何處，又如何能對當前復興中國的任務，提供何種幫助。於是，歷史研究就帶上了「目的論」(teleology) 的眼光，即如何從過去的歷史中，尋找能服務於當代的史實，提出新的歷史解釋。這一用「目的論」的眼光考察過去的作法，在世界各地區民族史學中，都有明顯的表現。9但是，由於中國的歷史悠久，可以摭拾的史實自然很多，因此就使得中國的民族史學，呈現特別活躍的局面。如「國粹學派」對中國民族歷史的構造，就力圖從遠古的時代入手，發現一些與現代科學相契合的因素，而將這些「現代因素」的湮沒不彰，歸罪於儒學的興盛。10毋庸贅言，「國粹學派」的復興古學的目的，是為了建設一個強盛的現代中國。這種出自現代的關懷而回顧、「發現」過去的作法，成了中國民族主義史學的重要標誌。同樣為了「發現」過去、復興古學，其作法可以多種多樣，於是就有了不同的史學流派。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悠久的學術傳統中，對古代經典自有一個不斷革新、變化的詮釋傳統。11現代學者之復興古學，就不可避免地會與之相聯繫。康有為在十九世紀末期推崇今文經學、貶斥古文經學，便是現代學者從現代的立場「托古改制」，並與已有的詮釋傳統相結合的一個例子。康有為之宣導今文經學，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但他對所謂「新學偽經」的指責，則為二十世紀初年的學術界的「疑古」風氣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當然，我們並不能將這一「疑古」的風氣，完全歸咎於康有為。事實上，由於進化論的影響，當時（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人，從現代中國的問題出發，已經對現存的文化傳統，逐漸產生種種惡感，視之為造成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原因。他們的著眼點，是將科學理性的發達視為西方文化強盛的基礎，而將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學傳統中把科學研究視為「末技」的作法，視為現代中國貧弱的主因。如果說進化論讓當時的中國人認識到自身的落後，那麼科學主義則向他們揭示了落後的根源。因此，中國現代史學的改造必須仰賴科學方法，從梁啟超的《新史學》以來，成為不少人堅守不移的信仰。用科學方法復興古學、重振中國，梁啟超首開其例。科學史學對寫作《新史學》時候的梁啟超而言，就是如何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演變。因此他在《新史學》中，將展示歷史的進化視為史學研究的宗旨。但是對小他一輩的胡適來說，進化論則應該是一種科學方法。胡適對此有一段重要的解釋﹕這種進化的觀念，自從達爾文以來，各種學問都受了他的影響。但是哲學是最守舊的東西，這六十年來，哲學家所用的「進化」觀念仍舊是海智爾（Hegel，通譯黑格爾）的進化觀念，不是達爾文的《物種由來》的進化觀念。到了實驗主義一派的哲學家，方才把達爾文一派的進化觀念拿到哲學上來應用；拿來批評哲學上的問題，拿來討論真理，拿來研究道德。進化觀念在哲學上應用的結果，便發生了一種「歷史的態度」(The genetic method)。怎麼叫做「歷史的態度」呢？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發生；怎樣來的，怎樣變到現在的樣子﹕這就是「歷史的態度」。12一旦進化論成了一種歷史方法，它就對復興古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康有為對「新學偽經」的懷疑，如果用胡適的話來說，只是一種「大膽的假設」，缺乏詳實的證據。而「進化」的方法，或「歷史的態度」，則為如何證明這種懷疑，提供了手段，那就是追根溯源，找出偽書、偽經的來龍去脈，用事實來證明其偽。由此看來，在胡適1917年回國以後，學術界的「疑古」風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提出懷疑到證實其懷疑。但是雖然胡適將進化論解釋成一種方法，但這並未影響人們用進化論史觀看待中國歷史的演化。胡適提倡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正好證明中國傳統學術中科學精神的不足。因此，進化論史觀所揭示的中國的落後，仍然是胡適等人「科學實驗」的思想背景。既然缺乏科學是造成中國落後的原因，那麼胡適所領導的「整理國故」運動，就必然以尋求科學精神、提倡科學態度為主要目的。但是像「國粹學派」一樣，胡適也有復興古學的願望。雖然他被認為是現代中國「西方化」的主要人物，但實際上他對古代中國文化的先進，仍然抱有信心，認為不會與科學的精神相差太遠。胡適在美國攻讀博士時以先秦哲學為研究物件，表明他像鄧實等人一樣相信，在遠古的時代，中國文化中包含有科學的因素。的確，在他博士論文的起始，他就斷言中國和西方的哲學中，都有邏輯方法存在和發展的例證。13從胡適的這一立場來看，他把清代考證學家的方法視為科學方法的一種，也就不足為怪了。換言之，胡適提倡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正是想通過這一「整理」，發現中國文化中固有的科學精神，加以重振、復興，以求富強。胡適將他所參與領導的這場「新文化運動」，稱為「文藝復興」，清楚地表現了他的心態。但既然有復興的必要，也就表明在胡適看來，中國的文化在過去的某個時期，存在著不足，與科學的精神相背離了，因此有待現代中國人的重振。這一問題出在哪兒呢？胡適對當時中國存在的毛病提出了不少指摘，其中包括社會的、倫理的和政治的等各方面。但他注意的重點還是學術研究。在他看來，中國文化中雖然有科學的精神，但長期以來並未有長足的進展，於是許多文獻資料就顯得很不可靠。用科學精神「整理國故」，就是要剔除糟粕、保留精華。受到胡適的影響，顧頡剛挑起了「古史辨」的討論。顧的大膽「疑古」，繼承了康有為、廖平等人懷疑古文經學的傳統，是那個時代「疑古」風氣的一個集中表現。14但是，顧頡剛的「疑古」，雖然像康有為一樣態度激烈，但對他影響最大的人還是胡適。這在他的自述和旁人的研究中，都有證明。15既然顧所受的影響主要來自胡適，那麼他的「疑古」就必然帶有求證的意圖，即如何用事實來證明作偽的經過。如此一來，這一「疑古」就帶有建設性的意向。顧頡剛本人也聲明，他的「疑古」，是為了在科學的基礎上重建古史。16易言之，顧頡剛的「疑古」，只是他古史研究的第一步。但是由於他「疑古」成名之後，為聲名所累，又由於戰爭與革命的影響，使他無法全力從事重建古史的工作。不過，顧頡剛雖然自己無法全力以赴，但對別人用科學考證的方法重建古史，還是盡一切可能提供幫助和支持。因此，顧頡剛之提拔、推薦錢穆，並非偶然，而是他在學術界的一貫作法，也是他學術理念的一種反映。17
