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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學術大師，他曾經多次開堂講學，門下弟子甚眾，諸如黃侃、汪東、朱希祖、沈兼士、馬裕藻、錢玄同、魯迅、周作人、吳承仕等，均是章氏早年所收弟子。這批章門弟子先後執教于國內各知名大學，有些人甚至長期執掌某一研究機構或文化團體，以致被人們指為“某籍某系”。緣此，他們能有機會將源自于師而又有所發展的治學理念付諸實踐，從而形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學術群體。1932年初，孫楷第在致陳垣函中，曾試為蠡測品類國內學界名流，其中一類乃“淵源有自”，顯指章門弟子，正所謂“關閩不同，揚劉異趣。都分門戶，盡有師承”[1]。這一方面點出章門弟子業有專攻、各有造詣，另一方面又闡明他們繼承師說、學有本源。這當然是一種精闢的見解，但歷史地看來，章太炎與其弟子之間的師生關係遠較此論更為豐富，值得今人深刻總結。本文即擬就此做一番全面論述。
一、深厚情誼
通觀中國近代學術史，儘管不乏頗具影響力的一代宗師及其弟子群，但大都難以企及章太炎和他的弟子們之間的深厚情誼，這可以從以下一些事例看出來。
章太炎一生撰寫了不少書劄，其中有許多便是致其弟子的信函。從新近整理出版的《章太炎書信集》來看，收錄最多的是《與吳承仕書》，共計89通；《與錢玄同書》居第三位，達59通。章氏與弟子聯繫之密切由此可見一斑。在這些書信中，章太炎還經常談及其他弟子近況，如他在1910年10月3日致錢玄同信中就說：“季剛歸蘄，足下與逖先輩，一時散盡，甚寂寂也”[2]，毫不掩飾自己對弟子們的思念之情。
此外，章太炎與弟子們的關係也十分隨和，從不擺師道尊嚴的架子。魯迅便形容：“太炎先生對於弟子，向來也絕無傲態，和藹若朋友然”[3]，周作人也回顧說：“太炎對於闊人要發脾氣，可是對青年學生卻是很好，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般。”[4]另據汪東回憶，章太炎還曾戲封其得意弟子為“四王”，“曰：季剛嘗節《老子》語‘天大，地大，道亦大’，丐餘作書，是其所自命也，宜為天王。汝為東王。吳承仕為北王。錢玄同為翼王。餘問：錢何以獨為翼王？先生笑曰：以其嘗造反耳。越半載，先生忽言：以朱逖先為西王。……一時詼嘲，思之腹痛！”[5]由此可見，章太炎與其弟子的關係是相當融洽的，故常有詼諧之雅談。
尤其讓人感動的是，章太炎還曾一再向學界推薦其弟子。1908年，他專門致函《國粹學報》說：“前此蘄州黃君名侃，曾以著撰親致貴處。黃君學問精專，言必有中，每下一義，切理饜心，故為之介紹。願貴報館加以甄采，必能鉤深致遠，宣揚國光。”[6]1914年，他又在《題黃侃夢謁母墳圖記後》中寫道：“蘄州黃侃，少承父學，讀書多神悟，尤善音韻，文辭澹雅，上法晉宋，雖以師禮事餘，轉相啟發者多矣。……若其精通練要之學，幼眇安雅之辭，並世固難得其比。”[7]顯然，章太炎出於對黃侃學識的特別欣賞，故屢屢為之熱心推介。與此相似，章太炎對吳承仕也是誇獎有加：“及吾門得辨聲音訓詁者，其惟檢齋乎”[8]，並特意致函章士釗：“吳在司法部充僉事，學問精實，與季剛輩相埒，而中正穩練，則過於季剛，望善視之也。”[9]1935年6月18日，他又為吳氏謀中央大學教職一事致信蔣維喬：“頃有吳君承仕，字絸齋，國文、小學、經訓與季剛造詣伯仲，……足以補季剛之缺。”[10]
當然，章太炎之所以屢屢思念早期弟子並為之推薦，主要是因為他對這批弟子寄予了學術傳承的厚望。1914年，他就說：“季剛年方盛壯，學術能為愚心稠適，又寂泊願握苦節，……斷續之際，賴季剛亹亹而已。”[11]同年，他在致龔未生信中又寫道：“季子、逖先四生，亦未知可以光大吾學否耶？”[12]言詞中顯然充滿了殷切希望。而章門弟子也沒有讓他失望，章氏在《自定年譜》中即言：“弟子成就者，蘄黃侃季剛、歸安錢夏季中、海鹽朱希祖逖先。季剛、季中皆明小學，季剛尤善音韻文辭。逖先博覽，能知條理”[13]，分別表彰了對弟子們的各自建樹。對此，朱希祖曾表示：“余對先師，終有知己之感也。”[14]黃侃也聲明：“一知一識，盡承師賜，一飲一啄，莫非師恩”[15]，“謹當尋繹寶訓，勉之畢生，不墮師法，以酬恩造”[16]。
