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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1997年夏，筆者在西藏昌都地區考察時，承地區文化局圖嘎先生展示昌都地區文物、建築的圖片及照片，其中一張“丹達山神記”清代石碑的彩照引起了我的興趣。據圖嘎介紹，這塊石碑今存於昌都地區邊壩縣。
先移錄圖嘎展示照片上的碑文於下：“公諱元辰，字泉三，姓彭氏，江西南昌人，仕□南，為參軍。乾隆十八年，轉糧西域，道經丹達山，會大雪，人馬陷深崖中，不能出。公後至，籌施無策，躍入雪中以殉，久之，西域使者不得糧，遣使覓至，獲公屍，貌如生，以禮葬于山，聞於朝奉勅建祠以祀，藏番尊禮尤虔，號為‘丹達王’，廣立廟祀，最著靈異。凡往來者，感異域孤身，靡不求公佑。公鑒其誠，憐其苦，必佑之。省垣東北隅亦有是廟。予以庚辰歲由比部政官西蜀，寄宿寺中，得瞻公之廟貌。壬午歲奉使拉裏糧務，始經其山，山之人猶依稀指公之殉糧地。計在西藏五年，無日不感公之庇護也。嗟夫，自西域平定以來，使者以什佰計，孰能知公之不朽而長享禋祀者乎，誠以精誠格天推其志，可以托孤，可以寄命，臨大節而不奪者，其公之謂乎。公生於四月六日，不知其年。大清光緒十五年歲在已醜季春月穀旦，卸管拉裏糧務，特用知府即補同知山陰王葆恒於蓉垣補撰刻石，候補知州懷甯胡良生書。”
碑文末又有二鈐刻，曰“王葆恒印”、“仙人”。
按碑文所錄“補撰刻石”年代為光緒十五年(1889)春，撰文者為“特用知府即補同知山陰（今浙江紹興）王葆恒”，他在光緒六年(1880)仕於四川，光緒八年(1882)出任西藏拉裏糧務，約1887年前後卸任，並在1889年于成都“補撰刻石”。而查《清實錄》，知光緒二十二年正月辛酉（1896年3月9日）駐藏辦事大臣奎煥（光緒十七年十二月抵藏，為駐藏幫辦大臣，次年九月擢升辦事大臣；二十三年三月卸任）奏調“四川試用同知王葆恒等勘辦界務”，“得旨：即著咨行四川總督調往差遣”。（注：《清德宗實錄》卷384，第9頁上。）
在漢文文獻中，1934年入藏致祭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國民政府陸軍部次長黃慕松，在其《使藏紀程》中也記載了《丹達山神記》碑文。他記道：“此間有丹達廟，祀彭參軍，彭運糧經此，以身殉職，精忠不朽，奉為山神，其事蹟由山陰王葆恒撰記泐石，文曰：公諱元君，字泉三，姓彭氏，江西南昌人，仕滇南，為參軍。乾隆十八年，轉糧西域，道經丹達山，會山雪，人馬陷深岸中，不能出；公後至，籌施無策，躍入雪中以殉，久之，西域使者不得糧，遣使覓至，獲公屍，貌如生，以禮葬于山，聞於朝奉勅建祠以祀，藏番等禮猶虔，號為‘丹達王’，最著靈異。凡往來者，感異域孤身，靡不求公，公鑒其誠，憐其苦，必佑之。省垣東北隅亦有是廟（下略。）”（注：黃慕松：《使藏紀程》，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第184-185頁。）
比勘一下黃氏所錄，與今存清碑《丹達山神記》僅在數處有小異，如碑文稱山神名“元辰”，黃氏記為“元君”；碑文“會大雪”，黃記“會山雪”；碑文“陷深崖中”，黃記“陷深岸中”；碑文“藏番尊禮尤虔”，黃記“藏番等禮猶虔”，以上數處，均為黃慕松誤記。另碑文“靡不求公佑”，黃記脫“佑”字；又脫“號為‘丹達王’”後“廣立廟祀”四字。今碑文已漫漶不清處，如“仕□南”，應據黃記“仕滇南”補上。又黃氏所錄，僅整個《丹達山神記》碑文之半，但黃氏又稱碑文“由山陰王葆恒撰記泐石”，與今存者同。由是可以斷定，這塊王葆恒“補撰刻石”於1889年的清碑，1934年7月黃慕松曾見，並保存至今。