三、錢穆與科學史學
對顧頡剛提拔錢穆一事，一般人都歸之于顧在學術上的寬宏。18這固然沒有大錯，但就當時的情形來看，顧之推薦錢，也是因為錢穆的治史，與顧在當時所推崇的方法，有相通之處。如上所述，顧頡剛之「疑古」，也有重建的一面。而他掀起的「古史辨」論戰，就其對現代中國史學的影響來看，是為科學史學、批判史學開闢了道路。胡適在評論「古史辨」的討論時已經指出，不管雙方意見如何，但都必須用同一種方法﹕「就是尋求證據」。19由此看來，「古史辨」的討論，與其說是批判傳統，不如說是為現代史學研究標準的建立奠定基礎。現代中國史學在二十年代，逐步形成了一種學術規範，即以批判史料、考證史實為圭臬。20錢穆之為顧頡剛賞識，正是由於錢的早期史學著作符合當時史學研究的規範。
如所周知，錢穆由於早年喪父，未能上大學深造，而是在無錫、蘇州附近的小學與中學各教了十年書。由於江南一帶文風的薰染，加上他本人的勤學，錢在教書期間，閱讀了大量典籍，積累了豐厚的經史方面 的知識。從他自學的情況來看，他的早期興趣以研讀、詮釋經典為主，與傳統的學者相近。錢最初的兩部著作，《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反映了他那時的治學興趣。但是，青年時代的錢穆，雖然以教書為業，但卻沒有完全放棄繼續升學的願望。錢在十九歲時，得知北京大學招生需章學誠《文史通義》和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兩書，便購來勤讀。這說明他有應考的想法。既有應考的想法，那麼錢穆對當時北京學術界的情形，也一定關心。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說道，他在那個時期逐月讀北京的《新青年》雜誌，就是他關心學術界新動向的一個證據。21既然關心學術界的動向，那麼錢穆對當時北京文史界的風雲人物如梁啟超、胡適、陳獨秀和以後的顧頡剛，都一定很瞭解。對於他們的學問興趣，也多知曉。事實上，在二十年代中期，錢穆還效仿梁啟超而自學日文，就說明他還沒有放棄升學，或者進入學術界的願望。雖然錢穆在晚年回憶時，對這些「新文化運動」的人物多有批評，但不難想像在青年時代，他還是一度有仰慕，甚至追隨他們的想法的。當然，這裏的所謂「追隨」，並不指錢穆同意胡適、梁啟超對傳統學術的批評，而是指他那時對這些人的治學方法和手段，有模仿之意。 錢穆當時在中學講授「國學概論」，並寫成和以後出版的《國學概論》一書，對我們瞭解他當時的治學興趣，有很大幫助。應該說，在二十年代後半期，也即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熱火朝天的時候，錢穆受其感染不小。首先，他在中學講授「國學」，就已經表示出在那個時代，學術界與教育界已經接受了那種始自二十世紀初年、以國家為關懷的中心的文化理念。當然，錢穆雖然教授「國學」，但他對此尚有一些保留。1931年《國學概論》出版時他在「弁言」中寫道﹕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詞，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其範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本書特應學校教科講義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學術概論大意，分期敍述。22這一段話，十分有意思。其中「學術本無國界」一語，表明錢穆仍然像傳統儒家那樣，沒有忘懷天下。但他在同時又說他應時代之需，採用了梁啟超的觀點，表明錢穆在那時也願意跟隨該時代的學術潮流。在《國學概論》書內，更有不少例子說明錢穆對「新」學問，非常瞭解。這一瞭解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錢穆在書的最後一章中，對「最近期之學術思想」做了較詳細的介紹。第二，在前面各章中，他也不時參考梁啟超、胡適、章太炎等人的著作，與前人的論述作比較。我們可以在下面看幾個例子。譬如，在錢穆那時下力很深的先秦諸子研究中，他就參考而且同意胡適的意見，認為「諸子出於王官論」的說法不可靠﹕「遑論所謂『某家者流，出於某官』之說哉？故謂王官之學衰而諸子興可也，謂諸子之學一一出於王官則不可也」。23在談到兩漢今文、古文的爭論時，錢穆像顧頡剛一樣，並不認為在漢代，有所謂今、古文之爭。他們在研究那個時代的學術時，也都想突破今、古文討論的藩籬。24到了唐代，有關佛經的翻譯，錢穆則引用了梁啟超的論著。25在講述清代考據學時，錢更是大段引用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可見他對那些「新」人物著作的熟悉程度。在總結清代考據學時，錢穆引用了胡適、梁啟超的意見，認為這些考證的手段，代表了科學的精神，有助於史學的研究。不過，錢穆對清代學問還是有所保留。他引證了柳詒征對之的批評。但更有意思的是，他似乎更喜歡胡適的批評。錢穆引了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的說法，認為清代考證學，欠缺對「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因此在清朝三百年中，「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從錢穆以後的學術生涯來看，他是不滿做純粹的考證學問，而是有意成為一名「史家」的。26看來胡適對早期的錢穆，也有一定的啟發。