而從弟子的角度來看，章門弟子也十分關心其師的處境。1908年，章太炎因遲未交納《民報》案罰金，被判處拘於勞役相抵。宣判當天，魯迅、許壽裳等人便立即挪借譯書的部分稿費，代繳罰金以營救其師。此後，當章太炎因痛駡袁世凱被幽禁錢糧胡同時，章門弟子也經常前往問候，章氏後來在《自定年譜》中就回顧：“時弟子多為大學教員，數來討論”[17]。具體說來，朱希祖一周探望即多達數次，有時甚至一天上午、下午均來探視。黃侃更索性搬到章氏寓所與其同住，直至被強行逐出。另據《魯迅日記》記載，他也曾多次前往探望，其中1月31日記載：“午前同季市往章先生寓，晚回。”2月14日又記載：“午前往章師寓，君默、季中、逷先、幼輿、季市、彝初皆至，夜歸。”[18]這說明他們當時常常不避危難，互相約定或不約而同前去問候其師。在此期間，章門弟子還聯名上書教育總長湯化龍以謀救其師，其中說：“若太炎先生者，才學宏博，求之古人，未知何如，今日實罕其匹。……文獻之存，國有賴焉。”他們還提出《申理章太炎建議案》，其中也寫道：“章氏一代英才，而聽其摧折，亦非計矣！”[19]。今天看來，這些言行無疑體現了他們對其師情意深摯的敬仰和關切。
二、教學相長
章太炎一生雖曾多次設堂講學，但始終念念不忘其早期東京弟子，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他認為在東京講學時，“從游者皆素心人”[20]，且素有根柢，易形成師生之間的交流互動。
從章太炎這一時期的學術著述來看，即大多與其講學的內容有關。如《莊子解詁》一書便是因“餘念《莊子》疑義甚眾，會與諸生講習舊文，即以己意發正百數十事”而成[21]，又如“其《新方言》及《小學答問》二書，皆于此時著成，即其體大思精之《文始》，初稿亦權輿於此”[22]。其中《小學答問》一書據章氏自述，緣起于“餘以鞅掌之隙，息肩小學，諸生往往相從問字”[23]，“適錢夏、黃侃、汪東輩相聚問學，遂成《小學答問》一卷”[24]，並由錢玄同寫就付印，眾弟子集資刊刻。顯而易見，章太炎的東京講學極大地促進了他對原有學術觀點的總結。
更為重要的是，在東京講學時期，章太炎還通過與弟子們的交流，進一步豐富與發展了自己的學術見解。如在撰寫《新方言》一書過程中，黃侃就提出不少補充意見，“因持其說，以問太炎，師弟之間，往復辯詰，幾達旬日，章先生卒是其說”[25]。章氏也說：“蘄黃間有君子告余曰：……於是知餘所集者，猶未周備”[26]，並在《題所撰初本<新方言>予黃侃》中寫道：“季剛昔為我次蘄州語，及諸詞氣，複以新所診發者，第為十篇，都八百二十餘事”[27]。另外，《小學答問》中有數條解答之辭，他也署明“黃侃答曰”。
由上可知，章太炎與其弟子在學術研究上形成了雙向的交流與互動，從而達到了教學相長的良好效果。對此，任鴻雋曾經評價說：“這樣講學，于先生本人的成就也有好處。據我所知，先生的著作，如《文始》、《新方言》、《嶺外方音集》、《莊子解故》、《國故論衡》，都是在此時成書的。”[28]
三、傳承與創新
除上述令人感懷不已的師生情誼和取得教學相長的良好效果之外，章門弟子還在繼承師說的基礎上發揚了獨立思考的精神，敢於突破樊籬，從而形成了傳承與創新相結合的師生關係。
例如，在文學研究上，黃侃、魯迅等人對章太炎關於阮元“文筆說”的批評便持不同的意見，相反地更傾向于阮元、劉師培的看法。阮、劉二氏均屬揚州學派，提倡駢文，反對古文，強調“駢文一體，實為文體之正宗”，並指斥鼓吹古文的桐城派是“枵腹之徒，多托於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29]。為了從學理上貶低古文，他們還提出“文筆之辨”說，主張“文必有韻”，所謂“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並且引《易經》之《文言篇》以張大其說。對此，魯迅曾經表彰說：“辭筆或詩筆對舉，唐世猶然，逮及宋元，此義遂晦，……清阮元作《文言說》，其子福又作《文筆對》，複昭古誼”[30]。