在黃慕松之前，讀過《丹達山神記》碑並有所記錄者大有人在，只是他們所記過於簡約，未抄錄碑文。如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四（西元1904年1月20日），隨從駐藏大臣有泰入藏的吳崇光，亦進入“丹達王神廟”，並“觀王葆恒太守建立碑文”。（注：（清）吳崇光：《川藏哲印水陸記錄》，此據吳豐培《川藏遊蹤彙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48-349頁。）按清之慣例以“太守”指知府，以“西域使者”指駐藏大臣。吳氏之記載表明他亦曾目睹《丹達山神記》碑，該碑的可靠性再次得以證實。
二、丹達山神之產生
丹達神即丹達山之神。丹達山，位元於今西藏昌都地區邊壩縣境內，藏名“沙工拉”山，一作“斜貢拉”山，意為“東雪山”，氣候惡劣，地形險峻。丹達山是傳統意義上康、藏的界山。
宣統三年(1911)，清決定以邊務大臣所轄之地籌建西康省，其境域是“東起打箭爐，西至丹達山頂止，計三千餘裏；南抵維西、中甸，北至甘肅、西寧，計四千餘裏”。（注：（清）傅嵩炑：《西康建省記》上卷，中國藏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5頁。類似論述很多，如徐柯《清稗類鈔》第一冊：“康、藏、衛分三區，蓋打箭爐以西、丹達山以東為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06頁）。）之所以劃定丹達山以東為西康省域，實與“康”（即“喀木”）這一藏族傳統的地理名稱從唐代形成後，至今仍指西藏丹達山以東的昌都地區與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這一大片範圍有關。（注：參見格勒：《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係》，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頁；李紹明：《李紹明民族學文選》，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頁。）
至於丹達山神的原型——“雲南參軍某”，道光(1821-1850)初期被擢升為西藏拉裏糧務的徐瀛，將其說成是明朝故事：“（丹達神）廟在丹達山麓，極靈異，神為前明雲南葉參軍某，監餉烏思藏，過此墜雪窖中，迨春夏雪消，猶僵立鞘上，土人驚異，因奉其屍而崇祀焉，今過山者必禱之，忠藎成神，亦固其所。”（注：徐瀛：《西征日記》，《川藏遊蹤彙編》，第276頁。）
晚清徐柯基本照錄徐瀛的“明雲南葉參軍某”故事：“丹達神廟，在西藏丹達山麓，極靈異。神為明雲南參軍葉某，監餉晉烏斯藏，過此墮雪窖中，迨春夏雪消，猶僵立鞘上。土人驚異，因奉其屍而崇祀焉。凡過山者必禱之。”（注：徐柯：《清稗類鈔》第1冊，第215頁。）
約在1792年前後，為大將軍福康安赴藏清軍督運糧餉的四川總督孫士毅，趁行軍之便曾參謁了丹達廟，其詩《丹達山神祠》之“序”提供了稍為詳細一些的解釋：“相傳康熙時雲南某參軍轉餉赴藏，所過塞路無擾，至此遇害，與徒禦俱凍死雪中。雪融猶抱餉僵立不僕，屢著靈異”。（注：孫士毅：《百一山房赴藏詩集·丹達山神祠》，《川藏遊蹤彙編》，第209頁。）這一記載，將“雲南某參軍”事置於康熙年間。
乾隆末年入藏的文士周藹聯（川督孫士毅的幕僚）曾至丹達山神廟進香，他記道：“又聞康熙間有雲南某，經歷轉餉赴藏，路經丹達，積雪封山，從者饑疲，某戒勿掠食，同時畢命。雪消後，某抱持符檄，僵立如生，遂為丹達山神。”（注：周藹聯：《西藏紀遊》卷1《丹達山》。）所謂“抱持符檄”而殉系周氏臆想，亦在有關丹達山神諸史料中僅一見。
從現有史料看來，“雲南參軍”故事不可能發生於明代，發生於康熙年間的可能性則存在。
民國時期劉贊廷更將年代定在康熙五十七年：“康熙五十七年援藏，有滇軍參軍丹達輸糧至山，適逢山頂冰雪崩潰下墮，將一行百余全行壓死，俟後勅封丹達，於殉難之處建立專祠奉祀，後人尊為‘丹達王爺’，遂將此山改為丹達山，乾隆十三年於建祠之處，設為行台派兵戍守，名曰‘丹達塘’。”（注：劉贊廷編：《趙爾豐奏議公牘全集》卷16，民族文化宮圖書館1961年複製本，第34頁。）劉氏稱死者事達“百餘”，顯系道聼塗説，不足為憑。