錢穆對他同代學者的直接評論，見於《國學概論》的最末一章﹕「最近期之學術思想」。在該章中，他將章太炎、胡適和梁啟超視為當時治先秦諸經與諸子的主要人物。對於胡適，更是讚譽有加。認為他「介紹西洋新史學家之方法來治國故，其影響於學術前途者甚大」。27這幾乎是「夫子自道」，即錢穆已經認識到，在那個時代即使做古代的學問，也須採用一些西洋的新方法。他在以後的論著中，不斷將中西學問做比較，看來與此認識有關。事實上，在寫作《國學概論》時，錢穆已經對西方的一些學術經典和思潮，有一定的瞭解。28當然，錢穆對胡適還是有批評的。他提到胡在寫作時，由於匆忙而對一些問題的處理顯得潦草。但他馬上又說﹕「要之其書（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足以指示學者以一種明確新鮮之方法，則其功亦非細矣」。甚至在將胡適與梁啟超比較時，錢穆仍然偏好胡適。他說雖然梁的著作「精美詳備」，「惟其指陳途徑，開闢新蹊，則似較胡氏為遜」。更為重要的是，錢穆對來自東南大學柳詒征的對章太炎、梁啟超、胡適的批評，不以為然，認為梁、胡等的作法，有扭轉風氣之功。29由此看來，如果我們說那時的錢穆對「新學問」有仰慕之心、追隨之意，恐不為過。而他那時對胡適等人的反動派，則並不見的有多少同情。譬如，錢穆在評論柳詒征在東南大學的同事吳宓、梅光迪等人的《學衡》雜誌時，這樣說道﹕這些人「隱然與北大胡、陳諸氏所提倡之新文化運動為對抗。然議論蕪雜，旗鼓殊不相稱」。在簡述了「學衡派」的「人文主義」以後，錢穆也只是說﹕「蓋與前引二梁之書（ 梁啟超之《歐遊心影錄》和梁漱溟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相桴鼓，皆對於近世思想加以箴砭者也。惟學衡派欲直接以西洋思想矯正西洋思想，與二梁以中西分說者又微不同」。30從這些不溫不熱的評語可見，錢穆對這些新文化運動的批評者，並不看好。而他所認為與新文化運動可以相媲美的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這一認識到了以後也沒有改變。31
錢穆在《國學概論》中的這些意見，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他在入京前夕，也即進入學術界以前的一些基本想法。因為雖然《國學概論》出版於1931年，在他去燕京大學任教以後，但據他自述，他寫作該講義，是在1926和1928年之間，也即在他結識顧頡剛以前。32該書所反映的，因此是他對當時學術界的先進所抱的比較真實的看法。從上述的討論來看，錢穆在那時對梁啟超、胡適、顧頡剛等人對傳統的懷疑與批判，並無惡感，而對他們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頗為贊許。因此，他在1929年認識顧頡剛以後，會馬上被後者所欣賞，並非完全偶然。事實上，錢穆在《國學概論》中，對顧頡剛等人的「疑古」，頗為稱許，認為他們「雖建立未遑，而破棄陳說，駁擊舊傳，確有見地」。並對他們提倡的研究方法，即胡適所謂的「歷史的方法」(genetic method)或「剝皮主義」，表示有「注意之價值」。33既然錢穆欣賞胡適、顧頡剛，那麼他那時在研究上自然而然地向胡適等人所創建的學術標準靠近，也就不足為奇了。在錢穆早期的兩部成名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治學與胡適、顧頡剛等人「互補」的情形。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錢的《劉向歆父子年譜》。錢之寫作該長文，是在寫《先秦諸子系年》之後，以應顧頡剛的稿約。從他的寫作宗旨來看，有不少與顧頡剛對古史的態度相契合。而錢穆自述他在研究方法上，則採用了他認為有「價值的」、胡適的「剝皮主義」。34像顧頡剛、胡適等人一樣，錢穆想突破今文、古文的壁壘，對古書保持一種謹慎的態度，不明顯偏袒一方。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希圖用考證的方法，將古書的真偽作細緻的研究。他們之間的區別是，錢穆對古典學問始終抱有一種崇敬的態度，不願輕易將之摒棄，而胡適、顧頡剛則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對傳統學術持有一種批判的態度。不過，在錢穆寫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系年》時，他並沒有全面闡述他的學術觀點。此時他的研究，重在「考史」，而非「著史」。這是他在那時為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科學史家」所欣賞的主要原因。在錢穆到北京大學任教以後，傅斯年在宴請外賓時，經常邀他作陪，並向外賓介紹說錢穆是《劉向歆父子年譜》的作者，儼然將錢視為同道。35傅斯年那時欣賞錢穆的原因，與錢在《劉向歆父子年譜》的立場有關。錢穆寫書的出發點，是反對康有為認為劉歆偽造古文經的說法，即批判所謂「新學偽經」論。而他採用的方法是依靠班固的《漢書》，將劉向、劉歆的父子的一生行跡，逐年記述。由此，他得出了以下的結論：就劉向、劉歆的生卒年來看，劉歆領五經只有大約五個月的時間。在如此短的時間製造「偽經」，顯然不太可能。而且，如果照康有為的說法，劉歆造「偽經」是為了幫助王莽篡權，但從時間上來看，也不成立，因為在劉歆爭立古文經時，王莽還不具備篡權的機會。由此看來，錢穆的成功之處，是用歷史的方法重造古史，以此來鑒別經書的真偽。錢穆自謂：「實事既列，虛說自消。......凡近世經生紛紛為今古文分家，又伸今文，抑古文，甚斥歆莽，偏疑史實，皆可以返」。而「發古人之真態」，則是他著書的「嚆矢」。36這也就是說，他用考訂史實的方法，重建歷史、「再造文明」。難怪胡適、傅斯年會欣賞他了。如果說顧頡剛之提拔錢穆，是欣賞錢的以史證經的方法，那麼傅斯年之欣賞錢穆，則還有另外一層含義。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傅斯年從「疑古」走向「重建」的關鍵時期。換言之，此時的傅斯年，已經與顧頡剛「分道揚鑣」，不再以懷疑、批判古史為重點，而是想通過科學方法，重建中國的古史了。37錢穆雖然沒有運用傅所提倡的考古方法證史，但他的著作異曲同工，為重建古史做了貢獻。38至於顧頡剛與錢穆，在那個時候更是惺惺相惜、互相欣賞。其原因也主要是由於研究興趣與方法的相似。