然而，章太炎出於其激烈的“排滿”立場，極端排斥清廷重臣阮元。他在《文學總略》中一再批駁阮氏《文言說》、《文韻說》“持論偏頗”，“夫有韻為文，無韻為筆，是則駢散諸體，一切是筆非文。藉此證成，適足自陷”，並針鋒相對地反駁說：“既以《文言》為文，《序卦》、《說卦》又何說焉？……由是言之，文辭之分，反覆自陷，可謂大惑不解者矣”。章氏還提出了自己對文學的界說：“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稱文。”[31]由此出發，他對黃侃與桐城派的“駢散之爭”也不表贊同，認為“駢散之爭，實屬無謂”[32]，“往者季剛輩與桐城諸子爭辯駢散，僕甚謂不宜”[33]，“由今觀之，駢散二者本難偏廢。……不知當時何以各執一偏，如此其固也”[34]。
但在此問題上，黃侃與魯迅則明顯受到劉師培的更多影響。朱希祖當時即曾在日記中概括：“近來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主持文學者，大略分為三派：黃君季剛與儀征劉君申叔主駢文，……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實，閩侯陳君石遺主散文，世所謂桐城派者也。……餘則主駢散不分，與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譚先生獻，及章先生(太炎)議論相同。此又一派也。”[35]由此可見，被章太炎視為“為學一依師法，不敢失尺寸”的黃侃[36]，實際上並未完全拘囿于師說的樊籬。而魯迅也一再向人推薦劉師培所著《中古文學史》一書，稱讚該書“輯錄關於這時代的文學評論，……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能使我們看出這時代的文學的確有點異彩”[37]，並說：“我看到已刊的書，無一冊好，只有劉申叔的《中古文學史》，倒要算好的。”[38]他甚至還早在《民報》社聽講時，便對章太炎關於文學的界定提出過異議，他認為：“文學和學說不同，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先生詮釋文學，範圍過於寬泛，把有句讀的和無句讀的悉數歸入文學。其實文字和文學固當有分別的”[39]。為此，章太炎曾在《文學總略》中特別提到：“或言學說、文辭所由異者，學說以啟人思，文辭以增人感，此亦一往之見也”[40]，其中“或言”指的應就是魯迅。對此，許壽裳曾評價說：“這可見魯迅治學‘愛吾師尤愛真理’的態度！”[41]
而其他章門弟子後來也逐漸地認識到章太炎關於文學界說的偏頗，如曾自謂與“章先生議論相同”的朱希祖1916年編著一部《中國文學史》，作為北大國文系“中國文學史”講義，當時持的是章氏所謂“泛文學觀”；但時至1919年，他則在《文學論》一文中對此進行了反思：“吾國學術，則渾而未析者。故論文學者，必包絡一切著於竹帛者（吾師余杭章先生著文學論，即主此說，分文學為十六科。希祖曾據此論編中國文學史，凡著之竹帛者，皆為文學。二年以來，頗覺此說之不安。）”[42]
又如，在小學研究上，黃侃向來主張“治學第一當恪守師承，第二當博綜廣攬”，由是對其師章太炎之說也不乏批評。他在《聲韻略說》中就說：“即本師《成均圖》，亦尚有待參者。”另外如前所述，章氏《文始》一書採納了黃侃的不少意見，他對此書也是基本肯定的，但對其中一些具體的觀點則時有駁難，並對學生表示：“雖師說，亦妄說也”[43]。而魯迅儘管不專治小學，卻也曾撰文質疑章太炎對“州”的釋義，“我卻發見了吾師太炎先生的錯處了”[44]，並針對章氏晚年所提出“白話必須從小學中尋出本字”的論斷批評說：這“其實是文不對題的。這緣故，是因為先生把他所專長的小學，用得範圍太廣了”，“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覺，小學的大師，倘談文獻，講《說文》，當然娓娓可聽，但一到攻擊現在的白話，便牛頭不對馬嘴”[45]。
此外眾所周知，章太炎向來對甲骨與金文是持一種強烈懷疑態度的。早在《國故論衡》中他便說：“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壞；……龜甲何靈，而能長久若是哉！鼎彝銅器，傳者非一，猶疑其偽；況於速朽之質，易薶之器，作偽有須臾之便，得者非貞信之人。”[46]直至晚年，他仍批評：“穿鑿之徒，皮傅彝器，隨情定字。……重以龜書刻骨，真偽難知，而妄者乃欲以傾奪籀斯，彼其滅裂故書”[47]。
