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毛澤東“同師” 

1913年，十五歲的周穀城考入湖南長沙省立第一中學，這是湖南省內第一所省立中學，創辦人和第一任校長是符定一。符定一治校嚴謹，以“公、勇、勤、儉”為校訓，對學生進行勉勵。進入省立一中，周穀城像跨進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對英語和數理化等每門學科都感興趣，如饑似渴地學。 

他曾有過八年在“周氏族學”中讀書的經歷，養成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周穀城的作文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那時他已經系統地讀了《史記》《漢書》《國語》《戰國策》等古籍，作文時喜歡引經據典，闡述道理。國文老師袁吉六後來說：“我在第一師範教書時，古文最好的學生是毛澤東；在省立一中教書時，古文最好的是周穀城。”袁吉六是前清進士出身，既是湖南第一師範的老師，又受聘在第一中學教國文，在一中的作文講評時他經常引周穀城的文章為例。 

周穀城與毛澤東有三個共同的老師，另兩位便是楊昌濟和符定一。楊昌濟是楊開慧烈士的父親，當時在省立一中教修身課，他的學問、道德和風采，給周穀城留下很深的印象。符定一是一位前清宿儒，袁世凱稱帝時，楊度發起成立“籌安會”，符定一緊緊跟上，在湖南籌安會當上了會長，但他跟楊度一樣，後來的思想也轉到社會主義這邊來了。  

接受“五四”洗禮 

1917年周穀城從湖南省立一中畢業，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甫入大學，即逢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五四”運動。周穀城後來回憶，正是在那段時間裏，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新青年》和許多哲學原著。他十分贊同科學和民主的觀點，還廣泛接觸各種新思想，閱讀了大量反映當時社會政治思潮的中外書籍，有馬克思主義的，也包括實用主義的。 

廣泛涉獵，兼收並蓄，百家爭鳴，推陳出新，這是“五四”時期知識界、學術界的風氣，也是當時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術風氣，可以說，影響了他一生的學術道路。從那時開始，周穀城在學問道路上一直是解放思想，打開視野，廣博地閱讀，不斷地求知，貫通中西，窮究今古，自立新說而成一家之言。進入盛年以後，除史學領域外，這位學人在哲學、美學、教育學、邏輯學、社會學各個領域，都有深入研究和獨到的見解，令人刮目。 

1921年，周穀城離北京高師畢業還差半年，便回到湖南長沙，在第一師範執教英語和論理課了。當時，毛澤東正在一師附小任主事。一見之下，引為知己。在那段令周穀城終身難忘的日子裏，通常是，晚飯之後，毛澤東去到周穀城處，說古論今，作竟夜長談。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和不少共產主義小叢書的周穀城，和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者毛澤東之間，自有說不完的話題。 

1921年8月，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創辦湖南自修大學。1922 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學社社長。周穀城應毛澤東之邀，做過自修大學和船山學社的教師，教心理學。與此同時，周穀城又將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開始了長達一生的筆耕生涯。1923年，周穀城出版了第一本譯作《實用主義論理學》。 

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周穀城構建自己學術思想體系的《生活系統》一書。在這本兼融心理學與哲學於一體的著作中，他認為知、情、意三者前後承續，首先是物我渾然一體，而後是物我分立，進而是信仰生活。這部著作既是對構造派心理學的批判，也是周穀城向哲學領域挺進的起始，其早年的創新思維由此可見一斑。  

新復旦首任教務長 

1942年春，周穀城經進步教授陳望道、張志讓介紹，受聘于遷址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任歷史系教授，並在陳望道任系主任的新聞系開設英文報紙分析課。周穀城仍繼續積極參加抗日民主活動，還協助陶行知開辦社會大學，被聘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前身)顧問。他的學問人品受到學生們的景仰，1945年春周穀城任系主任，歷史系的學生曾以他的名字成詩：“周穀城裏，春光明媚，鳥語花香，人才濟濟”。 

周穀城還致力於對世界歷史的研究，他仔細研究和分析了當時流行的世界史著作，認為缺憾多在於堆砌歷史事件，而且都是以歐洲為中心，置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於不顧。周穀城認為，不能也不應該追隨以歐洲為中心的學術思想，希臘、羅馬並非駕馭其他地區的文化中心，中國、印度跟希臘、羅馬是可以相提並論的。在這樣的思想前提下，周穀城著手編寫格局一新的《世界通史》，力求將人類社會發展的全局綜合為統一整體，闡明歐洲的古老文明和近代文明，中國、印度等各自都有其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互相滲透、互相作用，蔚成一幅波瀾壯闊的世界歷史畫面。 

1949年，周穀城的三卷本《世界通史》正式面世。在這部通史中，周穀城以埃及、巴比倫、波斯、印度、中國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關聯、日趨融合為主旨，描繪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為因果的內在聯繫。周穀城提出，世界是一個多元的有機整體，儘管世界上多文化區、多國度並存，但並非各自孤立活動，而是從一開始便蘊涵著互相往來、互相交叉和互相滲透的趨勢，這種趨勢又是必然的。 