在錢穆應顧頡剛之邀，寫作了《劉向歆父子年譜》以後，顧頡剛也寫了〈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其中說道﹕「我很佩服錢賓四先生（穆），他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尋出許多替新代學術開先路的漢代材料，使我草此文時得到很多的方便」。39雖然顧頡剛在文章中，採用了康有為「新學偽經」的不少觀點，與錢穆對當時今文經學的不滿十分不同，但就研究手段而言，有不少相通之處。他們都以考證的方法，重構古史。在顧頡剛發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以後，他又請錢穆作評論。錢穆也不諱言，對顧的「疑古」，提出了批評，認為他還未能擺脫今文學家的影響。顧頡剛回應說﹕「我對於清代的今文家的話，並非無條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們的微言大意，乃是相信他們的歷史考證」。40Jerry Dennerline所言，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填補了顧頡剛1926年開始研究的新史學中的空白」。41顧頡剛對錢穆歷史考證手段的欣賞，在他1929年讀到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的初稿時就開始了。從該書的範圍來看，錢穆的寫作顯然受到清末民初學術界對諸子學研究的影響。如王先謙、孫詒讓、章太炎、梁啟超和胡適等人的著作，就是例子。而從錢穆書的結構來看，則又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相埒。他們都想將先秦諸子學術的演變，做一系統的整理。不過，胡適對諸子著作的態度，有一種懷疑，認為必須用科學的方法加以重新整理，而錢穆則雖也有疑，卻又自然帶有一種尊敬。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與胡適、顧頡剛等人的區別在於﹕「餘疑《堯典》，疑《易傳》，疑老子出莊周後，所疑皆超於頡剛。然竊願以考古名，不願以疑古名。疑與信皆須考，餘與頡剛，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42這段話十分重要。錢穆等於是在說，雖然他們的方法相似，但信仰卻很不同。正是這一信仰的不同，造成錢穆以後的變化。不過在當時，錢穆還沒有全面闡述他的文化、歷史觀點。他還是以「考史」聞名。但或許是由於兩人研究相近的關係，胡適與錢穆之間總是有一種緊張的關係。雖然在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發表以後，胡適承認錢穆的學問，對人說若要問先秦諸子的事，不用問他，可以問錢穆。43但他們兩人初次見面在蘇州，就有點話不投機。胡適與顧頡剛兩人都由於東吳大學教授陳天一的介紹而認識錢穆，但胡適到蘇州中學演講遇到錢穆，雙方都覺得「意見不相得」。44錢穆到北京任教以後，又由於顧頡剛的介紹，再次與胡適相見，討論學問，但以後還是往來很少。45這裏的原因，至少有兩個。一是兩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意見不同；胡適力求改造，而錢穆希圖維護。而在具體的問題上，也有分歧，如對老子的看法，就是一例。46二是兩人當時的治學相近，以致「同行相輕」，也有可能。胡適與馮友蘭之間的緊張關係，與他和錢穆的關係，其性質有點類似。47
四、作為「國史大師」的錢穆
以上的論述表明，在錢穆1929年進京任教前後，他的學術研究，以「考史」為主，因此與當時史學界的主流，十分契合。由此，他得到「科學史家」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的欣賞。但在學術信仰上，已經表現出某些不同來，只是錢穆還沒有機會具體論述。余英時在評論他老師的學術生涯時說﹕「錢先生自民國十九年到北平以後，表面上他已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然而他的真正立場和主流中的『科學』考證或『史料學』，又不盡相合」。這是非常道地的觀察。對於這一佔據「主流」的學問，據余英時的回憶，錢穆還是頗為欣賞的，認為是一種「客觀的標準」，只是由於以後戰爭的破壞，才喪失了影響力。48所謂「客觀的標準」，也就是說史家在研究中對史料所採取的審慎和批判的態度。這一標準在中國史學界的建立，自然與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人的努力有關。錢穆在史學界地位的建立，也顯然是由於他早期的著作符合了這一標準。
但是，在錢穆進入中國學術界的三十年代，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多事之秋。1931年日本侵佔東北，就已經在不少學者的心上，投下了一個陰影。提倡科學史學最力的傅斯年在當時，也已經提出「書生何以報國」的問題。他的具體作法是，通過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人力和財力，對中國古代文明做實證的考察，希望用考古發掘的事實批駁「疑古」的論調。而對於東北的喪失，他則以寫作《東北史綱》來駁斥日本政府認為東北不屬於中原大陸的說法。由於寫作匆忙，他的《東北史綱》裏面包含不少史實的錯誤，由此引起一些學者的嘲諷，認為他一方面提倡「史學就是史料學」，另一方面又不尊重史料。49但該事件說明，當時中國的學界，幾乎沒有人可以對「九一八事變」無動於衷。錢穆自然也不例外。據他自己說，他之研究歷史，自「九一八事變」以後開始。50這裏的意思顯然是，雖然錢穆以前也治史學，但並沒有「著史」，而是「以史證經」、「以史證子」。但自東北淪陷以後，則開始希望通過歷史的敍述，來重振民族的信心。換言之，雖然錢穆以「考史」出名，但他進入史學界以後，則由於時局的關係，逐漸改變了治學的方向，改以「著史」為主了。錢穆的「著史」，包括了教學與著述兩個方面。兩者並不矛盾，而是相互補充。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講稿的基礎上寫成的，如著名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國史大綱》。錢穆的第二次入京，是他講授歷史的開始。而這個時候，正好是1931年，即「九一八事變」的那一年。