而在這一問題上，章門弟子則大大突破了師說的樊籬，堅信甲骨與金文的價值。沈兼士即曾主張：“餘竊以為今日之研究小學，應以說文始，以金文卜辭終”，並說：“甲骨卜辭之為殷代遺物，已為學者之所公認”[48]。朱希祖也在日記中將“殷墟甲骨刻辭”列為“吾國三大發見”之一，認為“確皆可信，非大言虛說所可推倒者也！”[49]魯迅同樣也對殷墟甲骨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先後購得《殷商貞蔔文字考》、《殷墟書契考釋》、《殷墟書契待問編》、《鐵雲藏龜之餘》、《殷墟書契菁華》、《殷墟書契類編》、《卜辭通纂》等書，擬對此加以研究。
與此同時，錢玄同對甲骨金文的價值也予以了充分肯定。1918年，他在致魯迅信中便說，“你那天同我談的烏龜身上的字，有許多的新發明……祈將已經見到的，隨便寫出一點，給我看看。……因為我近來要編輯講義，關於字形一部分，頗要換點新法兒也。兼士處，亦當函詢。” 1921年，他又致信魯迅表示：“我近來‘國故’得厲害，頗有羅遺老王遺少之風，對於龜文，頗想研究。不知待齋兄近來又有新義發明否？”[50]在此期間，他還在日記中寫道：“我以為應用甲、金二文推求真古字、真古史、真古制，以推倒漢人之偽古字、古史、古制，不應用漢儒之偽文、史、制來淆亂甲金之真史制也”[51]，“現在，我們應該在甲文、金文中求殷代歷史，在金文中求周代歷史，以匡正漢儒（兼今文家、古文家）之胡說”[52]。此後，他更是公開呼籲：“我們若專門研究文字學，自然應該從鐘鼎甲骨講起”[53]，“甲骨跟鐘鼎上面的文字，現在還未經整理，但據王筠、吳大澂、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容庚諸人所釋，足以訂正許書之違失的已經不少”[54]，“現在要知道古代的真歷史，真典禮，真制度，最可信據者惟有甲骨刻辭及鐘鼎款識等等實物耳。今文經中，孰為史料，孰非史料，惟有以甲骨刻辭及鐘鼎款識校之，方能斷定其真偽與正誤”[55]。為此，他還計畫對歷代鐘鼎彝器銘文的研究作一次“索引式的整理”，成一《金文彙編》，並擬具了《編纂金文彙編計畫書》。
在此還尤值得一提的是，過去人們常常誤解黃侃對甲骨金文的態度，其實他晚年對此是十分重視的。他在1930年致親家徐行可的信中便說：“近日閒居，深念平生雖好許書，而於數百年所出之古文字，所見未宏。夫山川鼎彝，汶長所信，今不信其所信，徒執木版傳刻之篆書，以為足以羽翼《說文》，抑何隘耶？”並表示：“夫汶長之書，豈非要籍？棗木傳刻，蓋已失真。是用勤探金石之書，冀獲壤流之助。近世洹上發得古龜，斷缺之餘，亦有瑰寶。……倘于此追索變易之情，以正謬悠之說，實所願也。”[56]為此，他屢次囑咐子女及弟子為其購金文甲骨書，“務望致之，雖價昂亦不惜”，“要緊要緊”[57]。另外，他手批《說文》也幾乎每頁都有引金文、甲骨加以對照之處。由此可見，黃侃等早期章門弟子在甲骨與金文問題上並非對章太炎亦步亦趨，而是跳出了師說的窠臼。
再如，在經學史研究上，錢玄同更是與章太炎持截然不同的看法。他早年“頗宗今文家言”[58]，在1910年1月13日的日記中即曾明確寫道：“余雖受業章先生，然觀以辟今文說，亦頗不為然。”[59]這一時期，他還站在今文家的立場上，對章太炎著力闡發的“六經皆史”說提出質疑，認為“此說實未可從”[60]，並指出：“世尤有牽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說，六經皆史說其他姑弗論，即如《詩》、《易》二經如何能說是史？……後世乃認《詩經》為史，豈非謬誤”[61]。與此同時，他對章氏批判劉逢祿也“心竊懷疑，再取劉書細讀，終不敢苟同太炎師之說”[62]，並肯定皮錫瑞“《春秋》是經，左氏是史，……體例判然不合”的論斷“其說最確”[63]。