查閱一下相關史料，記載康熙、雍正年間從康藏一線入藏的漢文記載，不論是入藏人士的記載，如吳廷偉《定藏紀程》、王世睿《進藏紀程》等，還是諸帝的實錄等，均未見記載丹達山神或丹達廟。就筆者所見，記載丹達神、廟的最早漢文史料為馬少雲、盛梅溪的《衛藏圖識》：“丹達山之麓有廟，相傳雲南某參軍解餉過此，歿于王事，屢著靈異，土人祀焉。過山者必禱之。”（注：馬少雲、盛梅溪：《衛藏圖識》卷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57輯第561種，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86頁。馬、盛二氏對丹達山神、丹達山（第103頁）的記載為以後不少關於西藏輿地之書照錄，或不明言出處，如范鑄於光緒三十年(1904)成書的《三省入藏站紀》；或指明引自馬、盛之書，如民國陳觀潯《西藏志》第14篇《西藏寺廟考·丹達廟》等書。）
在清帝實錄中，記載丹達“山神”最早的是《清高宗實錄》，系於乾隆五十八年四月辛未（1793年5月18日）條：“又諭曰：‘福康安奏：此次官兵赴藏，經過丹達山，均無阻滯，山靈助順，請加封號，並頒懸匾額等語。丹達山遠在徼外，最為險峻，風雪不時，此次自軍興以來，官員兵丁調遣至藏，以及事竣凱旋，均當冬令，經過該處，得以安穩遄行，毫無阻滯，實為神庥佑助，靈應聿昭。允宜列在祀典，錫之封號。著封為昭靈助順山神，交該部載入祀典，春秋致祭，並頒去禦書匾額，交駐藏大臣，飭令于山下舊建神祠敬謹懸掛，以答休應而示懷柔。’禦書匾曰：‘教闡遐柔’。”
大將軍福康安所言，“此次官兵赴藏”指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爾喀（尼泊爾）入侵後藏，清軍往援，終獲勝利。從上述二段史料可知，在乾隆五十八年正式敕封丹達山神為“昭靈助順山神”之前，丹達山“山下”已經存在“神祠”，這個神祠產生的原因在於“相傳雲南某參軍解餉過此，歿于王事，屢著靈異”。
隨福康安入藏的士人楊揆，系乾隆四十四年(1779)南巡召試舉人，著有《桐華吟館衛藏詩稿》，中有《丹達山》五言長詩一首，極言過丹達山之險峻及丹達山神於危急時刻“出險相引救”，“謂為神所佑”，因而事後“整衣拜叢祠，兼以村酒酭。視秩少桓圭，升香無玉豆。作詩志茲行，用當神弦奏”，詩題下作者自注：“路徑奇險，上有雪城山神，屢著靈異，奏列祀典。”
上述三段史料結合《丹達山神記》碑文看來，丹達山神原型應為乾隆十八年(1753)赴藏越丹達山時殉職的雲南參軍彭元辰，時駐藏大臣為舒泰、兆惠。（注：參見《高宗實錄》卷415；《耆獻類征初編》卷24，第1頁。）後駐藏大臣“于朝奉敕建祠以祀”；及至乾隆五十六至五十八年(1791-1793)福康安進、出藏過丹達山均“安穩遄行，毫無阻滯”，因而上奏“請加封號，並頒懸匾額”，得到了乾隆帝的同意，“封為昭靈助順山神”，“載入祀典，春秋致祭”。
乾隆帝加封丹達山神的次年（乾隆五十九年，1794），“戶部議覆，祭丹達山神，每年春秋二季，共需祭品銀二十一兩，按年先於察木多庫貯台費銀內墊支備辦，入於鹽茶耗羨項下開銷，咨部立案”。（注：（清）松筠：《衛藏通志》卷6《寺廟·丹達廟》，第284頁。）文中所言“察木多庫”指昌都糧台府庫。可見當時丹達山神在事實上已受到國家政權的祭祀。
事實上，在乾隆帝賜匾“教闡遐柔”的前一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欽差、戶部尚書和琳”已經在丹達神廟“懸掛匾額‘鎮靖利濟’四字”。（注：（清）松筠：《衛藏通志》卷6《寺廟·丹達廟》，第284頁。）和琳系于當年以駐藏大臣赴藏，借督辦前藏以東台站烏拉等事之便，于當年閏四月經過丹達山時書匾懸於廟內的。（注：參見《衛藏通志》卷13《紀略上》，第384-385頁。）