他所擔任的課程是「中國上古史」和「先秦史」。但東北淪陷以後，由於民族主義的高揚，各校都遵教育部之命開設「中國通史」。傅斯年等人都支持這一課程，但在課程設置的方面，卻有不同的意見。從傅斯年提倡「專題研究」的立場出發，這一「中通史」的講述，應派幾位專家分別擔任，因此最初北大曾準備由十五位專家承擔這一課程。後來由於實行起來困難，才由錢穆建議，由他和陳寅恪兩人主講。最後，錢穆自告奮勇，決定一人承擔。51由此便有了《國史大綱》的寫作。在如何教授「中國通史」上錢穆與傅斯年的分歧，可以視為錢穆與「科學史家」分道揚鑣的一個最初的標誌。雖然這裏在表面上涉及的只是一個教學的問題，但在實際上卻反映了史學觀念的不同。從傅斯年的立場出發，現代史學的特徵就是史家對史料的發掘和考證，以求得對某一階段歷史的認知。傅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的一開始便說﹕「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52而從錢穆講授和寫作「中國通史」的情況來看，正好像傅斯年所批評的那樣，其中既講儒家的倫理道德精神，又追求文采和微言大義。難怪從那個時候開始，錢穆與傅斯年的關係就逐漸惡化，以致傅斯年後來對人說，錢穆寫的東西他從來不看。這與錢穆初到京時，傅斯年經常在宴客時邀他作陪的情形，成天壤之別。53錢穆與傅斯年交惡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錢穆此時已經開始在治學的興趣與方法上，都有了改變。就研究方法上而言，自錢穆進京以後，他就很少再從事「考史」的工作。除了前述有關老子其人其書的文章以外，錢穆僅在1939年寫過《史記地名考》，而把其他的時間都用在闡述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和特質等方面。余英時在一篇紀念錢穆的文章中用「一生為故國招魂」為題，概括錢穆的學問重點，可謂十分貼切。54這一重點在抗戰開始以後，特別明顯。但在三十年代初期，已見端倪。因此，錢穆的治學方法和興趣的轉變並非突然，而是與當時中國的國際形勢以及北京學術界的風氣息息相關的。
錢穆得以進入北大歷史系，與顧頡剛的推薦有很大的關係。本來北大想請的是顧，而顧由於種種原因無法去北大，就安排了錢穆去那兒。顧頡剛是古代史的專家，錢穆替代他，自然也擔任這一方面的課程。55他在走上講壇以後，馬上就發現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領域。由於顧頡剛挑起了「古史辨」的爭論，各派立場都有代表，互不相讓。錢穆自己說道﹕「當時在北大上課，幾於登辯論場。」教授的講義稿在授課以前就廣為散發，可見聽課的學生很關心教授的立場。56但就三十年代青年學生的興趣和態度來說，看來是贊同顧頡剛的為多數，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持一種懷疑和批判的態度。據錢穆的學生吳沛瀾回憶，他在大學一年級時上了錢穆的「中國通史」，也讀了顧頡剛《古史辨》七冊。他更欣賞顧的觀點，並以此為出發點，寫了一篇長文。但給錢穆看了以後，錢穆「加以批評，態度嚴肅，聲色俱厲，歷時亦長」。57這雖然只是一個例子，可由此可見，當時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主流」歷史學家影響之大。錢穆在起初的時候，也持一種謹慎的態度。據他的另一位學生楊向奎回憶，1931年錢穆到北大教書時，他也正好上北大一年級，修了錢的「中國古代史」。「按一般規定，中國古代史應當自虞夏商周講起，但錢先生並不如此，他只是根據他的『先秦諸子系年』的內容，自先秦諸子講起，聯繫史實講下來，一年也沒有出這個範圍」。58但錢穆同時也在尋求變化。他也許感到那些「主流」歷史學家對傳統的態度過於偏激，不利於中國的民族主義立場，因此試圖盡自己的力量改變風氣。如他在北大開選修課時，就自定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希望對這一時代思想史的發展提出與梁啟超不同的解釋。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就是依該課的講義為基礎寫成。錢穆的這部著作，體大思精，是一部力作。但從當時北京學術界的風氣來看，他之講授「中國通史」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都無異是對清末民初，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學術文化主流的一個挑戰。因此錢穆也遇到一些阻力。譬如他在1932年提出開「中國政治制度史」時，歷史系主任、留洋歸來的陳受頤認為中國已進入民國時代，以往的君主專制政治不必再研究，以致錢的課上沒有歷史系的學生。反而是法學院院長周炳霖（也是留洋歸來的學者）認為政治系的學生也應知中國政治，遂令政治系的學生來修，才使課得以開成。59雖然錢穆之開「中國通史」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近乎一種政治表態，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並沒有對清末民初以來中西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提出自己明確的見解。他只是通過講壇和著述，伸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希望學生在推崇西方文化和科學時，也注意到自身文化的長處。他在那段時間，與各派人士都有交往，達三、四十人，實踐他的「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的信仰。60但是，正如余英時所言，錢穆雖然起初為「主流派」的學者所提拔，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更為投緣，甚至左派學人中也不乏和他談得來的」。所謂的「反主流派」人士，主要是那些與胡適等人不太投緣，或觀點相左的人。61而錢穆之得到某些左派人士的賞識，則是由於他的民族主義立場。雖然這些人接受了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但他們同時又是民族主義者。