1911年2月，錢玄同謁今文家崔適請業，“時向崔君質疑請益”[64]，“始借讀《新學偽經考》，……自此也篤信‘古文經為劉歆所偽造’之說”，從此更“專宗今文”[65]，以至被同門視為“背師”[66]。而當他在1917年“思想改變，打破‘家法’觀念”之後[67]，更是突破了今古文之爭的壁壘，對章太炎古文經學和崔適今文經學都加以深刻反思：“他們倆都是經師，崔師是純粹的今文家，不信一切古文經說而絕對的相信《春秋公羊傳》；章師是純粹的古文家，不信一切今文經說而絕對的相信《周禮》。我對於兩師那種‘不信’的態度，認為大體是不錯的，而對於他們那種‘相信’的態度，實在不敢贊同”[68]。錢玄同還曾表示：“近二十年來，弟讀書稍多，……對於先師章公太炎之著作，亦多有不敢苟同者矣。”[69]顯而易見，他在經學研究上已大大突破了其師章太炎拘于古文經學的門戶之見，誠可謂“學出余杭，不囿樊籬”[70]。
除學術研究之外，在政治思想與文化思想上，章門弟子也對章太炎多持異議。尤其是當章氏晚年“既離民眾，漸入頹唐”，“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71]，“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動”[72]，又參與復古投壺的鬧劇，由是引起了章門弟子的普遍不滿。錢玄同即曾致信胡適指出：“‘敝老師’底思想，的的確確夠得上稱為昏亂思想了。我以為他這種思想，其荒謬之程度遠過於梁任公之《歐遊心影錄》。吾儕為世道人心計，不可不辨而辟之也。”[73]魯迅也批評章太炎“原是拉車前進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這回還是請他拉，拉還是拉，然而是拉車屁股向後，這裏只好用古文，‘嗚呼哀哉，尚饗’了”[74]。周作人的態度更是激烈，他先是在《思想界的傾向》一文中，針對章氏上海講學表示：“太炎先生的講學固然也是好事，但我卻憂慮他的結果未必能於整理國故的前途有十分的助力，只落得培養多少復古的種子，未免是很可惜的。”[75]此後，他更仿效當年章太炎對俞樾所為，發表《謝本師》一文宣稱：“我相信我的師不當這樣，這樣的也就不是我的師。先生昔日曾作《謝本師》一文，對於俞曲園先生表示脫離，不意我現今亦不得不謝先生，殆非始料所及。”[76]
總之，無論是從文學、小學、經學等學術研究的各個領域，還是從政治與文化思想來看，章門弟子都沒有完全墨守成規，而是獨立思考，敢於突破師說的樊籬，從而形成了傳承與創新相結合的師生關係。
四、相互寬容
在章太炎及其弟子的師生關係中，最值得今人深思的是他們之間的相互寬容和理解。一方面，如果沒有章太炎的鼓勵，章門弟子或許難以在繼承師說的基礎上有所創新。關於這一點，章氏晚年曾引戴震語提出，“大國手門下，只能出二國手；而二國手門下，卻能出大國手”，並闡明：“大國手的門生，往往恪遵師意，不敢獨立思考，學術怎會發展；二國手的門生，在老師的基礎上，不斷前進，故往往青出於藍，後來居上。”[77]有鑒於此，他對弟子的創新總是持一種積極鼓勵態度，朱希祖即曾說：“章先生之教弟子，以能有發明者為貴，不主墨守。”[78]具體說來，章氏曾褒獎黃侃“雖以師禮事餘，轉相發明者多矣”，言詞中顯然不無欣慰。而即使是弟子“背師”，章氏也十分寬容，如錢玄同雖“談經多主今文，頗與先師相違，而先師不以為牾也”[79]。甚至連曾經“謝本師”的周作人，他也既往不咎，不僅在1932年北游時一共赴宴照相，並為其手書條幅，而且還在1933年修訂《弟子錄》時將其補入，充分反映了他寬容大度的胸襟。另外，章太炎對多持異議的魯迅也並未淡忘，他在北游時的一次聚會上就問起：“豫才現在如何？”[80]明顯流露出一種關切之情。
而另一方面，章門弟子同樣也對章太炎抱有著一貫的尊敬和理解。如黃侃“於並世老宿多譏彈，惟于太炎先生，則始終服膺無間，有議及章先生者，先生必盛氣爭之，猶古道也”[81]，大有以師門護法自居的氣魄。而吳承仕晚年雖“再不以其業師章太炎的衣缽為滿足”[82]，卻也公開撰文為章太炎辯護，強調其與一般復古論者不同，認為章太炎“從表面看來，似乎與現時的規複祀孔、整理祭田、提倡四維八德等是互相唱和著的，更使前進的青年們，對他發生了不快之感。但是我們應該知道：他的民族意識，是最敏感最堅固最徹底的；同時他那不屈不撓的節操，經過坐牢三年、軟禁一年、絕食七日種種艱苦，到現在仍舊保持不變。”[83]他還表示：“太炎先生對他的老師表示決裂，寫過‘謝本師’。我的老師不同意我現在走的路，我不會做出他那樣的表示。”[84]