除《世界通史》外，周穀城還著有《中國通史》。 

1946年，周穀城隨復旦大學由重慶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又與張志讓、潘震亞、翦伯贊等人發起組織了上海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周穀城作為“大教聯”中堅分子，上了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黑名單。 

上海解放後，周穀城被任命為新復旦的首任教務長，接著又受郭沫若、翦伯贊、侯外廬的委託，創辦了上海市歷史學會，並長期擔任會長。1952年高校實行院系調整，調入復旦大學的全國知名學者、學術界的權威人物多達十五人。作為復旦教務長，周穀城代表校長陳望道，帶著車隊把十五位名教授接進復旦，其中包括浙大的蘇步青、陳建功，滬江大學的蔡尚思等。多年以後，蘇步青仍感慨不已道：“望老不容易，把十五個大頭團結了起來；周穀老也是有功勞的，我就是周谷老代表望老帶了車隊接來復旦的。” 

“時代精神匯合論” 

60年代初，周穀城陷入了一場“鬥爭哲學”的重圍。那就是圍繞周穀城美學思想展開的大論戰。1961年至1962年間，周穀城先後發表了三篇闡述其美學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報》上的《史學與美學》，《文匯報》上的《禮樂新解》，還有《新建設》上的《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在以後針對他的美學思想展開的論戰中，他又先後發表了五篇文章。 

當時的中國大地，已經歷了1957年的反右鬥爭，1958年的“拔白旗，插紅旗”，1959年的反右傾，1960年的反修防修。階級鬥爭的弦正越繃越緊。而周穀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厚積薄發，坦誠地表述了自己在“正確認識矛盾鬥爭的限度”、“正確認識矛盾鬥爭與矛盾統一的關係”等問題上的觀點和看法。尤其在《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中，周穀城表述了一個主要觀點，即“時代精神匯合論”。他是這樣詮釋的： 

在原始氏族社會，因著人與自然的鬥爭，部落與部落的鬥爭，常形成各種不同的思想意識，匯合而為氏族社會的時代精神。封建時代又有各種思想意識，匯合而為當時的時代精神。資本主義時代，又有各種思想意識，匯合而為當時的時代精神。各時代的時代精神雖是統一的整體，然從不同的階級乃至不同的個人反映出來，又是截然不同。 

這就是周穀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周穀城的解釋，自然又引起軒然大波，成為被圍追堵截的又一焦點，一時間，“商榷”文章蜂起。關於時代精神的討論，從1963年至1964年，前後延續了兩年。各方來稿踴躍。僅《光明日報》一家，在1964年夏、秋之際三個月裏，討論的稿件就有近三百篇，其中批評周穀城觀點的占大多數，贊成他觀點的僅三十餘篇。在這段時間裏，“金棍子”姚文元為顯示其革命的徹底性，與周穀城在《光明日報》上多次交鋒。  

毛澤東一直密切關注著這場討論。他看過周穀城、姚文元在報刊上發表的論戰文章及其他有關文章。而對於金為民、李雲初的《關於時代精神的幾點疑問——與姚文元同志商榷》一文，他還在發表以前看過報社排印的清樣。7月6日他看完這篇文章清樣後，立即讓中宣部把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文章編成一本小冊子付印出版，並親自寫了一段按語作為序言： 

這兩篇文章，可以一讀。一篇是姚文元批駁周穀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穀城批駁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藝理論問題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懂一點文藝理論，否則會迷失方向。這兩篇文章不難讀。究竟誰的論點較為正確，由讀者自己考慮。 

從今天的眼光看，毛澤東的這段序言並不顯得咄咄逼人，但對這場討論的態度，對辯論雙方觀點的態度，對老朋友周穀城的態度，意思全在裏面了。不久“文革”爆發，“時代精神匯合論”被列為全國重點批判的“黑八論”的第二位，周穀城終究還是為此吃了不少苦頭。 

人生第二春 

粉碎“四人幫”後，周穀城迎來了人生和學術道路上的第二個春天。 

1978年以後，周穀城在學術研究上著述頻頻，先後發表《秦漢帝國的統一運動》《繼往開來的史學工作》《關於藝術創作地位》《看重統一整體，反對歐洲中心論》等論文，創言立論，老而彌堅。與此同時，他還出版了《史學與美學》一書，重新修訂出版了《中國通史》。1982年，他編著的《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被列為全國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周穀城晚年一直擔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他以八十高齡登上教壇，講授世界史，培養了“文革”後第一批史學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撰寫了《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所謂意境》、《論古封建》等有影響的專論。1984年，他主持創辦了《中國文化研究集叢》，並主編了“中國文化史叢書”。1986年，又擔任了“世界文化史叢書”主編。1988年，又主持編纂出版了大型學術叢書“民國叢書”。199 0 年11月和1992年3月，周穀城兩次寫信給全國人大和上海市人大負責人，表達對自己身後事的態度：“穀城去世以後，不要搞告別儀式，不要骨灰，一切書籍、文物交給人大科教文委員會。” 

1996年11月10日，周穀城在上海逝世，享年九十九歲。 

（資料來源：《文匯報》2005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