因此，錢穆對中國歷史的解釋，對左派學者有參考的價值。62從錢穆自己的回憶來看，他在北大和西南聯大時，交往最為緊密的是湯用彤、蒙文通和熊十力。63這些人都不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人。唯有例外的是顧頡剛，錢穆對顧一直抱有知遇之恩。在抗戰時期，顧頡剛在成都借齊魯大學設立國學研究所，希望錢穆任主任，錢遂離開西南聯大，於1940年到成都協助顧。雖然研究所所處的成都賴家園僻處鄉野田間，但錢穆認真講授，培養了嚴耕望、方詩銘等歷史學家。 64錢穆之離開西南聯大，自然是由於顧頡剛的邀約，但也與那時校園的激進空氣有關。錢穆自述﹕「自餘離開聯大以後，左傾思想日益囂張，師生互為唱和。聞一多尤為跋扈，公開在報紙罵餘為冥頑不靈。⋯⋯凡聯大左傾諸教授，幾無不視余為公敵。」65這種情形，雖然發生在錢穆離開聯大以後，但可以想見，在他未離開以前，也已經有了不少反對者。錢穆當時的反應就是，潛心寫作《國史大綱》，全面闡述他對中國歷史和中西文化的看法。為此需要，他一定抽空閱讀了不少西方著作，以致他在完成《國史大綱》以後，又花一年多的時間自學英文，以求能讀原著。66到抗戰結束以後，錢穆在與學生的交談中，已經不時摻雜他對西方哲人的評論，可見他對西方的歷史與文化，也下過一定功夫。67余英時指出，「錢先生自《國史大綱》起才公開討論中西文化問題。他以鮮明的民族文化的立場表明了他在學問上的『宗主』」。68換言之，從那時開始，他已經決定公開向西化的思潮反擊了。錢穆自己也說，寫作《國史大綱》是他學術生涯的一個改變。「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乃屬歷史性論文，僅為古人伸冤，作不平鳴」。69而《國史大綱》則是他表明立場，確定學問宗主的開始。錢穆在發表《國史大綱》（1940）以前，決定將其〈引論〉首先在報紙上發表，反映了他在那時的急切心情。如果寫作《國史大綱》是為了褒揚中國的傳統文化，那麼他的〈引論〉就是這一立場的公開宣言。有關錢穆《國史大綱》中的歷史觀點，已有不少論述，筆者也另有專文。70此處僅想以《國史大綱》〈引論〉為主，分析一下該書在錢穆學術生涯中的含義。錢穆寫作《國史大綱》所公開的立場，可以見於兩個方面。第一有關中西文化之間的關係，第二有關當時史學界的流派。他在〈引論〉中開宗明義，從中國的歷史著眼，正面肯定中華民族文化的地位，反擊「西化」論者貶低本族文化的論點。錢穆說道﹕「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其表現有三﹕一「悠久」，二「無間斷」和三「詳密」。錢穆這裏所謂的「歷史」，有歷史與史學兩個意義。「悠久」指歷史，而「無間斷」與「詳密」指中國的史學傳統。錢穆指出﹕「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71錢穆維護中國文化的立場，十分鮮明。既然歷史與史學是錢穆立論的主要根據，他就必然要闡明他的歷史觀與史學觀。在他看來，史學包含「歷史材料」與「歷史智識」兩種。「材料累積而愈多，智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智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72換言之，「歷史智識」是一種歷史的解釋，反映了現代人對過去的認知。這種認知必須不斷更新。由此可見，錢穆的史學觀反映了一種現代的歷史意識，與以往史家單純記述歷史的作法有重大區別。73如果用錢穆的話來說，即他認為現代史學家不應像「傳統派」的史家那樣，「主於記誦」，而須溫故知新。除了「傳統派」以外，在錢穆看來，當時的史學界還有兩派，一是「革新派」，一是「科學派」。他對「科學派」所下的定義十分明白，認為它「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為代表，顯然指的是胡適、傅斯年等人的史學。但在錢穆眼裏，這一學派並無什麼價值。下面請看他的評語﹕此派與傳統派，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純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寧以「記誦」一派，猶因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於世，亦將有益於己。至「考訂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窄狹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誇創獲，號客觀，既無于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74這一評語，十分尖銳，其矛頭與其說是指向胡適，無甯說是指向傅斯年，因為胡適尚有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而傅斯年反對「著史」，以專題研究為重，又崇尚實證、客觀之史學，與錢穆所言更為相合。75顯然，到了四十年代，非但傅斯年宣稱他從來不讀錢穆的書，錢穆對傅也無多少好感可言了。在錢穆的回憶錄中，他還試圖將顧頡剛與傅斯年的治史方法，有所區別，認為他自己與顧頡剛，「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而孟真所主者（西方史學的德國蘭克學派），則似尚有迥異於此者」。76
錢穆比較欣賞的是三派中的「革新派」。從他的解釋來看，指的是清末民初以來章太炎、梁啟超等提倡的民族主義史學。因此，余英時在回顧中國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時，將錢穆列於其中，頗有道理。77但是，錢穆對章、梁等人的民族主義史學，也有批評，認為他們對傳統文化，批評太多，而于西方文化，過多讚揚。因此也有必要修正。78毋庸贅言，錢穆的《國史大綱》，就是這一修正工作的開始。除了該書以外，他在當時和以後的論著中，都對中國文化的傳統，從歷史的角度，做了大量的正面介紹與肯定。79