至於當年曾公開“謝本師”的周作人，後來也不無歉意地承認此舉“不免有點大不敬了。……與實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85]。而錢玄同儘管亦曾“背師”，卻自始自終地都在日記中尊稱章太炎為“章師”，體現了一種發自內心的由衷敬仰。當章氏1932年北游時，他更是幾乎全程陪同，擔任講演口譯。對此，錢穆曾感歎說：“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對太炎守弟子禮猶謹如此。……要之，在當時北平新文化運動盛極風行之際，而此諸大師，猶亦拘守舊禮貌。”[86]而當得知章氏病逝消息時，錢玄同又多次致信友人說：“噩耗傳來，中心震悼，莫可言喻” [87]，“噩耗傳來，悲痛萬分”[88]，哀痛之情溢於言表。關於錢玄同對章太炎的感情，周作人曾經評價說：“雖然太炎曾經戲稱封他為翼王，因為他‘造過反’，即是反對古文與漢字。……可是他對於先生的尊敬三十年如一日，……愛真理時儘管造反，卻仍是相當的愛吾師，這不是講學問的人最好的態度麼。”[89]今天看來，這番分析無疑是中肯的。
此外，魯迅對章太炎的尊重和理解更是為人們所耳熟能詳。1933年，他在致曹聚仁信中就表示：“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此頗有反感。我以為師如荒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卻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後來因為我主張白話，不敢再去見他了，後來他主張投壺，心竊非之，但當國民黨要沒收他的幾間破屋，我實不能向當局作媚笑。以後如相見，仍當執禮甚恭，自以為師弟之道，如此已可矣。”[90]1935年7月，他又在《名人與名言》一文中誠懇申明：“我很自歉這回時時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幹慮，必有一失’，這大約也無傷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91]至1936年10月臨終前，他還抱病堅持寫下了生前的最後兩篇文章——《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指出章氏晚年“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范”[92]，對章太炎一生的革命事蹟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
綜上所述，章太炎和他的弟子們不僅在學術上教學相長，形成了薪火相傳的傳承關係，而且在心靈上也達成了相互的理解和溝通，從而共同構築起了近代中國學術界最具魅力的師生關係。其中所蘊含的諸多意味，迄今仍讓人回味無窮。
注釋：
[1]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09-410頁。
[2][6][10][12][20][33]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236、959、587、250、309頁。
[3][90]《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185頁。
[4]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上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頁。
[5]汪東：《寄庵談薈》，莊華峰編纂《吳承仕研究資料集》，黃山書社1990年版，第294頁。
[7][11][13][17][23][27]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 第473、473、317、466、315、472頁。
[8]鮑弘道：《經學大師、革命戰士吳承仕》，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集萃》第一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頁。