乾隆帝禦書匾在當年(1793)懸掛，而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一年中先後有兩位駐藏大臣在丹達廟進行“懸掛”：先是“欽差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和甯懸掛神贊”，即和寧（史籍亦作“和映”、“和瑛”，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甲午受任，五十九年三月抵拉薩，則其“懸掛”必在三月或之前）（注：參見《高宗實錄》卷1440，第5頁。）所撰贊詩，系四言長詩；（注：參見《衛藏通志》卷6《寺廟·丹達廟》，第284-285頁。）接著另一駐藏大臣松筠(1754-1835)“懸掛匾額‘峙岵通衢’四字”。（注：《衛藏通志》卷6《寺廟·丹達廟》，第285頁。）四年後的嘉慶三年(1798)，松筠在其著《衛藏通志》亦記載：“丹達之麓有廟，相傳雲南某參軍解餉過此，歿于王事，屢著靈異，土人祀焉，過山者必禱之。”（注：《衛藏通志》卷4《程站》，第237頁。）
其卷6《寺廟·丹達廟》的記載價值更高：“拉裏東行四百八十五裏，有雪山，名沙貢拉，山之東麓，有丹達神廟，最稱靈驗，凡過者，必虔誠禱祝，乃得平安。相傳雲南某參軍解餉過閻王碥，餉鞘落雪窖中，身與之俱墜，人無知者，迨春夏雪消，猶僵坐鞘上，土人驚異，遂奉其屍而祀焉。”（注：《衛藏通志》卷6《寺廟·丹達廟》，第238頁。）
這一解釋比“歿于王事”更為詳細，同時說明“土人驚異，遂奉其屍而祀焉”，可又為“土人祀焉”的注腳，說明“雲南某參軍”死而屍身“猶僵坐鞘上”，為當地藏族人所“驚異”，事聞，為駐藏清政府所重視，經加封等活動，正式承認了這一新造出的神靈。可見，丹達神崇拜是出現於乾隆中葉西藏丹達山之地，並在乾隆末年得到國家承認，成為當地藏漢人民以及過往者共同信奉的神靈。
丹達山神崇拜產生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兩點。第一是由於丹達山海拔在6000米以上，地勢險要，四季難行，清代漢籍中相關記載較多，如曾於1794年越過丹達山的駐藏大臣松筠說：“（丹達山）峭壁摩空，蜿蜒而上，過閻王碥，夏則泥滑難行，冬春冰雪成城，一橫逼仄，行人拄杖魚貫而行，此赴藏第一險阻也。”（注：《衛藏通志》卷4《程站》，第237頁；又可參馬少雲、盛梅溪《衛藏圖志》卷上《丹達山》，第103頁。）
劉贊廷于民國年間編輯《趙爾豐奉議公牘全集》時，對宣統二年(1910)趙爾豐所撰的一件奏議“附注”曰：“丹達即丹達山，地輿名‘魯貢喇山’，為冬拉岡裏嶺，亟高一峰，板海一萬四千余尺，終年積雪，山道崎嶇，狹窄難行，冬則冰雪，夏則泥溝，上下盤旋不能乘騎，皆拄杖魚貫而進，遇有暴風寒冷刺骨，而吸力薄弱，呼吸不靈，即將人悶死，一難關也。”
20世紀50年代初，人民解放軍進藏，在翻越“號稱‘天下第一山’的丹達山”時，（注：陰法唐：《解放西藏：祖國大陸統一的最後一頁》，原載《縱橫》1999年第1期，此轉引自《新華文摘》1999年第4期。）仍然感到驚心動魄。人在嚴酷自然條件下感到無能為力時，往往會渴望超自然力量的庇護，在這種情況下各種神靈應運而生：漂洋者有媽祖、南海神，渡洛水者有洛神，越丹達山者有丹達神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宗教氛圍濃厚的藏區，神山、聖湖之類有靈異之地甚多，大雪覆蓋，終年不化的高山大多是神山，據說神山均靈驗異常。丹達山就是其一。我在昌都考察時亦在當地朋友指引下見識了多座白雪皚皚的神山。看一下當時的記錄，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道光四年(1824)末謁拜丹達山神廟的徐瀛，在其日記中聲稱自己拜祈之前，天氣“彤雲欲雪”；拜祈之後，“天即晴霽，星月燦爛，神之靈昭昭矣”。（注：（清）徐瀛：《西征日記》，《川藏遊蹤彙編》，第276頁。）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昌都一帶調解乍丫（今昌都地區察雅縣）糾紛的姚瑩則說：“今過（丹達）山者必虔祀之，否則冰雹立至”，“其靈異可知矣”。（注：（清）姚瑩：《康輶紀行》卷7，第2頁。）王葆恒也說：“計在西藏五年，無日不感公之庇護也”。此類所謂“靈異” |