由此看來，錢穆《國史大綱》的寫作，是他公開與胡適、傅斯年等人決裂的一個重要標誌。該書的出版，表明錢穆已經不再以「考史」為治學的主要手段，而是以伸揚中國文化、強調中國生生不息的歷史精神為己任。自此以後，一直未有改變。據許多人回憶，1986年錢穆在臺北「素書樓」的最後一課，以「你們是中國人，不要忘了中國」為結束，可見他直到晚年，始終沒有放棄、動搖過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信仰。80錢穆如此公開地批評胡適、傅斯年，那麼對方也有反應。1945年抗戰結束以後，傅斯年代胡適任北大校長，就沒有聘請錢穆回北大任教。當時未受到聘書的原北大教員，大都是因為在抗戰期間與日本有所妥協而致，而錢穆沒有此等「汙跡」，可見他與傅斯年學術上的分歧，是他未獲聘書的主要原因。錢穆在1949年以後，沒有馬上到臺灣，而是在香港創立新亞學院，也說明錢穆在那個時候，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81
五、結論
綜上所述，在1950年以前，錢穆的學術生涯，如果從他與「科學史學」的關係來看，可以大致上分為兩個時期。從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為第一時期，那時錢穆治學的特點是，逐漸走出傳統，與新學問接觸並有所靠近，試圖用考證的方法，爬梳、整理古代學問。這使他的著述，得到科學史家的讚賞，成為當時「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學術主流的一部分。但他對中國傳統的態度，還是與胡適等人有區別。1931年錢穆到北大任教以後，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民族危機的加深，使他逐漸與提倡「西化」或受到「西化」思潮影響的人物分離，而希望通過對中國歷史的全面考察，強調中國文化的長處和價值。他一人承擔北大「中國通史」的教學和用正面的角度評價清代的學術文化，是他與科學史學的人物逐漸疏遠的標誌。而他在1940年出版的《國史大綱》，則表明他已經公開與科學史學的人物決裂了。不過在那時，以胡適、傅斯年等人為首的「科學史學」的地位，也已經大不如前了。抗戰期間民族主義的勃興，使得人們對那種單純以考訂史實為主的科學史學，興趣頓減。而對緊密聯繫現實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增加了興趣。錢穆所代表的則是在這兩派之外的另一種取徑，雖然未能像馬克思主義史學那樣在中國取得統治地位，但其影響十分深長久遠，而在近年非但在港臺，而且在中國大陸，都有擴大之勢。從這一趨勢來看，傳統文化對現代的中國人，仍然保持著強烈的吸引力，雖經多次「革命」，終未能改變。在結束本文以前，筆者還想做一點說明。此文以探討錢穆與科學史學之間的關係為重點，因此便有將兩者硬性對立起來的嫌疑。但這並非筆者的真意。事實上，本文所想揭示的，正是歷史現象之間的複雜性，特別是錢穆學問中的多面性。而中國現代史學的變化，更是型態多樣。現代中國的歷史起伏動盪，置身其中的知識份子不免發生變化。梁啟超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82而1937年抗戰的爆發，更使得不少人為了民族大義，重新為自己的學術定位。即使是這裏作為錢穆之「對立面」的傅斯年，也有明顯的變化。因此以上對史學界各種流派的劃分，只是一種「暫時的」(temporal)作法。歷史的持續與變化，特別是其在一定時間與空間內的分化組合，向來是歷史研究的主要的吸引力，也是筆者寫作此文的主要動機。
1有關這些討論可見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30~90；以及錢穆妻子胡美琦，〈讀劉著《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驗內省》一文有感〉，《中國文化》第十三期（1996年6月，北京），8~19。中國大陸的學者，通常把錢穆與其他新儒家並列，如胡偉希，《傳統與人文：對港臺新儒家的考察》（北京：中華書局，1992）；方克立、鄭家棟主編，《現代新儒家人物與著作》（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
2將錢穆先生稱為「國學大師」的作法，在大陸學者中頗為流行。在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的「國學大師叢書」中，錢先生的傳略就被列為一種。在所謂的「國學大師」中，自有高下之分。該叢書中有些傳主之「大師」稱呼，就頗有些商榷的必要。但錢先生的地位，則無可懷疑。錢仲聯紀念錢穆的論文，將錢穆與王國維並列，便是一例。見氏著，〈紀念國學大師錢穆先生〉，《錢穆紀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77~79。逯耀東的評語見氏撰，〈夫子百年：錢穆與香港的中國文化傳承〉，收入李振聲編，《錢穆印象》（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124。
3參見李木妙等人對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和《劉向歆父子年譜》的評論，見李木妙編撰，《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臺北：揚智文化，1995），120~127。
4在余英時回憶、討論錢穆學術的論著中，他一再強調錢穆信奉章學誠「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來證明錢穆學問之博採眾長。參見余著，〈錢穆與新儒家〉，《錢穆與中國文化》，30~90。
5溝口雄三著、林右崇譯，〈近代中國像的再檢討〉，收入《做為方法的中國》（臺北：國立編譯館，1999），52~56。
6鄧實，〈國學微論〉，《國粹學報》第2期（1905，上海）143~144。
7見余英時，“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20th Century China,” Erik Lönnroth, Karil Molin, Ragnar Björk eds.,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78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4), 155~174。