[9]王森然：《吳承仕先生評傳》，《近代名家評傳》二集，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11-312頁。
[14]朱偰：《先君朱逷先先生對於史學之貢獻》，《東方雜誌》第40卷第16期，1944年8月30日。
[15][81]湖北省文史館編《黃季剛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誕生一百周年紀念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95頁。
[16][56]湖北省文史館校訂《黃季剛詩文鈔》，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5、76頁。
[18]《魯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154頁。
[19]黃侃：《致教育總長湯濟武論救太炎師書》、《申理章太炎建議案》，引自湯志鈞：《讀<量守遺文合鈔>——黃侃與章太炎、劉師培》，《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21]章太炎：《<莊子解故>前記》，傅傑編校《章太炎學術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頁。
[22][24][28][77]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第58、83、268、459頁。
[25]劉成禺：《世載堂雜憶》，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頁。
[26]《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0頁。
[29]《劉申叔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6 –1648頁。
[30]《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46頁。
[31][40][46]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3、52、43頁。
[32][34]章太炎：《國學講演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3頁。
[35]《朱希祖日記》，1917年11月5日條，引自朱偰：《五四運動前後的北京大學》，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化史料》第5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頁。
[36][47]《章太炎全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0、136頁。
[37]《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04頁。
[38]《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609-610頁。
[39][41]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現代賢儒——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台海出版社1998版，第24、24頁。
[42][78]朱希祖：《文學論》，《北京大學月刊》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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