8吳展良在其《中國現代學人的學術性格與思維方式論集》（臺北﹕五南圖書，2000）中指出，嚴複之翻譯《天演論》，有其求道之宏旨，這是就嚴複個人的學術生涯而言。從《天演論》的影響來看，它當時之所以風靡一時，則是由於它對中國人如何求「富強」，提供了一個方案。事實上，當時中國人所求的是中國的「再度富強」。這裏的進化論觀念，十分明白。
9有關民族史學的研究論著很多，前舉余英時參加寫作的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一書，就是一例。另可參見杜贊奇(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拙著，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0)，對中國二十世紀的民族史學，也做了一些分析。
10如鄧實就在〈國學原論〉一文中指出，在古代中國有所謂「鬼神學派」與「術數學派」，前者研究自然界的變化，後者探究科學。但這些學派在秦漢以後，則由於儒學的興起而衰微。見《國粹學報》第1期，21~31。
11由黃俊傑在台大主持的「中國經典的詮釋傳統」的研究計畫，已經對這一詮釋學的傳統做了不少探究。除了已經出版的中文著作以外，尚有塗經怡(Ching-i Tu)主編的英文文集，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12胡適，〈實驗主義〉，《問題與主義》，收入《胡適文存》第一集第二卷（臺北：遠東圖書，1990），296。
13胡適，《先秦名學史》，見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770。
14顧頡剛曾說他的「疑古」，是「今文古文討論百餘年後該作的工作」。這說明他有受到康有為等人的影響。《古史辨》（香港﹕太平書局，1962），第2冊，〈自序〉，6。
15顧頡剛的自述見他的《古史辨》第1冊，〈自序〉，1~103。對顧頡剛疑古思想淵源的考察，可見王泛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1987）和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臺北﹕商鼎文化，1993）的有關章節。
16顧頡剛在清華講授中國古代史時，表示了用科學方法重建古史的意向。見他為《古史辨》第3冊和第4冊寫的自序。他也認為考古的方法會幫助人們最終達到這一目的。見氏著， 〈中國古代史述略〉，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2冊（ 北京﹕ 中華書局，1988），474~478。
17在顧頡剛女兒顧潮寫的《曆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一書中，記錄了不少顧頡剛提拔別人的事情。據顧頡剛自述，在三十年代初年的北京，學術界有三大「老闆」：胡（適）老闆，傅（斯年）老闆和顧（頡剛）老闆。但前兩位都有研究所或基金會作後盾，而他自己則靠自己的薪金支持青年學者。179~180。
18持這種觀點的人中包括上引顧潮的《曆劫終教志不灰》，138~139。錢的弟子嚴耕望的〈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中也說顧的「胸懷實極難得」。見《錢穆印象》，8。美國的Jerry Dennerline也把錢穆視為顧頡剛的「對頭」(opponent)。見氏著，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56。
19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古史辨》第1冊，190。彭明輝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商務印書館，1991）中也指出，「古史辨」論戰的雙方都遵守同樣的「遊戲規則」，71。
20拙文，〈論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方向性轉折〉對此有較詳細的論述。《中華文史論叢》第6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83。另見拙文，“Historical Writings in 20th China: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deological Influence,” Rolf Torstendahl ed., An Assessment of Twentie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Stockholm: The Royal Academy of Letters,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2000), 43~69。
21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臺北：東大圖書，1983），79~81。
22錢穆，《國學概論》（臺北：商務印書館，1997），1。
23錢穆，《國學概論》，34。
24錢穆，《國學概論》第4章，80~121。顧頡剛對今、古文經的態度主要見於他〈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收入《古史辨》第5冊。
25錢穆，《國學概論》，173~174。
26錢穆，《國學概論》第9章，246~317。
27錢穆，《國學概論》，323。
28錢穆，《國學概論》，61。其中錢穆談到古代的柏拉圖和現代的克魯泡特金。
29錢穆，《國學概論》，324~325。
30錢穆，《國學概論》，347~349。
31錢穆不僅在《國學概論》的末尾闡述三民主義的偉大，也在以後其他的著作中做相同的論述，如《國史大綱》等書。
32見錢穆，《國學概論》，〈弁言〉，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